爱华网早期猿人阶段。出现于更新世早期，以坦桑尼亚距今 175万年的“能人”(Homohabilis)为代表。这一阶段的人类已具人的基本特点，但还有许多原始性。能直立行走，还能制造简单的砾石工具。外貌像猿，但脑量达700毫升，比现代猿大。
晚期猿人（直立人）阶段。出现于更新世中期，以北京猿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和爪哇猿人(Homoercetus Java)为代表。与北京猿人大致同时的还有蓝田猿人(Homo erectuslantianensis)和海德堡人(Homo erectus heidelberensis)等。这一时期的猿人,身体形态已有明显的进步性，身体像人，脑颅像猿，但脑量较大,在715～1225毫升之间，直立行走的姿势已与现代人接近。在文化上已能制造较进步的石器，并开始用天然火。比早期猿人分布范围更广泛。
早期智人（古人）阶段。古人生存于距今10～20万年至5万年前，广泛分布于亚、非、欧洲的许多地区,以德国的尼安德特人(Homosapiensneanderthalensis)为代表。中国发现的古人化石有广东的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山西的丁村人。古人的脑量已达现代人的水平，制造石器，靠渔猎生活，能人工取火。丁村人在石器打制技术上比北京猿人有了显著提高，加工更加精细。
晚期智人（新人）阶段。出现于近5万年内,以法国的克罗马侬人(Homo sapienssapiens)为代表。在中国有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内蒙的河套人，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新人在形态上已非常像现代人,在文化上已有雕刻与绘画的艺术，并出现了装饰品。新人分布范围比古人更广泛。新人化石不仅发现于亚、欧、非洲的广大地区，在大洋洲和美洲也有发现。在新人阶段，现代人种包括黄种、白种、黑种和棕种，开始分化和形成，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柳江人是现代黄种人的祖先，克罗马侬人是现代欧洲白种人的祖先。
一、山顶洞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与人类化石一起﹐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并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约3万年。山顶洞人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的作用，按母系血统确立亲属关系。他们使用共有的工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山顶洞人仍用打制石器，但已掌握磨光和钻孔技术。他们已会人工取火，靠采集、狩猎为生，还会捕鱼。他们能走到很远的地方同别的原始人群交换生活用品。山顶洞人已用骨针缝制衣服，懂得爱美。他们死后还要埋葬。
中国北京郊外周口店龙骨山猿人洞中曾发现多具北京猿人化石，但在山的最顶端石钟乳洞，即山顶洞中，1933年有新人阶段的化石人骨出土。称此为山顶洞人。地质年代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晚期。至少为7个人体的人骨，年龄范围自新生儿至老年。其中三个头骨保存良好。根据魏敦瑞（F.Weidenreich）的主张，其中男性老人与欧洲克罗马农人相似，成年女性头骨A是美拉尼西亚人，成年女性B与爱斯基摩人相似。魏敦瑞从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远古时代人的个体差异较之今日的人种差异为大，这是由于各地方的人经过选择，而产生了今日人种的变异。现在一般多不接受这种说法，认为山顶洞人是未分化的蒙古系人种（黄色人种）。
洞穴和年代
山顶洞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4部分。洞口向北﹐高约4米﹐下宽约5米。上室在洞穴的东半部﹐南北宽约8米﹐东西长约14米。在地面的中间发现一堆灰烬﹐底部的石钟乳层面和洞壁的一部分被烧炙﹐说明上室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在上室文化层中发现有婴儿头骨碎片﹑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下室在洞穴的西半部稍低处﹐深约8米。发现有3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的粉末及一些随葬品﹐说明下室是葬地。下窨在下室深处﹐是一条南北长3米﹑东西宽约1米的裂隙。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动物骨架﹐推测它们是在人类入居以前﹐偶然坠入这个天然“陷阱”之中的。
在山顶洞堆积中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共54种﹐其中哺乳动物有48种﹐大多数属华东﹑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现生种﹐绝灭动物只有洞熊﹑最後斑鬣狗和鸵鸟3种﹐仅占动物总数的12.1％。由此表明山顶洞是晚更新世末的洞穴遗址。
体质特征和种族
山顶洞的人类化石共代表8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由头骨缝的愈合程度和牙齿的生长情况看﹐其中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1个是少年﹐1个是5岁的小孩﹐1个为婴儿。
