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安徽民歌
安徽地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过渡地带，从语言、习俗到气候都带有这种过渡性，因而安徽民歌带有南北风格共存互动与兼容并蓄的特点，这种复杂性又使得它更加奥妙无穷，丰富多彩。按照地域风格，一般把安徽民歌划分成五个区。
皖南民歌优美抒情，皖西民歌高亢嘹亮，皖北民歌粗犷朴实，皖东民歌风趣幽默，而江淮民歌则具有南北混合的色彩。
安徽民歌的体裁，可以大体分为号子、山歌和小调。号子在劳动时唱，有打夯、打桩、车水、打场、挑水等号子。
安徽流行的小调很多，除了全国流行的《孟姜女》、《四季调》等民歌外，安徽特有的小调知名的如《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摘石榴》，《对花》、《五更调》，《十二条毛巾》等。民歌来源于地方生活，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深受人民喜爱。
民歌是组成地方戏剧、舞蹈的要素。优秀的民歌可以不胫而走，传遍五洲四海，因而是音乐创作的基本素材和作曲家们的灵感源泉。《凤阳花鼓》民国以来多次被作曲家改编而成为流行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茉莉花》、《摘石榴》、《对花》、《王三姐赶集》等，不仅是脍炙人口的民歌，有的还被改编为优美的器乐曲而广泛流传。
当涂民歌
当涂民歌是流行于皖东长江两岸的各类民歌的统称。早在六朝时期(220-589)就有当涂民歌的记载，刘宋皇帝刘裕主持的著名的“白歌舞”即是当涂民歌演唱之一脉。长期生活在当涂的北宋词人李之仪的二十多首《田夫踏歌》和“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吟唱都属于民歌范畴。清代当涂人黄钺以当地风俗民情为主要内容的五十多首《于湖竹枝词》代表了当时当涂民歌的最高艺术水平。1949年以后，当涂人民创作民歌、传唱民歌形成了热潮，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发展至鼎盛阶段。
当涂民歌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内容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平原、圩区、丘陵山区的民歌异彩纷呈，形成多种体裁。流行于当涂大公圩一带的是号子、牛歌、舞调，流行于博望、湖阳、新市一带的是船歌、渔歌、灯歌，流行于沿江采石、霍里、新桥一带的是秧歌、对歌、门歌等。当涂民歌语言丰富，结构完整，曲调多样，唱法独特，显示出鲜明的地方性民间音乐和语言艺术的魅力。代表曲目有《打麦歌》、《放牛歌》和《姐在田里薅豆棵》等。
当涂民歌是当涂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演唱、口耳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典型代表，经过历代文化人的艺术加工后，更具有了高度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是不可多得的音乐和语言艺术珍品。
巢湖民歌
巢湖市位于皖中，襟江环湖，境内有距今三四十万年前的“和县猿人”遗址，证明这里曾经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巢湖民歌，伴随着巢湖古老的历史，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由单一而多样的演变过程，一直传唱至今。
巢湖人爱唱、爱编民歌。“望风采柳”的创作形式，使聪慧的歌唱者可以见什么唱什么，走到哪唱到哪，干什么活唱什么歌，巢湖民歌有号子、山歌、小调三大类，品种齐全，内容丰富。
建国以后，巢湖民歌有了长足发展。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了1000多首原始民歌，有500多首被编入各种歌曲集。其中111首被编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安徽)》，20首被编入《安徽民歌100首》，30多首被编入中学课本和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教材，20多首被上海唱片社录制成唱片在国内外发行，并馈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留存。1955年3月，巢湖民歌《姑嫂对花》被农民歌手胡吉英，刘宏英唱到北京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巢湖民歌是巢湖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继承、弘扬巢湖民歌，对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巢湖民歌的题材内容和体裁特征，对研究安徽民歌史和中国民间音乐史，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河民歌
