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亚历山大的东侵
腓力猝然死去，这在马其顿和希腊城邦引起了强烈的反应。马其顿的版图本来就是靠征服扩大的，这时那些被征服、被吞并的北方部落开始骚动，一部分军队投到了背离者一边。希腊的反马其顿派又活跃起来。德谟斯提尼为此高兴万分，给自己带上了花环。雅典的公民大会则投票决定给谋杀者一顶冠冕。底比斯首先打出了起义的旗帜，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城邦也闻风而动。亚历山大就是在这样的动荡形势下继父为王的，史称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此时才20岁，但早年接受的良好教育与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及宫廷政治生活的熏陶，使他不仅胸怀大志，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军政经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平定了各地的骚乱与起义。他严惩底比斯，将城市夷为平地，居民卖为奴隶。后顾之忧既除，原定目标犹在，亚历山大的下一步就是向波斯进军。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约率步兵3万，骑兵5000，跨过海峡东侵。他只带了一个月给养，手头也仅有70塔兰特现金。唯有快速取胜，利用当地资源，才能保证军队的供应。
伊苏斯战役
亚历山大与波斯的军队先在小亚细亚的格拉尼卡斯河附近交锋，波斯军队一触即溃。亚历山大乘胜前进，直逼小亚重要城市萨狄斯。萨狄斯不战而降，小亚的诸希腊人城邦获得名义上的自由。亚历山大接着沿海岸向叙利亚推进。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城与大流士三世亲率的大军相遇，双方展开会战。亚历山大直捣波斯军的左翼和大流士御驾亲督的中军。大流士三世怯阵脱逃，致使波斯军全线溃败。大流士的母亲、妻女都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腓尼基的推罗遇到了出师以来最顽强的抵抗。经过七个月的围攻，推罗陷落，3万生存者被卖为奴。
大流士在亚历山大围攻推罗期间，曾表示愿割地赔款以求和，但被亚历山大拒绝。是年11月，亚历山大进入埃及，当地祭司倾心欢迎，称他为“埃及的法老”、“阿蒙神之子”。亚历山大在尼罗河口亲自勘选了以他命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城址。这是他在东方建立的第一座城市。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返回推罗，东渡幼发拉底河。10月1日，在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米拉原野与大流士三世的军队再次决战。大流士对此役作了充分的准备，使用带长刀的战车横扫猛冲，试图突破亚历山大的方阵。亚历山大采取让开正面，攻其两翼的战术，大败波斯军。大流士再次带头逃跑。
高加米拉战役是亚历山大东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战役。大流士三世此后无力组织抵抗，只有仓皇逃命，亚历山大则紧迫不舍。波斯大势已去，都城巴比伦、苏撒、帕塞波里斯、埃克巴坦那相继落入亚历山大之手。为了追上大流士，亚历山大率军进入帕提亚与巴克特里亚。大流士三世在逃亡中被他的巴克特里亚总督贝索斯杀害。亚历山大抓获了僭称波斯国王的贝索斯，以弑君罪将其处死。大流士三世之死标志着波斯帝国的灭亡，亚历山大以波斯帝国的当然继承人自居。但亚历山大的征服并未停止。他在中亚转战三年，于公元前327年进入印度西北部。由于此地缺乏统一强大的国家，各土邦相互敌对，亚历山大软硬兼施，进展顺利。但在他还要继续东进时，部下表示强烈的反对，亚历山大无奈，只得于公元前326年秋率军沿印度河南下，由海陆两路西返。公元前325年回到巴比伦。十年东侵至此结束。
亚历山大出发时，是马其顿的国王，希腊联军的统帅，充其量只是巴尔干半岛的小霸主。经过十年的征伐。他的统治区域扩展到了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亚历山大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他的远征是非正义的，却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波斯帝国的老大腐朽，同时与他灵活的政治谋略与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是分不开的。
亚历山大的远征给东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他们饱受战争之苦。亚历山大虽然以解除波斯的奴役为号召，从小亚到埃及一路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一旦遇到抵抗时，他是不惜大动屠刀的。城市被摧毁，幸存者被出卖为奴，财富遭洗劫一空。仅从波斯金库他就抢走了18万塔兰特的金银。辉煌壮丽的波斯王宫被付之一炬。亚历山大代替大流士三世成了西亚和中亚的主人，当地人民只不过换了个统治者而已。
