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丁凯文·
丁盛将军去世至今已有整整十个年头了，丁盛将军蒙受不白之冤也足足３２年矣。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但人们心头的记忆却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泯灭。２００８年８月份香港出版了丁盛将军的回忆录－－《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读罢此书，尤感到随着将军的自述回到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回到那动乱不堪的文革时代，回到那不公不义且持续至今的邓氏年代。几多悲愤、几多感慨，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大胆将军”
１９３０年，年仅１６岁的丁盛就参加了红军，从此与军旅结下了不解之缘，也铸造了丁盛一生的辉煌战绩。丁盛参加了江西苏区的反围剿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参加了中共党的“七大”。在解放战争年代，丁盛不仅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还参加了衡宝战役，直到全中国的解放。丁盛从一名普通的战士，一步一个脚印，经过多年的艰苦征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军的军长。几个最著名的战斗中，丁盛都身先士卒，勇猛冲杀，克敌致胜，军史标名。如遵义会议前红军攻打娄山关，丁盛身为连指导员，面对强敌猛打猛冲，夺取了战斗的胜利。１９４８年在辽沈战役中，丁盛率领东北野战军二十四师参加辽西会战，全歼国民党廖耀湘兵团，由此确保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在随后的平津战役中，丁盛率领改编后的一三五师，在最短的时间内攻陷天津的城门，占领金汤桥，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通令嘉奖。最值得一提的是，丁盛在衡宝战役中，率其部孤军深入敌人的后方，以区区一个师的部队勇猛穿插，愈战愈强，切断了广西地区敌人的退路，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丁盛由此受到解放军四野的传令嘉奖和表扬。可以说，在历次战斗中丁盛总是表现出勇猛、机智、顽强的作风，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甚至能在敌我形势中暂时处于不利的条件下，及时掌握主动，表现出一个优秀的战时指挥员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化险为夷的可贵的素质和精神。正是由于丁盛的卓越战绩，人送雅号：“大胆将军”。用“叱咤风云、威震敌胆”来形容丁盛将军应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丁盛在自己的回忆中将这些战斗娓娓道来，无娇饰、无吹嘘，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讲述那段可歌可泣的非凡经历。唯一有些让人感到的不足之处是，丁盛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及１９５９年的西藏平叛战斗和１９６２年１１月指挥的中印边界战斗。这两次用兵之时都成立了以丁盛命名的指挥所－－“丁指”，尤其是对印作战，中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与丁盛沉着、大胆、机智的指挥是密不可分的，也是丁盛战斗生涯中一段辉煌的经历。好在书中的附录部分录有齐心整理的《丁指部队的西藏平叛作战》和丁盛的战斗报告《关于中印边境部分地区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报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丁盛将军回忆中还有一些值得人们注意史实。一是中央苏区乱杀“ＡＢ团”，冤杀了很多无辜之人，且杀人之手段异常残忍，排长、连长、团长，甚至师长也被冤杀掉，乃至部队减员很多，直接导致战斗力下降。丁盛回忆说：“现在想起来，还痛心，还难过。哪怕和敌人拼，死了也认了，却都死在自己人手里。”事实上，“ＡＢ团”事件长久以来就是一段未曾深入探讨的历史公案，它涉及到当时苏区领导人毛泽东等人的偏激路线，滥杀异己和无辜，制造恐怖气氛，以达到维护自己权力的目的。还有就是，“西安事变”的作用，该事变确实起到了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的作用。丁盛回忆说：“再像前面那样维持下去，当时对付胡宗南有很多困难，特别是物资方面，衣服、粮食的困难。……本来我们多困难啊！一事变，好了，胡宗南往后撤了，……所以说，‘西安事变’结束了我们艰难困苦的生活。”丁盛对“西安事变”前后形势的变化深有体会。由此可见，挽救红军和革命的最大恩人不是苏联或共产国际，而是张学良！若无“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再像以前那样发动对红军的围剿，中共日后的形势殊难意料。
