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信宝，男，1946年生于江苏镇江。
单位：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专业技术职务：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信宝名言：
“我（只在汶川）待了一天，搞我们的这种专家到山顶一看，他们底下人一介绍，我们基本就清楚了。”
“不用去现场调查就知道那里的情况，因为我是专家。”
“你没看那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年轻人，没有经验。”
“以后泥石流活动很频繁这是肯定的，但是不能成为我们逃跑的理由啊。汶川安全得很，那里的人希望异地重建就是逃跑行为。”
工作经历：
1967-1982年，主要从事泥石流、滑坡研究工作，任大盈江泥石流队队长。
1983－1986年，在新西兰森林研究所从事土流研究，被聘为一级地学科学家。
1986年以来，在运用137Cs示踪法测定土壤侵蚀速率和泥沙来源、干热河谷和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坡地岩土性质与植被类型的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
1992年被中科院特聘为研究员，现任山地农业与侵蚀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科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四川联合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水保学会滑坡泥石流专业委员会常委、小流域综合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土壤学会土壤侵蚀专业委员会委员，<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学报>、<第四纪研究>、<山地研究>和<长江水土保持>诸杂志编委。
1983～1986年在新西兰森林研究所工作期间,被聘为一级地学科学家。
2007年7月在意大利佩鲁甲市召开的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年会上，当选为国际大陆侵蚀委员会(ICCE)副主席。
研究方向：
30年来，主编和合编专著4部，论文70余篇，专利2项。
获奖成果：
中国水土保持先进个人；
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三次，二等奖一次，中科院自然科学三等奖一次。
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1992年享受国家政府津贴。
央视《新闻调查》--悬而未决的汶川重建之争
汶川大地震以来，作为震中的汶川县重建工作一直倍受瞩目。但是汶川县城究竟应该在原址重建还是需要外迁，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争议，那么争议的焦点和依据分别是什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审视这项事关十万汶川人安全与发展的重大抉策？我们去往汶川实地调查。
解说：这是同一地点拍摄到的汶川县城震前和震后全景对比图，可以看到震后汶川周边山体塌方严重，烟尘弥漫，面貌已经大不相同。
记者：尹教授，汶川县城究竟能不能原址重建？
尹稚：从现在情况看，已经越来越多的证据在证明它不宜原址重建？
记者：您觉得他的这个观点站不住脚吗？
张信宝：你在北京这个大城市待着，说我们这个地方到处不适合人居，我们一起都到中原去？
解说：尹稚，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建设部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驻阿坝州组长，曾主持过国内多座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目前他率领的工作组已经分别完成汶川、理县和茂县的调查工作。
张信宝，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是山地侵蚀、脆弱生态环境及其整治。
尹稚倾向于汶川应该部分异地重建，而他的观点遭到张信宝教授的强烈反对。
张信宝：我们人类要跟这种灾害的环境想办法和谐相处，这是我的观点，那么怎么和谐相处？首先要找到安全岛，汶川县城是几十年来，我们的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找寻到的安全岛。现在的城区面积3.54平方公里现在把危险区划掉了以后，(剩余)两个平方公里是绰绰有余的。
记者：从你们现在的调查来看，汶川还能不能有这样一个两平方公里左右的安全的建筑用地？
尹稚：没有了。
记者：能不能够容纳两三万人支撑起一个县城？
尹稚：应该不可能。
解说：张信宝在谈到汶川重建的问题时显得有些激动，他借用卫星地图向记者说明汶川可以原址重建的理由。
张信宝：这个地方是一个老滑坡，这个地方就是建围城，这个地方好好的，房子都没有倒，也没有泥石流，现在也没有发生，起码有地震房子没有垮。
记者：所以你觉得汶川县城现在有必要异地重建吗？
张信宝：没有必要。