山顶洞人的体质已很进步。头骨的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颏突出﹐脑量已达1300～1500毫升。这些特徵和现代人相一致。男性身高约为1.74米﹐女性为1.59米。
关于山顶洞人的种族﹐德国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曾认为老年男性头骨的测量指数很像西欧的化石智人﹐如克罗马农人﹐但根据形态观察﹐又可确定是原始的蒙古人种。女性头骨之一属于美拉尼西亚人类型﹔另一具则属于爱斯基摩人类型。甚至认为这些不同种族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家庭。中国古人类学者的研究认为﹐老年男性头骨几乎所有的面骨测量指数都和现代的或化石的蒙古人种相近﹐而远于西欧的化石智人。从形态方面观察﹐头骨的许多特征﹐如鼻骨较窄﹐有鼻前窝﹑颧骨突出并且较直﹐以及有下颌圆枕等﹐都属于蒙古人种的特征。女性头骨之一﹐由于人工变形﹐不能作分析种族的正常依据。但其面骨部分的主要测量数值和指数﹐都接近现代的或化石的蒙古人种﹐其相似程度大于与现代美拉尼西亚人相似的程度。所有的形态特徵也都更接近于蒙古人种。另一具女性头骨的测量结果表明﹐她是与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有密切联系的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她比以上两具头骨具有更为显著的蒙古人种的典型形态特徵。
山顶洞人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但个体之间尚有一些差别﹐表明当时蒙古人种正在形成之中﹐一些形态细节尚未充分形成。但有的学者认为﹐种族形成的时代比山顶洞人要早得多。(见山顶洞人复原像)
文化遗物
山顶洞人的石器数量很少﹐总共25件﹐都不具代表性。砍斫器只有3件﹐用砂岩砾石打制而成。刮削器都是用燧石或脉石英石片制成的﹐其中一件凹刃刮削器制作较精致。两极石片(或称两端刃器)多为脉石英﹐两端有石屑剥落的痕迹。这种石片在北京人遗址中发现很多﹐山顶洞人沿用了同样的方法制作工具。骨角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骨针﹐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针身微弯﹐刮磨得很光滑﹐针孔是用小而细锐的尖状器挖成的﹐它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缝纫工具。还有1件赤鹿角﹐枝叉被截去﹐表面经过刮磨﹐尖头残缺。有人推测可能是做矛头使用的。
山顶洞人的石器和骨针
山顶洞人的装饰品非常丰富﹐有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小石坠﹑鲩鱼眼上骨和刻沟的骨管等。穿孔兽牙最多﹐有125枚﹐除1枚虎门齿外﹐馀者为獾﹑狐﹑鹿﹑野狸和小食肉类动物的犬齿﹐均在牙根部位两面对挖成孔。有的因长期佩带﹐孔眼已磨光变形。其中5件出土时呈半圆形排列﹐可能是成串的项饰。穿孔海蚶壳3个﹐在铰合部以下处磨穿成孔。制作得最精巧的是7颗小石珠﹐原料为白色石灰岩﹐形状不规则﹐大小相近﹐最大的直径为6.5毫米﹐孔眼由一面钻成﹐珠表面被染成红色。它们都散布在头骨附近﹐可能为头饰。石坠系用天然的椭圆形黄绿色岩浆岩小砾制成﹐两面扁平﹐其中一面经人工磨过﹐在中央对钻成孔。还发现1件鲩鱼的眼上骨和4件骨管。前者在边缘处钻一小孔﹐局部染成红色﹔后者用鸟骨制成﹐管体光滑﹐有磨擦痕迹﹐表面有短而深的横沟﹐多少不等但排列一样﹐显然是为了接系其他饰物特意刻出来的。
山顶洞人的装饰品
生产﹑生活和埋葬山顶洞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现在当地的情景相似。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似鬃猎豹﹑果子狸和牛﹑羊等生存于其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在遗址里还发现鲩鱼﹑鲤科的大胸椎和尾椎化石﹐说明山顶洞人已能捕捞水生动物﹐把生产活动范围扩大至水域﹐这标志著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的能力的提高。
山顶洞人的石器虽然不典型﹐但骨器和装饰品制作得十分精美。他们掌握了钻孔技术﹐不仅会一面直钻﹐而且能两面对钻。在鲩鱼的眼上骨和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细孔﹐表明技术已相当熟练﹐制造钻孔工具的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山顶洞人掌握了磨制技术。尽管这种技术仅用于制造装饰品﹐但却为以后新石器时代磨制工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山顶洞人还懂得用赤铁矿粉末染色的方法﹐这使得装饰品更加鲜艳美观。钻孔﹑磨制和染色技术﹐都是以前时期所没有的﹐这些新技术的运用显示出人类生产技能的提高﹐也使生活内容更加丰富。骨针的出现意味著当时已会缝纫。缝缀起来的兽皮既可搭盖住所﹐抵御风寒﹐也可掩护身体。而装饰品的出现﹐则表明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审美观念。山顶洞人将死者埋葬在下室﹐说明他们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有人认为尸体上及周围的赤铁矿粉象征血液﹐人死血枯﹐加上同色的物质﹐是希望死者在另外的世界中复活。
