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门儿 姜妍对门儿小品

林同济

1906年生于福州。

192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1926年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学士学位。

1930年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33年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1930至1932年加州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系讲师。

1930至1932年奥克兰市米尔斯学院讲师。

1934至1937年天津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

1937至1942年昆明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2至1945年四川北碚复旦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

1945至1980年上海复旦大学英语及西方文学终身教授。

1980年11月同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客座讲演时心脏病突发谢世，不久，我收到同炎[我的二哥]写给我的信，信中有句话说：

“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

对中国人而言，一声长叹中往往蕴涵了深深的痛楚，并夹杂着人生无助所带来的悲剧情怀。据说孔子去世之前就曾长叹一声。每次回想同济不幸的一生，我就会想起同炎的这句话，同济的悲剧人生折射了二十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有时甚至纯为想象。诚如中国谚语所谓，“往事如烟”。回首往日，一切如梦如雾：模糊，遥远，隐淡。然而希奇的是，有时候回忆如潮，往事会突然变得如此生动清晰，以至萦绕心头久久挥之不去。握笔的此时此刻，往日情景历历在目，我能感觉到那时的恐惧和希望，欢乐和悲伤——还有今日这份久久难以抚平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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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混迹官场。”

那是1937年的盛夏。我们家住在当时中国首都南京。那时中国的东北地区，也称满洲，已被日军占领，而北方大部份也已在日本人控制之下。中国正濒临日军的全面攻占。那年我十四岁，和家人一样，心头无时无刻不笼罩着即将沦落为“亡国奴”的恐惧。其时同济正在天津南开大学教讲比较政治。他的美国妻子黛南·格雷[AdelineGray，“黛南”是她中译名]在那里教英文。一天他拎着手提箱突然出现在我们南京的家里，告诉我们说他正要赶往避暑胜地庐山，蒋介石委员长要在那里召开一个高级“座谈会”，出席对象是全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同济说他第二天就得动身起程。我依稀记得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想将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争取他们的支持，让他们为抗日战争作好准备。那晚同济和父亲交换意见直到很晚，尤其是谈了同济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关于谈话的细节我已记不太清了。但是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家里的每个人都期待着一个将决定我们命运的重大事件的突然发生，它既涉及我们个人的命运，也涉及整个民族的命运。

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得知同济在那次庐山“座谈会”上似乎很活跃。会议结束时每个与会者都被邀请，更确切地说是要求，加入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但是同济拒绝了。“他动身去庐山之前，”父亲曾对我说，“我就告诉他最好不要入党。”[事实上，差不多同一时候一位金陵中学的老师要同骥（我的三哥）加入国民党，父亲也给了他同样的建议。]“当时要拒绝那个邀请是很难的，”同济也曾说，“蒋介石亲自主持‘座谈会’，因此很少有人真地想拒绝。”“但是我无意混迹官场。古人以耕读为生。”[大约在1948年初，上海报纸（可能是大公报或中央日报）发表同济被政府任命为立法委员会委员或行政院参事一类职务的消息。同济和父亲商量后决定在报上（大约是大公报）登出申明，说任命一事他本人事先并无所闻，其中也提到“耕读为生”之类字眼。]事实上同济一生都不曾谋过一官半职。对此他就是毫无兴趣。他相信他的职责就是以一个资深学者的身份站出来为大众说话，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向当权者提出批评和建议。其实，同济为自己设计的角色是一名独立于政治权威的公众知识分子，这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自我定位。而我觉得正是这个自我定义注定了他磨难重重的命运。

“别碰我。”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有五个兄弟和六个姐妹。我是老幺，同济是长兄。我们相差十七岁。但是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我恰是与他接触最多的一个，有着共同的学术兴趣和对道德/精神精神方面的共同关注。

1937年夏，日军入侵大约两个月后，上海也即将落入日寇之手。南京距上海不过几小时的车程，因此居民都惶惶不可终日，甚至纷纷逃离家园。政府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所有在职官员都必须坚守岗位，严禁离城，但是他们的家属不受限制。父亲决定把我们送往四川的山城重庆，后来那里成了中国八年抗战中的临时首都。父亲做此决定是因为当时同炎在四川，是四川铁路局设计处的处长，而且父亲自己的堂兄，也就是同坡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地质学家，在重庆大学任职，在那儿已定居多时了。