远征在客观上使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文明得以接触、交流、融汇，扩大了各民族已知世界的范围，加快了人类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在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内，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出现是必然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在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帝国的建立和分裂
亚历山大东侵的过程即帝国建立的过程。面对日益扩大的帝国，亚历山大来不及对当地的统治机构进行认真的改造，基本上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马其顿—希腊的因素。所以，他的帝国统治呈现出东方、马其顿、希腊城邦三种因素的混合现象。
亚历山大把马其顿与东方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实行特殊的专制君主政体。他是以马其顿国王的身份进入亚洲的，但每到一地就自认为是当地原来统治者的继承人。他崇尚威严赫赫的东方宫廷礼节，穿波斯、米底君王的衮服，要人们向他行匍伏礼，对他敬若神明。然而，东方化是形式，而扩大统治基础，加强他个人的地位与权力乃是目的与实质。
亚历山大基本上沿袭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但削弱地方权力，实行军事、财政、民政三权分离。各地的总督辖区大致上维持旧日规模。总督中既有马其顿人、希腊人，也有不少当地人。亚历山大主要依靠希腊—马其顿人进行统治，对本地人利用而不重用。当地人总督一般只管民政，军队和财政另由马其顿人或希腊人掌握。在一个行省内，有三种平行权力在同时发挥作用，它们各自向国王负责。除巴比伦外，各行省原拥有的铸币权都被取消。亚历山大在一些重要地区驻有军队，以防不测。
为了使被征服地区忠心归顺，亚历山大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在埃及拜谒阿蒙神庙，为女神伊西丝建庙；在巴比伦向当地的主神马都克献祭，下令重建被薛西斯毁掉的马都克神庙。此举赢得了巴比伦祭司的好感。他们的拥戴给亚历山大的统治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圈。
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亚历山大还采取联姻、招募军队等方法打破民族界限，笼络当地贵族，并解决兵力来源的不足。他在远征中亚时与当地贵族女子罗克珊结婚。回到苏撒后，又举行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他和他的80个战友都采用波斯礼仪与当地贵族的姑娘结婚。大流士长女成为亚历山大的第二个妻子。在他的带动下，与亚洲女子通婚的马其顿战士有1万人之多。他的帐幕里有当地的贵族对他效忠。他的军中有受过马其顿式军事训练的波斯人步兵服役，还有执马其顿长矛的波斯人骑兵供其驱策。他们与马其顿人混合编队，但小队长由马其顿人担任。
对帝国境内的希腊城邦，亚历山大名义上恢复它们的自由，但实际上往往干预其内政，反对他们彼此争斗，禁止它们扩大城市的领土。对鞭长莫及的地区，如小亚的内陆高原和印度、中亚的一些地区，他仅要求当地的王公贵族承认他的统治权和征税权。
征服的扩大和帝国的维持都离不开雄厚的物质资源。亚历山大一方面通过掠夺补充军用，一方面依靠税收获得财富。此外，他到处建立城市，先后建城大约20座，最远的一个在粟格狄亚那（今塔吉克境内）。这些城市的建筑形式与市政制度是希腊式的，但政治上无独立自主权，它们只是国王统治下的一些行政单位。
亚历山大设置财政监察官专掌铸币大权。他采用阿提卡标准铸银币；铸金币则自创式样。从波斯金库中获得的金银被铸成货币投入流通领域，使原波斯帝国的经济与希腊爱琴海经济进一步联结在一起。
马不停蹄的征服，使亚历山大来不及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但他建立的帝国使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接触、交流必不可免。他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文化探秘。远征军中有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测量师等专门人才。他们沿途收集资料、绘制地图，与当地哲人交往，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文化的交流。
