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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的追忆与抒怀
——读《梦随风万里》
如果说，一个演员的荣幸是能够在其有生之年里塑造众多性格、风采迥异的角色；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则是借助阅读，来感知与体验万千人的命运遭际。
前不久，在一次知青朋友的聚会上，林小仲君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作《梦随风万里》。
说起“知青”，乃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总数近两千万。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一群体曾有过大体相同的一段历程——上山下乡；但若具体考察，其实每一名知青都有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三十万言的《梦随风万里》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实例。
该书是作者的杂文辑录。大部分文章并不长，但一篇篇读来，却凸现了他的人生历程及所处的时代。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他与50年代的许多男孩子一样，自小就有一种英雄情结。当然，孩子的这种情结，往往是和天不怕、地不怕的调皮捣蛋相伴随的。（《母校八里庄小学》）
及至文革开始，少年人的狂热一点就燃，于是，投身于文革，加入红卫兵组织，也就成为必然。然而，彼时的政治就是那样的诡异：今天还是红五类的干部子弟，是革命的骨干；明天就可能是排在黑五类之后的走资派的子弟而被清理出红卫兵的队伍。（《难忘的1966》）这样的经历，让他初次尝到了挫折的滋味。
显然，他是无惧于这种挫折的。何况，与英雄情结相伴随的是革命情结——时代的特色。所以他徒步三千里长征去延安，成为造反红卫兵（有别于所谓的“老兵”）的一名骨干。于是，就有了经常出现在红卫兵集会中的那种氛围描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年轻人的狂热和激情地动山摇，双方的辩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有了对文革之初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分化的轮廓性概括：从红卫兵到联动，“四三”与“四四”之争等（《首都中学红卫兵》）。同时，他又亲历与目睹了高校与全国的若干武斗，所以又有了颇为写实的现场扫描与相应的历史反思——“无论哪个派别都无法逃避在不同时期成为工具的命运”。最终，无所谓“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还是抽身而退的“逍遥派”，大部分中学生都在领袖的一声号令下去了农村。这一切，都见之于《湘江边上的日日夜夜》、《炮火硝烟中的清华园》、《“逍遥派”的日子》等文章中。
一般来讲，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10年。其间，有人只在农村呆了一两年就参军走了；有人呆了四五年、七八年，也通过招工、招生离去。而林小仲在呼伦贝尔盟扎荣旗足足呆了9年。9年间，春耕、夏锄、秋收，什么样的农活都没少干；五进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民工，修国防公路，什么样的苦也都吃过。自然，也曾有过美好却无结果的初恋。（《插队九年的知青岁月》、《美丽的呼伦贝尔，神奇的大兴安岭》、《消失在白桦林中的爱情》）
也许，如作者所言，是在红卫兵运动中锻炼出了组织才干，因此，他在插队期间很称职地担任过三年的生产队长。于是，他的知青生涯追述中，不仅有艰苦生活的记忆，也有组织生产、进行管理的经验体会。（《生产队长》）而这经验，对他日后的发展，助益匪浅。
如果说，从红卫兵到“逍遥派”，表明原有的狂热已开始降温；那么，1971年9月13日发生在温都尔汗的机毁人亡事件，则使一代人的思想发生了转折：“远离北京，远离政治中心的知青们从‘林彪事件’中思考着自己和祖国的未来。”（《温都尔汗的震撼》）
对于很多知青来说，返城后的一切并非都如意；而那十年的上山下乡经历虽然艰辛，却也经受了锻炼；尤其是知青之间在共患难中建立起来的生死情谊，成为一生的宝贵财富。因而，这种经历与情谊，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回忆，成为当下知青书写的主要内容。而林小仲的这本书却殊异于此。作者把主【】要的篇幅都留给了后知青时代。
按说，这也是合理的。毕竟，单就时间来讲，后知青时代是知青岁月的三至四倍。何况，他的人生华章正是在这一阶段里有了重彩浓墨的铺叙。一如他在《梦随风万里》中对其后知青时代所作的概括：“从北京语言学院返城待业的临时工，到活跃在羊绒衫厂的科室骨干；从十年团中央机关的高层历练，到十余年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掌门人的奉献；从中国化工集团大舞台的诱惑，到鬼使神差民企职业管理人的挑灯看剑”——其经历，果然是丰富而且精彩。
在常人看来，这样的后知青时代，是值得自矜的。但可贵的是，作者的书写另有立意，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有人称红卫兵一代，有人称老三届一代，有人称知青一代。我们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的一代，我们经历了新中国初创的暴风骤雨年代，我们全过程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千七百万人漫长的上山下乡，经历了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我们有责任将文革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人，让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联动历史的断忆》）
应当说，他的独特经历决定了他有不同于一般知青的视角与更其宽广的视野，所以，在历史的追忆中，他也关注那些“在阶级斗争肆虐，贫困饥饿频发的年代，农村扶老携幼闯关东的盲流们”的悲惨命运（《闯关东的盲流们》）；在现实的书写里，更是融入自己对某些现象的真知灼见，比如《浅议当今的知青活动》与《老三届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的一代》等文章。
无疑，返城后的近十年是知青群体最为活跃的时期。主要形态有：组建联谊会、艺术团和知青网站，出版各类知青杂志与书籍，召开有关知青问题的研讨会以及回访第二故乡等。但是，这种活跃的背后也有隐忧：或是“官本位腐蚀”，把“念念不忘将猴年马月职务，带到知青活动中来”；或是“至今还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非黑即白，多有偏颇，且听不得不同意见”，缺乏“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的精神等。对此，作者的针砭，不失尖锐也很客观。
在书的前言里，作者写道：“回首往事，北大荒茅草屋里的炕席我们滚过，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我们走过……”话虽不多，却透着自豪。与这豪情相伴随的是诗情。这诗情，不仅是指书中收录了他创作的五六十首诗词；而且也在于其行文之中，往往将叙事与描摹相结合，并借古人的诗词名句来抒情、明志、点题。
也许，是对政治历史的过于熟悉与关注，或是担心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不够了解，于是在他的个别文章中，会在既定的叙述中旁逸斜出地穿插罗列某些内容。而这些内容，其实是可以简省或点到即可的。
作者在给我的留言回复中写道：“我近来计划是改写一本使人滿意的书，改变我文章文件化的不足”。我想，这不完全是自谦，也是他对自己有更高追求的体现。而我，作为他的读者、知青群体中的一员、老三届的同代人，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附注：照片下载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