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央视主持人邱启明在微博上怒斥制片人是傀儡,一时间引起广大网友及众多媒体的关注。最近他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谈及离职,他表示央视给了自己名和利,要摸着良心回报一些正的东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人,但面对体制不能硬碰硬,只能匍匐前进。
视尽职尽责为底线
邱启明对《24小时》前制片人的要求是,“不管《24小时》被上头如何牵制,你每天必须给我一条评论,否则我就在主播台上胡说八道。”王青雷的文字加上邱启明的诠释,就是那一时期《24小时》最具影响力的评论。
那时候,邱启明心里很平顺,“为了那个平台,我认为我做了应该做的选择”把八股式的导语变成自己的语言,聊天式的导语,还有,评论随时加,让观众觉得亲近。刚进《24小时》节目组的半年,他每天站在二楼拐角,一背就是一两个小时,消化,变成自己的语言。
直播台前没有提示器,面前的新闻纸上也只是简单的关键词。直播时的现挂是家常便饭,临时给出评论。但邱启明不敢说太长,怕说着说着就碰到“红线”,“瞬间会照顾到方方面面,一会儿想着上面的口径在哪,又想到‘红线’在哪,我会不会踩到地雷,考虑对面女主持会不会在那自己背稿子……无数干扰的东西。”干扰的对立面,是一个强大的团队,从制片人到主编,再到评论执笔,所有人都在考虑《24小时》如何出彩。
相比现在,邱启明那时不觉得压抑,就是因为每天都有一条评论,有时候还有好几条。“作为国家电视台,虽然是一个接近零点的节目,但如果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是很可悲的事情。”
每次领奖,邱启明必定首先感谢CCTV,因为这个平台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接着感谢团队,他只是沾了出镜的光,其实自己很多时候是“团队的传声筒”。
4月1日,在《新周刊》“2011中国电视榜”颁奖现场,邱启明说: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把尽职尽责当成一个底线,这个社会没有不变好的理由。
很多人将所有事情归咎于体制,却忘记自己也是体制的一部分。连岳曾在博客中写道:“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邱启明也推崇这种智慧,像白岩松和柴静,“他们是有智慧的人,匍匐着,迂回着做成了很多事情”,相比之下,自己则像一介莽夫,直截了当,“却比只抱怨不做好很多。”
白岩松也希望媒体不要出于特别角度把邱启明推向岗位的对立面。“我希望我的电视同行,最好是通过节目成为关注点,而不是节目以外的事情。启明可以学学岩松老大哥,去年我多次被辞职被自杀,最后我都‘厚着脸皮’,既没辞职也没自杀。守土有责,我们做的事情有比恩怨情感更大的目标。”
不开心,那我走
邱启明的妻子李菡是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出身的正统派,两人讨论起专业话题时,两三句就戛然而止,“你觉得所有电视屏幕播出来的,都是你们学院出来的字正腔圆型的,就好吗?就认为我经常在《24小时》动不动就出错的人差吗?”
“单以专业角度讲,我非常尊重赵忠祥老师、罗京老师、李瑞英老师。但在今天这个信息万变的新闻平台,真的不能再以吐字如珍珠落玉盘一样去打拼。”
邱启明觉得自己不按赵忠祥、李瑞英的播音腔走,就是差异竞争。偶尔口误,也是差异竞争。“因为我也是一个观众。我喜欢什么样的主播,就会引领着我朝着谁的方向走。”
刚出道时,他会因为紧张犯低级错误。在地方台主持一场大型活动的开幕式时,台上坐着市委书记、市长,他紧张:“闭幕式到此结束!”20年过后,他笑自己:“我为什么要紧张?应该让他紧张,应该让台下所有的人紧张,因为话筒在我手里。”
邱启明自豪于自己现在的敢讲,诸如渤海湾漏油事件、哈尔滨强拆、同性恋话题,《24小时》都有独到的评论。
讲得不开心,就选择离开。从南京台离开后,他与李菡来到东方卫视,用办公室里一张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录制了一档10分钟的新闻谈话类节目。台里领导看过后,让他们补妆重录,“请你俩开条件吧。”
每天晚间10点钟开始工作,睡三四个小时,4点钟起床,准备早间节目。所有的评论,两个人的对话,完全脱稿。11个主持人之间,邱启明和李菡作为总主持,要将前后串联得严丝合缝,“那时候,幕后团队与主播是隔离的,非常不科学”,但对于两个到新平台想做好新闻的人来说,恰恰是个绝好的机会,因为没人愿意做面对黑夜多过白昼的早间节目。
2008年,CCTV借调邱启明在上海主持一档欢乐过大年节目,赵普接通他连线后,对面沉着回应:“赵晋,你好!”信息接收错误没有影响到央视台长焦利对邱启明的喜爱。
偷偷从东方卫视跑到北京试了3天镜,第四天被通知“就是你”,第五天飞回上海辞职,第七天,他已经坐在CCTV主播台。
到央视后,邱启明的要求就是不做任何黄金时间档的节目,“我就不相信11点做不出一个好节目来。”
