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解密土城战役
禹 明 先
一、为土城战役和四渡赤水正名
这些年来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期间的一系列战争的研究命名上称呼混乱，有的称“四渡赤水战役”，有的称“四渡赤水之战”。而“土城战役”，则被人们忽约降格称为“土城战斗”。产生这一错乱现象的原因是研究者对“战役”一词理解不透，因此在这里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单独问题来进行研究和解释，把长期以来的错误命名纠正过来。
关于“战役”一词，《辞海·军事分册》（1980年版）对它的解释和界定是：“军队为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按照统一的作战计划，在一定的方向上和时间内，所进行的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的总和。其规模大小决定于双方参加兵力的多少。”
按照《辞海》对“战役”的这个界定，中央红军的整个四渡赤水过程只能称作“四渡赤水之战”，不能称为“四渡赤水战役”。因为整个“四渡赤水”期间的多次战斗为的是实现两个不同的战略目的，而非“一定的（一个）战略目的”。为了达到和完成这两个不同的战略目的，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经历了“土城战役”和“遵义战役”这两场大的战役。“土城战役”的作战规模和作战的时间、地域范围最大，其作战的战略目的是为了给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创建川西北根据地扫清障隘。而二渡赤水和“遵义战役”则是因北渡长江，创建川西北根据地的战略目的不能实现后，改以“创建川滇黔边新苏区作为根据地”这一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土城战役”和“遵义战役”为的是两个不同的战略目的，而这两个战略目的都是因“四渡赤水”期间的形势发展变化而决定的。因此不能把“土城战役”和“遵义战役”这两场战役与整个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所要达到的两个不同的战略目标混为一谈，说成是一场战役，称“四渡赤水战役”。这个称呼是不符合作战规律和战争命名原则的，因此是不科学的。
二、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渡江战役
1934年12月下旬，当川军统帅刘湘获知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已预计到了中央红军北上四川的可能，于是刘湘在给重庆二十一军第六期军官教导团学员讲话时说：如果发现中央红军有入川的意图时，就应当采取“北守南攻”的作战方针。刘湘认为碉堡战术太呆板，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他认为以往在川北对红四方面军作战太被动，今后对西进的中央红军一定要采取主动进攻的战法，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要把他堵住，并且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为此，1935年1月16日，当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刘湘和他的长江南岸剿共总指挥潘文华在泸州紧急召开军事作战会议，鉴于中央红军已占领桐梓一带，刘湘认为中央红军有可能从綦江北出攻取重庆，于是在黔军溃退到松坎一带时，刘湘便命令川军第三路总指挥廖泽指挥穆肃中部共两个旅六个团到贵州境内的松坎、正安等地防堵中央红军，并密切关注松坎正面红一军团的动向。