亚历山大回到巴比伦后，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征服与成就。他派人考察阿拉伯半岛，在巴比伦建立码头，打算改造幼发拉底河灌溉系统，甚至设想沟通里海与海洋。他还想西征西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但不久（公元前323年），一场恶性疟疾突然夺走了他的生命。亚历山大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历史上罕见的大征服者。他一连串的征服固然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开创了欧亚非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亚历山大死后，部将们就为继承人问题展开了争夺。骑兵统帅帕狄卡斯提议等待亚历山大与罗克珊的孩子出生，如果是男孩，就立他为王。但步兵统帅美利格却提出让腓力二世的庶出子、低能儿阿里德欧斯为王。经调停后，双方妥协，采取折衷的办法，把新生子和阿里德欧斯都立为王，分别称为腓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确定了王位继承人后，亚历山大的战将们便着手瓜分帝国。帕狄卡斯权位最高，他杀害了美利格，担任摄政王统治亚洲。其他人中托勒密占据埃及，安提柯得到小亚大部分，吕辛马库斯接受了色雷斯，安提帕特仍留守马其顿。暂时的势力划分根本不能持久。从公元前323年起，继位者间的混战一直持续了20多年。
从公元前323—320年是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帕狄卡斯玩弄手段，想既掌握实权，又使其合法化。他遗弃了安提帕特的女儿，欲与亚历山大的妹妹克列奥帕特拉结婚。安提帕特受辱大怒，联合安提柯、吕辛马库斯、托勒密等起兵。公元前320年，帕狄卡斯在埃及被谋杀。
从公元前320—301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角是安提柯。帕狄卡斯死后，胜利者开会推举安提帕特为监护人，把宫廷移往马其顿。但安提帕特不久去世，安提柯被宣布为亚洲的将军。马其顿、亚洲、埃及分处在不同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帝国的裂痕加深了。安提柯一心想把整个帝国或帝国内尽可能多的地区置于己手，因此遭到其他竞争者的忌恨。但反对他的同盟者之间也互相拆台。战火从亚洲蔓延到欧洲，最后又烧回亚洲。腓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先后在残酷的王位斗争中被杀。公元前306年，安提柯称王，次年，托勒密、塞琉古也相继称王。亚历山大帝国不仅从实际上，而且从名义上都不复存在。公元前301年，安提柯与塞琉古、吕辛马库斯、卡山达（安提帕特之子）组成的联盟在弗里基亚的伊浦苏斯展开了一场大血战。安提柯兵败阵亡。他的领土被胜利者瓜分。伊浦苏斯之战标志着大帝国统一梦想的彻底破产。从此，虽然一些地区的主人有所变化，但马其顿、西亚、埃及三足鼎立的大局已定，它们走上了基本相同、但各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托勒密埃及王国
在继位者的混战中，托勒密的势力得到加强，他巩固了对埃及的统治，扩大了地盘，建立了以希腊—马其顿殖民者为主要统治力量的托勒密埃及王国。依靠富庶的尼罗河流域提供的经济实力，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王国、马其顿王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在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争夺巴勒斯坦与南叙利亚一带，先后发生五次战争，史称“叙利亚战争”。这场战争以塞琉古王国的胜利告终。长期的战争消耗了托勒密埃及的国力，加之内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激化，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起，它就进入了衰落时期。公元前30年为罗马所灭。
托勒密王朝把原马其顿的具有军事民主制遗风的君主制与埃及古老的法老专制统治相结合，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国王把埃及视为个人的私产，他是国家的化身。政治、军事、财务甚至宗教大权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王的权力因国王崇拜而加强。国王不仅死后被追认为神，而且生前也在寺庙中奉作神明崇拜。国王主要依靠马其顿人、希腊人进行统治，高级官员都由王亲国戚及国王亲信充任。他们或担任财务官，或担任将军。财务大臣位同宰相，是仅次于国王的最有实权的人物。马其顿的武将对于地方民政的管理往往不大得心应手，所以出现了马其顿的军事贵族与当地大贵族的合流。托勒密王朝保持了过去的州（诺姆）的区划，上下埃及大约分为40个诺姆。诺姆之下分为县，县下为村。每一级都有专门的官吏管理。诺姆的总督（州长）是当地人可以觊觎的职位，但已失去了许多重要权力。军队驻屯在全国各地。诺姆的真正首长是由希腊—马其顿人充任的将军。他负责维持秩序，也许还主管刑事案件的审判。他对财务不能插手，财务权归另一财务官。僧侣阶层力量的强大，是古埃及历史的特点，但在托勒密统治时期，祭司集团的地位有所下降。国王是神的全权代理人，寺庙土地被收归王有，寺庙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国王及其行政官员的监督下进行。国王是最高立法者。由于两种民族并存，国内实行两种法律。一种适用于希腊人，一种适用于当地人。若案件涉及到双方时，则组成混合法庭。虽然国王的宫廷表面上讲希腊语，穿希腊服装，不与当地人通婚，但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从前所有的马其顿国王，上承埃及法老的统治。托勒密国王不鼓励建立新城，可能是为了不让城市的自治削弱君王的权力。但希腊人多居于城市，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诺克拉第斯和托勒迈伊这三个希腊和希腊化的自治市中。
