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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思想家卡莱尔发表了《时代的征兆》一文，其中写道：“如果我们需要一个词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忍不住要用的不是英雄时代、虔诚时代、哲学时代或道德时代，而是机械时代。这是一个机器的时代，无论从字面，还是从内涵上来说，都是如此。如今没有一件东西是直接做成或手工做成，一切都是通过一定规则和计算好的机械装置来完成的。”
1957年10月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到太空。阿伦特称其是“比原子裂变还重要的事件”，通过这种“对给定的人类存在的反叛”，人类正成功地挑战着自然的界限。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载着阿姆斯特朗离开地球；4天后，他成功登陆月球。当时，全球有近10亿人通过电视观看了这次登月过程。阿姆斯特朗跨出“鹰”号登月舱，将左脚踏到月球表面上，留下那著名的脚印，成为人类历史上登陆月球第一人。“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一机器时代
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人类终于在这个100年里，第一次离开地球，飞上天空，进入太空，登上月球。正如罗素所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机器是否当真改善了世界”，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傻，因为机器带来的变化太大了，它引起了巨大的“进步”。
在过去200年中，人类的物质文化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过去5000年。200年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古代的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并没有什么质的不同；住在同样的土木房屋里，用畜力和人力驮运，帆桨船和木轮车，粗茶淡饭，天黑即睡，偶尔用蜡烛照明。然而今天，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人的双腿，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代替畜力和人力，合成纤维替代了棉花，电灯消除了夜晚与白昼的界限；只要按一下开关，人类随时可以获得大量的功力。200年间，这个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范畴，不可思议的变化比比皆是。
100年前，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道：
农耕皆用机器化料，若工事之精，制造之奇，汽球登天，铁轨缩地，无线之电渡海，比之中古有若新世界矣；商运之大，轮舶纷驰，物品交通，遍于五洲，皆创数千年未有之异境。
1844年，美国人莫尔斯发送了世界上的第一封电报：“上帝啊，你创造了何等的奇迹！”电报技术使信息与人第一次发生了分离，信息以不可思议的光速即时传播。人类第一次征服了时间和空间。1866年，横越大西洋的电缆将东半球与美洲连在一起。进入现代的人类能够凭借蒸汽船和铁路，随心所欲地越过海洋和大陆，能够用电报与世界各地的同步通讯。
依靠超自然的能量和充足低廉的钢铁，工业革命不仅使世界统一起来，而且大大超过了先前罗马时代或蒙古时代的统一程度。领先一步的欧洲取得了对世界的支配权，这种支配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扩散到其他地区为止。“工程师、科学家和化学家在仅仅二三十年当中就给欧洲、美洲和亚洲带来了大量的大型机器、电报、飞机和煤焦油产品。他们创造了一个使时间和空间成为无足轻重的新世界。他们发明新产品，并使其价格极为低廉，人人都能买得起”（房龙）。“劳动”被“工作”取代，“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事物世界”。
与蒸汽时代相比，电时代的来临无疑是更具颠覆性的，犹如早先的火时代。经过伏特、法拉第等无数科学家一个多世纪的努力，1882年，爱迪生终于在纽约建起了第一座发电站。这个电时代的“发明大王”虽然只上过3个月学，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却用电灯、电话、电影等2000多项发明改变了一个世界；他甚至发明了电刑电椅，使人类可以用肉体来体验什么是电，乃至以更“文明”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电灯比蜡烛更加明亮，电比火更加“万能”。从弱电到强电，从交流电到直流电，电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魔杖。美国社会学家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写道：
从19世纪到20世纪最显著的变化是技术上的变化，蒸汽机、内燃机和电的广泛使用，原子能的开始利用。这一技术发展的特征是，手工劳动越来越为机器生产所取代；更为甚者，人类的智力也为机器的智慧所取代。在1850年，人力在生产中提供50%的能量，而机械力只占6%；可到了1960年，人力、畜力和机械力三者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1%和96%。