1日19日，蒋介石下达了在“川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为此，当1月21日潘文华从廖泽的电报中获知驻守在松坎的红一军团有向西面的温水方向转移的动向时，刘湘一面命令廖泽旅三个团随后追击，同时命令驻守江津白沙的总预备队指挥官郭勋祺率领潘佐部共两个旅六个团南下到贵州温水堵截红一军团。但1月23日郭勋祺率部赶到温水时，红一军团已全部通过温水，向土城方向开进。郭勋祺和廖泽两部的堵截计划落空。于是郭勋祺奉命改堵截为追击，以所部第八团为前卫，于24日赶到良村以西的梅溪河时，即与从桐梓、吼滩而来的红军中央纵队遭遇，展开了大半天的激战，当晚被阻止在良村不能前进。与此同时，刘湘为了把“川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这场战争放到川省以外的贵州土城地区进行，刘湘紧急调遣川军第二路总指挥陈万仭指挥所部达凤冈旅和教导师第一旅章安平部由泸州赶赴赤水，徐国瑄特遣支队由合江奔往鳛水县城官渡堵截中央红军，令第一路总指挥范子英率所部旅三个团及教导旅的一个团和边防军第四路的顾晓帆团，由泸州赶赴叙永、古蔺一带设防。1月26日，当中央红军大部行进到土城至葫市一带赤水河峡谷，而北面黄陂洞和复兴场的一军团、箭滩的九军团均与前来堵截的川军接触并猛烈交火时，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感到合围中央红军的攻势已经形成，于是命令郭勋祺和廖泽指挥的四个旅火速向东皇场至土城方向猛追，并通报刘湘指令：凡参与此役围剿的各路川军，“应抱必死之作战决心，在赤水河峡谷全力围剿中央红军”！
川军的这个作战部署是，刘湘认为：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两人都是川省籍的著名军事家，并且两人都在泸州驻过军，在那一带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加上地形熟悉，一但中央红军渡过赤水进入泸州附近，红军渡江就已成定局，到那时川局当不堪设想……因此刘湘把在土城地区围剿中央红军看成是能否堵住中央红军渡过长江的决定性一战。对此，郭勋祺后来也回忆说：“如果土城一战川军被打垮，中央红军一定从泸州渡江，就不会有后来的渡金沙江、大渡河，走雪山草地了！”从郭勋祺的这段话中，还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土城战役是导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决定因素。”虽然中央红军改变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是在“土城战役”后的2月7日，但是由于“土城战役”中红军伤亡较大，部分连队已不成建制，加上伤员太多，急需休整和整编，因此2月7日中革军委采纳彭德怀和杨尚昆两人关于部队急需休整的意见，命令中央红军放弃渡江计划，向扎西集中，以便休整部队和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二、三、四渡赤水。因此说“土城战役”对于中央红军和川军来说，都是能否渡过长江的决定性一战，它是中央红军的一场“渡江战役”。由这场战役而导致了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这是以往的研究中被人们忽约了的问题。
三、土城战役的作战经过与作战时间和作战地域范围
土城战役作战时间上起1月24日，由中央纵队五军团三十九团在梅溪河阻击川军郭勋祺部前卫第八团的战斗而拉开序幕，止于28日晚对溃守风村坝泥垭坪的郭勋祺、廖泽两部的攻坚战，历时五天，作战地域范围东起良村的梅溪河，北到赤水县的复兴场、黄陂洞、箭滩（官渡北侧）等地。国民党将帅李以劻则认为，“土城战役”的作战地域范围还包括2月2日至3日红一军团对叙永县城的攻坚战。李以劻的这个认定是正确的。因为叙永的守城川军是刘湘设置在土城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西部防线，是“土城战役”最后作战的西部战场，也是“土城战役”结束的最后一战。因此，“土城战役”的整个作战时间应该是10天。而“土城战役”的中心战场是在土城附近，刘湘和潘文华两人都把在土城一带围歼中央红军作为这场战役的主要目的，因此称为“土城战役”（土城附近中心战场的作战范围又包括猫猫岩、青杠坡、凤凰嘴、三锅桩等四个战场）。因此“土城战役”涉及的地域范围包括川、黔两省边邻地区的赤、鳛、叙三个县，作战地点分为梅溪河、青杠坡、猫猫岩、凤凰嘴、三锅桩、复兴场、黄陂洞、箭滩和叙永城等九个战场。