身为长子，同济要代替父亲护送我们前往目的地。起程的那天到了。天很热，但是风很大。我们匆匆忙忙收拾好行李，坐进一辆小车开往码头。我们只找到一辆汽车。这车往返了三次才把我们全体都带到了码头。一路上，垃圾碎片四处飞扬，一派凋零破败的弃城景象。码头上人山人海。到处是你推我搡，大呼小叫。我们搭乘的轮船是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据说是沿长江航行的最大的一艘船。能买到票已足以令人庆幸，因为为此我们曾大费周章。甲板上挤满了人。我们幸运地踏进了凉快些的底舱里。舱面很大，但是没有座位。人挤得水泄不通，进出洗手间都得小心翼翼地挤出一条路来。同济得照顾母亲和几个年幼的弟妹。我们摊开被单，躺下休息。舱内又潮湿又闷热。难闻的铁锈夹杂着咸鱼的臭味一阵阵向我袭来，让人作呕。

最糟糕的是船上突然断绝了饮用水供应。有些乘客已经开始脱水了。而这时我们却看到英国船长站在舰桥上看着甲板上倍受煎熬的人群，无动于衷。同济被激怒了。“跟我来。”他拍拍我的肩膀。我们登上了舰桥。但是当我们正要靠近这位船长时，他却走上前来，作势要推同济。“别碰我，”同济几乎是冲着船长喊起来，语调坚定。船长大吃一惊。显然，他没料到这样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国人竟敢向他发难，还是用一口如此标准的英语。一通简单的谈判之后，船长同意供应淡水。对我而言，这是同济第一次显示他坚定不移的民族尊严。这是源于他对中国这个国家的热爱和对中华文化的骄傲。很大程度上这种尊严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倍受外族压迫和侵略的结果，日本人正在发动的入侵则使这个信念愈加深刻坚定了。“别碰我”似乎喊出了同济内心强烈的抗议，抗议所有异族在中国面前的趾高气扬，抗议他们对中国的每一次入侵。

当船到达湖北西部的宜昌时，我们换了一艘小轮船，因为那艘英国轮船太大了，没法再向上游航行。同济护送我们挨个下船，登上一艘由一位船夫划行的小渡船，摆渡到那艘小一点的轮船上。渡船太小，往返两次才将我们全部摆渡完毕。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风很大。小船颠簸在高高的浪尖上，剧烈地摇摆着。我真地吓坏了。我们真是不折不扣的难民，同那些从科索沃撤出的难民相去不远。

“战国时代的重演”

我们管同坡的父亲叫九叔。在经历了一周担惊受怕的旅行之后，我们终于到了九叔家。我记得大家都高兴极了。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全都乐坏了，因为家里的人口突然加了一倍。两家人在同一屋檐下和睦相处了两三年，直到1940年，我们搬到北碚，重庆北面大约50公里的一座小镇，复旦大学从上海刚迁到那里。

1941年，我考上了重庆中央大学，学化工专业。同光[我的四哥]考上了同一所大学的医学院，但是在成都的另一个校区。我的三哥同骥，就是林芳，林川和伯阳的父亲，当时也在这所大学读航空工程，已经是大四了。同济不在重庆，他在昆明的云南大学文学院教书，并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了一份颇有影响力的杂志《战国策》，得名于他那篇著名的但也是很有争议的文章“战国时代的重演”，他在文中把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代和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战国时代相提并论。这篇文章运用了尼采的思想，以及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理论。西南联大这所大学培育了不止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许多杰出教授（如潘光旦，费孝通，朱光潜，陈铨）都给这份杂志写稿。同济还编辑出版了一套介绍分析西方思想的丛书。这以后同济就被公认为战国学派的核心人物。几年前香港一份著名的期刊《21世纪》[1992年6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这个以同济为代表人物之一的学派的历史意义，这可能是关于这个学派的最近的一次讨论。

