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汤因比论汤因比》
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的这本窄32开的小书，正文按篇幅算也不到九万字。我买的这本是1991年印的，2．35元。近几年，我花几十块钱买的厚书，有的看不到一两个小时就会扔掉；但这本小书，我先后看过好几遍。
这本书的副题是《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1972至1973年，汤因比（1889—1975）与英国一家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作家厄本一起，连续做了一些广播对话的节目；这本书就是这些对话的记录。
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更准确地说，是历史哲学方面的伟大的思想家。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多卷本的《历史研究》（我只看过其节本）。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有两点：一、六千年来人类历史上一切存在过的文明，在哲学上是平等的；二、每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过程。前一点，破除了欧洲文明中心论；后一点，预示着人类社会不可能持续地直线向前发展。这些观点，对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有所继承。总之，我认为这两个观点极为重要。
这本对话录可以说是漫谈、杂谈；以下我也只挑我感兴趣的几点说说。
汤因比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且看他对历史学本身的一些看法。
本书的一个小标题是“历史——胜利者的宣传”。在对话的正文中，当厄本接着汤因比的话茬刚说了一句“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后，汤因比紧接着说道：“的确如此，而你却不可能探明这些歪曲了的真相。”（10页）这个观点，普通人常常也会想到的，但由著名的历史学家郑重地说出来，似乎令我们的心情更为沉重。
在第33、34页上，汤因比继续说道：
“历史学家认为政府部门的档案文件就像地质层一样——它们是客观的证据。如果你曾在一个政府部门里工作，参与过制订文件，那么你就会非常怀疑……我确信，到下一个世纪，我们将可以利用很多比现在我们所利用的更广泛的有关拜占庭或希腊、罗马历史的文件；但我不相信这将使历史更为可靠。”
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历史文件，但永远都是不完全的，都是有所遗漏的。更可怕的是，一些文件是有意地掩盖、或者歪曲了真实的事相的。再退一步，即使不是出于有意，人们自己的观点、立场，也会使得他的叙述不可能完全客观、公正。汤因比说：
“一个例子是古希腊史，它几乎全部是按照雅典人的观点撰写的……我一直非常相信，有必要削弱胜利者所作的宣传的重要性。”（12页）
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事情是这样，最近几十年、几年的情形同样是这样。大的场合、小的场合都一样。因为，失败者的声音以及文字，是传播不出去的，是流传不下去的。认真的、扎实的历史研究，最多只能搞清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某一个历史段落的大致的情形，而根本不可能搞清某一个个人的情形，特别是那些小人物，那些普通的个人。
即就是大人物，比如说林彪吧，林彪的飞机究竟是怎样掉下来的，历史学家能搞清楚么？关于这件事，以后会有什么重要的历史文件吗？而有的所谓文件，是可靠的、值得信任的吗？至于小人物、普通人，比如前几年在监禁十一年才得释放的农民佘祥林，如果不是他走失的妻子又回到家中，而是在前几年她病故了，他的杀妻罪能洗刷得掉吗？会有哪一位历史学家、哪一位法学家、哪一位政治学家、哪一位哲学家、哪一位教授、哪一位博导来关心这件事情吗？人们都说历史是公正的，但历史能还每一个人以清白吗？
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在我们这些平常人的身上，情形大致亦即如此。无辜者的清白，高尚者的荣誉，也许可以等得到，但也完全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指望。
想到此，我只余下一声长叹！你以为呢？
不说我等渺小的个人的事了，再回头说一下研究大社会的历史学。关于这种本义的、不研究具体的普通个人的历史学，汤因比下述的说法，是有这样的意义的：
“历史学家与诗人或视觉艺术家又具有共同之处。因此，他也许是介于科学家和诗人之间的。把历史学称为科学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行为。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物理学或化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44页）
现代人把许多关于社会人生领域的问题的研究，都冠以科学的标签，别说是历史学，甚至哲学也是所谓科学的哲学，人生观也有所谓科学的人生观。想到这些，真使人有些啼笑皆非。我想，历史学，既不可能绝对地找到客观事实，更不可能找到稍微具体一点的客观规律；历史学只能大致搞清某些历史事实，大致地归纳一点社会历史的所谓规律性的东西。历史学根本不能像自然科学一般预测未来的事件；历史学的任务，大约只是总结一些历史的教训，指导以后的人们少犯些错误而已。绝对的“历史科学”可以休矣。