二、不堪回首的“文革”疯狂年代
“文革”爆发时丁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自然也属于被造反派冲击，甚至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面对“文革”这样的乱局，丁盛表现出自己“大胆将军”独有的特性。
（１）宁折不弯。面对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丁盛不仅没有丝毫的退缩，反而与他们展开辩论，对造反派的指责、批判一一据理予以反驳。比如，造反派指责丁盛从四川来到新疆是为了夺权。丁盛反问他们“夺谁的权”，是夺陶峙岳（陶峙岳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的权吗？而这个陶峙岳恰恰无权可夺，因为陶峙岳是１９４９年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将领，虽然名位较高，可事实上并无实权。显然，造反派只会跟着中央文革鹦鹉学舌，对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由此显得文不对题，弄巧成拙。造反派还指责丁盛是罗瑞卿派到新疆的。丁盛反驳说“我是一个军人，他命令我来，我能不来吗？”对于丁盛的不合作，造反派也不得不承认“你的态度这么硬，动不动就跟我们吵。”
（２）坚持原则，绝不跟风。新疆造反派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要打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为此造反派多次纠缠丁盛将军，要求丁盛表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丁盛坚决反对。丁盛一直认为，王恩茂等新疆的主要干部对新疆的建设是主要的，是有成绩的，如果他们有什么错误，可以批评或批判，为什么一有错误就要被打倒呢？面对造反派的逼迫，丁盛坚决不表态。丁盛直言：“我就不表态，我就不说打倒。你们要打倒，你们讲，叫我讲干什么？我为什么去打倒他？”对于军区内发生的武斗，丁盛坚决制止。对于那些企图冲击军队机要局的人，丁盛严加制止。对于武斗中负伤的人员，即使是造反派一方的，丁盛也坚持人道主义精神予以及时的救治。由于丁盛的努力，新疆没有发生大型的武斗事件。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丁盛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实为难能可贵。
（３）丁盛与林彪的接触。作为军队的主要干部，丁盛免不了要与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林彪有所接触。林彪在“文革”中对丁盛有过什么特殊的指示吗？据丁盛自己的回忆，他与林彪在“文革”时期只见过四次面，林彪对丁盛的指示就是要加强战备和军事训练。丁盛回忆说：“我跟他（指林彪）谈了以后，他讲了一下。他讲的内容，我简单记了……重点就是讲军事训练。”众所周知，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正是“文革”搞得轰轰烈烈的时期，军队也不能幸免，军内造反派响应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号召在全军展开大批判，甚至要揪出一个所谓的“带枪的刘邓路线”代表人，不少军内的干部被批斗、斗倒、甚至斗死。林彪当时的策略就是要稳定军队，不使军队内部发生严重的内乱。但是由于毛泽东对造反运动的支持，林彪并无可能与之对抗，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不与中央文革小组硬顶的策略，而是加强军事战备、军事训练，以军队要抵御外敌为口实，强调军队的特殊性以压制军队内部的造反派，以此迂回地抵制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插手军队，制造夺权的各种企图。以往的党史教材中，众口一词地说林彪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处心积虑地要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而丁盛的回忆恰恰否定了这一官方的说辞。