解说：两位专家的争议和分歧很大，而最终决策会影响到十万汶川人究竟该何去何从，我们去往汶川实地调查。地震后，身处震中汶川县最初两天和外界中断了一切联系，单从航拍的画面来看，汶川还可以看到大量的建筑物，灾情似乎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恢复重建似乎也并不困难。根据地调队的报告，从这张震前震后汶川县城的全景对比图来看，姜维城前缘滑坡、青土山滑坡已经构成威胁，加上县政府后山，汽车八对、时代广场以及南沟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一共威胁一万多居民的人身安全。尹稚参考这份报告作出的城市规划结论是可用地已经十分有限。但山地所的张教授坚持认为，县城境内至少还有两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可以容纳两三万人。
记者：所以我想知道两平方公里安全概念的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张信宝：我在图上画出来，在图上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就是两个平方公里，这一块是安全的，这一块是安全的，就是两万平方公里。
记者：您现在是大概的？
张信宝：对。
记者：所以张教授如果没有经过准确和科学的测算和评估的话，就说出这个数字您觉得负责任吗？
张信宝：负责任。
解说：我们在汶川还看到一份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报告。报告中提到，汶川震后发现新增地质灾害点3590处，其中79处已经对县城形成压迫和包围之势，威棉地区24000多人直接受到威胁，尹稚认为包括汶川县城和三个乡镇在内的威棉地区，在灾后的容量已经十分有限。
记者：你现在这么看下来，就是汶川现在能安置，还能安置人的地方有几个？
尹稚：绵池以上，绵池一个点，七盘沟一个点，汶川县城炸掉危房以后，还剩少量的土地，七盘沟一个点，没了，四个点。
记者：这几个点加起来呢？
尹稚：我们的合理计算这四个点，应该是1.1万人。你看，飞石，飞石，大规模的垮塌，这有余震我觉得是，一定是有余震，才会有这么大垮塌，那个很大一片。
解说：但是张教授的看法和地调队的报告有很明显的分歧。以姜维城为例，地调队认为地震后姜维城前沿很不稳定，而张教授认为姜维城整体非常安全。
记者：姜维城的前沿？
张信宝：有一点点，表层，那无所谓，对我们来说。
记者：不是滑坡吗？
张信宝：不是，是一个山扒皮，你要说滑坡也滑坡。
记者：这个滑坡威胁到下面居住的人群吗？
张信宝：这个，前缘的滑坡，就是稍微注意一点点就完了。
解说：但是地调队在现场勘察的结论是姜维城前缘滑坡威胁到5400人的安全。除此之外县城共有7个灾害点，威胁到1万多人的安全。
记者：地调队在那儿工作了一个月，爬了所有山，您认为他们这是。
张信宝：你问这些人岁数有多大，他们以前是干什么的，他们对这些的判断能力如何，种种因素造成的。都是一些年轻小伙子，刚从学校出来的，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锻炼。
记者：但张教授您不觉得科学的问题跟行政职务和年龄都没有关系吗？而且再说你在现场能不能拿到一手的准确的资料。
张信宝：就地质科学的话有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经验科学，它是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的。
记者：地调队所说的这七个灾害点，您去过吗？
张信宝：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
解说：尹志稚认为不到现场勘查的结果往往可能导致误判。这张图是通过卫星遥感在北京所作的地质灾害解读，红色的标志是塌方和滑坡，但从图上显示从映秀到威州地段都是空白。
记者：也就是说按这张图来理解的话，整个从汶川下来，咱们刚刚今天走的这条线路都应该是没事的？
尹稚：对，应该是平安无事。你说这恐怖不恐怖，我们现在在渑池镇的羌峰。
记者：羌峰从图上看的话一点事都没有。
尹稚：那当然了。但是咱们看看，抬头看一眼你就知道它发生了什么，
记者：这个山的滑坡跟崩塌很厉害。
尹稚：对。
记者：而且整个今天我们走的这一条路。
尹稚：而且你看到塌方带底下，埋的就是国道线，还有人，有车埋在底下。
记者：而且今天走的线沿途全是连绵不断的，但是在这张卫星图上体现不出来？
尹稚：对，连绵不断。但你看不出来。
记者：所以如果决策一个地方的城建是按照这个图纸来？
尹稚：这麻烦就大了，很可能造成生命损失。
解说：而画面右边这张图是地调队用一个月时间实地勘测后标示出的灾害分布图，它表明在同一地段存在着频繁的地质灾害。尹志认为，这张图对于重建十分重要。
记者：尊重这张图意味着什么？
尹稚：意味着第一尊重科学，第二尊重生命。
解说：但是张信宝教授并不认为地调队的资料和数据就是权威的，他也没有看过这份报告的内容。
记者：你们在汶川待了几天？
张信宝：我待了一天，搞我们的这种专家到山顶一看，他们底下人一介绍，我们基本就清楚了。
记者：您不觉得专家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做田野的调查。
张信宝：做田野的调查，专家的调查，这是在他们做出来的基础上，对不对，他一讲我们要判断。
记者：您认为一个工作者得出结论应该基于什么？
尹稚：至少从这次情况看呢，一个是他可以依赖高技术做一些宏观判读和解读，中微观尺度的问题我认为都要靠现场的田野调查工作来加以补充，加以印证，
记者：没有这样的田野调查会带来什么？
尹稚：我也给你展示过就是纯粹靠解读的东西，跟实际解读，加了田野调查以后，得到的东西之间差别有多大。
解说：汶川县城现在所面临的次生灾害还不仅仅是山体塌方的威胁，地震以后，以前山清水秀的峡谷风光近一个月来经常被来势汹汹的沙尘暴所替代。
记者：张教授您去汶川的那两天碰到过风沙吗？
张信宝：我以前就碰到，不要说现在了。我以前去过好多次，不要说现在了。
记者：但因为地震之后是有大量的裸露的山体。
张信宝：这是正常的，我们这种对我们来说是不足以为奇的，我见到这种东西多了。
记者：地震之后这个风沙线强度有多大您知道吗？
张信宝：我不管多大，但是有这种，有可能的，对不对？不要认为这几天的事情就把它否定了，至少要说这个话，要等一段时间过后再讲话好不好。
记者：那您觉得这个过程中汶川人应该怎么办？
张信宝：你说怎么办，北京还有沙尘暴。