关于“土城战役”，临战前敌我双方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作战思想准备是不同的。1日26日晨，中革军委从东皇场发出通报全军的电文是：“吸引敌人（郭勋旗部）于土城之东，准备会合三、五军团共同消灭该敌。”而当日各路围堵川军接到的命令是：“全军官兵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中央红军。由于毛泽东等中央红军高层领导对敌情和战争形势判断不准，特别是对后面紧跟而来的川军三个旅九个团估计不足，误认为只有四个团，因此红军高层普遍轻敌，认为敌人的战斗力可能不太高，消灭这股川军不成问题。据时任三军团五师特派员的陈复生《我的长征路》一文披露：“土城战役开始前，毛主席和彭德怀都很有信心在土城打胜仗…那个时候彭德怀同志还跟我说：‘你们准备啊，准备接待俘虏’。”由于26日向北和向东北开进的一军团和九军团均受阻不能前进，战场态势已呈现川军有从北、东、南三面合围中央红军的意图，形势不容乐观。于是毛泽东采取北守南攻的作战策略，先集中兵力消灭后面这股川军。据陈昌奉回忆，为了打好土城这一仗，“27日下午，毛主席曾用半天多时间到土城后山（大埂上）观看战场地形和选择野战司令部指挥所地址”。当日下午5时30分，中革军委正式下达28日晨消灭尾追川军四个团的作战命令。但到当晚20时从破获川军的电报中，得知26日潘文华已令后面的郭勋祺等四个旅向土城方向猛追而来的情况后，毛泽东等红军高层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并决定由朱德和刘伯承两人亲自到前线协同彭德怀指挥这场战役。据杨尚昆回忆，当晚毛泽东还亲自到青杠坡战场前线观察敌情和部署兵力。
土城战役中心战场的决战共计作战时间为一天半。27日下午3时左右，川军郭勋祺旅三个团紧追五军团赶到青杠坡地域，潘佐旅三个团赶到风村坝和隆兴场东北面的布带坎一带，并很快抢占了青杠坡、猫猫岩、凤凰嘴和布带坎一带山顶有利地形。面对这一不利形势，紧接着下午3时半，红军组织三、五两个军团分别向猫猫岩、青杠坡、凤凰嘴三地川军展开反击，准备夺回有利地形。由于红军立足未稳是仓促应战，加上行军疲劳和地形不利，经过两个来小时的激战，三个战场的进攻都未能凑效。为了消灭掉这股先期赶到的川军四个团左右的兵力，然后再腾出手来对付后续赶来的川军四个团左右兵力，毛泽东决定战斗从28日凌晨开始总反攻，力争在两到三个小时内结束第一阶段战斗。由于猫猫岩至尖山一线山脊是保卫土城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此山脊的东北端制高点已被郭勋祺部第七团占领，因此攻占猫猫岩，然后威胁和配合三军团五师夺取青杠坡郭勋棋部第八团阵地，是红五军团三十九团的主要攻击任务和目的，为此，刘伯承总参谋长亲临三十九团前线指挥。战斗首先在猫猫岩打响，随即青杠坡、凤凰嘴、三锅桩等战场战斗也展开。
红五军团三十九团与川军经过十余次的反复争夺后，上午8时，出乎预料，川军廖泽旅兰、王两个团赶到青杠坡，立即将一个团投入猫猫岩向三十九团阵地猛扑过来。三十九团阵地被敌人突破，川军沿山脊下冲向土城扑来，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命令干部团火速上去增援。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统一指挥下，向川军郭、廖两团发起猛烈攻击，川军节节溃退，眼见干部团即将占领猫猫岩川军阵地制高点时，廖泽部的另一个团又增援上来，把干部团压回了原地。当日潘文华转报前线战况说：“我廖旅当面亦受匪猛烈攻击，并以大部向我左翼抄袭，兰、王两团即趋歩前往增援，奋勇还击，战约数小时，始将匪击退。”聂荣臻元帅曾对此处战斗回忆说：“一开始打得还是不错的。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先投入战斗……干部团攻击很猛，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实为郭部第七团指挥所）附近，敌人已经感到弹药匮乏了，突然（敌）三个旅（实为廖部另一个团）增援上来，由于得到子弹、手榴弹的补充，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反而转攻为守。”