（４）揭示建房真相：为毛泽东修建别墅、行宫。林彪倒台后，中共官方就喋喋不休地指责林彪为了自己篡党夺权，私自在杭州为自己建立“行宫”－－７０４工程，但却完全不提那是为了对付前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指挥所。真正为自己大建行宫的却是毛泽东本人。且不说三年大饥荒时期湖南为毛泽东兴建的“滴水洞”行宫，其他各地均有样学样，如武汉的东湖，杭州的汪庄、刘庄等。广州是毛泽东以前常来的地方，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１９７１年５月广州军区特派专人赴武汉和杭州，将毛泽东喜欢的房子样式记下来，动用两个团为毛泽东建行宫。不仅如此，在给毛泽东兴建行宫的同时，还要兴建多幢房子，主要是给周恩来、康生和江青所建。但是此处唯独没有给当时仍为二号人物的林彪建房，这充分说明，林彪那时已被毛泽东划入另册，出局了。毛泽东的家臣、贴身总管汪东兴多次前来观看、指导，为此还特别为汪东兴也加建一幢房子。对于给毛泽东建行宫，汪东兴可是费尽心机，提出各种要求，如走廊、卫生间、天井等，无不设想周到，工程也反复修改。不仅如此，广州军区还根据汪东兴的要求，从东北哈尔滨搞来四台电影放映机，专门配给这四幢房子。这个工程直到“９１３事件”之后才完工。可以说，这套工程完全是按照汪东兴的指示特别为毛泽东、江青、周恩来等人修建的，但是“林彪事件”后却被当局诬指为是为林彪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而建，而此时此刻的汪东兴对此竟然沉默不言，连一句公道话都不说。丁盛气愤地说：“你汪东兴是个人吗？你自己叫人家干的，到了这个时候，不出来作证。明明是给毛主席他们几个人修的，那些人说是给林彪修的，你汪东兴出来说话呀。说这个房子是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你们定的，不是给林彪修的。不说话，广州军区相当一部分参加工程的人很愤慨，我也很愤慨。咱们到北京去当面和汪东兴对质，是不是你讲的？你怎么不认账？你还是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还是中央副主席呀。”丁盛将军揭示出的事实真相，让人触目惊心，原来中共中央和专案组这些人就是这么不择手段地制造谎言，打击异己，由此制造出无数的冤案。
三、从“九一三事件”到“四人帮”被粉碎
（１）所谓的“林彪南逃”带给广州军区的灾难。“九一三事件”是中共建政后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冲击，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关系到党内、军内一大批领导干部。然而，就如同人们事后看到的，中共当局采取的依然是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制造了一大批冤案。“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林彪有没有“南逃广州”？没有。林彪有没有主动与广州军区领导人联系策划过此事？也没有。如果真有此事，丁盛也早被打成林彪死党，撤职查办了。这一“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名实际上是专案组在“九一三事件”后罗织出来的，并无任何证据证实此事。“林彪事件”发生后，丁盛本人并未被打成林彪集团成员，依然受到中央的信任，并在１９７２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继续主持广州地区的军政事务。这实际已表明丁盛与突然爆发的“九一三事件”没有什么瓜葛。既然丁盛与广州军区并未卷入“林彪事件”，为何时隔几年后又大张旗鼓地追查广州军区，把一大批无辜的干部打成林彪死党呢？丁盛回忆说：“一次是１９７４年，第二次是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７９年。那一次真是荒唐，还是林彪南逃，还搞这些人。结果两个副司令被隔离”，１９７４年是王洪文、张春桥在北京硬逼丁盛承认事先知道林彪南逃。时任广州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各种卑劣的手段都使将出来，如封官许愿、威逼利诱，目的就是要广州军区承认他们事先知道林彪要南逃。丁盛气愤地说：“我今天郑重声明：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从哪儿知道啊？”如果说，１９７４年“四人帮”横行于世，可以随意制造冤案，可是到了１９７７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何中共还要继续追查广州军区这一莫须有的罪名，继续制造这样的冤案呢？显然，邓小平的中央继续在林彪南逃一事上作文章，目的就是要将林彪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将文革的罪责转嫁到林彪与江青身上，为毛泽东的祸国殃民作开脱。