记者：但是这位教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沙尘天气，那很多地方都有沙尘天气，北京也有，他说总不能因为这个就迁移一个城市。
尹稚：不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气象统计，它全年的无雨日比例极高，有风日比例极高，不像我们国家有很多沙尘区，比如我一年有五次、十次甚至极个别地区二三十次沙尘暴。这个地方可能会反过来，除了有雨日之外，或者是雨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就是土没有被晒干以前，那段时间之外它会大部分时间变成一个沙尘暴天气。
记者：您认为植被能够自然恢复吗？
张信宝：从长期来说应该的。
解说：根据地调队的报告，县城所在的威棉地区受到次生灾害威胁的人数是3万多人，他们需要在雨季到来之前紧急避险。
记者：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数字，是说目前汶川地震之后山体的崩塌两到三年之后会开始减少，但是五到八年之内滑坡会非常严重，十年之内泥石流的灾害会成为高度活跃期？
张信宝：以后泥石流活动很频繁这是肯定的，但是不能成为我们逃跑的理由啊。
记者：您认为这是逃跑吗？
张信宝：我认为他们就是逃跑，现在是。
记者：你不认为这是说以生命安全为第一位的转移？
张信宝：有些地方肯定是很安全的，而且老百姓说专家叫我们走的。
解说：通过这张汶川次生山地灾害危险度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汶川目前大部分都处在深紫色的极危险区，唯一一个处在次危险区范围内的是一个叫龙溪乡的村寨。
记者：龙溪乡您去过吗？
张信宝：我没有，但是我听说龙溪乡整个一个乡全部搬下来了，这我知道，莫名其妙有点。
解说：那么，龙溪乡的情况到底怎样，村民应不应该转移到安置点？我们决定去往龙溪乡调查。龙溪乡代表了汶川县典型的高半山羌族聚居区。这里的村子基本都建造在古冲积扇和塌方体上，所以地震之后这样的地质极易受到损害，道路变得极其艰难。我们在几名村支书和民兵队长的引领下徒步进入龙溪村。地震之后，汶川的地质结构发生变化，龙溪乡多出了许多出水点，这会直接导致山体不稳定。再往前走我们又看到一段塌陷的路段，一条山路错成了高差接近两米的两部分。
记者：这个地方能保证绝对的安全吗？
吴光旭(四川省汶川县副县长)：不能保证，为什么保证？这离岷江很近，汛期来了以后，很有可能面临洪水的威胁，然后第二个威胁是什么，就是很多地方容易垮塌下来以后形成堰塞湖，岷江的水量是比较大的，因为下面有几个地方已经形成堰塞湖的迹象，然后如果遇上连降暴雨，上面再垮塌的话，会有很大的威胁。
解说：汶川县城在1985年的时候有91公顷的规模，后来成为阿坝州经济的发动机后，挖山、占河、填谷发展工业与教育，迅速变成一个面积有4.5平方公里和4万多人口的城市。
尹稚：一个地区的大规模灾后重建，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个地区很多被地震所引发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各种问题的大爆发，在灾后重建并不是说拷贝一个原有的城市，而是你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重新检讨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重新权衡这里面的利弊得失，而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有一个冷静思考期的，我前两天听说我们的一些中国驻外使馆，把各国的灾后重建经验收集了一下，给中央写的报告里面很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救灾要急，重建要缓。
记者：之所以强调重建要缓是什么原因？
尹稚：就是因为你要把所有的由于地震引发出来的自然界的矛盾，经济上的矛盾、社会上的矛盾，大体上捋清楚了，再建，它决不是简单的就地重复盖楼的问题。
解说：山地所在对汶川的资源承载力作出评估，认为绝大多数地区不适合人居，也就是不适宜建设大规模的城镇。但是张信宝教授始终认为这一观点不宜公开发表，也不应当向公众公开，汶川应当异地重建的观点。
记者：您是担心什么？
张信宝：担心那些群众，就是群众都说，我们这儿不适宜人居，全部都要走，那些山区村寨的群众全部要走，我们要搬多少人，我们国家找哪儿给他搬去。
记者：那您不觉得民众也是有权利知道真相吗？
张信宝：你讲得很对民众有权利，但是在我们国家，群众对这个判断能力还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的专家要自律，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你可以胡说八道去让群众产生恐慌吗？
记者：但是也许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在以往类似的这样决策当中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决策系统，而不需要在事前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
尹稚：我觉得这次汶川地震以后，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表现出来了相当强的信息公开的意识，无论是中国的媒体还是西方的媒体，普遍评论这次中国政府维持了相当高的透明度，并且也有人把这个看作是我们国家这种民主进程的一个很好的向前推进的一个过程，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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