托勒密国王把埃及全部土地都视为己有。他以当然的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把这些土地的一部分收归王室经营，称为“王田”；其余的统称为“授田”：或赠与神庙（神田），或赐给官员私人（赐田），或分配给军人作为份地。留在国王手中的土地由王田农夫（劳伊）耕种。他们主要采取短期租借的方式取得一块土地，交纳实物佃租，种籽由国王提供，收割后必须归还。田里种植的作物品种由国王决定。王田农夫是佃农，不是奴隶，但他们未经许可，不许离开村庄。除耕种土地外，王田农夫还要服必要的劳役，如修堤坝、开运河等。他们还须交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连租带税占一年收成的50％以上。神田和赐田上的耕种者可能也是类似于王田农夫的农民。原神庙的土地开始时大部分转归国王直接管理，但在公元前2世纪，祭司们趁王权削弱又扩大了神田。赐田的数目因人而异，托勒密二世的财务大臣阿波罗尼阿斯在法雍一地就有近7000英亩的土地。军人份地数量不等，一般在3.5
英亩到70英亩之间，分布于全国各地。军人平时种地，战时服兵役，以服兵役代租，但他仍须交纳各种税收。军人的境况比王田农夫稍好一些。最初，他个人对份地只有使用权，后来份地接近于私产，亲属可以继承。到公元前2世纪末，埃及人开始作为军人领有份地。在埃及，私有地的存在是肯定的，如住宅用地，园圃以及偏远的贫瘠土地，但它们无一能逃脱国王的税收之网。
税收和垄断既是托勒密王朝的经济控制手段，也是国王所有制的重申与体现。托勒密王朝的税收可谓多如牛毛，无孔不入。土地、房屋、园圃、家禽、牲畜、奴隶、人头、财产继承、买卖交易、关卡交通，各种物品、各种活动都在纳税之列。即使一个人去打鱼，也要有一官员监视以保证25％的鱼作为税收转入国王手中。估计埃及的税收种类在200种以上。这些税除土地税交实物外，大部分以货币纳税。国王有时为了简便，就把税包出去，实行包税制度。托勒密王朝的垄断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对油料的垄断。政府对油料作物从种植到销售的每一阶段都实行完全的控制。油料必须在当地政府监督下在国家的油坊里加工，然后以固定价格出售。此外，纺织、皮革、矿业、盐业、钱庄，甚至印染、皮毛、香料、化妆品、玻璃、陶器、酿酒等行业也都由国家垄断或控制。这种制度同样适用于托勒密国外的属地。严密的税收制度与严格的垄断经营，使托勒密王朝搜刮到尽可能多的财富。仅垄断专利一项每年收入就达约15000塔兰特。
为扩大商业利益，加强对外贸易，托勒密二世时（公元前282—249年）修通了往昔法老开工未竣的连接红海与尼罗河的运河。他还派人开发非洲东海岸，建立了一连串远达索马里的据点，派出海军、卫戍队保证商路的安全。当时的进出口贸易十分活跃。埃及输出谷物、亚麻布、玻璃、奢侈品；地中海的金属、木材、大理石、紫色染料，南阿拉伯和印度的肉桂、药物、香料等都源源不断地流入埃及。
国王们把通过税收、垄断、贸易搜刮到的财富，一部分用于维持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一部分供应宫廷的消费，还有一部分用来扶植文化事业。托勒密王朝虽以武力开国，却附庸风雅，慷慨解囊，对文化事业抱有浓厚的兴趣。都城亚历山大里亚取代雅典成了地中海最大的文化中心，城中有国王兴建的博物园和藏书70万卷的图书馆。优厚的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便利的研究条件吸引了各地的许多学者。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利用希腊和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天文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史学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托勒密王朝是外族统治，尽管埃及当地的大奴隶主贵族有可能跻身于统治者之列，但毕竟为数不多。希腊—马其顿人上层统治者的高压控制与垄断榨取只能激起埃及人民的强烈反抗。王田农夫的逃亡就是斗争形式之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王田农夫虽不是奴隶，但是类似于隶农、农奴的地位。奴隶在农村中可能为数不多，主要集中于城市，在亚历山大里亚也许达20万之众。奴隶主要用于矿山和手工业作坊、家庭。总之，托勒密埃及的奴隶制不算发达，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公元前3世纪末以后频频发生的埃及人民起义，动摇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为罗马的征服铺平了道路。末代女王克娄奥帕特拉七世（公元前51—30年）先后投靠凯撒和安敦尼，最后在公元前30年亡于罗马的屋大维之手。
塞琉古王国与帕加马王国
