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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政体浅析（上）
经济涉及到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睡，是全社会人都会在其中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少数人参与其中的活动。政党轮换制也好，非政党轮换制也好，“执政”都是少数政治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如何通过国家政策和国家活动影响大多数人吃喝拉撒睡的过程。如果我们接受卢梭的观点：只有正确代表社会普遍意志，国家舞台上的政治家们才有执政威权的合法性。那么，评价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看这些政治家们如何上来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看上台后的政治家们是不是能够代表社会的普遍意志，看哪种制度能让更多代表社会普遍意志的政治家上台。
一般说来，如果普遍意志符合人类良善美好的发展方向时，在非政党轮换制国家，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符合普遍意志时，社会会较快发展。在政党轮换制国家，在执政党不能代表普遍意志时，能够较好避免极端背离现象。所以，两种体制各有利弊，不同历史阶段情况也不一样，不能说哪一种体制绝对地好。任何政治形式都有其生命周期，当一种政治形式发展到极端时，都会走向其原创的反面，就像作者悟子提到的乞丐例子一样（参见本博客的《退休计划》）。
克林顿算得上近年登上美国政治舞台的独立自主，能力超群的总统。作为民主党人，他上台时，面临上届共和党总统里根、布什造成的“四高”弊端（高政府赤字，高利率，高美元汇率，高外贸赤字），他的参谋班子曾极力建议他用增税减少赤字，他力排众议，在第一任期间为1500万低收入家庭减税，90%的小企业减税，同时给1.2%最富有的人加税。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会购买实物商品，必然增加实物企业收入，给最富有家庭加税减少虚拟经济活动，由此提升实物经济活动，缩小两极分化。这些都是国家管理人通过国家政策和行为改善大多数人吃喝拉撒睡的活动。但是，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时，共和党人40年来第一次控制了国会，被国会牵制，克林顿没能在他任期内通过使大多数人获益，同时能够促使美国医疗制度改革的健保计划。
克林顿政府还实施了一些重要的技术政策。如把购买计算机软件做为中间产品的财务规定改为投资产品。仅这项改变使美国1996年按新政策调整后的GDP比原来高了1.5%，最重要的是促进了90年代以来出现的软件开发热和技术投资，使许多传统技术公司转型为软件服务公司，大大促进了科技发展，科技发展又促进了经济发展，使1998年美国政府终于扭转了多年的赤字财政，获得盈余。
然而，几十年来，这样有能力的总统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的比率并不高。假设我们不追求先进性，只追求普遍意志，美国的政党轮换制发展到今天，并不比中国的非政党轮换制更能让代表普遍意志和有能力实施普遍意志的人登上国家管理舞台。就像马里兰大学教授弗朗西斯.李说的【总统不是立法领导人，而是党派领导人，总统在处理与国会关系上往往阻力重重。，，双方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在于他们都寻求赢得选举，更简单地说，一党获胜，意味着另一党的失败。（参见《超越意识形态》）】
美国宪法没有提到意识形态，只为国家体制框架提供了依据。但是从美国整个上层建筑看，美国的国家目标是为资本服务，为私有制服务，让个人人权最大限度地高于公众利益，，，。美国的两党都赞成这些国家目标，使他们更像一党里的两派，因为他们在根本问题上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是政策范畴的，不是国家目标范畴的。当两派用政党形式出现，政策范畴分歧就变成了政党分歧，可以互不负责任，轮流执政，新官不理旧官债。而且，为讨好选民，两党主持的从联邦到地方的政府都不断借债，使各级政府债台高筑。从2008年以来，已有约15个城市申请破产。
美国早期的证劵市场主要是为解决社会大生产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进行融资，现在随着经济发展进入虚拟经济阶段，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沦落成了一个赌博场。70-80%的交易是短期投机交易。大银行的金融精英为追逐最大利润，不断用裸式短卖股权的方式（nakedshorts）炒作市场。按专家统计现在卖空的白银数量已超过历史上人类生产的白银总和，金子市场也类似。长期投资者呼吁执法机关监察这种操纵市场情况，却无人理睬。大银行的衍生品80%是对利汇率的套头（swap），即用利汇率预期权买卖下的赌。这些赌注帮助美联储在增加美元供给的同时，保持低利率，使美国政府10年期债劵利息可以保持在2%。（西班牙的总债务与GDP之比跟美国差不多，10年期债劵却要付6+%的利息。）然后，美国大银行又从美联储用几乎零利率（discountrate）借出钱，购买约2%利息的美国国债，净赚约2%利息，官商勾结，暴富华尔街，却让世界各国和美国广大民众的财富贬值。（参见美国前财政部长助理，经济学家保罗.罗伯兹的《美国在崩溃》）这些做法明显违背自由市场原则，是有计划操纵市场的行为。
10月3日美国媒体惊呼美国6大银行从2011年6月至今年6月的利润为630亿美元，已超过2006年高峰以来的任何一年。同期，美国只有不到20家公司（包括这些大银行）能获利100亿以上，CITI银行的利润超过了道琼工业指数中的实体企业波音公司和Caterpillar公司。摩根银行即使扣除58亿“鲸鱼”交易损失，仍获利170亿美元。