山顶洞人文化遗址是1930年发现的，1933年和1934年进行了发掘，已挖完。山顶洞文化的底层直接堆积在“北京人”遗址的第1层上。山顶洞洞口向北，发掘时被拆除，所见向北的口是人工开凿的。山顶洞遗址由四部分组成：洞口，人室、下室和下窨，前三部分都发现有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下窨只发现完整的动物化石。
山顶洞的洞口高4米，下宽约5米；上室东西长12米，南北宽8米，上室西部有一陡坎，向西倾斜，表面有厚层的石钟乳，下室在此斜坡的底部。下窨在下室深处。
在山顶洞发现了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化石以及其他解剖部位的化石多件，总计有lO个个体或稍多，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人类化石最多的。
在下室，发现一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头骨各；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介壳，穿孔的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也是至今所知国内这个时代唯一的墓葬遗存。从山顶洞出土的石器，人工痕迹清楚的有25件。做石器的原料主要是石英，还有燧石和砂岩。打石片的方法有两种，砸击法和锤击法，山顶洞人文化的主要标志是应用磨光技术和钻孔技术，制造出造型精美的骨器、角制品和大量的艺术品。
骨器，除了一些打击骨器外，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枚骨针。这件标本保存尚好，针眼上缘残缺，下缘至针尖保存完好，长82毫米，针身浑圆，针尖如芒，针眼由残存部分看，是挖刮而成的，而不是钻出来的。由此发现可知山顶洞人已懂得缝衣御寒。
在山顶洞人遗址内发现装饰品共141件。穿孔的小砾石一件，各类穿孔的兽牙125件，包括狐狸的上下犬齿29枚，鹿的上下犬齿和门齿29枚，野狸上、下犬齿17枚，鼬的犬齿2枚，虎的门齿1枚，还有2枚残牙可能是狐狸或鼬的；穿孔的海蚶壳3个，钻孔的青鱼眶上骨l件以及有刻道的骨管4件和石珠7件。
山顶洞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由于赤铁矿石和海蚶壳的发现，可知其活动范围的扩大，北至宣化，南达海边。
周口店第4地点位于第1地点南约100米处。系1927年李捷和步林发现，1937—1938年进行试掘，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和少量石器。1967年在第4地点北端发现了一个“洞口”，故又有新洞之称。1972年在该地点西侧修路，挖掉部分堆积，发现灰烬层，十多种哺乳动物化石。1973年正式发掘，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一枚人牙、用火遗迹和数十件石器。
第4地点其前部是南北走向的裂隙，最宽处约5米，堆积厚度约6.5米，后部为洞穴(“新洞”)，洞的走向先向北，而后折向东南。堆积物可分为上下两部，下部呈灰黄色，下部颜色略红，第5水平层(在深5米处)化石较多。人牙化石发现于第5水平层，是一枚左上第一前臼齿，与“北京人”同一牙齿比较，有明显的不同，是“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的代表。
用火遗迹有灰烬层，见于底部。石器数10件，原料基本上是石英，打片方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石片长度多在30一40毫米，工具有刮削器和尖状器，其中以1938年发现的一件喙形尖状器最精致。这个地点的哺乳动物组合有33个属40个种，其中现生种占82.5％，绝灭种占17.5%。其时代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
周口店第13地点1933年10月，在步达生领导下，在龙骨山南约l公里处发现了新的化石地点，命名为第13地点。发掘工作在裴文中领导下进行，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6月，挖土约400立方米，获化石161箱和少量的石器。
从这个地点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共36种，其中大多数是大型动物，食肉目动物占可鉴定的动物的1／3。在这个动物组合中，比较有意义的种属有变种狼、中华缟鬣狗、最后剑齿虎、上丁氏鼢鼠、拟布氏田鼠、拉氏豪猪、三门马、梅氏犀、葛氏斑鹿、扁角肿骨鹿、德氏水牛和硕猕猴这个地点还发现文化遗物，有砸痕的砾石和石片，燧石做的梯形石片，其下缘还可见到清楚的使用痕迹；脉石英小砾石做的单直刃刮削器，可供割切之用；原始型的尖状器，小型砍砸器。从这些为数不多石器材料可知当时人打片用两种方法：砸击法和锤击法，修理工具用锤击法，并已有3种工具：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
第13地点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猿人文化早期，因为这两个地点含文化遗物的地层都发现扁角肿骨大角鹿、上丁氏鼢鼠和原始型的尖状器。
周口店第14地点在第l地点南偏西的一座低山上，因其地盛产鱼化石，当地叫鱼岭，两地相距约2公里。1933年作过化石采集，经张席褆教授研究，鉴定为两个种，长达12毫米的大脊椎因材料不足，未作鉴定。
该地点长25．9米，宽8米，为南北向洞穴，堆积分为三层，上层为洞顶破坏后堆积的红土和表土，中层为石钟乳层，下层为胶结的或未胶结的泥沙层，鱼化石出于此层，并只限于上部的1米厚的堆积和近底部的14厘米一薄层，中间有厚约3．7米的砂岩层隔开。已发现的鱼化石总数约2000尾，保存很好，能看到骨架、鳍、鳞片，甚至可看到肌肉的轮廓。在周口店陈列馆里，有一块“鱼壁”。