塞琉古王国的建立者是塞琉古一世（公元前305—280年），首都为奥伦特河畔的安条克城，中心地区是叙利亚，故又称叙利亚王国。中国史书称之为条支，其名来自首都安条克。王国的统辖范围因时而异，最大时从赫勒斯滂海峡到兴都库什山。国土广袤，民族众多，文化传统各异，社会发展的阶段参差不齐，这是塞琉古王朝统辖之地的特点。特殊的统治环境使其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托勒密埃及的统治道路。
与其他希腊化国王一样，塞琉古国王把王国视为自己打出的天下。他们也推行国王崇拜，强化王权，宫廷设有宰相、议事会、秘书处，高级官吏由王亲国戚和王室亲信们充任。叙利亚人、犹太人、波斯人和其他伊朗人被完全排除在官僚阶层之外达两代之久。即使至后来，他们也从未超过整个统治阶级人数的2.5％。塞琉古王朝接受了波斯的行省制，但控制比较松弛。全国分为25个省，72个府。行省设总督，财政归财务使，他直接向安条克的财务大臣负责。地方有一定的自治权，偶尔负担的军事义务和不正规的纳贡。地方分权不利于国王对地方的控制，一有时机，边远地区的省份就尾大不掉。
塞琉古王朝试图通过各地的希腊—马其顿人城市和移民地来达到辖下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从而保证对各地的控制。前三任国王（塞琉古一世、安条克一世、二世）堪称为伟大的建城者。塞琉古一世就建了24个城市。城市一般保持希腊城市的外在特征：如部落、公民大会、议事会、行政官员、城市法令与财务规定等建置，以及体育馆、剧场、市场等公共设施。城市拥有国王给予的土地，城中也往往有一些当地的居民。他们或杂居，或住在专门的街区。有的城市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发展很快，象首都安条克有居民50万，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居民达60万。这些城市有一定的自治权。移民地则是军事殖民地而非城市，一般设于当地村庄的附近，由服役期满的军人屯驻。他们从国王那里接受必要的土地和安顿费。这种移民地从属于国王，但有自己的官员，对内部事务有一定的权力。小亚沿岸的希腊人城市，自治性较大。总体上看，新老希腊人城市、移民地都处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只是从属的程度有所不同。各种类型的城市与移民地的存在，虽然确实从外部加强了希腊—马其顿人对当地的控制与影响，但从内部也削弱了国王权力的集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文化上的。它们是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汇之地，希腊化文化主要是从这些城市产生的。
塞琉古王朝的土地制度与埃及托勒密王朝有同也有异。全国的土地都是“王田”，名义上归国王所有，但实际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并不能统一。国王的租税较轻，大部分土地税仅1/10。王室土地由农民耕种，他们以实物或货币形式交纳租税。其余的王田以“让与”的形式来分配。有些“让与”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高官显贵们接受赐田，新建城市由国王划给土地，军事殖民地的军人领取份地。本地原有城市和神庙的土地也因国王的旨意而增减。旧希腊城市的土地归城市全体公民占有。这些让与的土地主要由王田农夫（劳伊）耕种，也有的由占有者自己耕种（如军事份地、城市一般公民的土地），或由佃农、奴隶（如神庙土地）来耕种。王田农夫的处境与埃及的农民没有差别，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随土地的转移而更换主人，即使有的农民移居到别处，也不能割断与原居住地的关系，不得放弃应负的义务与责任。奴隶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神庙。有的神庙拥有庙奴数千人，个别的大奴隶主也有千名奴隶。
塞琉古王国的商业和手工业甚为发达。连通东西的海陆商路，遍布各地的新旧城市与移民地，统一的货币（阿提卡制）和统一的语言（通用希腊语），都给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塞琉古王朝主要进行转手贸易，获取利益。东方的丝绸、香料，叙利亚、两河流域、希腊等地的精巧手工艺品，都经他们的中介而转运他方。商业是重要的经济部门，王国与托勒密埃及往往因争夺商路而发动战争。商业的发达刺激了手工业的繁荣。吕底亚的萨狄斯城就是华美的地毯的制造中心，其他诸如金属冶炼、酿酒、玻璃制造、纺织印染等行业的产品也享有盛名。
公元前3世纪，塞琉古王国内外征战频仍。战争不仅消耗了国力，而且使其治下的帕加马、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等地趁机独立。塞琉古王国的直辖版图大大缩小。公元前2世纪初，塞琉古王朝与另一强大的对手罗马相遇。马革尼西亚一役，塞琉古军队大败，小亚的领土随即丧失。此后，塞琉古王国每况愈下。随着帕提亚的西向，罗马的东进，加上内部矛盾重重，中央政府近于瘫痪的塞琉古王国无法继续存在，公元前64年亡于罗马大将庞培之手。叙利亚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