尽管我和同骥都是学工科的，但我们对于人文学科都有极大的兴趣。我们也是同济办的杂志的热情读者。同济不时离开昆明到重庆来。每次一得知他到重庆了，我们就会急着去见他，与他讨论那份杂志上提出的种种问题。但中央大学坐落在重庆的郊区。[我所在的新生校区又设在远离主校区的一个小山村（伯溪）里。]父亲来重庆和我们会合时他的工资已被削减至原来的五分之一，要支撑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着实不易。既是穷学生我们当然宁愿省下公交费用。为了和同济见面，星期天早晨我和同骥五点起床，然后步行三个小时去城里。和同济找个茶馆里碰面，一起讨论尼采的《查拉修斯特拉如是说》或是歌德的《浮士德》。同济对威廉姆.詹姆斯或约翰.杜威之类的美国哲学家不太感兴趣，却对德国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派思想家极为倾心。他有尼采的全套文集，如果我没记错，总共有十多卷。见到我们他总是很开心，并会详细地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午饭后，我和同骥会去逛书店，在那儿呆上一两个小时，浏览各种书刊，而分文不花。等我们回到寝室时通常都已是黄昏时分了。

“这就是中国之道”

1943年我转到北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我们全家都搬到了那里。当时的北碚可能是一座只有几千人的小镇。父亲让人按他本人构想建了一所房子，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是他的一个朋友投资的。这座房子由两幢对称的二层楼房和一个合用的扇形阳台组成。父亲一度在复旦教授民法。同环[我的四姊]在国立图书编译馆工作。同融[我的三姊]也和我们住在一起，在复旦的统计系学习。其他孩子在重庆的学校念书，只在假期才回家。之后同端[我的五姊]从西南联大毕业回来，在复旦外文系当助教。我不记得同济是什么时候回来和我们同住的。反正我到复旦读书时他已经在那里的政治系任教了。

我和同济住在二楼。他和我之间就像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让我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从西方历史开始，然后续学西方哲学史。但是他从未检查过我学习的进展情况。他只是让我阅读书架上任何一本令我感兴趣的书。我那时很贪心，曾埋头苦读施本格勒大部头的《西方的没落》，最终半途而废，也没读懂多少。后来同济就向我推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缩写本。我之所以研究这两个作者，是因为他们都极大地影响了同济的历史方法论，即所谓的“形态历史观”。[最近我得知一位台湾出版商新近出版了一本同济的文章集，题目就是“形态历史观”。]他喜欢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常讨论到深夜，有时甚至已是拂晓，每每令我获益匪浅。同济喜欢通过画图表来阐明他的观点。这些讨论并没有增加多少我的知识的库存量，但是对于提高我在哲学探索中的理解力却是功不可没的。

1944年夏日的一天，同济忽然告诉我他要去拜访附近缙云寺的太虚法师，寺庙座落在风景优美的北温泉的一座山上。太虚堪称当时在学界和政界最活跃的一位佛教法师。我们在缙云寺小住了几天。由于我对于佛学一窍不通，我已记不得他们讨论些什么。我只记得我们住在一间几乎没有家具的房间里，一大早起身参加庙里的膜拜仪式，下午则溜进丛林遍布的大山。回程途中我们拜访了著名的儒家思想家熊十力，现在他已被公认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时熊十力已年近六十。记得我们曾谈希腊的哲学家和一些颇为玄妙的问题，这些问题从古希腊时期以来一直困扰着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那时我才朦胧察觉到同济的兴趣正从历史和地缘政治学转向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他一度被邀请担任当时颇具威望的报纸《大公报》的每周副刊的编辑。同济为副刊所写的部分文章就着重讨论了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这些文章清楚地反映出他这种兴趣的转变。但同济并没有专注于纯理论的思考。事实上他是全神贯注于探求一种他称之为“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的工作，换言之，他是在探求一种对于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作出回应的“中国魂”。同济的这一探求似乎部分是受了他不得不离婚的触动。面对自己人生中这第一个悲剧性的转折点——痛苦的离婚选择，他急需找到一个足以应对的思想。但它也是同济此后一生的探求，四十年后他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所做的演讲充分表达了这种探求的结果，可惜讲后第二天，1980年11月18日，他就离开了人世。