五河民歌种类繁多，曲目丰富，主要艺术表现形式为表演唱和白口，兼有独唱、对唱、说唱、小演唱等多种表演方式，曲调委婉，欢快流畅。
五河，河湖纵横，素有“泽国”之称。3万年以前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传承文明，创造灿烂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地，是五河民歌蕴孕的土壤。五河民歌在明代洪武3年(1370年)就已形成，经过明清、民国时期的发展，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五河、蚌埠为核心，播布皖苏两省十几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出现了《摘石榴》、《打菜苔》、《四季颂淮北》等一批优秀曲目，产生了马流柱、曹新云、张红曼、薛胜友等一批著名民歌手。
五河民歌有劳动号子、秧歌(田歌)、小调等类型，初步普查统计有70余首，其中以小调类的民歌较多，也最具五河特色。
五河地处淮北、淮南、苏北交界之处，其语言、文化等方面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吴文化和楚文化的渗透，其民歌风格、旋律，既包含着淮北那种侉腔侉调、粗犷豪迈的元素，又有着节奏平稳、小波浪式的旋律线条，带有很强的抒情性，成为淮河中下游地区优秀的民间音乐。
.皖西大别山民歌
在皖西，大别山纵横千里，淮河水穿境而过。皖西大别山民歌以山而生、以水而传，山水相连，生生不息。民歌多以山歌、茶歌、秧歌、排歌、小调、劳动号子为主。皖西大别山民歌在音乐上，传承了上古时期部落的民谣，在内容上，反映了古代时期的社会演化过程，体现了近现代时期的革命、劳动、生活等发展面貌。如：有反映皋陶治法、大禹治水、楚汉之争，以及辛亥革命、红军起义等民谣民歌；有反映生活、生产的民歌；有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土、人情、民俗等民谣民歌。红色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送郎当红军》等曾传唱全国。
在原汁原味本乡本土的皖西大别山民歌中，最有影响的是《挣颈红》、《慢赶牛》等曲调，在安徽和全国音乐界产生过巨大的反响。主要特征有：①原生态特征；②明显的地域特征；③综合的艺术特殊。主要价值有：①历史学价值；②美学价值；③社会学和艺术学价值。
皖西大别山民歌以山水相依的独特地域性，兼收通过水路流传来的其他不同形式民歌艺术特点，又不失自己本土山歌之特色，兼具沉稳、豪迈、厚实之特点和流畅、悠扬、灵动之风格，是极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徽州民歌
徽州民谣是徽州人民创作、吟诵、口传心记的民间口头艺术，反映了古徽州人劳动、生活、习俗、时政和思想感情，是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珍宝。
徽州民谣从地域上来分，有歙县民谣、绩溪民谣、休宁民谣、黟县民谣和祁门民谣等，并因方言不同有各自的特点；从内容上来分，有徽商民谣、生活民谣、劳动民谣、爱情民谣、时政民谣和游戏民谣等。它们具有鲜明的地域性、题材的多样性和艺术的独创性的特点。
有些民谣在徽州境内广泛流传，但在不同县境有不同的流传“版本”。如徽商民谣中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有歙县、绩溪和祁门的3个“版本”。徽商民谣，曾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是徽商历史的形象写照，具有特别的认识价值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有些民谣在流传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像流传于黟县的《黟县妇女实苦怜》就有了现代版《黟县妇女生活甜》。有些类型的民谣密切反映社会生活，如时政民谣中的《鸦片害人真不轻》、《抓壮丁》等。
