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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创刊号
郭书臣
《中国时报》于1945年12月1日在开封创刊，至1948年6月19日停刊，历时两年六个多月，共印行日报950号。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迫害所造成的重重困难，《中国时报》依靠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在河南国民党上层一些主持正义、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士的掩护和支持下，进行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国时报》持论公正，抨击时弊、伸张正义，高举“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旗帜，受到当局的排挤，得到人民的支持。在中国报业历史上，具有独特历史地位和重大影响。
一、
1945年，抗战胜利，同盟会元老郭仲隗就任国民政府豫鲁监察使，于当年9月下旬到达河南省会开封就职，其子郭海长复旦大学毕业，是中共地下党员，亦随行来到开封。郭家后人郭力回忆：办报是郭海长由来已久的愿望，为此进行的思想酝酿和组织准备已有十年之久。郭海长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历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平津流亡同学会”常委、“豫北民先总队部”总队长，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在北京读中学时，他就常向报社投稿，放假回乡时，在父亲郭仲隗开办的《豫北日报》采访新闻、编辑稿件，立志从事新闻出版事业。
光复后的开封，尽管是河南省的省会，但是市面萧条，百业凋敝，与抗战前的繁华景象，成鲜明对比。郭海长到开封前，曾经设想清查原《豫北日报》的印刷 机于沦陷期间被日伪报社从新乡运到开封后的下落，然后申请收回。《豫北日报》是其父亲郭仲隗抗战前在新乡创办的一家民营报纸，有一套完整的印刷机器，日出对开报纸一大张。没有料到日伪报纸的资产多已为捷足先登的国民党“劫收”大员抢先劫据。新闻界几乎全为军统及胡宗南部的先遣人员把持，他人无敢问津，至于《豫北日报》的机器，既无从清查，更谈不上收回。
《中国时报》原总编辑梁建堂回忆道：抗战胜利时，他是宝鸡《西北晨报》记者，率先报道抗战胜利的喜讯，引发宝鸡的狂欢。随后在西安采访时，遇到正谋划办报的河南大学老同学郭海长。郭海长最初想在天水办报，因为那里的河南人很多，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决定回开封办报，请梁建堂先回开封了解情况。梁建堂鼓励郭海长：“创办报纸，只要有钱、有人就行，至于器材等物，可于创刊后再设法陆续购置。”
郭海长看到被日伪蹂躏多年的开封民众不仅生活困难，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更处于愚昧状态，当时已经出版或者正在筹办的几家报纸，几乎全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团、特的系统的，这使他更感到迫切需要创办一张能反映人民声音的报纸。建立抗战胜利后河南的进步舆论阵地。
二、
一张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的民间报纸能顺利出刊，一定是有它独特的历史背景的。
首先是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中国时报》的创办人郭海长1916年6月生于河南省新乡县名门望族，其父郭仲隗是同盟会早期会员、辛亥元勋、国民党元老，他作为第二届和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惧权贵、仗义执言。后任豫鲁监察史，大义凛然、铁面无私，被人广为称道。1942年河南大旱，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会议上，郭仲隗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他在参政会上足足骂了一个多钟头，会场上时而肃静无声，时而群情激愤。随后，郭仲隗等人奔走于财政部、粮食部等中枢主管机构，呼吁、敦请减免军粮，赈济灾情。郭仲隗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严惩汤恩伯的提案。“蒋不得已，乃把汤革职留任，戴罪立功，搪塞舆论”。当时郭仲隗在河南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不仅有较高的职务（国民党政府豫鲁监察史，特任官），而且还与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辕副主任张珍等人结成一派势力，在他们的直接支持下，《中国时报》不仅能比较顺利地创刊，而且在以后遇到打击迫害时也还能借助他们的力量来
应付。
其次，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办报是郭海长由来已久的愿望，为此进行的思想酝酿和组织准备已有十年之久。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在北京读中学时，他就常向报社投稿，放假回乡时，在父亲开办的《豫北日报》采访新闻、编辑稿件，立志从事新闻出版事业。同期的《焦作日报》日报也是以其父亲和岳父韩立纶（也是河南省早期同盟会会员）为后台的地方报纸，社长是妻子的哥哥，《豫北日报》是抗战前新乡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直到1938年2月17日，日寇攻陷新乡前一天才停刊。同时郭海长还是《河南民国日报》等多家报纸的特约记者，这样的环境和阅历，为郭海长创办《中国时报》从组织结构、人事管理、采编经验等各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