现在我们来看看，汤因比是怎样看待人类历史的大趋势、人类社会的前途的。汤因比说：
“我对希腊、罗马、伊斯兰和中国清朝时期比对现代西方化世界更乐于研究，而后者我不太喜欢。但我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和它的生存有着一种利害关系。我有孩子、孙子和重孙，我希望看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差强人意的世界上。”（20页）
讲这段话时，汤因比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以他所在的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自由的程度，以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世界名人的崇高声望，对于世界的前途，他为什么没有大群肤浅的所谓学者们那么乐观呢？
这里，就是真正的思想家和庸俗的所谓学者之流的区别之所在。
汤因比只指望将来的世界能有个差强人意的状况。
即便如此，也许他是为了安慰他的儿孙后辈，才把话说得这样委婉了一点儿。他内心对人类前途的估计，也许比这还糟。
厄本在对话中提到，汤因比“深深意识到人的罪恶，人类制度的脆弱”。（58页）汤因比自己则说：
“我充分意识到人类事件的悲剧，充分意识到自以为了不起的骄傲——妄自尊大——所得到的报应……犹太人和希腊人……他们都看到了人类虚荣的愿望、空虚的力量、以及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的最后崩溃。研究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正是为了看清人类社会最令人敬畏的成就是如何自我毁灭的。”（61、62页）
是啊，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阶段，曾经繁荣辉煌过多少次了；但是，其结果不是都衰落、寂灭了吗？难道只有我们这一次的繁荣辉煌就将一往直前、永恒持续，就不会再出现曲折和衰败了吗？
汤因比指出：“任何一种物质上的成功都是虚荣、欺骗和对人性的背叛。”（62页）而我们当代人最引为自豪的，正是我们在物质上的成就。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值得我们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吗？请听汤因比是怎样说的：
“我们仅仅在一个方面，即科学技术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技术发展，正在产生一些显示人性某些永久特征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污染、战争、贪婪和侵略。如过去时代的哲学家和笃信宗教的教师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指出过的那样，除非我们与上述现象作斗争，否则我们便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需要自我约束，需要限制我们的贪婪，这是与我们今天的处境有关的，就像在苏格拉底、希伯来预言家和早期基督教徒的时代一样。虽然他们对事实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是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一方面，我想，他们都是一致的。这是一种谦逊的思想——我们拥有大得多的物质力量这一事实，反而使我们置身于对自己来说大得多的危险之中。”（81、82页）
难道真的时代改变了，节制反而成了缺点，贪婪竟然成了美德吗？无限制地发展经济、增进快乐，难道真的不会带来危险吗？
令现代人骄傲的，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创造一切、改变一切的能力，是我们超出古人几万倍、几百万倍的能力。但这太过强大的能力，不会蕴含着某种危险吗？汤因比告诉我们：
“在过去，人类没有力量去做任何压倒一切的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而现在，我们已经有力量去建立一个生物圈，它覆盖着这个行星表层上不适于居住的地方。我们已经有力量去结束历史，甚至结束生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我们不能使自己跌到悬崖峭壁的边上。”（100页）
强大的能力，既可以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人类还是谨慎一些才是呀。
现代人总是认为，过去历史时代的一切挫折、迷误和失败都永远地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充满智慧、光明与欢乐的，绝对不同于已往几千年几万年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不会再犯错误，从今以后，我们将永远生活在光明与欢乐之中。我想，我们还是听一听汤因比的告诫：