如果把美国大银行国有化，可以改变其“追求最大资本利润”的经营目标，让其服务于国计民生，减少大银行的赌博行为，避免他们的赌博行为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然而，大银行国有化违背美国国家目标，行得通吗？完全不可能！因此，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美国这个根本问题，承认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但是，他们无法推动一场社会改革，只能在现有国家目标和制度下修修补补，比如，这几年通过的Volcker法案，Dodd-Frank法案等。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对要否定或威胁其国家目标的力量都是排斥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史蒂文·金泽撰写了一本书《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详尽地揭露了美国在过去100年中颠覆外国政权的种种手段，并对其动机进行了深入剖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智利上世纪70年代的政变。1970年致力于社会主义的阿连德博士当选智利总统，这是共产党在世界范围里第一次通过选举获得国家政权。上台后，他开始推行被称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包括进行大型工业（铜矿、银行等）国有化，彻底改造医疗卫生系统，改革教育系统，给儿童提供免费牛奶，，。1973年，智利发生政变，致阿连德总统身亡。近期解密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试图在他就职前推翻智利政府，计划代号“福贝尔特”（ProjectFUBELT）。美国总统尼克松1970年9月15日指示中央情报局：“把智利经济搞垮，让阿连德上不了台，上了台也要赶下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说，美国“没有发动政变”，但是“尽力创造政变的条件”，包括领导经济制裁。（参见《百度百科》）
近年来，美国干预其不喜欢国家的内政或“尽力创造政变的条件”就更是有目共睹了。“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阿桑奇因为爆料西方国家政治内幕，受到西方国家追捕，最后逃入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9月15日，阿先生的父亲说阿先生做好了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再呆一年的准备。
雅克.卢梭几百年前说【当论及国家大事时，一旦有人说：“这与我何干？”国家恐怕真的要亡了。（参见《社会契约论》）】美国民众从自己的经历中明白国家的真正含义，他们对选举制正是采用了卢梭批判的消极态度。历年来，美国选举制的参选比例一般在50%左右，有些年份还大大少于50%。2004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1968年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也不过占合格选民的58%。如果美国的平均参选率为50%，如果一个总统候选人获得51%参选人选票，那么他就只靠约四分之一的选民当选。这就是美国几十年来的政治现实。那么，为什么约四分之一选民支持的总统可以命令这部分人多缴税，那部分人少缴税，可以命令政府这部分人有工作，那部分人失业呢？
赞成选举制的网友们认为国家权力应该来自一人一票的选举。他们说世界上的国家权力或是数人头（选举制），或是砍人头（武力夺取政权），无法用继承方式传承。从上面对美国选举制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些网友看到的只是形式，不是实质。实质上，一个国家的管理权不是直接选民赋予的，而是大多数人对一个国家目标和制度的认可赋予的。美国总统的权力不是约四分之一选民赋予的，是美国大多数人对美国国家目标和制度的信仰赋予的。这种对一个国家目标和制度的认可，是国人对国家威权的承认，并把国民团结在其中的力量。这种信仰才是国家威权的真正来源，是这种信仰让每个国民对国家拥有了一种道德义务和心理服从。约四分之一选民赋予的只是在现有国家目标和制度前提下，让演员A上台，还是让演员B上台而已。不管是演员A还是演员B上台，都要在现有国家目标和制度制约下演出。美国的现有司法，政府政策只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的局部调整和平衡。
国家目标和制度是建立在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哲学文化基础上的。哲学文化不像科学技术，是拿来可用的东西。中国有句俗语“穿着龙袍不像太子”比较好地描述了哲学文化造就的不同国家民众的精神意志差异。换句话说，在一个国家范围里，同样的经济水平，传承的哲学文化不同，也会造就卢梭所说的不同的普遍意志，而这种普遍意志会形成不同的国家目标和体制。作者百谓提到【记得本世纪初有个故事说一个70多岁的耄老死在老人院（nursinghome），家属发现她的胳膊曾摔断，身上有食物脏迹，告到了法院。最后判决该老人院赔偿3亿美元。当时我与一位美国同事曾就此事有过一场小辩。他说判决是对的，显示美国重视人权，重罚会帮助杜绝轻视人权的行为。我说为什么不想想资源是有限的？从社会总体说，3亿美元赔偿的实质是将其他人应该享有的资源给了一个老太太的家属，并且激励后来者用这种方式掠夺他人。(参见本博客《改写世界医疗保健史的人们》)】我们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都有关于哲学文化不同，而造成对一个国家政策理解不同 的经历。比如，关于中国计划生育问题，我对一个美国基督徒说如果美国政府同意接收所有中国超生的儿童，我想中国政府就不会用行政手段推行计划生育了，他哑口无言。