作为喝三沟一河(洋河大曲、双沟酒、汤沟酒、高沟酒)长大的人,邱启明好酒,他的朋友首先是酒友。酒桌上的他更激烈酒精让他释放了更多在主播台上无法发泄的愤怒。不过,在主播台上,他不能爆粗口,底线早就拿捏好,在没有掌握更多信息的前提下,不可以责怪更多的单位和部门。但如果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就一定要发出这档节目的主观声音。
耳机里,导播总是提醒:“启明,还有15秒,10秒。”但这往往是无用的。当他说到兴起,导播编辑们就在后台算超出时长,重新剪辑接下来的新闻,“我在这个平台上,类似的事情太多,他们会说,启明老师,我们时间紧张,导语稍微简单一点,评论尽量不要再说了。讲得精彩还好,讲不好那不是废话吗?还浪费了两条片子,有时候,这也是自己的压力。更多是给他们后期带来很大麻烦,对于团队这两年半对我的容忍,真的挺感谢。”
“哈尔滨强拆,我讲了近三分钟,后面的人连删几条新闻。既然我的组织能播出这条新闻,我就借助一切机会,狠狠地骂一下,官商勾结、利益勾结、枉顾民生。”
对话
记者:你在微博上“发飙”,让很多人将你的愤怒归咎于央视平台。
邱启明:当普通民众认为我们属于利益平台的前提下,我应该做点什么?就是要对这个平台负责,真的不能乱说话,不该丢失了肩膀上的职业担当和社会道义,让观众知道,作为国家媒体,CCTV是可以在一些事情上发出声音的。也许别人不懂,说我在给这个平台惹事,但再过几年,十几年,所有人都会知道,我是在为它争脸。
记者:很多人直接将矛头指向CCTV。
邱启明:我曾经有一个不合适的论断:一个人,有吃饭的地方,也有拉屎的地方。请理性看待一个平台。国内媒体确实有很多自我阉割的行为。作 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从维护党的声誉,维护政府名声角度来讲,就应该去为它做事。至于怎么做,是智慧问题。
记者:在《24小时》,你的空间大吗?
邱启明:节目组的人都知道我的性格,在一些重要评论或者活动时,他们会善意地提醒,“启明同志这方面稍微把个关”,这更多的是对我的一种爱护,但我没有接到任何说“你今天不可以这样”,不然的话,我早就反感了。
记者:但你心里是有根“红线”的。
邱启明:除非你真的不想在规则内混,或者说有可能会牺牲更多的东西,那(触碰红线)叫革命,我这个叫改良;那个叫翻天覆地,我这个缓步推进、循序渐进。
做新闻20年,我敢说自己是一个有社会担当、有职业情操的人,但有时候去硬碰硬,真的不行。我曾经很困惑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不去做,每一个人都把责任推给体制,我们的明天究竟在哪里?一个没有监督的社会,该是多么恐怖的一个社会。原新闻评论部负责人告诉我:不要着急,其实你的周围有许多人在匍匐前进。
匍匐意味着腰不会弯,头也不会低,整个人躺在地上,一步一步地往前爬。后来我理解为“毫厘主义”。我们哪怕一毫一厘地往前走,也得走,千万不要止步不前,止步不前就是倒退。这个时候需要一些措施和智慧。
记者:你的智慧体现在《24小时》里吗?
邱启明:我是莽夫。当年的CCTV,尤其是孙玉胜那10年,真让人兴奋,敬一丹、白岩松、崔永元、柴静,这些人真的值得尊重,他们有更高的智慧,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去做更大的事。但我则是“别绕了,咱直接点吧”,我有一个非常单纯、幼稚的想法:每个人都不绕,这社会就好了。但不可能。我也无比崇敬这些迂回、匍匐、争取毫厘最终还能干成大事的人,但我能力不够,索性就不绕了。
记者:新闻评论部是CCTV转变的中间力量吗?
邱启明:换个角度,看这十几年的迂回、匍匐到底为CCTV做了什么、作用几何?看看我们的《每周质量报告》就知道了,我在微博里说了:接到举报、派出记者、长期潜伏、捕获证据、编辑成篇、顶住压力、坚定播出。
白岩松把所有的官全辞了,在自己的平台上做事,他图什么?在中国的评论舞台上,尤其是在影响力巨大的CCTV这个平台上,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而且说得让你心服口服,最重要的是他还不湿鞋。我和他差太远。
记者:难道是差在“湿鞋”上?
邱启明:我也没湿鞋。我的底线非常清楚:不反党、不反政府、不三俗。我如果“五毛”的话,可以跟所有人讲“我爱死这个党,六十几年无战争,我爱死这个政府,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我还敢更多地说出问题:有五千多万留守儿童、医保社保、民众的幸福感、食品安全、教育制度。你能说我提出这些问题就是不爱它吗?我恰恰是希望它越来越好。
我永远不跟风,不做墙头草。我的精神领袖是陈少敏(1968年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唯一一位不举手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人),独立思想、独立作为、爱土地、爱国家,在太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坚信自己的信念。
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就是随风倒,太严重、太可怕了。这种病祸国殃民。怎么办?邱启明敢站出来吗?NO,NO。我得先看清楚界限在哪,但我绝不会原地不动,更不可能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