（２）丁盛坚持实事求是，历史不能被阉割。林彪倒台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批林而扭曲历史，丑化林彪。但是丁盛对此不以为然。丁盛在承认党中央指挥正确的前提下，公正地指出“林彪在东北的作用不能否认。我们很佩服林彪。来自各方面的人统一思想，当时是很不容易的。１９４６年那么困难，打得敌人狼狈不堪。１９４７年东北由被动转为主动，这是事实。１９４７年秋季攻势把陈诚打败了。派了卫立煌，又打败了。这些功劳，林彪有一份，指挥是正确的，战略思想是对的……所以当时我们很佩服他，我个人很佩服他，这是事实。”丁盛还说：“我个人认为，林彪管理部队，战术思想，战斗作风很好。难道因为是林彪搞的，就不能用，就是错误的？军事科学没有阶级性。谁应用的好就胜利。”这些都说明，丁盛并不因为林彪被打倒就否认历史上的林彪，否认林彪的功劳和作用。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３）丁盛蒙难，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欲加之罪。１９７１年发生的“林彪事件”上，丁盛可以说是逃过了一劫，但是却在“四人帮”倒台后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四人帮”的势力。中共党史上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探讨的题目，即那些搞了阴谋诡计的人总是指责别人搞阴谋诡计，策划、实施了政变的人总是诬陷别人搞了政变。文革爆发前，毛泽东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将军队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仅让林彪、周恩来等人在政治局会上发表“防政变”的讲话，制造紧张空气，还亲自调兵遣将，成立首都工作组，目的就是针对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１９７１年毛泽东的南巡，依然故技重施，将斗争的矛头对准自己的接班人林彪，诬指林彪要篡党夺权，并向地方诸侯大员打招呼，同时还在北京调兵遣将，最后将林彪逼上了绝路，可笑的是，林彪死后一个最重要的罪名竟然是“要搞政变”。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在毛死后，继承了毛的整人衣钵，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一举抓获了“四人帮”。而“四人帮”的一个重要罪名居然也是“搞政变”。从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华国锋的宫廷政变，历史走过了整整十年，他们斗倒政敌的利器竟然如此一脉相承，都是给自己的政敌戴上要“搞政变”的帽子，历史的演变何其相似乃尔。事实证明，恰恰是毛泽东和华国锋搞了政变。“四人帮”手中并不掌握军队的实权，即便“四人帮”的重点在上海，那里也只有一些工人民兵，这点民间武装实在微不足道，更无法威胁到北京的政局。既然华国锋等人要坐实“四人帮”搞政变，就一定要找出他们与军队方面的联系，罗织出“四人帮”要搞政变的证据，这样才能让真正搞了政变的华国锋等人自圆其说。而时任南京军区司令的丁盛正好成为华国锋等人现成的靶子。丁盛一条重要的罪名就是“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参加上海的武装叛乱”。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首先，林彪掌管解放军时是坚决地抵制江青一伙插手军队的，军队里的老干部在文革时期倍受冲击，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他们心底里极为痛恨这些文革极左派，林彪一系人马尤甚，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上林彪带头敲打张春桥，引发了老干部们的共鸣，群情激愤要揪张春桥就是明证，他们怎么可能投靠自己的死对头？
其次，丁盛历史上与“四人帮”素无瓜葛，１９７３年底才调任南京军区司令，与上海的“四人帮”党羽也没有任何往来，怎么可能忽然之间就“上了‘四人帮’的贼船”，且参与了”四人帮“策划的武装政变阴谋？
再次，华国锋等人给丁盛定罪的根据仅仅是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等几个人的口供，并无其他任何实际证据。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仅凭某个人的口供就入人以罪者无一不是冤案。余汝信先生曾撰文《为丁盛辨》和《为丁盛辨（续）》，发表在“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增刊”上，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丁盛一案的原委，为丁盛将军作了有力的辩护。笔者特别要指出的是，徐景贤等人的口供根本就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是地地道道的伪证，徐景贤等人身为阶下囚不得不配合当局导演的戏码，遵循当局的旨意诬陷丁盛，他们日后当然不敢也不愿为丁盛作证推翻这些不实之证词。
