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照范文澜的原初构想，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下册将要描述清代中期即1840年之后的历史，后来或许是因为篇幅限制，或许是研究计划调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只有上下两册，1840年之后的历史单独成书，取名为《中国近代史》，于1947年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上编，虽然不是很完全，但确实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讨论框架。
由于范文澜与毛泽东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范文澜在讨论近代史的框架时，其实与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相互影响，他参照毛泽东的一些分析，将1840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定义究竟具有怎样的量化标准当然很难说了，但这个定义却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思考是有意义的，只是由于时代条件的制约，范文澜除了那本《中国近代史》上编外，在近代史的整体构思全面展示上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即便1949年之后专门为这项工作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也依然因为时代因素在这个整体建构全面展示上没有多少成绩。
中国近代史研究真正获得全面推进的还是到了1978年之后，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就是胡绳和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书七十多万字的著作全面论述了鸦片战争之后八十年的历史，为这段历史构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解读框架，也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叙事视角。
胡绳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贡献，当然与其不凡经历和知识积累有关。胡绳生于1918年，江苏苏州人，原名项之迪。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然而一年后就到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开始在《读书生活》、《新知识》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逐渐在进步文化界崭露头角。1948年，胡绳发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比较全面深入研讨1840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对于这段历史给予非常个性化的解读，影响很大。
1949年之后，胡绳在担负理论宣传责任的同时，继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950年代发表有《中国近代史提纲》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等，既具个性化又兼具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大致成型。不幸的是，文革十年，一切正常的学术研究都被打乱了，胡绳从干校归来后逐渐担负一些重要的领导责任，尽管如此，他依然接续先前的思考，着手写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书，后于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成为1980年代最受欢迎的大众历史读物。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字本，红旗出版社出版了简本。这几个本子都多次重印，据说到了1995年就累计印了三百多万册。1997年出版修订本，作者在内容上文字上作了比较多修改或调整，但基本论点和解释体系并没有动。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虽说是一本立足于向青年读者、干部群众传播近代史知识的读物，但确实是胡绳的一部重要著作，是胡绳对近代中国历史最全面的阐释，从中可以观察他的史学理论和一般历史方法。
胡绳坦诚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自己对近代史的分析就是运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他虽然在晚年表示或许可以用现代化的观念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但他紧接着就表示自己还没有看到一部用现代化理论解读近代史的成功之作，似乎依然坚信自己先前的立场并没有多大问题。胡绳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近代中国的历史问题，因为在这段历史发生前，中国的社会政治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动，而到了这个时段，政治的社会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动荡和变动。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星期，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帝国主义的入侵更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复杂化，不同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表现出相当差异性。因此，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就很难解释清楚这段历史的本质。
在这部书中，胡绳全面讲述了他所说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半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史”，也是后来重构的完整近代史（1840-1949）的前半段。这本书既然只写了近代史的前半段，因而作者就不愿使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名字。作者后来也有意编写五四运动至1949年的历史，以期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只是留下了部分谈话和样稿。
胡绳在这部重要作品中讨论的框架是他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他认为，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胡绳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对近代史研究影响非常大，但是今天看来，这样的概括其实很难容纳近代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内涵，而且三次革命高潮过于看重底层社会的反抗，忽略了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富强、民主、自由的普遍追求。因此总体而言，胡绳的这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反 映了那个时代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理念，是一部学术名著，但在许多具体问题的探讨上现在看来可能稍嫌片面了。
从三次革命高潮继续分解，胡绳认为近代中国前半段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就是：
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这本书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对于胡绳的这个安排，有人并不认同，以为下限应该放在1873年而不是1864年。但胡绳认为，1864年天京的陷落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还有捻军的活动或其他的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这个时段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占有两编的篇幅。对于这个时期，学术界也有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是1905年而不是1901年。但是在胡绳看来，1901年之后的几年，已经是从1905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1864年到1894年或1895年化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1911年。胡绳却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1864-1894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来说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1911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胡绳看来这是不适当的。胡绳认为，1901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代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二十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这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第四编。胡绳在这里并没有采用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没有采用把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1919年的看法。胡绳认为，当袁世凯在1912年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就已经结束了。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1912-1919）。这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第五编。胡绳强调，这是从旧民主主革命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为一个时期的。
这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基本结构，也是作者所要讲述的内容，作者的大致立场从这个结构中就能感觉出来一二了。很显然，作者比较倾心于近代史上的几次革命，以为这些革命即便是有缺点的，不成熟的，甚至有许多是具有副作用的，是并没有成功的，但是如果放到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也不能不承认它们的进步性、必要性，承认正是这些革命推动的社会历史进步。
基于对革命的偏好，胡绳对于近代史的改良当然更多批评。他认为，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主义常常具有两面性。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
胡绳指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完全隔绝。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也不了解世界。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隔绝，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因为有了这种联系，中国人打开了眼界，中国人民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进步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近代中国社会同时了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思想，也是和中国不再是对外界完全封闭的社会有关。但是，在那一百年间，中国是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即半独立的国家和世界联系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联系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列强或许在客观上为中国带来了技术、资本和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但是列强从来没有想着让中国走上独立与富强。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这是作者坚持毕生的一个重要看法，也是那一代中国大陆历史学家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认识。
近代中国的重要改变确实由于外部世界的刺激，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说，假如中西之间始终不接触不交流，近代中国的问题都不会发生。既然发生，必然会有冲突有交流有融汇，因而在讨论近代史的时候，总是不可避免面对排外还是媚外的问题，而很多人往往以义和团为例进行论证。胡绳认为，义和团运动不能简单地定性为一场排外运动，义和团之所以在1899年勃兴，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入侵所激起的反抗，只是由于那时还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所以带有排外的色彩。但是经过义和团之役不久，中国人民已经超越了初期的幼稚的斗争时代，懂得排外不是出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推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统治，并不要排外，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世界联系，才能在和世界的联系中不是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受人支配的地位。
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剥削，胡绳那一代史学家还认为，造成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的原因，还有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生存状态非常艰难，一直无法壮大起来，它不但遭到具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而且无力抗拒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居于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近代中国前七十年是在清廷的统治下。帝国主义使清廷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的驯服工具；在清朝覆灭后，帝国主义又支持一个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官僚势力。旧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维护而得以继续存在。帝国主义利用他们作为统治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样，帝国主义阻断了中国的工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道路，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封建状态。
胡绳指出，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二是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胡绳那一代历史学家思想家的思考重点，就是近代中国的出路就是要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只有将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中国的近代化才能踏上坦途，否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在封建半封建政治统治下，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一切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没有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自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奋斗了几十年始终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呢？胡绳在这部著作中的结论就是近代中国没有产生一个新的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政党。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启发，又从五四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于是他们走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由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于是产生了共产党，于是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在胡绳那一代人看来，这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的逻辑和历史的必然。这就是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著作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