以下是伯克利的工作人员录下的同济演讲的最后几句话。尽管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些话有晦涩难懂之处，但我想还是值得在此引用。这几句话代表了同济对于“中国心灵”的最后的理解，这种理解多少指引着他走过了生活中漫漫的痛苦煎熬。

“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将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道”在这里泛指某种思维、处世的方式与情趣]”

“黛南·格雷在此安息——一位中国的朋友”

1930至32年间，同济在旧金山附近的Mills学院教书时，黛南·格雷是他的一个学生。她的父亲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这更加深了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她非常崇拜同济。“他是个天才”，1948年我们在上海相遇时，她对我说，“但他需要的是专注。我相信如果他能让自己专注于某一点，一定会有了不起的成就。”

后来，同济告诉我说，1934年他刚从美国回到我们在南京的家时，父亲曾竭力想给他找个女朋友，却一次次失败了。后来父亲才发现他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在打字机上写一封长信寄往美国。“你在美国有女朋友？”有一天爸爸问他。同济承认了。“为什么不跟我说？这很好啊。”爸爸说。同济高兴极了。“我不跟爹说，”他告诉我，“是怕他根本不会同意我带一个美国媳妇回家。”“他一定认为有个美国老婆总强过让我一辈子打光棍，”他又开玩笑地补充道。

同济很快在东京和黛南相聚。他们在那儿成了婚，但把婚礼庆典放在中国。得知有个美国姑娘要加入这个家庭，整个家族都很兴奋。黛南坚持婚礼庆典采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新娘和新郎拜堂时要跪下给天地祖宗磕头。孩子们尤其兴奋，他们决定搞个盛大的晚会，有歌曲和舞蹈表演，在同环的指导下他们还排演了几出短剧。

结婚后的生活对同济来说肯定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可惜美好的时光只持续了三年。之后，“命运叩响了大门”。日本人的入侵是他经受煎熬磨难的开始，而他的后半生再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

如前所述，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同济正在江西省的庐山，而黛南则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当日本人突然轰炸学校时，她几乎孤身一人在家。只有一个善良而又“忠心耿耿”的老仆陪着她捱过了轰炸，那位老仆人曾服侍了林家的两三代人。之后她逃到上海，找到了一个躲避战争的临时避难所。因为当时美国尚未参战，所以身为一个美国公民，她享有一定程度的豁免，可以躲过日本人的迫害。不过，1941年爆发珍珠港事件，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后，那座避难所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时同济身在昆明，黛南急于和同济团聚，于是决定只身穿越中国大陆，有时徒步，有时骑马。同济后来告诉我，这次旅程危机四伏，艰险重重。她不止一次假扮中国农民偷偷越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她花了两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那时她已身心交瘁。但等待她的却是更可怕的现实：她完全不能适应昆明的环境。没有自来水，人们只能喝泥潭里的水。到处都是蚊子。她得了慢性腹泻和急性疟疾，还有其他一些病症。她的健康出了问题，直到最后身体彻底垮掉。同济不得不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他建议黛南回美国。“这是唯一救她的法子，”他事后跟我说。考虑到黛南还很年轻，而他们再相会的机会非常渺茫，同济提议离婚。在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后，黛南最终同意了。她转道越南回到了美国。我记得那段时间同济得了严重十二指肠溃疡。婚姻生活的悲剧收场肯定是个重要的诱因。

意外的是，1948年黛南突以联合国官员的身份回到了中国。那时同济和我还有父母住在郊区复旦大学的教工宿舍。但同济在上海市区本来就租了一间单房，黛南在上海的那段日子就住在那儿。我记不清她在上海呆了多久。但我陪同济和她见过几次面。她烟抽得很厉害，但是情绪很好，她告诉我说同济是个天才，但需要让自己专注起来。她说如果同济不能集中精力写些什么东西出来，是很可惜的，而她很愿意帮他。他们一度谈论过复婚。但让我失望的是，由于某些我不太明了的原因，复婚一事一直没有下文。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同济希望能照顾好妈妈和爸爸，而他担心他们可能无法和黛南这样的美国媳妇相处融洽。