徽州民谣是自宋代以来徽州社会民间生活的鲜活见证，从中可以真切地认识徽州人所具有的人生、婚姻、生活、教育、是非和审美观念，是认识徽州民间社会和人生的一把钥匙。
齐云山道场音乐
休宁县齐云山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泱泱古岳1200余年。正一派道场音乐作为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道教各类大小斋醮科仪活动相辅相成，同系一脉，道有多久，乐有多长，沿袭至今。
道乐演奏人员为道场中的“文场”，由器乐、声乐两部分组成，道场上道士们有说有唱，有音乐有舞蹈，登场者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四、五人。锣鼓笙箫，经声悠扬，喧闹悦耳又庄严肃穆。
齐云山道场音乐名目繁多，主要有《绪天科》、《小火连度》等25种；演奏道乐的民族乐器有：鼓、大锣、磬、木鱼、二胡、琵琶、箫、笛、唢呐等。道乐主要曲牌名有：《步虚韵》、《主云飞》、《真香初炷》、《大开门》等。
齐云山道场音乐以原始老谱“工尽”谱(工、尺、上、乙、是)5个音符进行演奏，韵律优美，缥缈飞翔，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一种精神与心灵上的抚慰。它是我国传统文化、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民间传统音乐。它以其强烈而又独特的宗教色彩，彰显出我国正一道与地域文化紧密结合的魅力。
九华山佛教音乐
佛曲(佛教音乐)是佛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歌咏的曲调。中国汉地佛曲的发展是由梵呗开始的，梵呗是传自印度的一种带有吟诵性质的佛教音乐，它包括咏经、歌赞两个方面，魏陈思王曹植在东阿县(今山东)的鱼山删治《瑞应本起经》，制成鱼山呗，是为东土梵呗之始。自元代南北曲盛行后，佛教的歌赞全采用南北曲的曲调，现在一般佛教音乐中所用的南北曲调近200首。
九华山佛教音乐从内容以及唱颂对象和场合(范围)，大致可分为仪规音乐和道场音乐两类。仪规音乐，属于殿堂里在佛前唱颂的赞、偈等佛曲，主要有赞、偈、真言、咒子、拜愿、三称菩萨等形式，其中赞、偈音乐性较强，其他多为吟诵性。赞有六句头和八句头两种，通常用的六句赞。偈，其唱词(经文)无论四、五、七言，一般皆为四句合成，有“赞佛偈”、“回向偈”等多种。道场音乐属于道场上唱颂的用于弘扬佛法、超度亡灵的佛乐，所唱佛曲的音乐色彩、风格、情趣以及唱颂形式均有不同，曲调较为明朗，民间色彩较为浓郁，带有一定的民俗性。
九华山佛教音乐调式较为丰富，宫、商、角、徴、羽调式全有，其中以徴、商为最多，宫、角次之，羽更次之。旋律以级进为主，无多大起伏，多为4/4拍子，音乐表述特征繁多，内容各异，演唱时大多为一人举腔，众人齐唱，以及唱念相间，演唱时用法器(打击乐器)点板伴之。
九华山佛教音乐内容丰富，历史久远，包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蕴涵，对于研究我国音乐、文化、民情、民俗、民风以及宗教流传衍变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金寨古碑丝弦锣鼓
金寨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面，为安徽省西通豫、鄂的门户。金寨古碑《丝弦锣鼓》由江西省流传到金寨古碑区，至今已有400多年。
《丝弦锣鼓》由25个乐段组成，规模较大，节奏可快可慢，变化多端，演奏较为复杂。风格敦厚古朴，具有浓郁的大别山乡土气息。演奏方法可追溯到唐代，许多基本鼓点后来都被人们演化成不同类型的锣鼓演奏方式，极具历史价值。特别是对湖北、河南两省周边县的锣鼓演奏影响很大，《十番锣鼓》即从《丝弦锣鼓》发展而来。
《丝弦锣鼓》的音乐、锣鼓谱在流传中得到较完整保存。全曲以宫调式为主线，贯穿始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同宫内的大二度、纯五度关系的交替，旋律发展的主要手段是重复、移位、扩展、紧缩。乐曲系联排体，每排中唢呐和号互相呼应，两者在旋律、旋法、音色、音区等方面的差异，与不同打击乐器及不同演奏方法的配合，既有对比，又有联系，形成自己独特的情趣，适用于民间各种庆典仪式。
《 丝弦锣鼓》不仅对我们研究古代弦乐、吹管乐和打击乐的发展演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一定的民俗价值。
繁昌民歌