作为一件最有想象力的发明，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和互联网，还有照相机、录音机和摄像机的出现，使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拉开了与自然的距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家塞缪尔•波特勒提出一个疑问，如果一个人死后，他的语言、影像和声音依然存在，并且对人们产生影响，那么这个人到底算不算死亡？扩音器和广播电台造就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也造就了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从“炉边谈话”的罗斯福到霸占荧屏的查韦斯，电台和电视改写了西方世界的政治习俗；这种“上帝般的布道”创造了部落酋长式的国家领袖，他们通过操纵媒体来统治国家。
弗洛姆认为，广播和电视展示了人类“按一下按钮所获得的能力”的想法。毫不费力地按一下电钮或旋转一下机器上的旋钮，你就能播放音乐、演讲和球赛的实况。驾驶的快感就来自于“按钮能力”的满足。你只需一点技能和努力，就能感到自己是宇宙的统治者。
机器使人得以脱离时间空间和肉体的局限，人与世界发生了一种新的联系；人的智力因此达到了一种超越自身的复杂程度。在机器面前，人越来越像一群好奇的猴子。
如果说声像技术使生命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那么，比指南针更伟大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则颠覆了自然的界限。借助这些“神奇”的机器，人类的听觉和视觉几乎得到了无限延伸；唯有触觉的局限依然停留在传统时代。机器时代以后，人类的直接交流越来越多地被机器之间的交流所代替。柏拉图曾经说，一个城市的规模由能听到一个演讲者的人群数目来确定，而威廉•莫里斯则把新式蒸汽船比作工业时代的大教堂；在机器时代，这个“人群数目”已经变得无可限量；工业化的城市越来越走向同质化。
二工业帝国主义
人们横渡大洋，穿越大洲，起初用几个星期，然后用几天，现在只需几个小时，世界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本雅明在关于机械复制的论文中写道，人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自我异化的程度，“以至于现在能够把它自己的解构体验为头等的审美愉悦。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状态正在转变为审美的。共产主义通过政治化的艺术而得到响应。”
早在1866年，西门子就预言电动机将得到广泛应用。1900年前后的短短20年，电动机从无到有，迅速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除过一些巨型机器之外，电动机完全取代了内燃机和蒸汽机。电动机的引进彻底改变了工厂的布局，每台机器都可以灵活地设计和安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一个刨石机的效率相当于8个工人；一个莱诺整行铸排机的排字量超过4个熟练排字工；欧文制瓶机相当于18个工人的产量；一个纺织厂的女工可以照看1200个纱锭。电不仅促进了动力系统的发展，也使机器的自动化控制水平大大提高，彻底消解了工人在工厂中的重要性。随着工人的不断减少，工业产量反而在逐年提高。艾萨克辛格设计的缝纫机改变了家庭主妇的命运，缝制一件衬衣的时间由14小时降低为1小时。缝纫机的出现也使成衣价格大幅下降，市场需求的增长幅度大于价格下降的幅度。这也是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日益兴旺的原因。
如果说电与机械结合产生了一场电气化革命，那么电话和电报则引发了“扩展人类感官功能的一次革命”。电报颠覆了传统的时空概念和传播概念，“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使无背景的信息能够迅速地跨越广阔的空间，新闻诞生了，“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信息突然间由短缺变成过剩，这对人类来说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1890年美国电话装机不到23万部，10年后的1900年一下子达到1500万部。1874年，美国雷明顿公司制造了第一台打字机。第一个6年，雷明顿打字机只卖出了5000台；第二个6年，则卖出了50000台；以至于人们认为，如果没有打字机则不像公司。电话机和打字机共同开启了办公自动化时代，也加速了办公室工作女性化的进程。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从此成为一种现代官僚机器。
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来自欧洲的统治者就已经依靠风帆战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只不过早期的冒险家和征服者只为追求个人财富，其殖民地仍属于自给自足农业模式。机器大生产改变了这种规模较小的掠夺抢劫，形成国际大企业和庞大的帝国主义。新兴的帝国主义从殖民地搜刮原料，加工后以高价把制成品卖给殖民地。在19世纪末期的蒸汽战舰时代，欧洲政治家门恬不知耻地宣扬“帝国即贸易”。至此，各个文明已经不再可能孤立存在。
机器和资本吞噬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源，将其变成商品和市场。货币贸易营造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供资本家们汲取所谓的资源。大卫·李嘉图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继续推进到国家层面，所谓的“比较优势”拉开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合作与仇视。
