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房玄龄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公认的明君，开创了“贞观之治”这一太平盛世。他的手下，谋臣良将可谓车载斗量，其中的“房谋杜断”就是最具杀伤力的一个组合。组合中的“房谋”，指的就是房玄龄，他跟随李世民长达三十多年，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是被后人称道的一代良相。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今山东济南人，出身于官宦之人家，他的父亲房彦谦曾做过隋朝的泾阳县令。房玄龄自幼便聪慧异常，并博览群书。待到年龄稍长，便已目光如炬，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政治智慧。据说，隋朝开皇年间，天下一片太平盛世，人们都普遍认为大隋朝可以江山永固。但房玄龄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悄悄地对父亲说：“隋文帝没什么功德，是篡位得来的天下，他的儿子们又为皇位争夺激烈，别看现在歌舞升平，灭亡是早晚的事。”后来的事实验证了房玄龄的眼光。
18岁那年，房玄龄被推举为进士，授官羽骑尉。隋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李渊父子起兵，李世民屯兵渭北地区。房玄龄前往投靠李世民，两人一见如故，李世民马上授予他记室参军（机要参谋）的职位。从此，房玄龄成了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房玄龄最大的功劳，就是和杜如晦一同密谋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
当时，唐高祖李渊的长子李建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次子李世民功劳最大。李建成隐隐感到了来自二弟的威胁，于是他和幼弟李元吉结成一党，准备杀死李世民。但在房、杜二人的策划下，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发动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射杀建成和元吉。原来的太子死了，唐高祖只好立李世民为太子，没过多久，索性让位给李世民，自己当起了太上皇。
李世民即位后，大摆宴席，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劳最大，列为第一等。贞观四年（公元629年），房玄龄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开始了自己的宰相生涯。
担任宰相后，房玄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员。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根据唐太宗的诏令，房玄龄在贞观初年对在职官员进行大量裁减，最后核定文武官员六百四十六人。地方行政机构也大量裁并，全国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设十道，三百余册。这是贞观初年全国性的一次重大改革。
房玄龄不但果断地裁去大量冗员，且善于因才授任、选贤任能。张亮是个贫寒人士，“素寒贱，以农为业”，但“倜傥有大节”，有智谋，经房玄龄荐举，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但张亮胆气不足，无将领之才。房玄龄只用其长，并不“以备求人”。
房玄龄担任宰相二十余年，选良才，去冗员，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卒，享年七十岁。房玄龄生病期间，太宗经常前往探视。如果见到他病情加重就会痛哭流涕，见有好转，便喜形于色。房玄龄病危时，太宗命令把苑墙凿开以便问候，并执手与他诀别。
房玄龄在世时就被人视为“国器”，而后世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也无不首推房玄龄，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如果说敢谏的魏征是唐太宗的一面镜子，那多谋的房玄龄则是唐太宗的一条臂膀。
魏征
自古以来，都是臣子怕皇帝，因为皇帝金口一开 ，臣子的脑袋说不定就要搬家。但也有例外，一代明君李世民就是一位“怕”臣子的皇帝，令他害怕的这个大臣，名叫魏征。
魏征字直成，河北省晋州人，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虽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志向远大。隋朝大业末年，魏征投靠瓦岗军，被李密任命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降唐，在太子李建成门下做幕僚。玄武门兵变之前，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但未被优柔寡断的李建成采纳。玄武门兵变以后，李世民派人把魏征叫了过来质问说：“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大家都为他紧张不已，魏征却神情自若地说：“皇太子要是听了我的话，哪至于有今天的祸事？”如果一个心胸狭隘的主子听了这种回答，肯定把魏征推出去斩了，不过李世民到底是一代明君，不但没责罚他，反而礼遇有加，自己的詹事主簿（机要秘书），登基后，又根据他性情耿直、有胆魄的特点，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专门负责挑皇帝的毛病并且教训皇帝。
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这番话，让太宗对魏征更加信任。
贞观元年（627年），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贞观二年（628年），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由于魏征性格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赏玩得高兴时，魏征进来了。太宗怕魏征提意见，回避不及，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这一切早被魏征看到，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不敢拿出鹞子，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怀里。
还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妥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贞观十六年（642年），魏征染病卧床，不久便病逝家中。太宗亲自前去吊唁，在魏征的尸体旁痛哭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不但是一位耿直勇敢的谏官，他还是一位历史学家，奉命主持编写过《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