帕加马王国位于小亚的西北部，首都帕加马城。伊浦苏斯之战后，帕加马归吕辛马库斯统治。公元前281年，吕辛马库斯在与塞琉古的战争中兵败身亡，其派驻帕加马城的部下菲勒泰洛斯自立为王，归顺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世纪中期，塞琉古王朝发生内争，帕加马的阿塔卢斯一世乘乱独立。帕加马王国是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世界中的后起者。为了在塞琉古、马其顿和托勒密埃及的争夺中求得生存，为了在贫富分化剧烈的社会矛盾中维持统治，它不得不在外界寻求保护伞，而这时挺兵东进的罗马就成了帕加马王朝投靠的对象。帕加马最后一个国王阿塔卢斯三世立下遗嘱，将国家拱手让给罗马，帕加马王国的历史结束于公元前133年。
帕加马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与塞琉古王国并无多大差异。它的工商业比较发达，所产羊皮纸和纺织品最为著名，此外还生产大量的沥青。
帕加马的历史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它对希腊化文化的贡献上。帕加马诸王一心想把帕加马城建成堪与亚历山大里亚比美的文化城市。城中的图书馆藏书20万册。由于国王们奖掖学术，帕加马城成为希腊散文修辞学的中心。宙斯神庙前的大祭坛及其上的浮雕“巨人之战”，为帕加马城增添了光彩。
马其顿王国及其控制下的希腊伊浦苏斯之战后，马其顿几易其主，最后在马其顿及希腊建立长期统治的是安提柯的孙子安提柯·贡那特。安提柯王朝成为与托勒密、塞琉古并驾齐驱的三大希腊化王朝之一。
马其顿王国的政治制度与公元前4世纪相比，君主的个人权力加强了，传统上的人民权力很少受到重视。安提柯三世的即位就没有召开公民大会，只是少数“马其顿要人”的决定。马其顿虽未出现过国王崇拜，但也出现了把国王与神和国家等同的现象。实际上，安提柯王朝即马其顿国家。
马其顿的另一变化是城市的增加。公元前316年，卡山达建了两座重要的城市：帖萨洛尼卡和卡山德里亚。公元前293年，德米特里在帖撒利建了德米特里亚城。这些新城市与原来的都城佩拉等，不仅是马其顿内外贸易的商业中心，而且使马其顿的文化水平接近南方的希腊。
尽管城市发展较快，许多马其顿人仍在农村生活。他们或是自耕农，或是耕种国王和贵族土地的佃农。除了城市中某些家庭使用奴隶外，奴隶制在马其顿未广泛发展。亚历山大东征并未使马其顿摆脱贫困落后，相反使马其顿人力枯竭，影响了社会生产。马其顿约有50年的时间成为众武将及其后人争夺的战场，此外还遭受到高卢人的侵扰。马其顿与埃及叙利亚之间的经济差距明显增大。它每年的土地税仅收入200余塔兰特。
马其顿力求加强对南部希腊的控制。最通常的方法是在战略要地驻扎卫戍部队，随时准备镇压各种形式的反马其顿活动。与此同时，马其顿还在爱琴海地区与埃及、叙利亚争霸。然而，霸主的地位尚未得到，罗马大军却已压境。公元前168年马其顿本土首先亡于罗马，到公元前146年，希腊全境都落入罗马统治之下。
在南部希腊，反马其顿的势力一直存在，一有机会就跃跃欲试。亚历山大死后，雅典很快联合其他希腊城邦发起反马其顿战争（公元前323—322年），不久即告失败。安提柯王朝建立后，希腊长期处于它的支配与控制之下。对于马其顿人的高压政策，斯巴达、雅典这时已无力领导希腊各邦进行反抗，新的埃陀利亚同盟（公元前314年）和阿卡亚同盟（公元前280年）相继兴起。这两个同盟既联合反抗马其顿，又相互斗争。虽然推翻马其顿统治的目的未能达到，但同盟组织反映了希腊内部统一和超越城邦的趋势。入盟各邦完全平等，对内各自独立，对外立场一致。联盟设有同盟大会，所有入盟各邦的公民皆可参加。同盟大会选出常设会议和联盟司令官。常设会议处理日常事务，司令官统帅联盟军队，并有权协调各邦关系。这是向联邦制的迈进，可惜来不及发展便夭折了。
亚历山大远征及希腊化王国的建立，虽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希腊城邦公民，暂时在表面上好象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实际上使城邦内部贫富分化更为剧烈，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斯巴达的情况最为明显，在仅剩的700名全权公民中，只有100户有土地，失去土地者企图伺机发动政变。国王阿基斯四世（公元前245—241年）为防止革命，复兴斯巴达，提出废除债务，平分土地的改革方案，但遭到大奴隶主的反对，遇害而死。另一国王克利奥蒙尼三世（公元前237—222年）利用对外战争得胜，军队在握的有利时机，用暴力推行改革，重分土地。这一改革对其他城邦发生了影响，阿卡亚同盟中的大奴隶主惊慌失措，竟然联合马其顿扼杀了克利奥蒙尼的改革。
社会改革的失败，反马其顿运动的旋起旋伏都是必然的，希腊城邦制度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希腊城邦在马其顿统治时期，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存在而已。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指从亚历山大东征以来，到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托勒密埃及被并入罗马帝国为止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