最后一点，曾在广州军区工作多年的迟泽厚先生曾对此有过一些论述，迟先生说：“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迟先生后来又作了相应的补充，迟先生说：“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８日，除华国锋以外的几位军委主要领导人，曾集体接见广州军区领导，指示‘广州军区出了个黄永胜、温玉成、梁兴初、丁盛，问题比其他单位多’，‘你们这里不是清水衙门，出了个黄永胜，又出了个丁盛，还有刘兴元，两个突出的，一个中间的’。而此时，被点名的这几个人，都早已不在广州，黄永胜、梁兴初、温玉成已调走１０年，刘兴元已调走６年，调离广州军区时间最短的丁盛也已有４年。但是，账还是要算在广州军区头上。就在这次接见中，广州军区被定性为‘第十次和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重灾区’。既然是重灾区，自然要动‘大手术’。于是要求广州军区党委：打破顾虑，‘放手发动群众’，大胆怀疑，‘一开始怕打击面宽，问题就揭不出来’。可见要整丁盛，是上头的共识。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丁盛还能逃脱吗？”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谁是当时的“军内有力人士”呢？迟先生没有明说。但是知情人士告诉我们，所谓的“军内有力人士”就是当时掌握军权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在“二月逆流”后被毛泽东搁置长久不用，直到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时被毛泽东密招上山，奉旨赴福建、广东收集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资料，由此再次跻身中央政治圈，配合毛泽东打倒陈伯达的战略部署效尽了犬马之劳。回到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已经不像“文革”初期时那样敢于对抗江青等“文革”极左派，在许多事情上更是紧跟毛泽东、江青、张春桥。诸如在１９７３年２月叶剑英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公然逼迫原广州军区副政委、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就“林彪事件”作伪证，明目张胆地强迫卜占亚承认“上了林彪贼船”和知悉、配合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叶剑英这个政工元帅统兵打仗外行，玩弄政治却是一把“好手”！
四、新一轮的政治迫害
（１）专案组的逼供信。“文革”时期人们谈起专案组无不谈虎色变，他们往往秉承上级的旨意，罗织罪名，陷害无辜，疯狂地打击、迫害异己，成为毛泽东皇权专制体制里一个大搞政治迫害的工具，由此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专案组实已臭不可闻。然而这一违背现代法制理念的整人工具在“文革”结束后并未离开政治舞台，新的当权者不仅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加以利用，重新成为他们用以整人的利器，“专案组”竟然在此时得以发扬光大。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６日丁盛被停职审查，同年１１月５日被专案组关押直到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４日。丁盛回忆说：“差不多两年时间天天搞，反正他们提什么问题，你不按他的要求说，不合他们的口味就顿脚、拍桌子，骂人。……两年时间，逼、供、信，一句话。”专案组利用各种手段折磨丁盛，如派两名警卫员全天候看守丁盛，寸步不离，连上厕所都陪伴在旁，晚上睡觉时在丁盛床头放两个大灯泡，让认无法安心睡眠。关押期间，丁盛犯了心脏病，但专案组却不许丁盛看医生，更不许与家属会面。看管丁盛的警卫班战士也被勒令不许与丁盛讲话。十足的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６日又将丁盛关押起来直到１９８１年５月９日。第一次关押是为了搞出丁盛与“四人帮”搞政变的证据，而第二次关押则纯粹配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从丁盛的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出专案组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求，先定罪名，然后再通过逼供信的手段迫害当事人，以取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