在青杠坡之后的凤凰嘴战场，三军团四师十团担任从后方动摇和切断青杠坡、猫猫岩两战场川敌退路的攻击任务。该团在师政委黄克诚、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和团长姚喆、团政委杨勇等人的指挥下，经过三小时的激战，把川军郭勋祺部团长袁治带领第九团的两个营从凤凰嘴后侧的生基坳击溃到了沙溪口右侧桐梓园之上的泥垭坪，郭勋祺后背防线开始动摇，他急令潘佐部的一个团前来增援（当日中午12时，彭德怀为此电告野战司令部：“当面之川敌教导师…一部本日被我击溃”）。袁治利用其红军攻击路线为85到90度的陡坡和泥垭坪西南端石寨门坚固工事等有利地形拼死抵抗，才使十团的攻击受阻，双方相持不下。
而隆兴三锅桩战场，三军团四师十一团奉命打阻击，以保障青杠坡、猫猫岩、凤凰嘴三战场的歼敌任务。该团在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的指挥下，以该团二营为主攻，三营为预备队，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潘佐部的张益斋团。由于行军疲劳和轻敌，战斗打响后，敌人从右侧后偷袭而失去有利地形，最后为了争夺三锅桩核心地位的白善土小山顶制高点，双方反复争夺十分激烈。潘文华当日为此电报说：“在隆兴场激战者，为三军团彭德怀部，刻尚在土城东端猛战中。”说的就是三锅桩战场情况。
土城战役中心战场的几处战斗，由于临战前各山顶有利地形全被川军占领，战斗打响后红军全线处于仰攻状态，加上每人只配发二十发子弹，致使战斗开展十分困难，许多次战斗都是只能让敌人靠近或冲入敌阵用大刀和石块与敌人拼搏，按照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的说法，土城战役是场“恶仗”，每迈出一歩，都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到28日中午各战场仍是相持不下状态，这时无论敌我哪一方只须增加一个法码，战争胜利的天坪就会倾向他。因此，当28日中午13时一军团二师赶回增援时，周恩来给四师政委黄克诚发出一个胜利在握和尽快结束土城战役的电文，说：“我二师已到，今14时参加五军团方面的突击。决心以第二、第四、第十三师（五军团）三个师及干部团全力消灭当前之郭旅后，即乘胜向青杠坡以东追击，并协同四师继续解决潘旅；第四师应在解决郭旅实行追击时，即向潘旅出击，并担任向东皇殿追击的任务。并告朱及彭、杨。”
一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的王牌，二师则是王牌中的王牌，因此当二师赶到后，周恩来向全军发出一个满有胜利信心的电文。据陈昌奉回忆：当日下午一点钟左右二师赶到后，“就在土城后山坡的半坡上（大埂上），主席召集指战员们开会研究，又继续打到黄昏”。于是，当日下午14时，二师以第五团担任主攻，四团为预备队，在朱德和团长张振山、政委赵云龙的指挥下，五团从猫猫岩和青杠坡两战场的接合部位水平出击，直捣青杠坡郭勋祺第八团指挥所。二师五团和干部团等先从尖山和猫猫岩西南侧山脊高地用猛烈炮火向青杠坡川军阵地轰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将川军青杠坡阵地第八团消灭掉大半，郭勋祺和廖泽两部向风村坝落荒而逃。郭勋祺在当日下午溃败前向潘文华告急电文中说：“我部第八团阵地地势低下，受匪瞰射，该团官兵伤亡过半，士兵伤亡更重，阵地几不能守，本指挥亲率九团丁营及特务营、机炮营前往增援，奋勇攻击，往复冲复数十次，匪我伤亡甚大……”郭勋棋部被红五团等合力击溃后，朱德指挥五团乘胜猛追，一口气追到了十多华里外的风村坝西侧沙沟头。此处为葫芦形峡谷，三面为壁立高山，其南侧是泥垭坪，如果红五团冲破这个隘口，风村坝和泥垭坪就无险可据，郭、廖、潘三敌要么被全歼，要么继续落荒而逃。