城邦没落，世界扩大。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各希腊化王国的建立既将希腊文化广泛传播至北非和亚洲，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地区原有的文化对希腊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因此，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与内容，是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交流融汇的结晶。虽然它仍属于希腊文化的范畴，使用希腊的语文，承袭希腊的传统，但与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有明显的不同。这不仅在于它包含了一定的东方文化的因素，而且在于它是对那个扩大了的，变化了的世界的反映。如果说希腊古典文化是一种城邦文化，那希腊化时期文化就是一种走向帝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文化。希腊一体化和地方多元性相结合，消极没落的个人主义和眼界开阔的世界主义相并存，乃是这一文化的基本特征。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中心也从雅典移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一）哲学。哲学是对世界的总体认识，最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心态与精神面貌。由于城邦理想的破灭和现实世界的扩大，人们的思想走上了两个极端，即都脱离城邦相背而行，一方面进而拥抱广阔的世界；另一方面却对这个世界厌弃失望，退而只顾个人。当时流行的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犬儒学派和怀疑主义就是这两种思潮的反映。
斯多噶派（Stoics）的创始人是来自塞浦路斯岛的芝诺（公元前335—263年）。因他在雅典市场北部的画廊（希腊语称StoaPoikile）讲学，学派由此而得名。斯多噶派的学说以兼有唯物与唯心的因素，重视现实世界为特征。它承认事物是物质的，发展的，运动的，但认为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是世界理性“逻各斯”（或译为“道”），亦即神性和命运。为使人的行为符合宇宙神性，符合自然理性，就要过一种道德的，即自然的生活。道德就是幸福。因此，人不应逃避社会责任，而应参与政治，但也不能“纵欲”，否则难以达到道德的境界。在宇宙理性与道德生活的基础上，斯多噶派提出了“人人皆兄弟”和世界公民的政治主张，其理想是建立一个由理性所统治的世界国家。
与斯多噶派并立的是坚持唯物主义，提倡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派。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年）也在雅典建立了自己的学园。他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既承认必然性又承认偶然性，看到了内因的作用。他宣扬无神论，认为人死魂灭。斯多噶派把自然神化，伊壁鸠鲁派却把神还归自然。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伊壁鸠鲁派提倡寻求快乐与幸福，但他所主张的快乐决非肉欲物质享受之乐，而是排除情感困扰后的心灵宁静之乐。伊壁鸠鲁派生活简朴节制，目的就是要抵制奢侈生活对身心的侵袭。伊壁鸠鲁发誓放弃政治生活，但并非对世界漠不关心，他认为最大的快乐是友谊，个人的幸福就在于友谊和社会之中。
犬儒学派消极对待生活。此派创始人是安提斯梯尼（公元前440—366年），公元前3世纪风行一时。犬儒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犬儒派人士坚持个人自由、自我满足，鼓吹根据“自然”生活，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对财富、地位等无所追求。这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又无力抗争，只好远远离去的遁世主义。
当时流行的怀疑主义派别也是这样。其创始人是曾跟随亚历山大远征到过印度的皮洛（公元前365—275年）。皮洛派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不可知，“肯定”是得不到的，“你不妨享受目前，因为未来还无从把握”。
（二）文学艺术。这一时期文学上的成就不太显著，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各种诗体有了明确的形式和内容。除了一般的诗体：田园诗、讽刺短诗、赞美诗、史诗之外，还出现了一种科普诗，即用诗的语言来介绍科学研究的成果。索里的阿拉图斯是创始人。他用六步韵诗体改写了天文学家欧多克苏斯关于星座的论著，名为《太空万象》。田园诗的创始人是西西里的提奥克里图斯（公元前310—250年）。他热情歌颂田园的美景和牧人的恋情，其诗熔抒情、写景、叙事于一炉，优美动人，富有魅力，为同代人所钦佩、模仿。讽刺短诗由来已久，只是通过这时亚历山大里亚的诗人之手，才成为特别适于对周围生活发表评论的形式。
