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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牺牲了一代人，也成就了一代人。
申白发来的微信和《东边的海子》刊登的一篇博文，比较详实地讲述了在“文革”时期一个北京“顽主”——周长义的故事。提起他的名字，我们同龄人大多不知其人；而一提起“小混蛋”，却如雷贯耳几乎无人不晓，尤其是当年居住在西城区和海淀区的中学生，以及大院、胡同里的孩子们。我没见过这位“北京顽主”，只知道此人很狂、很黑、很厉害，也知道他后来打架被人捅死了，死得还很壮烈……
“复课闹革命”前后的几年里，抄写大字报、搞大串联、大批斗的狂热逐步淡去了，闲散的一些青少年们不甘寂寞和百无聊赖，冲向了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上，从小打小闹的抢军帽、抄鸽子，到“拍婆子”、“砸圈子”；从军挎包里的板砖、自行车上的弹簧锁，到腰中暗揣着的三棱刮刀；从十几人、几十人的打群架，到上百人、几百人的武斗升级。一时间，大院与大院之间，革军、革干子弟与胡同平民子弟之间，爆发了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在我的记忆中，记得最清晰的是发生在三里河经委大院里的那场斗殴，只见金箍铁棒迎头飞舞、月牙大刀横砍竖劈、弹簧锁头呼啸生风，那躺在地上的锰钢自行车大梁被拦腰劈折砸弯，马路上散落着块块红砖，路面上还有斑斑点点的血渍……
我在《初中纪事》一文中这样写道：“铁路东西木楼大院和空军大院仅一墙之隔，大院的孩子们倒没发生过多大的战争（可空军大院的孩子们上我们大院抄过同学家的热带鱼）。不过，那时的孩子们喜欢打群架，热衷于“镇住谁”、“好拔份儿”，今天出名的是某某某了，明天“老大”又是谁谁谁了……但铁道部大院名声在外真正叫得响的是任志刚，只要一提他的名字，无论是海淀区，还是西城区、宣武区……总会让人敬畏三分。……那次在月坛中学批斗任志刚，他父母在台上一起陪斗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打、砸、抢”历练成名了一个又一个的“北京顽主”，“小混蛋”只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凭着记忆，我还能叫得上名字有：周刚、周瑞兄弟，叶家新、叶家义兄弟，张先、张进兄弟等等；还有我们中学同班同学任志坚、安毅，都不是等闲之辈，《北京顽主》一文讲到的“傻七”，我还是在他俩的指认调侃下在三里河商业部宿舍见过的，她头上梳着两把小刷子，大眼睛，皮肤白皙，个子不算太高，见人低头走道……
青春是回忆。但有的回忆却是痛苦的。
姜文拍摄了一部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以那个年代、那个背景、那时的人物为题材的。那是一个涌现出“文盲加流氓”的年代，那是一个从红色狂热走向刀与血的打打杀杀的年代，那是一个充满英雄梦想而无法宣泄的年代，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大多经历过或目睹过的迷茫而浑浊的年代。为了那个时代永不复返，《东边的海子》特转载了一则有关北京顽主——“小混蛋”的追忆文章，以示纪念，因为周长利的故事毕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段没齿难忘的经历，因为周长利也是一个本不应该葬送自己青春和生命的悲剧式的热血男 儿。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中渡过的。但其荒唐的结果却证明了发动者的善良愿望不仅无智，甚至是荒谬的。但无论如何，争取平等、正义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历史。尽管这段放纵和血腥的青春并不光彩。”
北京“顽主”——小混蛋。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于是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他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10个兄弟，碰上了80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180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他们的武装带过时了。小混蛋带着人抡着棒子就上，这些人一打就跑，小浑蛋抢了11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1967年到1968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包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老大。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关于怎么打死小混蛋的，这段历史有好几个版本。有几本书，比如《天伤》系列、《动物凶猛》都提到这个故事；甚至他死的地点,有人说是西直门，有人说是颐和园，还有人说是先农坛。