我不记得他们最终是什么时候分手的。我只知道黛南在美国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同炎、同光和同端在经济上接济了她一段时期。从那以后，同济再没有向我提起过她，直到1980年的夏天。那时他住在我北京家中，准备去美国讲学。有一天，他突然伤感地跟我说：“奇弟，你知道吗，这次我要去看看黛南的墓，给她树个墓碑。上写：‘黛南·格雷在此安息——一位中国的朋友’。”“她真的不该嫁给我，”他又说。为黛南立一块墓碑，这是他死前几个月最后的愿望之一。这个愿望一定埋藏在他心里好几年了，但终于还是没有实现。

“是耶母也惊回首，月泻空堂泪两行。”

同济对他的父母有着强烈的人子之爱，在中文中就是个“孝”字。“孝”这字在英语中被译为“子女[对父母]的虔敬忠诚（filialpiety）”，我认为有些过分地强调了崇敬与责任一面，从而使这种典型的儒家美德失去了爱这层中心意义。在同济身上，我更要强调这种爱。同济离婚时大概36岁——正值盛年。但他一直独身一人，直到1963年近57岁时才再婚。起先许多朋友和亲戚都想方设法要给他找个女朋友。但渐渐地他们大概了解了他的想法，也就不再张罗了。同济觉得照顾年迈的父母是长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此笃信不移。他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也就欣然承担起了全部责任，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他从未向我提起过他的这种想法。但我能从他照顾爸爸妈妈的方式中体会到他的用心。诚然，对父母他总有某种尊敬或责任之感。但是他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如此自然，如此充满深情，我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到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是一份深沉的爱。他拒绝再婚仅仅是因为新媳妇就像一个突然的外来者，一旦闯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他几乎能肯定妈妈爸爸会感到很不自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又肯定能让父母感到舒心，这样的人同济也着实是找不到。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妈妈死后不久，他再婚了，女方寡居已久，曾给妈妈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按摩。

妈妈过世后，我的妻子树兰有段日子身体不好，不能正常工作。那时同济孤身一人，于是她就去上海陪他。这段时期里，我趁暑假时去过同济处不止一次。他每年都纪念我们父母的生日。因为父亲的生日是七月七日（阴历），正好在暑假，我就参加过几次这种简单的仪式。仪式是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我们父母的画像挂在起居室内，在一张条桌上摆着鲜花和水果，还燃着香……我们一个接一个先鞠躬，然后跪下磕头。那时我觉得这样做有点过时。但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祖先崇拜”或纯粹的民间宗教意识。这是实实在在地明证一个人对其父母绵延的爱意，甚至是表现了对历代祖先所示范的完美人格的一种延续。

1962年12月30日，妈妈死于心脏病猝发。我和同骥、同早[我的二姐]，还有树兰匆匆赶到上海。[其余的兄姊妹七人都在海外，无法奔丧。]我们对妈妈的死都毫无准备，见面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丧事结束后，我们感到很难和同济道别。他要一个人留在这个他陪伴妈妈度过了十六个春秋的房子里了。更让人难受的是当时他被划为“右派”。受到公开批判和羞辱之后， 大多数的亲戚朋友也都躲着他。他受到降级处分，而且不能再教莎士比亚，在这种处境下，莎士比亚可是他唯一的精神安慰。他被任命去教简单的英语，对他来说这完全是件苦差役。一次他对我说：“奇弟，你能帮我‘吃点狗粪’吗？”意思是“帮他批改学生的作文”。

毛泽东于1957年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从人民中把所谓的“右派”们“揪”出来，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他们被控反党，反社会主义，被公开批判和羞辱，降职或被发送去劳动，进行“思想改造”。整个国家有近500,000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1980年代初他们得到了平反，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右派分子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最优秀和最具才华的菁英。