已发现鱼化石最长的400毫米，最短的57毫米，一般为150—250毫米。种类仅4种：席褆刺趴是新种，云南趴、四川趴和短头趴。在这4种鱼中，有两个绝灭种，趴鱼现只生长在长江以南，刺趴现产长江流域。
二、内蒙的河套人
我国新人化石。1922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河岸砂层中发现。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所发现的化石有左上侧门齿一枚。齿的大小与现代人相似，齿冠结构具有原始特征。1956年在该区域又发现顶骨化石一块和股骨一段。
“河套人”的体质特征接近于现代人，在人类的进化阶段属晚期智人。到目前为止，“河套人”文化遗址共发现人类化石、石器380多件，还有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
“河套人”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是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领域均具有较大影响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对研究人类的进化过程和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及旧石器晚期文化类型特征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它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在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掀开了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帷幕。同时，“河套人”作为具有丰厚积淀鄂尔多斯文化的人文始祖，对于研究历史悠久的鄂尔多斯文化的发展沿革有了追本溯源的科学依据，为进一步弘扬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河套人”文化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萨拉乌素河流域(今乌审旗河南乡境内)。从上世纪20年代初以来，在萨拉乌素河流域乌审旗大沟湾一带，发现了古人类的额骨、顶骨、枕骨、单个门齿、下颌骨、椎骨等化石。经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得出了这是三万五千年以前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古人类化石的科学结论。
发现“河套人
”
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的萨拉乌苏遗址，是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及古生物学家、北疆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创办人桑志华（EmileLicent）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发现“河套人”的地方。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杨泽蒙介绍，法国人在萨拉乌苏发现的“河套人”化石，是较早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
上世纪２０年代以前，由于亚洲地区未发现确切的和古人类活动有关的资料，加之受“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及亚洲地区究竟有无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标志的早期古人类活动行踪，是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河套人”的发现，拉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帷幕。此后，“北京人”“山顶洞人”相继被发现，使中国成为世界古人类四大进化链之一。
杨泽蒙说，继发现“河套人”之后，我国科学家多次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了考古和地质考察。截至目前，已发现至少１０个较为集中的化石出土地点，分布在萨拉乌苏河沿岸约４０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人类化石、石器等文化遗物６００多件。
河套人化石和石器
河套人化石于1922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河岸砂层中被发现。他们的体质已接近现代人，牙齿的大小也与现代人相似，但头骨和股骨骨壁则较厚，齿冠结构具有原始特征。河套人生活的时代距今大约5万至3.7万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属晚期智人。
河套人使用的石器只经过简单的捶击法加工，体积极小，主要为刮削器、钻具、尖状器和雕刻器。同时期生存的动物有野马、普氏羚羊、原始牛等45种，现时多数已绝种。
“河套人”生存年代
随着专家对鄂尔多斯“河套人”测年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河套人”生存年代的认识渐趋一致。