悲剧继续问世，但已失去古典时期的活力。新喜剧大获成功。米南德（公元前342—291年）和菲力门（约公元前361—262年）是这时的喜剧大师。喜剧的主题转向了中上层市民的私人生活趣事，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的冷淡。
希腊化时期的艺术与古典时代相比，在形式上，特别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变化：个人肖像剧增，群体雕塑、风俗雕塑和纪念性雕塑出现，城市建筑有了总体规划，东方的建筑技术得到应用。亚历山大里亚、帕加马、罗得斯岛是当时的三大雕塑中心。罗得斯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和“拉奥孔”群像，帕加马的“宙斯大祭坛”，以弗所的阿泰密斯神殿，亚历山大里亚的灯塔，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杀妻后自杀的高卢人”，“米洛斯的美神（即断臂的维纳斯）”和“市场老妇”等都是这个时期造型艺术上的杰作。有的被列为古代世界的奇观，有的至今仍给人以美的享受、力的鼓舞及心灵的震撼。
（三）史学。史学继续发展。军事远征和出使异国开拓了历史写作的范围；帝国的建立以及悠久的东方历史更引起了统治者与历史家的注意。因此这一时期历史著作的体例大为增加，出现了年代记、回忆录、人物传记、国别史、世界性通史、断代史，以及区别于政治史的文明史。其中最著名的有阿卡亚同盟首领阿拉图斯（公元前271—213年）的回忆录（30多卷），埃及人曼涅托的《埃及史》，巴比伦人贝鲁苏斯的《巴比伦史》（这两部都用希腊语写成），狄凯尔库斯的《希腊生活》。
（四）宗教。希腊化时期的宗教具有混合主义的特征和向一神教发展的趋向。从亚历山大开始的希腊—马其顿统治者，从未把希腊的神祇强加到各地各民族的头上，而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王权神化、国王崇拜显然是受了东方的影响。托勒密朝创立的塞拉庇斯崇拜就包括了埃及、希腊两方面的因素。安纳托利亚的大母神，弗里基亚的大男神，埃及的伊西丝崇拜，都在希腊人统治的地区流行。
更重要的是宗教仪式与观念的结合。希腊奥尔弗斯教的入会式移植到了东方的秘教上。巴比伦占星术的盛行，是它所具有的“天人对应”观和希腊人的命运观相适应的结果。
当时还流行对命运之神的崇拜。伊西丝崇拜，塞拉庇斯崇拜以及对命运之神的崇拜，逐渐获得了世界性宗教的意义。这种一神教的趋向预示了基督教的胜利。
（五）科学。这一时期科学上的成就最为辉煌，影响也最深远。其特点是：科学与哲学相分离，各学科日益专门化。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医学、天文学都成为既互相渗透，又相对独立的学科。天文学的成就最大。利用巴比伦几千年的天文观测资料，亚里斯托库斯（约公元前310—230年）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希帕库斯（公元前160—125年）错误地提出了“地球中心说”，他的学说谬传了十几个世纪。他还制出了有850（另有1020、1080之说）个恒星的图表，发现了岁差，推算出的太阳年长度一年只误差6分14秒。地理学家厄拉托斯梯尼在埃及实测了子午线，计算出的地球周长与实际数值仅差300公里左右。他主张“地圆说”，认为从西班牙沿同一纬度航行，最后可达印度。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提到中国人的第一位西方地理学家。希腊化时期最后一位地理大师是波赛东尼厄斯（公元前135—51年）。他著有《论海洋》，提出五带的划分，把潮汐之因归于月之盈亏。数学家欧几里德（约公元前310—230年）著的《几何原本》，直到近代仍作为教科书使用。物理学以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年）为代表。他发现了杠杆原理、比重原理、斜面定律、浮力定律等，并将科学用于实践，发明创造了滑轮组、螺旋吸水器、军事防守器械。希罗菲洛斯是“古代最伟大的解剖家”，扩大了人们对大脑、眼睛、十二指肠、肝脏和再生器官的认识。厄拉西斯托拉图斯是“最伟大的生理学家”。他主张用自然原因解释一切生理现象，通过合理的生活来预防疾病。这二人共同发现了神经系统，区别出了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提奥弗拉斯图斯是亚里士多德的养子，他利用亚历山大送回的资料，写了巨著《植物史》和《植物的本原》。
这一时期文化的另一成就是对以前希腊古典作品的整理。这项工作主要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完成的。《荷马史诗》的第一个校定本出自芝诺多德斯之手。卡利马库斯（约公元前310—245年）编写了120卷本的《希腊图书总目》。这二人都曾担任图书馆馆长之职。希腊语《圣经》（即七十子之本）据说也是这时在亚历山大里亚译出的。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对希腊古典文化的总结和发展，也是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更是从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继而到西方文化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影响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