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官云珠的交往 上官云珠与毛泽东合影

初识上官云珠
　　
　　我自幼就是个十足的小影迷，从最初的无声片到后来的有声片，几乎逢片必看。在读高中后，我看过的一些电影，如《天堂春梦》、《乌鸦与麻雀》、《丽人行》、《太太万岁》、《希望在人间》等，从中就初识了有个叫上官云珠的蜚声影坛的著名演员。特别是有两部电影《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后来被统一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当时场场爆满，观者如潮，可谓轰动一时。我也是连看多场，不仅是它的故事情节真实感人，还因为其中的许多大牌明星的表演精湛而细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中上官云珠所扮演的汉奸夫人何文艳所留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切：心想像这样的坏女人，但愿今后永远也不要见到她!当时年幼的我殊不知这种由心底产生的憎恨，正是她对不同阶层角色的刻画细致入微的精湛演技的具体体现。
　　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父亲的意愿是让我学医。但我的二哥原本是学医的，却不幸中途病故，这让我对学医没有半点兴趣。于是，正式填报志愿时在几个要好同学的你一言我一语中，自己决定学美术吧，缘由是从小我就对画画比较有兴趣。从此，绘画成为了我的专业，但我却从未梦想过要成为一名电影人。直到最后毕业被统一分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这个当时似乎和美术行当没有太多因果相联的单位，让我成为了一名职业电影工作者。更想不到的是，自己还能和上官云珠作为同事共同工作，并且由此相知、相交。
　　
　　无微不至的照顾
　　
　　1955年，也就是我从影片中初识上官云珠的第八个年头(1947—1955年)，在我第一次参加全程摄制的故事片《归队》(后来这部电影被正式更名为《南岛风云》)的摄制组成立大会上， 我惊奇地发现，那个我曾“发誓”永远不想见到的上官云珠就坐在我的前面。虽然，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周边事物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理性，但如此近距离的面对这位已负盛名的大演员，我还是有些局促不安；她却回过头来，朝我似曾相识地嫣然一笑，表现的是那么从容大度，正印证了一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以后在摄制组的各种会议上，我们碰面的机会也多了，所谓一回生二回熟，渐渐的我们不单只是打个招呼，甚至还会聊上几句。
　　不久，我们整个摄制组就出发去海南拍摄外景。现在从上海去海南乘飞机只要两个小时便可直达，而当时却要先乘火车再坐大巴还要经过三天的朝行夜宿才能到达大陆的边陲小镇海安，然后又要换乘轮渡经琼州海峡，最后方能到达目的地海口市，真可谓是一个长途跋涉的遥远旅程。在摄制组中，我不仅是名新兵，还是年龄较小的一个，所以常怀着新鲜与好奇，默默观察着组内的一切活动。我特别注意到在这一路的艰难旅途中，上官云珠始终和全组演职人员同吃同劳动，工作主动热情，丝毫没有半点大牌明星的特殊和架子。她的一言一行不但使我对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消除了我年少时曾对她有过的“隔阂”，甚至还对她有了亲切感。可是到海南不久，我就肺疾复发，医生建议要回沪治疗。但我年轻气盛，又是第一次参加这么优秀的摄制组，经过一个阶段的朝夕相处，特别是在得知我身体不适后，许多同志和伙伴们都给了我亲人般的爱护，当时还真舍不得离开这个群体。于是，我坚决要求留下来边工作边治疗。在我的坚持下，剧组领导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从此，剧组上下全体人员都对我热情关照。其中上官云珠更是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爱心，给我照顾和关怀。她常常会趁我不在，将我留在屋内的要换洗的衣物拿去洗掉；还会送些时鲜水果摆在我的小桌上，给我补充营养，让我感受到了亲情般的温暖。
　　不久，剧组景点转到了临近海边的一个军港。那里景色宜人，每当夜晚月光透过大片的椰林洒向蔚蓝的海面，粼粼波光闪耀，阵阵海风拂面，给人的感觉美极了。记得有天晚上，上官云珠让我陪她和孙道临一起去海边练习朗诵，我清晰地记得他们开头的两句是：“大海啊，大海，蔚蓝蔚蓝的大海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聆听到两位当代电影大师的齐声朗诵，那抒情跌宕的优美嗓音至今仍仿佛萦绕于耳畔，使我难以忘怀。因为，从中我不但亲身耳濡目染了大师们作为一个演员平时仍勤学不辍的敬业精神，更让我深深感到了上官云珠那周到细腻、胸襟坦荡的情怀。
　　最后，我完成了在海南的外景任务要先行返回上海。剧组就嘱托同样也完成了拍摄任务的演员邓楠一路护送我共同返沪。送别时，上官云珠特意将她准备好的一些食物送到我的手上，并一再叮咛邓楠要照顾好我。回到上海后不久，我就陆续收到上官云珠从海南外景地寄给我的多封来信，信中充满了亲情般的关切，这种胜于姐弟的同志之情使我终生难忘。以后不久，剧组也结束了在海南的摄制任务，全部返沪。可惜的是大多数信件已毁于那场“浩劫”中。多年后，在整理一些书籍时，才偶然发现夹杂在一册旧书中的仅存的一封上官云珠的来信，上面签署的日期是8月4日。
　　
　　一如既往的关怀
　　
　　时隔三年后的1958年，我竟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右派”的大帽。原来在1957年左右，电影局请来的两位所谓的苏联专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时向他们提出了许多有关电影技术方面的问题，得到的答复却是由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如果想出结论再由他们建议厂长给我发奖金。更令我看不惯的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些表现和作风，因此年轻气盛的我曾当面骂了他们一句“瘪三”。于是，在反右斗争接近尾声时，我还在广州拍摄《羊城暗哨》和忙着另外一部故事片《凤凰之歌》的摄制而同时奔走于江苏常州和浙江缙云等多处景点，在没参加过任何一个所谓大鸣大放的鸣放会的情况下，只是因为骂过所谓的苏联专家就被宣布成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右派”。不久，和当时上影厂所有的“右派”一起要送去安徽劳改。所幸的是，在临行前的半小时，又接到改为留厂降薪不降职的处分决定通知。