董光荣，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他和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专家伊功明等，近年来依据地层沉积相变化和绝对年代控制，并采用同位素热释光方法和同位素光释光方法，确定“河套人”生存的年代。
据杨泽蒙介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一直认为“河套人”生存于距今３．５万年左右的全末次冰期（玉木冰期）中某一暖期。如今，随着专家对新的测年研究结果的确认，“河套人”生存年代提前。
“河套人”为晚期智人？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英国学者路易斯·利基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发现了一种命名为能人的化石人类，通过对能人、智人及现代人骨骼特征的综合分析，他认为能人是智人及现代人的直系祖先。
据杨泽蒙介绍，从解剖学上看，已发现的“河套人”化石的体质特征形态比尼安德特（人类进化阶段的早期智人代表）类型的人类化石更为接近现代人，属于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目前，古人类学中有关现代人起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多地区进化学与出自非洲学说之间的对立，人类化石是直接证据。
随着萨拉乌苏遗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不仅中国现代人究竟从何起源这一难题有望破解，而且该人类集团中所特有的东西文化交流特性，也将有一个答案。
对“河套人”认识不到位
杨泽蒙说，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微生物学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河套人”，目前还未进行正式大规模研究。
从发现“河套人”至今，我国对“河套人”的研究停留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本地区的活动情况，围绕“河套人”和萨拉乌苏遗址开展的考古学、古人类研究不系统。
杨泽蒙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学科的发展，对“河套人”和萨拉乌苏遗址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可能开启中国乃至亚洲现代人起源、欧亚草原地区东西文化交流的世界性领域研究课题。
鄂尔多斯（河套人）文化遗址区
距巴图湾水库上游30公里处是萨拉乌苏河套人遗址，7-14万年前，我们的先人曾生息在这里，是著名的“鄂尔多斯河套文化”和“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的集中产区，是人类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天然地质博物馆。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区狭长蜿曲的沟湾，地貌奇特，被誉为世界级的沙漠大峡谷。在原生态的峡谷内徒步探险，踏着先祖的足迹，领略先祖故土风光，偶尔还能拾到几块古人类或古动物化石，会让你激动不己，惊喜万分。
“河套人”生存提前3.5万年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日前发布一条惊人消息：中国学术界目前确定，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比过去认为的年代至少提前了3.5万年左右，原本在人类进化史上并不显赫的“河套人”，成为破解中国现代人起源之谜的关键，这个结论又一次引燃了2007年考古学界对现代人起源的争论。
而在现代人起源的问题上，多地起源说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争论由来已久。
“河套人”年代争论已久
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副馆长杨泽蒙介绍，考古界对“河套人”的年代的判定，普遍认为在5万年之内。中国科学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对“河套人”生活地层内沙土的分析测定，其年代超过5万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说，在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
石器时代的遗存一直是一个
未解之谜。“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如果能在亚洲找到早于6万年前，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就能把我国的晚期智人这一链条串起来。对“非洲起源说”是个有力回击。
依据非洲单一起源论，目前地球上各个人种都是十多万年前，某一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夏娃”。“河套人”如果距今7万年至15万年，将会有力地支持人类多地起源说。
黄慰文说：“我们发现碳14同位素的方法测定范围不超过5万年，超出5万年就不太准确了。后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光荣和他的学生采用另一种同位素方法，热释光方法所获得的结果为距今7万年至15万年。这些测定是站在垂直陡坡，往地下60米处挖掘采样，条件相当艰苦，而且，上述结果也符合萨拉乌苏动物群和地层学观察对于遗址的判断。所以，我也转变了看法，认同‘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