全球化背景下，从1750年到1914年，统一的世界市场使世界贸易增长超过了50倍。1492年哥伦布踏上新大陆时，欧洲人统治只占全球的1/10，1801年统治了世界的1/3，1880年就占了2/3；1935年，欧洲的政治统治达到全球面积的85％，统治人口达到全球的70％。
三生产的奇迹
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是一个极其稳定的社会；人们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大家庭，以家庭或者庄园（村镇）为劳动单位，自己生产，自己消费。
如果说人类以前是在吃大自然的利息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开始吃起大自然的老本来。阿尔文•托夫勒说：工业浪潮以大公司和大工厂的形式，使城市成为人类主要的生活形态，人们更加集中聚居；煤炭、石油、炼钢、汽车、化工、机械、纺织等新兴工业纷纷涌现，成千上万完全一样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这就是所谓“生产的奇迹”，蒸汽、石油、电力都成为人类的奴仆；人类似乎已经征服了地球重力法则，在天空中飞翔；把沙漠改造成绿洲，或者把森林变成沙漠，人工降雨取代了古老的祈雨。
农业时代遗留下来的手工业被挤压殆尽；人们的生活被市场分割为生产和消费。在生产彻底机器化之后，消费使人类生活也趋于机器化。大批量的工业品被发达的公路铁路航空海运等交通网络迅速送到各个城市。从生产到消费，贸易依靠百货商场和超市的大规模销售系统，像机器一样构成工业化的另外一面。生产的奇迹引发了消费的奇迹，再也不存在什么传统的束缚去阻止人们购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人们只需要金钱。
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海勃朗纳认为“机器制造了历史”，特定社会的技术总会强制推行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工业化文明的基本法则是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这6个相互联系的原则，组成工业化文明的法则，统筹安排千百万人的行动，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生产与消费分裂的后果。
基于机器理性的企业管理成为一门新兴学科，西奥多·伐尔但使电话机标准化，而且使公司的业务程序和行政管理也被标准化；泰勒在1895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提出效率原则，即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能量、劳动力和资本获得最大的产出。泰勒用秒表将每个工人的工作任务划分为最小的操作部分，然后重新计算出最短时间，以节省最宝贵的几秒，甚至几毫秒。效率不仅支配人们的工作，也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因为机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效率席卷一切，功利主义成为机器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
与其说机器越来越自动化，不如说人越来越自动化，时间观念成为机器时代人的最明显特征。钟表作为标准化的基础，将每一个现代人都纳入同一个时间体系。社会生活和人们日常生活都必须适应机器运转的需要。这一训练从一个人出生就开始，儿童要为将来进入工厂作准备，群体化洗脑教育成为机器社会的孵化中心。
桑巴特讥讽说，“灵魂应该留在入口处的衣帽间”。在工厂模式的体制教育中，人只是一个批量生产的产品，所有的组织和制度，乃至“军训”，都是为了培养一个完美的工作机器；学校—工厂—监狱，三者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填平，整个社会都基于统一的美德：守时，服从，重复，存储，删除，再加上惩罚。学校兼具监狱与工厂双重功能，为工业化国家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机器人和廉价劳动者。
对劳动力这种商品资源，无论国家还是资本家，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攫取最大的劳动力产出。
四技术的异化
芒福德曾将技术分为两类，一种是民主的和分散的技术，另一种是极权的和集中的技术。
随着民主技术的社区扩大和人口增加，强迫劳动就出现了，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在这种技术的统治下，劳动与生活相分离，工作不再是一种生活的需要，而是成了一种被迫的劳动，是一种苦工和诅咒，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劳动的分工则加强了这种诅咒。人逐渐被机械化，成了机械化系统的一部分。芒福德说，“理解机器的起源和它的血统家世，就是要重新看待我们现在的过渡机械化的文化与现代人的命运和结局。”
工业革命将原有的农业社会彻底砸碎，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对人口和能源进行集中和重新 组织，不仅诞生了公司这个以逐利为目的、毫无社会责任感的人类新组织，更使国家这个以权力为目的“利维坦”进一步扩张膨胀，最后成为一种最可怕的暴力机器和权力机器。
国家机器使权力金字塔成为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控制力量。机器大生产导致了资本集中和人员集中，这为资本主义与集权主义搭好了一个现成的舞台。流水线的工厂就是工业军事化；在这里，纪律就是一切，人被阉割掉了一切人的特征，而被赋予机器的功能：沉默、麻木、被动、机械、恭顺……
