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阿布.穆萨( 2005-12-18 14:26:09)
从感情上，我们必须理解——对于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段历史，一直成为中国人的一段痛苦回忆。我们也知道，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始终不愿接受这一切——那些鼓吹恢复古老中华帝国庞大版图的论调现在充斥着整个中文互联网。我必须说明，尽管我根本不想引发任何争议，但是同大多数历史争议问题一样，它可能会引发民族主义者们的不适，一些争论也许是无法避免的。
1.哲布尊丹巴成为喀尔喀蒙古最有权势的人物。
从理论上，元朝灭亡以后，除了从黄金家族挑选以外，任何非成吉思汗后裔出身的蒙古贵族都无权出任蒙古的可汗（卫拉特人的部落除外）。然而，在16世纪蒙古人引入喇嘛教以后，——蒙古人对这个宗教的狂热信仰导致活佛享有巨大的权利——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逐渐开始成为喀尔喀蒙古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随着满洲人对喀尔喀蒙古的征服，他们开始故意鼓励蒙古人信仰这种落后的宗教，并且有意识的削弱可汗们的权利。这样，哲布尊丹巴就被官方肯定为藏传佛教系统最重要的四大活佛之一，另外三个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章嘉呼图克图。
鉴于早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多出自蒙古黄金家族(如二世哲布尊丹巴就是土谢图汗之子)，为防止那些野心勃勃的可汗们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同时为了避免可汗们之间因为对这个职务相互争夺而导致战争，满洲人决定改革喀尔喀蒙古的转世灵童制度——中国清朝乾隆皇帝时期做出决定，哲布尊丹巴的灵童不再由蒙古转世，而是在西藏寻找。最后，那些已经成为傀儡的蒙古可汗们发现，他们做出任何重大决定时不但需要中国皇帝的批准，而且必须得到宗教领袖（活佛）的允许，而以前通常解决这类问题的呼里勒台大会则变成了形式。
2.外蒙古脱离中国统治。
1911年，由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爆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懦弱导致革命事实上失败了。整个中国随之陷入了内乱，中国人民继续着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漫长苦难。同俄罗斯、土耳其、奥匈帝国这样的多民族庞大封建帝国解体一样，伴随而来的无疑是民族起义和分裂——中国境内的蒙古族、藏族和也许还有穆斯林民族开始利用这种混乱，谋求各种形式的自治甚至独立。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的中国显然无力改变这一切，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被人民革命的对象（有点跑题了）。
外蒙古的封建统治者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1911年12月1日，当时的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阿旺·确吉尼玛·丹贝旺绪在俄罗斯帝国支持下于宣布独立。哲布尊丹巴宣布自己为可汗，对内号“博格多汗”，对外号“日光皇帝”，改元共戴——这个新国家被命名为“博格多汗国”或者“大蒙古国”。这样就导致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成吉思汗以来在蒙古出现了一个外来民族的可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他并非出自黄金家族，他甚至连蒙古人都不是——他是出生在西藏的藏族（以后我会专门介绍他）。随后，在喀尔喀蒙古建立了模仿西藏式的政教合一神权政府。
3.各种势力在外蒙古的角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从事的革命——使俄罗斯帝国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处理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上，这导致他们暂时无暇顾及外蒙古的事情。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规定中国重新获得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是被禁止向外蒙古派驻官员和军队，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改为自治；俄国则继续在外蒙古享有特殊权利。据此，同年6月9日，中国总统袁世凯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但他事实上保持了自治君主的地位。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陷入布尔什维克和白卫军之间的内战，而中国此时则处在短暂的稳定中。1919年10月，由徐树铮将军率领的中国军队重新占领库伦，取消外蒙古自治，1915年《恰克图协定》被中国废除。1920年1月，哲布尊丹巴被中国总统徐世昌册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
1920年，盘踞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俄国白卫军被苏维埃工农红军消灭。来自波罗的海的俄籍日耳曼人冒险家冯·温琴·施特恩贝格将军（简称温琴或温甘伦，蒙古姓名乌吉尔巴伦）率领一只残余的哥萨克军队于同年9月进入蒙古边境。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关注着远东局势的发展，这时，仇视俄国革命、渴望征服整个中国的日本军部决定给予他们支持，白卫军获得了日本关东军提供的武器供应、情报支持和财政援助，他们拼凑了一个所谓的“亚洲骑兵师”。1921年2月,在日本特务策划下，温琴的俄国白卫军击败中国军队占领了库伦，剩余的中国军队则继续控制着恰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被温琴将军胁持，白卫军推选他再次成为可汗并且宣布独立。这样，这个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先后成为中国军阀和俄国白匪的傀儡。
4.人民革命党解放整个外蒙古。
缺乏稳定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王公/喇嘛反动集团所进行的中世纪式封建统治、严重依附型的殖民地单一经济（牧业）、中国军阀和俄国白匪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这一切使外蒙古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现在，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被统治者们所忽视和蔑视的，已经觉醒的蒙古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接触西方先进思想）——开始谋求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但是对这一革命的艰巨性和能否代表整个蒙古广大阿拉特牧民（即无产阶级）——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信心。终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蒙古那些少量但却是先进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3月，以索利·丹增(也译作丹尚)、道格索姆·鲍道（也译作鲍陀）和达木丁·苏赫巴托尔为首的秘密革命小组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并宣布起义。弱小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认为借助苏维埃俄国的力量是获得革命胜利的捷径，随后起义者们得到了苏维埃工农红军的帮助。3月18日，驻扎在恰克图的中国军队第25混成旅被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蒙古人民义勇军（后改称蒙古人民军）击败并驱逐。7月6日，蒙古人民义勇军和苏维埃工农红军第5库班骑兵师占领库伦，“亚洲骑兵师”即温琴的俄国白匪被彻底消灭。几个月后，在库伦建立了由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考虑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强大影响，人民（革命）党在执政初期谨慎的选择了君主立宪制，哲布尊丹巴被继续承认为大汗，但是他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1924年5月20日，八世哲布尊丹巴圆寂，人民革命临时政府宣布不再寻找转世灵童，该世系在蒙古被废除终结。11月24日，来自各部落的阿拉特牧民代表宣布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