他认为，过去东亚地区缺乏现代人的化石证据，使现代人“非洲起源”说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200万年前的巫山人牙化石。但由于东亚地区缺少5万年至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证据，使这种连续性出现了缺失，而7万年至14万年间的“河套人”的发现，找到了中国人进化过程中所缺的早期智人这一环，与随后的“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晚期智人有机的相连了，这正是“河套人”年代纷争的真正意义所在。
还需确定更准确的“年龄”
对于“河套人”最新年代的判定，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赞同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称，他们还是认同“河套人”的年代应该划定在5万年以内。
同时，他们表示，认为大约200万年前远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观点，在科学界没有太多争议，但认为10万-15万年前的现代人起源于非洲，这在目前争议还很大，远没有形成定论。
即便“河套人”就是存在于7万年至14万年间，也不足以支持多地起源说，因为化石证据还是太少。
面对不同的声音，黄慰文认为，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西风盖过东风，和他有书信来往的英国考古学家罗宾·丹尼尔就曾表示，西方学术界包括认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人，在面对东亚古人类考古结果时往往是苛刻的，而遇到非洲的考古发现，面对人类“非洲起源说”的证据则往往是宽容的。所以，考古学界应该提出更多的证据证明“河套人”的年代。
三、广西的柳江人
我国新人化石。1958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通天岩洞穴中发现，故名。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所发现的化石有一完整头骨及部分体骨和肢骨。头骨属中头型，面部和鼻部短而宽’眶部低宽，门齿舌面呈铲形，但其眉嵴很显著，额骨和顶骨较现代人扁平；具有原始蒙古人种的特征。
吴汝康(1959)认为，柳江的全部人骨化石可能属于同一个中年男性个体。生物分类上归于晚期智人。柳江人是中国以至整个东亚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晚期智人。一般认为其生存年代在距今3—5万年间。
黄现璠认为:"柳江人所在的区域,恰好是壮族先民的活动地域，也是今天壮族的聚居地区。基于此，壮族是这些古人类的后裔之—"。(参考黄现璠著《壮族通史》)
四、四川的资阳人
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1951年在四川省资阳县城西黄鳝溪修建铁路桥时，在桥墩基坑中发现。同年由裴文中主持发掘,又出土1件骨锥。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
资阳人化石为一较完整的头骨。面骨保存有上颌骨的一部分。头骨较小，表面平滑圆润，额结节和顶结节都明显突起，额部较丰满。头骨内面骨缝几乎全部愈合。说明属一老年女性个体。其基本特征和现代人相似，但也保留了若干较原始的性质。如眉嵴比同龄同性的现代人显著，两内侧端几乎相连；前囟点位置较现代人的靠后；颞骨鳞部较低矮而平整，弧度较现代人小，从而表明其脑量不大。因而被认为是晚期智人阶段的化石。骨锥底部缺失,残长10.82厘米。锥尖钝而光滑，呈深褐色。锥身有刮削加工的条痕。
与资阳人化石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鬣狗、虎、马、中国犀、猎、麂、水鹿、大额牛和东方剑齿象等。原研究者认为，这些动物化石分属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两个时代，人类化石与后者同时。
1972年，发表了资阳人出土地点一件树木化石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数据，为距今7500±130年,有人据此认为资阳人属于新石器时代。1980年以来，有关单位对资阳人地层多次进行考察,采集了不同层位的动、植物化石，进行了放射性碳素断代和铀系法断代的测定，结果表明该地点附近地层堆积比较复杂，从顶部的距今2170±70年到底部的39300±2500年,早晚都有。尽管资阳人化石出土层位不十分确切，但根据头骨形态及测量数据所表现出的若干原始性质，许多学者仍肯定它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
近年来,在资阳人化石出土地点以西170余米处的深7.5～8.8米的砾石层中，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原料多为石英岩砾石，制作方法和类型与铜梁旧石器地点的石器相似。还在资阳县鲤鱼桥一带与资阳人时代相同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植物化石，有树干、树叶、种子、果壳等。研究表明，当时的地貌和今日相似，气候则较温和温润。这些新的发现，使人们对资阳人的文化及生活有了进一步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