美国传承的哲学文化是什么呢？是西方文化的“人之初，性本恶”，西方经济学的“人人追逐最大私利”，西方哲学的分离式个体哲学。长期以来，在这种经济哲学文化环境熏陶下，美国大众有一种对国家目标和体制的认可和共识。他们虽然对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问题不满，但也认可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要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奋斗。因此，他们对私利的过渡保护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可。只有当问题触及自己的利益，让他们面临生存问题时，才会去激烈反抗，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否则他们大多数选择沉默，才会出现参选率如此低下的状况。
再看看中国的国家目标是什么，是在中国执政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达到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国强民富，是要进入人类向往的理想社会。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60年中，这个国家目标始终没有改变过，执政党从来没有说过中国的国家目标要为资本服务，为私有制服务，为少数权贵服务，为富商大款服务。从第一代领导班子到第二代，第三代领导班子和目前即将上台的第四代领导班子，谁都没有改变过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目标。邓公开启的改革开放也是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国家目标，而不是背离它。从中国宪法和执政党的历届会议决议和文件中也没有改变过这个国家目标。相反，在不断强调和采取措施强化这个目标。中国的国家制度是在保持这个国家目标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管理框架。仔细阅读中国网友们的许多牢骚与抱怨实际是因为中国官员在施政时有时偏离了这个国家目标，他们要求惩罚的也是背离中国国家目标的行为。这恰恰说明中国执政党的国家目标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普遍意志，也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拥有的，而西方没有的第一个优势成分。
从这点说，中国的问题跟美国的问题有着本质性区别，美国的问题是国家目标本身没有有意识地朝着人类社会整体良善美好的最终方向发展；中国的问题是确立了正确的国家发展目标后，在实现国家目标中出现了弯路，岔路。换句话说，中国要提高对国家目标的命中率，美国要调整其国家目标。如果中国全盘西化，就等于把自己的国家目标改换成美国的国家目标。那么，在中国从生理物质需求阶段往附加物质需求阶段的过渡中，将会有更多的社会动荡，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国土差不多，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约4倍，资源供给和人类欲望的差比会大得多。
下面是网上找到的中国过节和美国过节时的两个商业景色。第一张照片是国庆节时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人们采购的景象。第二张照片是美国抢购最盛的感恩节第二天商店里的景象。美国这一天，俗称“黑色星期五”，各大商店都会大降价，吸引人们去抢购，甚至人们会冒着寒冷，半夜排队，等待商店开门。所以，这一天是美国商店最热闹的时候。
2012年10月1日王府井大街2011年“黑色星期五”美国时代广场最大玩具店
从中我们可以对中美“资源供给和人类欲望的差比”有个感官印象：美国的“热闹”跟中国的“热闹”差出的不是一个等级，而是几个等级。想象一下，如果上面两张照片里的人们都要求自己周围半平方米内没有别人，美国商店里的采购者不用费劲儿就能如愿以偿，王府井里的中国人就不行了。
美国跟中国的国土面积差不多，却只有中国约四分之一的人口，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美国的资源供给相对宽松得多。虽然“人人追逐最大私利”，还有不少多出总体生理物质需求的资源可以争夺。如果中国贯彻“人人追逐最大私利”的西方经济原则，弱肉强食，打你昌我，荣我衰你，，，可以想象中国社会一定会有更多令民众抱怨的事件发生，一定会有更多的两极分化和非人性事件发生。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作者：善恶）
世界的希望在中国【1】：惊人的巧合
世界的希望在中国【2】：私有制与公有制
世界的希望在中国【3】：竞争机制和精英管理垄断
世界的希望在中国【4】：西方政治体制
世界的希望在中国【5】：中美政体浅析(上）
世界的希望在中国【6】：中美政体浅析(中）
世界的希望在中国【7】：中美政体浅析(下）
世界的希望在中国【8】：中国气功的历史机遇（上）
世界的希望在中国【9】：中国气功的历史机遇（中）
世界的希望在中国【10】：中国气功的历史机遇（下）
世界的希望在中国【11】：中国气功的历史机遇（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