母亲二周年忌日时同济写了一首怀念妈妈的七言诗，寄给同环和陈纲[同环丈夫]。在所有中国古诗的类型中，他偏爱七言。每首七言诗共四行，每行七个字。诗一旦译成英文，其中的情感韵味就荡然无存了。但每次念及这首诗，心中无限感动，不将之译出竟是不忍。[本文既译为中文，诗也改用为原中文。]

同济在诗尾另加一笔，述诗的成因：

“改卷至夜分，念母逝世两周年，寄环妹。一九六五年元月，用。”[“用”乃自称，家中诸弟妹称他为“用歌”。诗中的“伊润”则是父母亲平时对他的爱称。“用”与“润”在福州话中谐音，此处母逝世日期乃按阴历换算。]

“伊润汝何薄薄裳，

残灯乱卷坐挨凉？”

是耶母也惊回首！

月泻空堂泪两行。

“中国若亡，吾与汝偕亡。”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越过长江。上海被共产党接管已迫在眉睫。许多知识分子考虑离开大陆去台湾。一天父亲把我和同济叫到跟前，说道：“我相信‘进化论’，我想一个新的社会总是比旧的要好些。”“奇弟可以留下来，”他说，“但是伊润[即同济]应该去台湾。”爸爸的建议并不是全无根据。同济和共产党的关系有一段不好的记录。其一，同济曾在1944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知识界/哲学界发展趋势的长文章[题为“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想：新阶段的展望]。这篇文章遭到了郭沫若的猛烈抨击，郭是位举足轻重的知名亲共作家，解放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同济在北碚复旦大学的会堂里也作过同一主题的讲演。大厅里挤满了观众。我和训铨（同炎夫人），同端还有树兰都去了。训铨那时带着伯元[同炎长子]和我们一同住在北碚。共产党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大约题为“林同济说鬼话”之类的新闻报道。此外，同济是公认的中国顶尖的几位英语大师之一。蒋介石政府的行政院长王宠惠曾邀请同济翻译蒋的新书《中国之命运》的某些部分。蒋是当时中国一号铁碗人物，同济不可能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他最后同意对这本书的部分翻译做一点最后的润饬工作。共产党当权之后，这件事也完全可能让他惹祸上身。

父亲向同济列数了他的种种“不良”记录。“以你这样的思想，和共产党相处你是会遭殃的。”他对同济说。他建议同济尽快动身去台湾。同济脱口而出的反应让我震惊不已：“中国若亡，吾与汝偕亡。”他简短而坚定的回答几乎打断了他和父亲的对话。[“吾与汝偕亡”出自《尚书》，但此处借用，流露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后来事实证明这是同济一生走出的最关键的一步。我不知道同济是否为这个决定后悔过。但是他的确为此吃尽了苦头。

“倪卓救了我一命。”

尽管个人生活磨难重重，作为一名面向公众的知识分子，同济在1949年之前一切还是比较顺利的。他做了三年（1934-36）《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的主编，这是一份有国际声誉的期刊，也是中国同类期刊中最享盛名的。之后他成了一直引人注目的“战国策”学派的领袖人物。虽然事实上，同济的思想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人开始做些初步研究。在办《战国策》以后的他做了当时最具威望的《大公报》的副刊的专栏作家。接着，1945年伊始，同济又开始着手一份雄心勃勃的伟业：创建一座相当大规模的西方思想图书馆，后来命名为“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

1945年命运让同济在重庆结识了著名的银行家陈光甫。陈是当时全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上海银行”的创始人。他是个典型的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也是大名鼎鼎的慈善家。同济和这位银行家一见如故，成了老朋友。对于同济创建一家西方思想图书馆的设想，陈光甫承诺在经济上给予全力支持。

1945至1946年同济应美国国务院文化处的邀请访美，在斯坦福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心灵高于政治”。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他的西方思想图书馆争取学术和经济方面的支持。1947年同济去了欧洲，访问了意大利的B.克罗齐，法国的J.P.萨特，英国的H.拉斯基和其他当时的大思想家。他让每位被访者提供一份100名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的名单，他们的著作的全集将成为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