但毫无疑问，当时的小混蛋已经预感到犯了众怒，因为他打了一个叫王小点儿的军队子弟后，准备坐公车到乡下躲风头，但很可惜他的行踪被一个和干部子弟有交往的顽主透露给干部子弟了。那天他们吃完饭走出餐厅，发现成群结队的军队子弟已经将饭馆围个水泄不通。这些干部子弟目标明确，就抓小混蛋。小混蛋本来想避开他们，但是还是被发现，堵到了墙角。他把几个兄弟都扶上墙，最后只剩下他和一个手下小邱子。小混蛋奋力冲出去后跑了一小段路迎面碰上了仇家王小点。小混蛋被围上后，掏出随身带的三棱刮刀，倒持利刃，对带人来围追他的王小点说：“你丫看着办，今儿你只要扎不死我，你丫就盯着点！”王小点接过匕首就给了混蛋一下，刺中了肩膀，小混蛋刚刚用手一捂，后面追的人就到了。大院子弟平时恨北京土著流氓嚣张，所以有人从家里拿来军刺，你一刀我一刀，很快小混蛋成了血人。小混蛋原来是不认怂的，结果把他打得跪在地上，给这帮干部子弟求饶。见他已经服软了，大家把已经奄奄一息的小混蛋拉到海军总医院往门口一扔，意思是让你有口气儿，自己爬进医院去。
那天，几乎全北京的干部子弟都出动了，浩浩荡荡四五百人，把去往海军总医院的道路全占满，交通发生了堵塞。这时小谭子来了，此人在干部子弟里也小有名气。一看没赶上，拿了一把芬兰匕首，那个年代芬兰匕首很有名，并且传说那刀子是带毒的，小谭子就拿着这样一把匕首，给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小混蛋补了一刀，一刀下去，小混蛋血滋地就冒出来了，估计是捅了心脏，当时瘫在自行车上死了。
小混蛋的死在江湖上引起轩然大波，顽主们为小混蛋办了他们以为最隆重的仪式。小混蛋下葬前穿一身国防绿军装，一双崭新的白回力球鞋，腕上带上一块十七钻上海牌手表。数百人从复兴门抬棺去八宝山火化。当时北京的顽主们曾经预谋大规模的报复行为。这事情之大，甚至惊动了党中央，但因为当时参与的人太多了，所以后来公安没法追究。而肇事的一方则迅速在北京消失。据说后来王小点到陕西插队，杳无音讯。
然后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正是因为小混蛋的死，北京顽主的实力一蹶不振，所以才有今天我们在《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阳光灿烂的日子》、《动物凶猛》以及《绿鹅》中所看到的，乳臭未干的小王朔、叶京、姜文和冯小刚们开始在北京的街道上纵横驰骋飞扬跋扈。这段放纵和血腥的青春成为他们长大后无数次魂系梦绕的酵母，无数次地出现在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中。
算起来这场争斗的当事人现在也都五六十了，属于该抱孙子的年岁。有好事者曾经找到了当年伴随小混蛋左右的小邱子。据说这位当初心狠手辣的顽主已经残废，终日里穿着一身海军灰，笑眯眯地腆着肚子坐在东单一个胡同口给别人修鞋。你若问起那场名震京城的争斗，他那双隐藏在皱纹中的眼里会闪烁过一抹凌厉的光芒，然后迟钝地抬起头：“您说什么，我老了，那些事情啊，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角落里的历史：王小点和“小混蛋”
现今，五十岁上下，生长在北京的人，如果曾经是老红卫兵（老兵），或者与之相反，是“老兵”们的对立面，记忆里面都会有这样两个人：王小点、“小混蛋”，一个是高干子弟，一个是平民子弟。王小点和“小混蛋”如何联系在了一起，这要从老红卫兵打人的历史说起。
1966年8月13日，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所谓"斗争小流氓"的大会。会上，老红卫兵们拼命殴打被斗争的“小流氓”。最令人震惊的是，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以及周恩来、公安部长谢富治等都去参加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大会，而且竟没有制止红卫兵的暴力行为。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接见后，北京的暴力事件大规模升级，史称“红八月”。
红卫兵打人是从殴打老师开始的。1966年8月26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全校性的“斗争会”，会场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主持“斗争会”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卜大华。“斗争会”开始前，一般的教职员工列队从东门进去，然后面朝西坐下；“黑帮”则排队从西门进会场，站成一排，等候“斗争”。
红卫兵从殴打老师开始，然后冲上社会，先是对所谓的“黑五类”进行抄家和殴打，最后发展到打“流氓”，各中学红卫兵还专门成立了“镇流队”。实际上，演变成了在大街上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拉来暴打。那时，北京的老百姓对老红卫兵的作为极其愤恨。特别是红卫兵带有强烈的“血统论”色彩，以“革干”、“革军”出身的高干子弟为主，本来就和平民百姓中间有一道难于填平的沟洫，现在竟有了随便打人的特权。一般老百姓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在“红色恐怖”之下，已经到了不敢怒不敢言的地步。这时真正站出来和老红卫兵叫板的，的确是北京底层的流氓。当然，是因为老红卫兵攻击他们在先。
老红卫兵们的疯狂到了10月份就有些不行了。关键是他们的爹妈地位开始动摇，毛泽东把文革的重点放在了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一夜之间也成了“黑帮”，他们立刻就成了“狗崽仔”。这些“血统论”的鼓吹者们马上就得到了“血统论”的报应，过去受他们欺压的平民子弟打起他们这些新“狗崽仔”来也一点儿不手软。