1850年时，美国最大的工厂也不过就七八百人；二战后，几十万人的大企业比比皆是。只占到全美国所有公司数量1%的27000家大公司雇佣了所有从业企业人员的50%；而150万家个体工商业者的雇员的人数只占到总数的6%。美国电话电报公司1970年雇员已达956000人，还有136000名一年期的临时工。自动化时代的富士康公司，生产线雇员仍然超过120万。老板郭台铭甚至说如何管理“这100万动物”让他很是头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技术的历史，人类的进步体现在技术进步上；技术所产生的罪恶，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罪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技术给予人的能力是社会性能力，不是个人的能力。科学技术需要在单一的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大量个人进行协作，所以它的趋向是反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反个人主义的。”
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工具或者机器，而机器正是作为一种权威和命令的象征被人们所接受的；人们接受了机器，就必须接受机器制定的规则。机器不仅设置了社会和文化，也设置了政治和历史。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尔特加将国家视为最大的危险。他在《大众的反叛》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国家已经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机器。这台机器以其非凡的方式在运转着，其精确无比且数量惊人的手段所带来的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一旦当国家在社会中拔地而起，只消轻轻一摁按钮，它就可以启动无数操作杠杆，并以它们势不可挡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结构的任何一个部位。
五当国家成为机器
从20世纪开始，民族主义超越一切地成为全人类的宗教；这个机器统治人类的群氓时代，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卑微人类的救命稻草。
美国与德国不同之处在于，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台办报纸，但政府不可以，而德国恰恰相反。冷酷无情的福特最早实现了人类的“群众化”，即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别；人如同零件一样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可以互换。
亨利•福特与阿道夫•希特勒素来惺惺相惜，只是后者走得更远。
希特勒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人们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渺小到失去个人意志和权利，而只能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获得安全感。人作为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永远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权力就是真理”，这种国家机器对个人和社会严密控制，被福柯描述为“监狱”，韦伯则称之为官僚机器的“铁笼”。波普尔似乎对人的改造或者思想改造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有一段吊诡的文字：
社会主义本来是要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适合于人类的新社会，但是新社会一旦建立，倒反过来要改造人以适应新社会了。假如新社会不能适应人的需要的话，人们就不能责难新社会，而只好责难自己没有改造好，以致于适应不了新社会。
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100多年前就预言道，随着大众民主、平等主义和工业化的推进削弱了诸如教会和贵族这样一些国家权力的围栏，国家权力被用来服务于暴政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历史的真相中，极权主义是人类在二十世纪遭遇的最大苦难，它肆虐于不同的国度，制造种族屠杀、饿死千百万人的人为饥荒、骇人听闻的镇压和逮捕、震惊世界的冤案与审判。极权主义机器塑造了“群众”这个权力景观，“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群众或者群氓，完全是社会瓦解与等级崩溃的产物。一个群氓社会只能通过暴力和奴役才可以组织起来。
一个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伟大民族，在希特勒的带领下，“不仅思想统一，而且面部表情几乎也一样”；所有人敬一种礼，读一种书，唱一种歌，整个国家如同一台机器一样推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1936年的奥林匹克成为德国人的狂欢节，以金牌和奖牌第一实现了“伟大的民族复兴”；仅仅9年之后，这个崛起的第三帝国就倏忽间灭亡了。
极权主义就是“一架巨大的机器，根据最简单的原理制造，由一人之手引导……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使它随时运转，无论选择何种方向和速度”。阿伦特说，“斯大林花了30年时间才控制了列宁时代尚未出现的宣传机器，来使自己的名字不朽”。