　　此后，我便尽量远离亲朋好友，免得给他人带来尴尬和风险。这期间，上官云珠也一直常年往来于全国各地，先后拍摄了《情深谊长》、《今天我休息》、《枯木逢春》、《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影片。我则从1958年起带着降薪不降职的处分继续参加拍片工作，先后参加了《长虹号起义》、《星星之火》、《香飘万里》和安徽电影制片厂的《风雪大别山》、《武松》、《北国江南》、《丰收之后》、《年青一代》、《农业学大寨》等多部影片的拍摄工作；也是常年在外拍片，一直奔走于江苏、浙江、河北、内蒙、山东等地。但我始终不能“摘帽”。所以，我不但无颜去见上官云珠，即使偶尔碰到也尽量避而远之。而她却和金焰等其他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样每逢看到我时，会趁人不注意或趁我不备的时候，不顾个人安危，主动一把拉住我的手，亲情般的嘘寒问暖，悄悄说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一如既往地给了我雪中送炭般的温暖关怀。因为，同样最让他们深感不安的是我迟迟未能摘帽。那时每年的国庆节前，都会对我们这些“右派”分子开一次改造总结会，又批又斗之后，有时会因为我的认罪态度不够而且所谓的态度嚣张，就总是当场宣布放假期间不许外出，在家好好反省。最后，我也成了当时上影厂最后一个摘帽的“右派”。
　　

　　令人心碎的一幕
　　
　　此后，我就一直在各地继续拍戏。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和剧组从山东被召回上影厂。返沪后，我立即探听到上官云珠因患脑部重症早已被送入医院治疗，并对她进行严加看管，不准会见任何人。我又因一张大字报“右派分子萧镇必须老实交代一切反党罪行”而厄运当头被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在造反派多次发起的各种批判大会上，也从没见到过上官云珠的踪影。
　　直到1969年，“文革”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斗争高潮。那是个萧瑟的冬日，我看到一些造反派将高音大喇叭安置在上影厂的二楼窗口，凛冽的寒风伴随着一首首“文革”的歌曲和“打到一切牛鬼蛇神”的阵阵口号声吹遍了全厂的每个角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我们这些还被关在“牛棚”里的人，人人自危、胆战心惊。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像这样的场面和气势，又不知道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中的哪一位要被拉出来批斗、示众或横遭皮肉之苦。很快得知，今天造反派的一切布置都是为了下午揪斗上官云珠!听到这个五雷轰顶的消息，我简直难以置信，难道他们对早已患上脑瘤、病入膏肓的上官云珠要实施惨无人道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吗?下午，我实在无法控制住一直惴惴不安的自己，戴上帽子和大口罩，围上长长的围巾，像特务一般“溜”出牛棚，来到厂门口，混迹于人群中，为的是能见到久违了的上官大姐一面。突然间，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躲在人群背后的我一眼就认出了上官云珠。她的头部被一件大棉衣牢牢的盖住，别说是面庞就是连一根头发都无法看到；她由贺路(1959年我曾和他在顾而已导演的沪剧电影《星星之火》中合作过，当时贺路是该片的副导演)双手紧紧抱着她的上半身，她的两只脚毫无生气的拖在地上，在众多造反派的推搡簇拥下被一直拖进二楼的那间小放映间。我跟随其后一直到门口就没法进人了，因为造反派控制了整个现场。我缩身在门外拥挤的人群中，只听见里面声嘶力竭的吼叫，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稍后不久又传出了清脆响亮的耳光声，我实在无法容忍和面对这一切，快步跑回了“牛棚”。谁也不曾想到，这竟成了我见到上官大姐的最后一幕。就在当天，上官云珠回家后因不堪这法西斯般的凌辱而跳楼自杀身亡，时年49岁。
　　这个令人难忘而痛心的日子就是1969年11月23日!
　　
　　墓碑前的哀思
　　
　　上官云珠辞世的32年之后，上海福寿园为她在该园内的“影艺苑”中安置了墓地。“影艺苑”内安葬的是电影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如昔日影帝金焰等尽在其中。和上官云珠相伴而葬的是她的爱女韦耀(乳名姚姚)。姚姚1975年于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时年31岁。墓穴内，仅有母女二人的一些遗物存放，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座衣冠冢。的确，在那个年代又有谁敢认领被称作是人民的死敌和反动后代的遗骸骨灰呢。
　　2001年3月10日，“影艺苑”举行了上官云珠墓碑的落成仪式。时任上海影协主席的张瑞芳和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出席并揭幕。墓碑采用灰白色大理石雕建而成，显得肃穆高雅。上面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著名雕塑家唐锐鹤教授创作的上官云珠半浮雕像栩栩如生，丽质清秀中显得是那样的宁静安详。我曾多次前往，默默地追忆思念!
　　今年是上官云珠逝世四十周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我每每想起和上官大姐的那些相识相交的往事，至今仍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文作者:萧镇<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原文载《世纪》09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