北京中学的老红卫兵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进行了“反抗”，而且冲击了公安部，甚至喊出了“拥护刘少奇！”的口号，但无济于事，他们得不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同情。最后许多老红卫兵被抓进了监狱，“联动”也被取缔。这时，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分化，一些父母仍在台上的人重新组织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基本属于军队干部子弟，而且大都是一些初中生，完全没有了第一批老红卫兵的那种“使命感”，尽管仍以“血统论”划线，但更象游手好闲的中学生形成的团伙，以滋事打群架为主要目的了。
大约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这些仍然以“老兵”自称的干部子弟开始了和北京流氓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不过已经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争“地盘”，“拍婆子”（强行和女孩子交朋友），在社会上“拔份”。那时候的北京城内，三天两头发生打群架事件，用的凶器也从开始的木枪和“打狗棒”发展到匕首、三棱刮刀和切菜刀。到了1968年夏季，双方都有了自己的领军人物，“老兵”方面最出名的是王小点，北京流氓公认的一号人物是“小混蛋”。
那时候，“老兵”和北京流氓有两个“兵家必争之地”，一是北海公园，二是北京展览馆所在地。北海公园就在中南海的对面，与中国的“权力中心”近在咫尺，谁“占领”了北海公园，当然就意味着谁是北京的“老大”。“老兵”们经常呼啸着出入北海公园，在公园里面放“二踢脚”，或者把抓来的“小流氓”带入公园“审判”，实际上就是暴打。当然，北京的流氓们不可能这样招摇，他们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北海公园的各个角落，专挑落了单的“老兵”下手。
“老兵”和北京流氓“争夺”北京展览馆所在地，更多地是为了“拔份”，因为那里有北京著名的莫斯科餐厅。那时，能够在莫斯科餐厅吃上一顿西餐，无疑属于“高消费”，平民百姓只能望而兴叹。“老兵”们经常在那里聚餐，以显示自己的富有高贵。北京流氓当然不可能像“老兵”一样经常出入“莫斯科餐厅”，但“小混蛋”是个例外，他经常出没在北京展览馆附近。
1968年6月23日小混蛋和几个朋友相约第二天去卧佛寺樱桃沟玩，并约好第二天在展览馆对面的“广东餐厅小吃店”见面.没想到消息被西四的一名“顽主”透露给了王小点……第二天6月24日当小混蛋等人刚刚吃完早点，即被赶来的大队红卫兵团团围住，小混蛋在红卫兵的追击下当场遇难,，身上被刮刀刺了二三十个窟窿。
这件事轰动了北京，而人们最初的反应不是为如此残忍的做法感到愤怒，也许是那时有太多的暴力，已经麻木了。没有人因此被判刑，涉案的凶手太多，公安局也无从下手去抓。还有一种说法叫“为民除害”。据说王小点不久就被他家送去当了兵，还有说王小点父亲被打倒后他指挥追杀“小混蛋”的事被翻出来并判了七年刑。而小混蛋这个人也已成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从这点讲，他也算流芳百世了。十年河西，十年河东。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又有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小混蛋之死是文革时期北京发生的最具传奇色彩、流传最广并为青年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其实，小混蛋的江湖地位是在死后才上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在王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前不久热播的《血色黄昏》中都提到此人。不过在这两个作品中，虽然透着干部子弟的无聊的优越感，字里行间却有意无意地透露着对小混蛋的敬畏，像在深夜中的森林里看见一只卧着的死虎一样，小混蛋虽然已经死了40多年了，但虎威尚在！
复课闹革命后，各片的实力在中学有了重新组合的机会，有的人乘势而起，有的人在新环境下被灭了威风。那时的红卫兵组织已和文革初期大不相同了，基本上等同于团组织。
介绍两句表达恐惧的黑话“肝颤儿”。若有人胆怯不前时,顽主对临阵动摇者一般这么说:“你小丫挺的肝颤了吧!”既有鼓励又有胁迫；还有一常见的说法：“筛糠”，就是吓得直哆嗦的意思。
“挤的”也是当时常说的黑话,表达遇到拔份儿的主，你不服，反击宣言就是这样开始:“孙贼!你丫挤的谁那!”
“八大金刚”是文GE初期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发动“红八月”打流氓运动中出现的词汇，最早使用的是北京十三中。红卫兵把平民子弟中那些会些拳脚的排序为“八大金刚”，弄到红卫兵总部殴打，以长志气和威风。十三中的样板很快被各学校复制，“八大金刚”几乎出现在北京市所有中学里。
“拍婆子”这个用语是从西郊干部子弟聚集的大院中流传出来的，较之市井子弟的“带圈子”，很快就成了全市青少年共用语言。
抢军装，当时叫“扒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