可惜地形不帮五团的忙。郭勋祺和廖泽两人从青杠坡败退下来后，一面组织残兵利用沙沟头的有利地形封堵朱德指挥的红五团，一面急令留在风村坝作机动的廖泽部最后一个团火速赶来增援，红五团因是孤军深入，被敌人从东、南、北三面高地俯射封堵包围，朱德指挥五团发起多次冲锋，都未成功。聂荣臻元帅曾回忆这次战斗说：“我二师的部队（五团）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当年五团通信员李辛后来也回忆说：“我们团在土城打得很勇敢，朱总司令到我们团作前线指挥，后来被敌人包围了，很晚才从山上退下来。”另据郭勋祺警卫营长郭文炯后来讲：“郭勋祺败退到风村坝时，已阵线动摇，正面已不能支持……恰值廖泽旅一个团赶到，亦令全团加入正面作战，同时命令机炮兵尽量轰击，一直到弹药打完，激战至黄昏，始将正面阵地保持下来。”郭文炯说是廖泽部的这个团救了郭勋褀的命。2月4日黔军副总指挥何知重在风村坝发给王家烈的电文报告此处战斗说：“匪被川军廖海涛师击溃于土城之九里十三沟（塆）…”
郭勋祺从青杠坡败退下来后，把指挥所设到风村坝西南侧的泥垭坪，作困兽之斗，眼看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泥垭坪地形东、南、西三面为悬崖陡壁，只有北面靠风村坝一侧为缓坡，是一处只有死路而无生还的绝地，郭勋祺败退下来困守这里，证明他已经是再也没有退路了，若是再往后方溃逃，刘湘决不会譊过他，因此只能抱定“必死之决心”孤注一掷了！而凤凰嘴的四师十团，听到郭勋祺从青杠坡败退下来困守泥垭坪的消息后，全团官兵很受鼓舞，按照周恩来的指令：“第四师应在解决郭旅实行追击时，即向潘旅出击”的作战命令，姚喆和杨勇把全团投入战斗，对泥垭坪西南侧山顶关口发起猛烈攻击，以期协同红五团围歼退守泥垭坪的郭、廖两敌。但进攻的目标地形太陡太高，川军在高处拼死拒守，十团仰攻多次伤亡很大，团长姚喆、政委杨勇、副团长文年生、团参谋张震等均负伤，但十团官兵仍揪住敌人猛攻不放，战斗中使敌人伤亡也很大，并在石寨门左侧击毙川军一个姓王的排长。关于此次战斗，郭文炯曾回忆说：“右翼支队方面，亦被红军猛攻数次，由于地形太高太险，且左方高地已为（从猫猫岩前线败退下来的七团）凌谏衔营占领，才使得这三部川军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而奉命在三锅桩打阻击的四师十一团，听到郭勋祺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消息，也很受鼓舞，投入二、三两个营的兵力，向潘佐部张益斋团猛烈攻击，以期获胜后向东皇殿追击。为此，敌我双方为争夺白善土山头，展开了一场近战和猛战，双方伤亡都很大，川军有五个军官在此战中被击毙，已知其中一个为营长。潘文华当日电文批露此处战斗说：“匪以大部向该旅猛扑，官兵死力抗战，匪终不得逞，激战至晚，匪受创颇巨。”由于土城战役双方决战已经打了一整天，前线指战员们已很疲劳，毛泽东看出刘湘有意要让郭、潘两部（实际还有廖泽部）拖住中央红军，再行调军围歼的目的，因此当日傍晚毛泽东下令红军全线主动停止进攻，于次日凌晨西渡赤水河。
回顾土城一战，中央红军一开始就对川军兵力判断失误，仅从27日下午从猫猫岩、青杠坡、凤凰嘴、三锅桩（布带坎）四处战场与川军接触相持的情况，误认为川军在每个接触点上有一个团的兵力，因此认为当日赶到青杠坡、风村坝地域的川军约为四个团左右兵力，不知川军是两个旅六个团。值到29日凌晨的渡河电文中，都还以为廖泽部只是赶到了东皇殿，未投入土城前线作战，因此误认为如果29日再战，廖泽部增援上来会增加红军的进攻阻力和伤亡，不知道廖泽部三个团28日上午8时已赶到投入了战斗，川军前线已无援兵可增加了，只要29日上午再战两个小时左右，川军就会被歼灭，因此失去了一次消灭郭勋祺部的绝好时机。另外，28日下午6点来钟，当二师五团在沙沟头三面被川军围困的最后关键时刻，郭勋祺部的子弹已经全部打完了，此时郭勋祺已十分恐慌，因为此处距离风村坝只差一步之遥，二师五团只须一个猛冲，郭勋祺和廖泽两部就会被消灭掉！可惜就在此时，夜暮降临，五团只得停止攻击，夜深后奉命撤回元厚，让郭勋祺逃脱了一次被歼灭的危险。聂荣臻曾回忆说：“土城一战，我军指挥上存在缺点。”