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古以来，表达自身怀才不遇之感的各类文学作品，就是我国文艺花坛中不可或缺的奇葩。怀才不遇这种情况，无论是在战乱频仍的先秦、魏晋，还是在国富民强的大汉、盛唐都属于正常现象。不过，纵观我国不得志的古人们，可以发现，这些人往往是一些思想家和以文艺见长的 各类文人。这类人几乎成了历朝历代统治者最头痛的问题。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千里马要想遇见伯乐，守株待兔是不行的。那就要有主动地动作使伯乐注意到你。而文人向皇帝进谏就是这样一种动作的基本。然而，光有进谏是不够的，怎样让皇帝采纳你的建议才是关键。否则，你还将继续的怀才不遇。不过，让皇帝纳谏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绝大多数的皇帝都会被三座大山阻挡住本来就不宽的纳谏小路。
第一座大山：人性的弱点。
从人性的一般意义上来说，纳谏有颜面、尊严的问题，听到表扬就欣欣然，听到批评就有失颜面。平常人都有的弱点到了帝王身上，往往会将其扩大化。
第二座大山：权力的弱点。
从政治意义上说，君臣之间，势若天隔。如果君主总是听从大臣的意见而改变主张，似乎有失君主权威。一般认为权利高低与能力大小成正比。如果君主曲意从人，会被认为是能力弱的表现。
第三座大山：公私的纠葛
不论皇帝、大臣，都是担当公职的。于是，他们身上会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矛盾，即公职与个人利益的矛盾。皇帝作为国家的代表，当然要考虑全社会，考虑政府信誉、国家形象。但是，当皇帝作为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他的公私冲突是最不易解决的。因为职位越高，越容易自我膨胀。如果，皇帝不能摆正自己的公私关系，公共权力就会成为阻挡一切言论的万里长城。
这是做为伯乐的皇帝不能发现千里马的原因之一。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千里马都是这样变成拉磨驴的。这种情况只在明清两朝较为多见。在此之前，文人自身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
文人作为一种特殊的阶层，他们的一些特殊习性也是在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挖掘坟墓。
习性之一：孤傲的作风
这一习性的代表是陶渊明。他是一心做官的，踏入仕途的。然而，他不明白仕途的坎坷。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就难免夹着尾巴做人，到处逢迎，一步步往上爬。可惜，陶渊明孤傲的习性让他忍受不了“乡里小人”而辞官归隐。归乡之后，陶渊明仍会写出“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诗句，殊不知，那将人掷去的日月正是他自己。
习性二：对时局的不了解
这一习性的代表是王安石。当宋神宗第一次见到王安石时就说到：“你来做魏征，朕来做唐太宗。”王安石听到这句话后便放下心来，大刀阔斧的变法。然而，王安石做不了魏征，变法没多久，被变法触痛的大多数朝臣就全力攻击王安石，这其中包括司马光与苏轼。宋神宗也绝不是唐太宗。他承受不了合朝的高压。这就使王安石落了个罢相的下场。
习性三：过高的诗文才华
这一习性的代表是李白。李白的诗才实在是古今无双，就连贺知章都不禁称其为“谪仙人”，从而引荐给唐玄宗。也正是由于李白绝对的诗文才华湮没了其并不超人的政治才华，这就很容易让人把他当做一个高级御用文人来对待。李白给玄宗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他能受到玄宗的重用才怪呢！另外，李白目无法纪的道家心态、游侠作风就进一步确立了他赐金还山的结局。
习性四：实在不高的政治才能。
我所说的才能是与同时期的其他政治人物比较。这一习性的代表是王勃。王勃生活在唐高宗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无限涌动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前有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等贞观名臣依然活跃，后有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等政治新星涌动。他们每一位都是足以改变一个时代的人物。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笼罩下，王勃这样只有李广、冯唐一般才能的人物是远远没有资格迈入朝堂的。
文人的这些习性与皇帝面对的大山是一样的，一样极难革除的。这就造成千里马们总是用错误的方式展现自己，使自己永远变成拉磨驴。
那么，作为今人，我们应该对此种现象抱以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一问题，我想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段话表达我的观点。
中国文化人总是喜欢以政治来框泛文化，让文化成为正直的衍生。他们不知道：一个吟者因冠冕而暗哑了歌声，才是真正值得惋惜的，一个诗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诗情，才是真正让人可惜的；一个天才因政务儿陷于平庸，才是需要抱怨的。而如果连文学史也失去了文学坐标，那就需要把惋惜、可惜、抱怨加在一起。
是的，那些怀才不遇的文人们为我们留下了绮丽的文化丝绸，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价值所在。因为，如果他们怀才得遇，我们不仅不会多一些盛世，而且会失去文化丝绸中重要的经线。所以，作为后来人，我们应该庆幸他们的怀才不遇，庆幸他们为我们留下了最值得骄傲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