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下半年,我的右胳膊痛得厉害呢,这是我的相思病病发证之一。我上班时,遇到掰阀门,就只能用左手,可我不是左撇子。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我在偷懒。我觉得我胳膊疼是必然的,会被人认为是偷懒也是必然的。我小时候想做一个数学家,十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膜炎;后来,我想当兵,很快就静脉曲张。于是,我想,要是我再想去做画家,肯定检查出是个色盲。果然如此。我一年四季穿红戴绿。所以,自从我想做个掰阀门的工人,我就料到我的胳膊迟早要坏掉。现在也终于如愿以偿,当然,这不怪别人。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正确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如果我想做一个数学家,必然要料定我肯定会得脑膜炎,所以我只好去做军人;如果我想做军人,体检肯定不能通过,只能去做数学家。这便是有趣人生的真理。如果你想好好爱陈书瑶,很有可能你会与别的女人结婚。
医生跟我这样说的,如果我真的跟别的女人结婚,我的胳膊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而且还要一辈子背负偷懒的罪名,迟早精神也会分裂,出问题。所以他给我开的壮骨药,膏药还有火罐也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想根治,就得把陈书瑶娶回家。我想想也是。但是这样,有些人会高兴,但有些人会不高兴。可是陈书瑶放在任何一个不高兴的人的手中,我都不高兴不放心。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我想好好爱陈书瑶,也想和她结婚。这种违背人生真理的事情,我只好学伽利略一样去在比萨斜塔上让两个铁球同时落地。
二零一二年一整年,我都没见什么女人,除了做拉面生意的大姐和他十岁左右的女儿。自从我毕业来到连云港,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几年。这段时光在我后来的交待材料里表达为忠贞品质的完全展现。其实,我告别象牙塔时对这种状况就早有预感。事实上,这是社会的大趋势,女工人未来将会越来越少,因为女工人嫁给了男工人就不用来上班。我们单位走在社会大潮的前列,现在已经看不到女工人了,所以男工人只能去找别的工厂的女工人。可我懒得要死不愿出去活动,而且我有生活常识。念书的用处之一是获取生活常识---儿女之间早期的伟大友谊由公公和岳母决定。我不是谁,而且我还爱着小陈。总之,那时的我除了相思,则在解决温饱问题,关心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等待投机倒把的机会。我和我妈说,现在钱都不值钱,还爱,爱能买馒头?可我对陈清扬不敢这么说。但对别的女人敢,不过平时都见不着其他女工人,也说不成。对周围的男工人也敢这么说,还带“他妈的”等脏字。这说明陈书瑶跟别人不一样,我要是跟她呆在一起,会变得一点不明智,甚至有点笨蛋和无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也不想牵强附会的解释它。
你明白,在生活中简单便捷有时候是不被许可的。这是我当工人将近十年的经验之一。越是身处高位,使事情变得复杂化的本事就越大。举而言之,听说有人计划在学校铺柏油路,一般就得先铺层水泥路,干了再用破粹机把水泥路砸掉,改用黄土和煤渣铺成煤渣路,碾平后又用铲车铲掉,再把两层沥青抹在混泥土上,铺成柏油路。陈书瑶住在我宿舍的西南边,我想去看她就要从上海坐飞机朝东北飞,穿过大太平洋和美国,路过格林兰岛的上空和大西洋到达南非,然后经过波斯湾和印度到达那里。我想说的是,复杂的问题总容易交待,在乎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不在乎过程如何,在乎你闲没闲着。当我跋山涉水走过四万余公里来到陈书瑶面前时,我的爱瞬间就能上档次。不过,说归这么说,可我一次也没做过。要是我做了,我也肯定不会害相思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