“那种认为我们时代独特的思想是一种傲慢的表现，它来源于对人生的力量和优点的一种错误看法。这在以前也曾经发生过：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的教师被解雇了；在亚历山大征服希腊时期，希腊以前的历史被当作不值得回顾的东西而忘却了。希腊历史学家把历史的开端和亚历山大大帝越过赫勒斯滂海峡相提并论。在我们这个时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把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年份而不是耶稣诞生的年份当作第一年——这类事情在法兰西共和国的日历中也有过先例。希腊的先例表明，推动历史重新开始是社会有点反常的征兆。当人们宣称过去不值得回顾，而现在和未来则值得花费我们所有的注意力的时候，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寻找一种为外人所不知的家丑。”（80、81页）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断更新换代的科学技术，哪一样、哪一次不曾使人们无比兴奋地以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我们还是谦虚一点吧，难道我们能“新”得离开了这个地球？难道我们“新“得真成了另一种人类？且想想，直至今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难道不是依然问题成堆？难道不是依然有那么多的人都在不停地抱怨？于此再来听一听汤因比所陈述的他的悲观：
“由于领悟到人性的固执，或者说至少在吸取非常明显的教训时速度极其缓慢，因此，我在这一点上一直是很悲观的。然而，我们却经受不起如此缓慢的速度，因为技术的突飞猛进正咄咄逼人……很有可能出现那样一种情况，即尽管我们知道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我们也许会拒绝按此行事。就像那些喝酒或吸毒上了瘾的人一样，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正在走向灭亡，但那种积习已经把我们牢牢控制住了。”(111、112页)
实际上，人类常常是非常固执地拒绝纠正自己的错误。汤因比依据他毕生研究人类历史的心得，说出了这样一句沉痛的话：
“历史主要就是没有吸取教训的故事。”（112页）
汤因比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在对话中提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我观点形成的另一种影响。在这场大战中，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中约有一半人被打死。这场悲剧，这种无知的邪恶和无谓的生命——而我之所以留下了这条命是因为我当时生病，不能在军队中服役——对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我曾参加过两次巴黎和会——那是1919年和1946年——，每次我都看到事情搞得一团糟，而世界又重新回陷到骚动和混乱之中。”（62页）
难道今日的世界便是和平、安宁、平静的吗？在这样污浊、混乱的世界中，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和渺小！别说汤因比一半的同学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在暂时没有发生战争的时期，个人的命运又将如何，且继续听汤因比的诉说：
“我认为，我的一生也是一种隐喻——一种人生的脆弱和不安的隐喻。我是以我的一个叔伯的名字阿诺德·汤因比命名的。我从未见过这位叔伯，他35岁时死于脑膜炎，他留下的一本著作是根据讲座记录稿整理的，在他死后才出版。假如我在他的年龄死了，那么我就会死得无声无息，毫无成就。我总是意识到会早死，而我活得越长，我就越觉得自己的长寿是不劳而获的外快。假如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战士，那么我可能已经像我的许多同学，像交战另一方的许多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一样，被打死了。假如没有留生的偶然事件，我就不能做我已经完成的工作了。我老是在想，那些在25岁或26岁时就被杀害了的我的同龄人，他们会取得什么成就。一个人取得任何成就都应归功于机遇，并且也归功于他的才能和长处，这一事实就是一种非常谦虚和有益的经验。我感到，我每年失去的同龄人越来越多，而这些都增加到我自己的生命中，因为我体会到他们的命运和我的命运之间的差别，体会到他们的夭折是多么的不合理、荒谬和野蛮。”（175、176页）
汤因比的家族，本来就属于有教养的上层社会，汤因比并非出身于普通的工人或农民家庭；汤因比自己，在事业上也可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世时很早就获得了极大的声望。使我有所感触的是，他能够承认个人成功的机遇的因素，他怀有对遭遇坏机遇的人们的深切的同情；他心怀谦卑，没有丝毫的傲慢与忘乎所以。这一点很难得。看看今天的那些成功者，那些一时的得志者，是何等的骄傲狂妄，是如何地着力炫耀自己的才华。拿今天的那些学术明星与汤因比比一比，无论是思想还是人格，究竟孰高孰下？