与此同时我收到同炎的一封信。他寄给我一份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院的入学通知，并且说如果我去的话他会替我安排好一切的。就在我考虑要不要去的时候我又收到了同济的一封信。他说他得知我有去美国的计划，但是他认为既然我的兴趣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我就最好去哈佛，因为哈佛当时拥有文艺复兴方面的最杰出的学者。但他又说他就快回国了，我不妨留在上海同他一起创办图书馆。我接受了他的建议，留下来加入他的图书馆事业。

同济一回国，上海银行就捐给图书馆一座大楼房[在当时的哥伦比亚路]，带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和一片大草坪。图书馆正式宣布诞生是在1948年。银行没有对图书馆的藏书收集设定资金限制。每天都有大量的图书运到，我们有两位全职的编目专家全速工作。我一边在复旦教书一边到图书馆做研究。很快又来了一个研究员[蒋孔阳]。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定期在这里举行。图书馆进入了全盛的发展期。同济欢欣鼓舞，我也一样。

但是1946年爆发的中国内战在1948年形势急转直下。1949年5月，共产党进驻上海。图书馆随即被关闭，所有的书都被搬进了上海市图书馆的一间阁楼里，最终落得“为尘土所封，蠹虫所蚀”。

教授西方政治思想已成非分之想。同济转而教莎士比亚，这倒符合他诗人的品位和才情。很快他开始翻译《哈姆雷特》和《麦克白》。他坚持在他的翻译中保留莎士比亚的五音步诗的基层脉搏，因为这样才能防止构成素韵诗基础的莎氏特有的韵律在翻译中流失。同时他尝试着将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口语成素融入他的翻译之中，使译本更对中国观众的胃口。这当然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但他设法说服了中国莎剧的最优秀的莎剧导演黄佐临和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演员之一孙道临同他合作，携手把他翻译的哈姆雷特搬上舞台。但命运又一次发生了逆转。反右运动开始了。同济的梦想也又一次被击碎了。

一年之后，1958年，同济被打成右派，连莎士比亚也不能再教了。但他从未停止过研究和翻译莎士比亚。他共译了四部莎剧。此外，1960年代初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此字应是“被玷污的”：“哈姆雷特”校勘管见》（“'Sullied'Is the Word: a Note on Hamlet Criticism"）。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本校勘论文，意在参与当时在莎学界正在热烈进行的关于所谓“solid[坚实的]还是sullied[被玷污的]”疑难的争论，哈姆雷特有一句痛苦的呼喊"too too sullied/solid flesh"，这里原文到底是solid还是sullied始终悬而未决。时至今日我读这篇文章时仍叹服同济的博学和他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敏锐的观察力。他决定将文章寄给当时《莎士比亚季刊》的主编多弗·威尔逊，那份季刊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关于莎士比亚的期刊。但是他的文章被禁止寄出，因为复旦的一位领导人告诉他让一个右派分子寄文章到国外去发表是不可能的。[1980年同济错划被纠正之后，这篇文章得以在上海的一份期刊上发表。但那时争论问题早已解决，据说达成的一致意见就是同济选择的sullied。]

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76）。同济成了红卫兵的主要攻击对象之一，精神和肉体遭到双重的折磨。他翻译的四部莎剧只有“哈姆雷特”幸免于难，最终得以发表。一天同济在台上又被批斗过长，终于支持不住，不得不送往医院。救治他的医生名叫倪卓，碰巧是1940年代同光在中央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从同济的名字猜出这个病人肯定是同光的哥哥。于是告诉红卫兵们病人的心脏情况很糟糕，必需立即住院接受治疗。“倪卓救了我一命。”同济后来对我说。

“算了吧。叫我老学者就行了。”

1962年同炎，同端同光和同崇替妈妈在上海市区买了一套公寓。但是很不幸没等搬进新房子妈妈就去世了。所以同济独自一人搬了进去。“蜷缩一角，苟延残喘，”他向我这样描绘他在文革中的日子。他的儒家精神似乎退潮了。而他的道家本质开始逐渐显现。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国内一些非常著名的画家交往，如刘海粟和朱纪瞻。他还写了诗来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