彭绍辉《长征日记》也说：土城一战，在二师五团进攻的关键时刻，“因协同不一致，战斗未解决（没有消灭掉川军）”。这明显是针对彭德怀这个前线总指挥而言的，因为当时彭德怀误认为郭勋祺已是溃不成军，有二师五团这个王牌中的王牌追歼收拾残局已足够了，没有想到二师五团是孤军深入，因此没派其他部队增援上去，至使五团被困，朱德遇险。如果二师五团乘胜猛追时，干部团或五军团抽出一个营的兵力沿五团左上方山梁增援穿插过去，将川军的三面包围圈打乱，五团就必定会冲破隘口而获全胜！以上两种失误，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中央红军高层领导留给红军和后人的一大遗憾！
四、被长期曲解了的“土城战役”
关于“土城战役”的成败问题，据遵义会议纪念馆田兴咏副馆长讲：1964年陈昌奉来鸭溪时谈到1935年3月5日红军中央机关从遵义城转移到鸭溪时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人批评毛泽东在土城指挥打了一个败仗。毛泽东坚定地给以批驳，说：“土城一仗，至少算个平局，没有败仗可言！”虽然毛泽东早有这个定论，可“土城战役”长期以来却被人们所曲解，认为是中央红军在土城打了一次大败仗，这主要是人们不了解整个战役的作战过程。另外就是部分当年参加土城战役的老红军在回忆文章中的错误，例如杨成武在《忆长征》一文中就误把三渡赤水时朱德和他与王开湘等几个人在茅台后山阻击川军的掩护战说成是土城。另外，干部休养连和康克清遇险是在1月24日良村附近的吼滩，并非土城。潘文华的电报曾说：“1月25日，我郭指挥在温水（良村）吼滩一带，将伪五军团约万余人击破，并已将匪截成数段，匪遂四散逃窜，当派八团跟踨追击。”这个电报所披露的情况与钱希均《杰出的红军宣传员》一文中侯政和邓颖超、李坚真等组织伤病员撤离险境一事的地形、场景吻合。由于成仿吾在《回忆长征》“四渡赤水”部分的记述中，把28日下午4时半，朱德接周恩来通知回土城开会，撤离战场时遭敌人火力袭击一事的险况和康克清在吼滩遇险放到一起来叙述，致使今天的研究者误认为这两件事情均发生在土城青杠坡，从而给中央红军在土城战役中增添许多不曾有过的惊险场面。
另据吕黎平《战土城首渡赤水》一文讲：土城战役前（27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研究决定由朱德和刘伯承两人28日晨到三、五军团前线指挥作战；张爱萍也说朱德于28日凌晨总攻前就到了四师十团督战。而陈昌奉的回忆录也说：“28日一早正式开仗。早饭后，毛主席就到土城后山上指挥作战，连中午饭都是在山上吃的。”陈昌奉和吕黎平两人的回忆材料中都未谈到毛泽东送朱德上前线的事。可许长庚《毛主席送朱总司令上火线》一文却说是28日上午前线战斗激烈时朱德才要求到前线督战，并编造出了一个“毛泽东送朱德上前线”的热闹场景，被后来许多人的著述和文章不厌其烦地加以转用。又：吕黎平在回忆录中说：28日“战斗激烈时，敌人打到了土城镇前面山头指挥的总部附近…”但据笔者多年实地采访调查，当地群众证实，28日战斗激烈时，为了干扰红军后方，川军从猫猫岩阵地打来几发流弹落在野战司令部附近山脊处爆炸，敌人并未攻到这理。再有：29日上午各路红军西渡赤水河时并未与川军接触交火。红军全部撤走后一个来小时，郭勋祺部才胆怯怯地摸来土城。可郭勋祺在发给潘文华的电报中却说：“本旅和潘、廖等部追击至土城河，匪隔河向我发射，并将浮桥拆毁，现仍相持中。”据郭文炯后来讲：“29日拂晓前，发现红军撤退，郭勋祺即部署跟追，迄至拂晓（实是上午9时许），追到赤水河边，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全部渡河去了。当时郭勋旗因部队伤亡过大，有待整理，且战场亦未清理，当即下令停止前进，同时令各旅就原地警戒，休息整顿是役。”根本不存在与红军“隔河发射相持”的事。而当日潘文华却向刘湘电报说：“我军各部当于本晨分道向匪追击，该匪仍沿途据险节节扺抗。我官兵不顾疲劳，奋勇追击前进，沿途斩获甚多。”可见郭勋祺和潘文华二人都在层层向上虚报战况，欺骗和蒙弊刘湘和蒋介石，以便向他们索要军需和讨得封赏。由此可见，如果把这些错误的材料不加分析地加以应用，“土城战役”的研究就会被引入歧途，乃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