汤因比的另一段话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我收到一些哀婉动人的来信，他们认为，我有一部论述历史意义的原稿——一种汤因比式的材料，但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接受它，你能帮助我吗？……是的，没有多少人会被选上——这就是人生的悲剧；假如有人获得了成功，那么他就会感到，尚未获得成功的人非常可怜。这些活着作出过努力而没有成功的人，要比那些像我的叔伯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的同龄人那样被某种外部力量毁灭的人更加悲惨。”（178页）
出版了的书一定都比未能出版的书稿更有思想、更优秀吗？成名了的人一定都比那些没有出名的人在学识、才华、人格方面更胜一筹吗？我想，许多人都会对这些表示怀疑。请注意，汤因比认为，那些活到老死奋斗不息却未成功的人，比在较早的时期被夺去了生命的人更为悲惨。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 这样的人是为数不少的，这也是整个人类的生存悲剧的一部分。个体人生的悲剧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形式与不同的内容，但其作为悲剧的性质则是一致的。对于普通的个人来说，最好是不要树立什么崇高的的理想、远大的目标之类；有了这样的人生选择并迟迟不肯放弃的人们，其结局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悲剧性的。
关于中国是否追求快速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汤因比认为，客观上存在两种选择。一种是，快速向西方国家追赶，走现代化的道路，
“而另一种可能是儒家的观点，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温和稳健的学说……假如他们确实满足于一种发展目标非常有限的稳健的工业化，那么他们就可以——按照列宁的意思——通过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一种介于不发达的贫困与过分工业化的灾害之间的中间道路的样本，从而名正言顺地继承第三世界。”（148、149页）
在这段对话中，厄本也说，中国如果做了这种选择，那么，“他们作为第三世界榜样的魅力就在于其工业化的平衡状态和悠闲速度。”（148页）
在汤因比与日本人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汤因比表示过同样的思想。汤因比认为，过去两千多年中，中国一直是影响半个世界（东方）的中心；在以后，“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汉译本289页）
显然，汤因比希望，当代的中国人能继承儒家温和稳健的学说，在当今的时代，以一种悠闲的速度来发展经济，从而避免西式现代化的诸种弊病，带领整个人类，走向一个健康平和的不疯狂的未来。
可惜汤因比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眼光是惯于看大处而不擅长看细处，长于看远处而不长于看近处。他竟没有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拼命地发展经济，甚至急得搞出“大跃进”那样的闹剧。他竟没有预想到，中国人在后来会全盘学习西方的经济模式，比西方人更疯狂地走西方的道路。汤因比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中国人身上，岂非幻想？
我以为，汤因比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大方向的设想并没有错；只可惜，中国人至今还没有醒悟，还没有担当起矫正人类偏斜的生存方式的大任。
唉，那些号称最聪明最优秀的西方人不也同样没有醒悟吗？昏聩的何独中国人？
汤因比在与厄本的对话中所提及的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汤因比说道：
“在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很有限，其政治影响还比较小。然而，据我所知，在1878年，正是这些非常有限的知识分子——列宁称之为“上层阶级”——的舆论，才迫使沙皇政府向土耳其开战……后来，当杜马（俄国的下议院）在沙皇垮台前不久成立时，它力图把芬兰全部并入俄罗斯帝国。其结果表明，杜马比沙皇政权的所作所为更富于沙文主义。沙皇政权对芬兰还是相当大度的……根据芬兰人的观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恶棍正是这个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杜马，而不是沙皇。”“在波兰问题上，19世纪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包括普希金在内）也令人吃惊地持有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观点。在这一时期的俄国小说中，波兰人总是遭到丑化和嘲笑，甚至连最开明的俄国作家也对他们怀有明显的敌意。由于俄国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得不到自由，因此，他们全部赞成非俄罗斯人民所受的压抑，并以此作为自己不自由的心理上的补偿……”（121—123页）
也许，这之中还是有些教训值得人们记取的。
2011.12.2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