繁昌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自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设春谷县，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繁昌民歌内容广泛，曲调丰富，语言朴实、生动、简洁、易懂，近似口语而毫无匠气；曲调清新、流畅、淡雅、无饰，可谓随口曲子自来腔。解放后繁昌民歌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搜集民歌，整理民歌，演唱民歌，创作民歌蔚然成风。
繁昌民歌题材十分广泛。生产类民歌涉及春、夏、秋、冬四时的各类农活；生活类民歌包括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膜拜，对祖先业绩的讴歌与崇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想往；爱情类民歌有的直抒情怀，有的互诉衷肠。
繁昌民歌可分为山歌、号子、小调、秧歌、舞歌、风俗礼仪歌等，一般以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为多，口耳相传，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但也有一部分民歌唱词典雅，比较讲究音韵。民歌结构比较完整，如生产性民歌会完整地叙述劳动的全过程。不同地区的方言将民歌演绎的多姿多彩。
繁昌民间五月端午有划龙船的习俗，所以划龙船歌和儿童歌曲也有相当数量。
繁昌民歌是中国民歌艺术之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从文学的角度或音乐的角度来审视，繁昌民歌都有极其珍贵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铜陵牛歌
“铜陵牛歌”是流行传唱于安徽沿江江南的民间童歌，始于何时，现已无法确切认定，但是从历史上看，沿江江南是以农耕为主的。有耕就有牛，有牛就有牧，有牧就有牧童，有牧童就应该有牧歌。古典诗词中，关于牧童牧歌的记述很多。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牛歌”的历史是很漫长的。
农村放牛娃每天早上起身到山野湖滩去放牛，用歌声邀约同伴，结队前往。牛到牧场以后，牛儿吃草只要不走失就行了。所以此时他们多互相对歌嬉戏，至傍晚就又以歌相约，同道回家。这就是说，放牛娃们与“牛歌”是早出晚归、嬉憩劳作、融为一体的。“牛歌”既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情感的充分表述。
“铜陵牛歌”与安徽的徽剧、黄梅戏等地方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黄梅戏《刘三姐》就曾将“铜陵牛歌”吸收改编为戏里的主要唱段。比如深受“铜陵牛歌”影响的三姐与秀才对歌的唱腔，几十年演唱至今。反过来，徽剧的《小放牛》、黄梅戏的《打猪草》等戏里的孩童形象，“铜陵牛歌”于舞台演出时，也有大量吸收。
.潜山弹腔
潜山弹腔，即老徽调。在明朝就已流传于民间，流布地区以潜山为发祥地，周围辐射至安庆六邑。到清乾隆之初，职业性班社甚多，其中“五世堂”(余家班)、“四箴堂”、“同乐堂”等长年出演。凭借长江水路优势，上达四川重庆，下到南京苏浙，并与这些地区的文化艺术广泛交流，弹腔有了“徽调”之称，班社亦随之称为“徽班”。
弹腔一直以皖江地域为核心流传地，因此，她的胚胎基因、成长历程深得皖江文化之浸润，弹腔音乐唱腔中还融汇了大量的民歌小调,汲取了青阳腔以及民间音乐的多重营养。
弹腔的唱念字韵，沿用“中州韵”，并渗入大量“徽音”。尤其是潜山、岳西山区的艺人，这种方音更为浓重。唱腔与“小白”全用方言，大白用方言韵白。唱腔在基本腔框架内，根据方言的四声调值，产生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曲调，因而，弹腔乡土气息浓郁。
弹腔艺术绝大多数出自农民或农村手工业者，其“表现主体”和“审美主体”却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弹腔的剧目表现了民众生活、风土民情，反映了本地域人民的道德观、审美观。
“四大徽班”流寓京都后，潜山本土艺人保留着弹腔的自然特色，使这一生态艺术得以延续。
石台唱曲
唱曲，又称“坐唱”，一般以7—9人为班，以生、旦等行当为主，锣、鼓等乐器伴奏，不搭台、不化装，自打自唱的民间戏曲表演形式。起初出自昆曲的徽调坐唱。明代中叶，由石台县珂田乡(今仙寓镇)的幸福村、台山村逐渐流行于全县境内的每个村落乃至东至、祁门等地。当时有名气的有珂田卢家班、大演唐家班、占大李家班等。明剧作家王骥德《曲律》中所载“两头蛮”即为石台唱曲。
石台唱曲有大戏和小戏之分，遇什么活动，唱什么曲目，有《四喜》、《暖房》、《长春》、《张仙送子》等百余个。曲调有徽调、涓调、江西调和石牌调，并吸收傩的高腔、道士腔和民歌、山歌等声腔，如“二黄”、“西皮”等。器乐曲牌有[喜孜孜]、[小开门]、[大开门]等。表演分吹、拉、弹、唱等形式，并加以打击乐伴奏。