第三，郭海长有雄厚的财力做支撑。1945年9月下旬，郭海长回到开封，征得时任豫鲁监察使的父亲同意和支持，利用同乡关系，在新乡商人中招募资金，组成股份公司。因他父亲的地位，招股进展顺利，很快就募集到了必要的资金。当时河南省会开封北书店街六号被河南省民政厅作为逆产没收，民政厅长杨一峰是新乡人，与郭家交谊甚厚，经交涉，即转交郭海长使用。因没有印刷设备，郭海长与南书店街建华印刷所签订合同，租赁设备，自行排印。
第四，郭海长交友甚广，团结大批进步青年，为《中国时报》的采编、经营聚集了大批有生力量。那时候，郭海长是河南学界非常活跃的人，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京东城区区队长、豫北总队队长，后来先后进入河南大学、复旦大学就读，所到之处，广交朋友。
“郭海长性情豪爽开朗，善于与人交往，认识人最多，上至教授，下至工友，都有他的朋友。”93岁的前《中国时报》总编辑梁建堂介绍说。他父亲是高官，家境富裕，能急人之难，备受同学朋友赞誉。同学急用之时，如手中没钱，他就变卖珍藏的名人书画，甚至是自己的结婚戒指。在重庆时，复旦同乡杨育智急病住院，郭海长飞奔而至，将他送进医院，将要出院时，他很为医药费发愁，却被告知不用交费。多年后，才知道是郭海长借同乡的钱垫付了。后来那位同乡有急需，郭海长咬咬牙，把自己和妻子的两枚结婚戒指都卖掉了。
因为这样的性格，不论在河南还是重庆，郭海长都有一大批朋友。他在河大发起的读书会，在重庆郭海长与刘国明、姚雪垠、罗绳武酝酿成立了“民主生活励进会”。还发起的“学真学社”、《中国学生导报》，，为后来创办《中国时报》做了人员的准备。与此同时，郭海长打电报邀请复旦大学新闻系杨育智、张增淮，武汉大学汤家驹等六七位朋友前来开封，又请河南大学阎希同、李叔英、李定中等人参与筹备。中共南方局认为在开封办一张报纸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工作据点，同时开封接近解放区，是进出解放区的一个落脚的地方，经王若飞批准，一批地下党员也来到开封，加盟中国时报。
三、
1945年12月1日，凭借父亲的人脉关系，郭海长几经周折，《中国时报》终于通过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批，准予发刊。
郭海长任发行人兼总经理（不称社长，意在区别于官报，但外人仍称他为郭社长），梁建堂任经理兼总编辑，下设编辑部和经理部。编辑部设编辑室、资料室、采访科。经理部下设总务科、业务科、工务科和会计室。
当时报社人员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年纪最长的郭海长也不到30岁。年轻人心大，拒绝了父辈刘积学等人先办四开小报的建议，办成一份大型日报，报名定为《中国时报》，并标以英文“CHINATIMES”。
这支年轻的队伍，把《中国时报》办得很有特色，它内容丰富，编排新颖，一面市就引起众多读者的兴趣。创刊号第一版为广告和专栏，二版为评论、国际新闻，第三版为国际及省、市地方新闻，第四版为副刊和广告。对开四版，文章竖排。报头套红，
“中国时报”四个字（横排）是请时任河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刘积学题写，其下还标以英文名称“CHINATIMES”。
二版上部用四号字排的《发刊词》，由河南大学进步教授嵇文甫撰写，全文如下：
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和许多方面的赞助，本报今天开始和世人见面了。说几句开宗明义的话，我们这个报纸，除报道新闻、宣扬国策、传达民意，为每一报纸应负的任务外，还要强调一下两点：
（一）扶持正义。一个社会的坏，莫过于是非混淆，邪正不分，莫过于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道不存，大家都失掉正义感，以致形成曾文正公所谓‘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这样社会一切就算完了。我们要重直道，要激浊扬清。宁为狂狷，不为乡愿。欲起顽立儒，振发一世之人心，非如此不可。
（二）倡导学风。昔原伯鲁不悦学，识者有以知周之将亡。“不悦学”三字，是在是一个很不好的评语。就豫论豫。我们能否逃脱这三个字的批评哪？在历史上，河南本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人才号称极盛，然而近代以来，步步落后。到现在，一提到河南的人才，是在太可怜了。我们认定有学术斯有人才。不揣绵薄，将尽力之所能，从各方面把研究学术的风气提倡起来。这在河南及新中国的建设上，不是无意义的吧？
略揭旨趣，请看今后之实践。
第三版出新闻外，刊登了曾经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关梦觉的文章《论战后经济的发展》（分三次连载）。第四版副刊《山水间》载有陈康的《通经与通史》和禹鼎的《开封沦陷记》（连载）等,内容极为充实，而由杨育智设计的版面新颖活泼，在当时开封八九种报纸中独具一格，一亮相即赢得广泛喝彩。。
尤其是第一版的广告栏中，将大和大药房和长泰谦记造胰工厂两个广告横排并列，占两栏高的位置，并分别在两广告的上边和下边标以“消除人间病毒”、“洗净天下污垢”两行大字，语义双关，十分醒目，俨如两条标语。当时的国民党特务曾说：“凭这两条广告，就可以知道是共产党的报纸了”。
自创刊后，《中国时报》在开封一枝独秀，备受赞誉，发行量达到5000份，这个数字创了当时河南省会开封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