（２）株连的风暴。“文革”期间，凡被打入另册成为“阶级敌人”的人，其远近家属也无不跟着遭难，以至于无数的家庭惨遭株连的厄运。一人出事而株连九族乃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下的一个陋习，历朝历代习以为常。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搞株连不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成为当权者迫害异己的得力手段，致使这一恶行大行其道，“文革”时期尤甚。“文革”结束后株连九族居然伴随着新一轮的政治迫害又一次在中国的舞台上耀武扬威。丁盛在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被关押审查后，丁盛的夫人和家属马上就被扫地出门，没有任何司法机关办的手续，更没有出示任何文件，如逮捕证、搜查证等，全凭上级口头命令就将丁盛一家赶出家门。当时全国还是凭票证供应粮油副食等，丁盛一家被赶出军区大院，竟然连基本的供应都没有了。丁盛的夫人重病，军区医院竟然不予救治，丁盛的女儿因丁盛的关系被下放到乡下的医疗队工作，丁盛重病时也不许女儿回家照顾，女儿在军区医院即将转为正式医生时竟然被强迫转业。丁盛的夫人为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丁盛气愤地说：“什么问题呢，从生活上折磨她，从政治上打击她，从经济上限制她。他们这样对她，不讲什么共产主义道德，还有人性吗？这是对她的折磨、对我的折磨。”由此可见，即使“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大搞株连的风暴依然无处不在、无孔不在。
（３）“两案审判”的荒谬。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搞的“两案”审判实际上在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就在中央最高层开始酝酿，那时邓小平和陈云就打算将中共的党内斗争以司法的手段作了结。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９月３日的党内会议上一锤定音：“有些人罪行严重，要判无期徒刑。黄吴李邱、陈伯达，可以作为一案，王张江姚，包括毛远新，作为一案，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来处理，不要一个一个人去写，要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写出来。”随后在１９８０年３月成立了“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担当主任，用以指导下面的检察院、法院的具体工作。这些人口头上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可检察院、法院犹如傀儡，检察官和法官的一举一动皆听命于这个上级指导机构的指挥，无一毫一丝的独立性，“两案”涉及到的嫌犯早已被内定好了罪名和刑期，公开的审判不过就是走个形式，欺骗舆论和世人而已。“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和后来成立的“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没有本质的区别，根本就是一脉相承，换汤不换药。他们在“两案”审理时又是怎样给丁盛定罪的呢？丁盛的罪名看起来很大、很吓人——“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参加上海的武装叛乱”。但是罪名之下居然没有任何实际可信的证据，全凭徐景贤、王秀珍几个人的口供，且这些口供也是靠逼供信制造出来。后来连专案组自己都觉得这套“罪证”实在拿不上台面，但为了给“四人帮”定罪他们不得不秉承“上意”，拿丁盛作陪绑，以期坐实“四人帮”上海搞武装政变的罪名。“两案”的审理在１９８１年初就告结束，可是过了一年半，直到１９８２年７月６日丁盛才被军事检察院宣布“免予起诉”，７月３１日被宣布“开除党籍、退出现役”。随后丁盛以团级干部的待遇被赶到地方安置，每个月只给１５０元生活费，且不许住在沪宁铁路沿线，广州也不行，北京就更不能去了。最后只能被安置在江西的南昌。
以现代法学的观点来看，当年给丁盛定的罪名都是没有根据站不住脚的，当时的那么多法学专家、律师们难道都看不出来吗？参与“两案”审理的著名律师张思之后来说：“如果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起诉书的话，我觉得拿不出手。作为共和国的第一大案、要案，代表国家对于你指控的被告人来起诉他的罪行，写出这样一个东西来，我认为太不够了。那更谈不上审判以后官方总结所说的，这些文件具有什么‘典范的意义’，不可以这样讲。”张律师进一步说：“那更明显的就是最后的判决。谁定的？常委定的，不是法庭定的。江华敢定吗？他定得了吗？尤其是在判不判死刑这个问题上，那是翻来覆去多少过儿。这些都说明，‘两案’审判是党的审判，是党的政治审判，而不是真正准确意义上的一次法律审判。”具体到丁盛一案，那正是由于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罔顾事实，强加罪名，伪造事证，有意扼杀丁盛的政治生命。