石台唱曲多用于祭祀、祝寿、婚庆、贺屋、乔迁等民俗活动，表演时间不定，以宗族、家庭结成戏班，代代相传。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汇聚了戏曲、民俗、宗教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贵池民歌
贵池地区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当地群众自古素歌善舞，人人都有“见景生情，出口成歌”的习性。
以贵池罗城民歌为代表的贵池民歌分为山歌、号子和小调3大类。其中“秧歌”、“慢赶牛”形式独特，她以山、茶、水等为内容，反映民间劳动和生活情景，具有浓郁的江南乡土风情和韵味，且兼有歌舞说唱，形式活泼、生动，节奏自由，曲调悠长。
新中国成立后，贵池民歌的创作、整理、改编和演唱得到蓬勃发展。各地涌现出在全省、全国享有声誉的优秀名歌手，姜秀珍是其中杰出代表，她把贵池罗城民歌唱到了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贵池民歌30多次参加各类赛歌、赛诗会，曾多次参加安徽省和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许多歌手在全国和省市会演中获奖，中央和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亦录音播放，贵池民歌蜚声海内外。
贵池民歌是民间文艺百花园中一朵奇葩，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但由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嬗变，贵池民歌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冲击，亟需抢救性传承保护。
寿州锣鼓
寿县，曾为战国时期楚国的都会。楚文化积淀深厚，作为楚文化的一支奇葩——寿州锣鼓，流传于寿县以及沿淮流域周边县、市，融进了淮河地区传统的“十八番”、“凤凰三点头”、“兔子扒窝”“长流水”、“大小绞丝”、“双绞丝”、“小五番”等锣鼓谱精华，经过改编发展而成。所用乐器，除通常的大筛锣、大腰鼓、大小钹、云锣、手锣之外，与众不同的是所用主锣称作“钢锣”，声音清脆、洪亮，声播数里，具有浓郁的楚文化韵味，在沿淮地区独一无二。寿州锣鼓的演奏是以主锣手领头指挥，辅以鼓手指挥，形成鼓锣交替领头，动静结合，配合默契的表演局面。因而寿州锣鼓演奏效果既具有我国南方锣鼓特别是江浙一带“十番锣鼓”舒缓、柔和的特点，也具有北方中原地区“威风锣鼓”高亢、激昂的特点，素有“会说话的锣鼓”的美称。
寿州锣鼓在沿淮流域打击乐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古老楚文化积淀的产物，是楚音乐的遗存，发掘、抢救、保护寿州锣鼓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寿州锣鼓应邀参加了历届安徽省花鼓灯会、安徽省建国45周年国庆晚会。上海国际旅游节和上海全国农展会，并参加了央视“心连心”艺术团赴皖慰问演出活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金寨古碑丝弦锣鼓
金寨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面，为安徽省西通豫、鄂的门户。金寨古碑《丝弦锣鼓》由江西省流传到金寨古碑区，至今已有400多年。
《丝弦锣鼓》由25个乐段组成，规模较大，节奏可快可慢，变化多端，演奏较为复杂。风格敦厚古朴，具有浓郁的大别山乡土气息。演奏方法可追溯到唐代，许多基本鼓点后来都被人们演化成不同类型的锣鼓演奏方式，极具历史价值。特别是对湖北、河南两省周边县的锣鼓演奏影响很大，《十番锣鼓》即从《丝弦锣鼓》发展而来。
《丝弦锣鼓》的音乐、锣鼓谱在流传中得到较完整保存。全曲以宫调式为主线，贯穿始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同宫内的大二度、纯五度关系的交替，旋律发展的主要手段是重复、移位、扩展、紧缩。乐曲系联排体，每排中唢呐和号互相呼应，两者在旋律、旋法、音色、音区等方面的差异，与不同打击乐器及不同演奏方法的配合，既有对比，又有联系，形成自己独特的情趣，适用于民间各种庆典仪式。
《丝弦锣鼓》不仅对我们研究古代弦乐、吹管乐和打击乐的发展演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一定的民俗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