早在与希特勒可耻地瓜分波兰之前，斯大林就依靠“铁人”专制获得了可怕的国家力量。以杀戮、流放、饥荒、洗脑和集中营的农业集体化使苏联迅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正被‘不服从者不得食’代替。”摩罗在一篇关于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书评中写道：
斯大林定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革命目标——在苏联尽快实行全面的集体化和工业化。为了调动广大农民实现集体化的积极性，苏联官方把所有富农都赶出他们自己的庄园和土地，迁徙到最偏僻最贫穷的地方去。共有40万户富农约合200万人口因此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强制实行了集体化后，官方大肆掠夺农民的粮食。农民尽了最大的努力，生产了足够多的粮食，却无法养活自己和子女，而是成批成批地死于大饥荒之中。在30年代初期，苏联总共饿死了大约500万-800万人口。可就在大量饿死人的同时，官方却不动一点恻隐之心地将掠夺来的粮食大量出口到欧洲各国。据统计，1930年，苏联出口了4800万普特粮食（1普特为16.38千克），1931年出口了5100万普特。即使是饥荒最为严重的1933年也还出口了1000万普特粮食。斯大林以这些粮食换取外汇，以便推进工业化进程，建造他的革命通天塔。
六机器的统治
这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现代国家机器使其可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
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社会主义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与其说这个地球怪胎是个工业大国，不如说它是个军事帝国。“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将每一个国家（包括自己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工业财富看作战利品”。斯大林曾经系统地正式地向希特勒传授整套建立和管理灭绝式集中营的制度和技术。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失败”了，而后者却“成功”了，从而将世界带入“冷战”时代：民主与极权之间展开一场杀人机器的“军备竞赛”。在这场机器竞赛和道义比拼中，建立在谎言沙滩上的邪恶帝国最终走向自我崩溃。
马克思说，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那么苍白无力。人们对于社会变革总不如对机器进步那样“从善如流”；正是由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所产生的时间滞差，才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
机器化的国家暴政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制造的最大最危险的机器，而唯利是图的公司只是国家机器的同谋。在国家机器面前，群氓化的个体和生命都微不足道。爱国主义成为群氓的旗帜，国家主义成为群氓的狂欢，人们通过对强大“祖国”的认同而得以摆脱自卑感和挫折感。哈维尔指出，每个人既是国家机器的受害者，又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我们全都屈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在机器时代，作为“国家”对应物，“社会”逐渐被“国家”取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将这种现代困境称为“单向度社会”。
所谓单向度，就是人们失去批判性和超越性，因而也失去了理想和想象力。“机器在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这种新极权主义社会依靠的不是恐怖和暴力，而是技术进步，“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这是一个舒适而不自由的社会。在这个新奴隶社会，人们唯一的自由是可以自己选择主人，“不是工作的自己就是挨饿的自由，它给大多数人带来了艰辛、不安和焦虑”。
工业文明是人类签署的一份浮士德契约，机器如同一个潘多拉魔盒，将人们带到一个美妙的新世界。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指出：“从科学上说，肇始于17世纪的现代已于20世纪初终结；从政治上说，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诞生于首次原子弹爆炸。”原子核裂变成为现代“普罗米修斯之火”。机器时代的人类已经彻底征服了自然，甚至这个“宇宙的孤儿”已经进入太空时代，但机器与技术也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效率巨大的杀人武器已经足以将人类毁灭千百次。中国学者李泽厚因此提出“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今日的文艺复兴是人需要从机器（科学机器和社会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解放不是通过社会革命，而是通过寻找人性。”
（节选自《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