（４）“一腔悲愤谁诉？”面对邓氏年代如此不公不义的行径，丁盛没有被压垮，而是到北京申诉。丁盛先后找了中组部、中纪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但是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不能谈”，理由是“为了稳定局面、为了安定”，只有生活问题可以谈一谈。具体到“两案”审理中处理过的案子，都是同样的命运。接待丁盛的人直言不讳：“现在凡是‘两案’，就是林彪一案、江青这个案，过去办了的，处理了的，处理对了，不要动了；处理错了，也不动，就错了；处理轻了，也不动，就轻了；处理重了，也不动，就重了。对也好，错也好。轻也好，重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压死了。”他们劝丁盛想开一点，“你这种情况不是你一个人，是一批人。”丁盛后来还找了当时硕果仅存的聂荣臻元帅，聂帅则批给总政处理，但邓小平在军委掌权的行走刘华清竟然不屑一顾地说“管这个闲事干什么？”一副邓氏走狗奴才相。事实上，从有关部门的反应来看，他们并非不知道受“两案”审判无辜牵连的大有人在，且大都含冤受屈，但是这是邓小平一人定下来的，即使明明不对，确确实实搞了冤案的，也无法得到澄清和改正，且美其名曰“为了稳定”，其实说穿了就是为了邓小平一人，这就是典型的皇权专制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又一翻版，只不过过去姓毛，现在转而姓邓而已。丁盛的申诉虽然不可能成功，但是却暴露了这伙邓氏伪君子们任意制造冤狱的真面目，也让人们更加认清他们的丑恶本质。
五、猛士悲歌唱大风
丁盛将军虽然去世已十年，但是每当读起他的回忆，都能深刻地体会到丁盛将军所具有的英雄气概。丁盛将军的回忆不拖泥带水，不转弯抹角，言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闻其声如见其人，句句话如同重锤敲击在人们的心头，不愧是枪林弹雨打出来的真英雄、真豪杰。
现今那些仍然以毛泽东是非为是非的人，以党的决议为判定真理和谬误的人，依然不敢触动那些敏感话题。丁盛将军在回忆里直接批判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谬误。丁盛说：“１９７１年８月，在长沙，毛泽东指着我：‘丁盛、刘兴元，你俩跟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毛泽东说这话就不对。我们又不是为黄永胜革命。……你说我们跟他的关系密切。那你跟他的关系不密切啊？你们从井冈山一起下来。他当总长是我们让他当的吗？不是你毛泽东、周恩来，你们中央叫他当的？……你们叫他当总参谋长，反而责怪我们，把罪名加在我们身上。你怎么不讲自己用错了人啊？‘九一三’以后，打击了多少人啊！”对当时中央里的某些领导人，丁盛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虚伪。丁盛说：“华国锋为什么搞我呢？因为我不支持他搞卜占亚。１９７２年下半年，华国锋要整卜占亚，说卜占亚上了林彪的贼船。……我说不知道卜占亚有什么事，我揭发什么呀？所以华国锋就记下这个仇恨。”针对汪东兴，丁盛说：“汪东兴是为了表现。在江青跟前的时候，跟江青说话，腰都挺不起来，江青同志这样、那样的。你叫我们接待江青，给我们交代那么具体，那么明确，三番五次地讲。等江青倒台了又反过来说，江青在海南岛打高射炮，你丁盛知道不知道？你安排了任务，完了又说我们投靠了江青，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对于邓氏中央强加在丁盛身上的罪状，丁盛坚定地说：“这全是一个冤假错案。不管你们怎么说、怎么定，你们没有证据，一件证据也没有。”丁盛最后理直气壮地说：“从我本身来讲，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人民，我没有作坏事，我问心无愧，理直气壮。”
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在人民心目中，侠士、勇士、猛士也得到更多的尊崇和敬佩。抗金英雄岳武穆虽然为当朝者害死，但其英勇事迹和那一曲满江红却长留人间，成为永久的英雄象征。丁盛将军以其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卓越战功无愧于“猛士”这一称号。虽经“文革”的磨难和邓氏年代不公不义的迫害，丁盛毫不妥协，不退缩，而是据理力争，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一一加以驳斥。丁盛将军身后这部回忆录犹如悲壮之歌狂飙一曲从天落，这番壮怀激烈必将记录在那真实的历史中。笔者相信，丁盛将军不会永远沉冤海底，毕竟历史是人民写的，而非统治者所能任意歪曲和篡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