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共和国60年最美12人
林徽因美与智慧的绝唱
本刊记者蒯乐昊发自上海
我们常常要借助一个男人的光线，才看到他背后的女人——对于那些从民国时代走来的文艺女青年们——但林徽因是个例外。在她身上，折射着许多优秀男人的光芒，而她反过来又为这些男人增添了光彩，我们举着她这支蜡烛，把那些有着别样才情与身世的男人照看得更加清楚：梁启超、胡适、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费正清、沈从文、张奚若……这串散发着光芒的名单里，间或瞥见林徽因的衣袂飘动，她与他们终生保持着或父或兄、或亲或友的深厚情感。
林徽因的父亲、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林长民，不无骄傲地对徐志摩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彼时林徽因刚满16岁，但谈吐和悟性已经超越了她的年龄，在她的美貌和聪慧面前被迫放低天伦辈分的不只是林长民，徐志摩也不顾自己是林徽因父亲的好友，且在国内已有妻儿，公然闹离婚并追求起这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小姑娘来。这段公案因影视、小说、文史学家津津乐道的介入而妇孺皆知。
不太被人知道的是，在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之前，他跟林长民互相引为知己，还玩过一场互通“情书”的游戏。在通信中，徐志摩扮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扮一个有妇之夫，双方假设在这不自由的景况下互相爱恋。两个接受过留学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描摹他们渴望自由，但又身陷囹圄的情爱世界以及政治抱负。徐志摩写过一篇浓艳的短篇小说《春痕》，其中的主人公“逸”，就是以林长民为原型的。
林徽因最终没有选择徐志摩，她和梁思成在长辈的安排下相识相爱了。梁启超对长子寄予厚望，亲自挑选了未来儿媳人选，并在林徽因丧父后视她一如亲女。两家安排只待梁思成从清华一毕业，就送他们一起去美国深造。
这对小儿女于是常在一起憧憬未来，林徽因告诉梁思成，她以后准备学习建筑。梁思成大感意外，他从未想过文弱的女孩子要学盖房子：
“建筑？”他反问道，“你是说house（房子）？还是building（建筑物）？”
林徽因笑起来，她左边脸腮上有一个不对称的酒窝：“更准确地说，应该是architecture（建筑学）吧！”
这位建筑学巨匠晚年承认，自己最初选择学习建筑，只是为了林徽因，“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不知道。”——梁思成以多种重要身份存在于历史之中，但贯穿他一生的核心身份，竟首先是个一心疼顾老婆的温和男人，这一点，在后来的金岳霖事件里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见过梁氏夫妇的人，莫不承认他们是恩爱的一对。1923年一次学生游行示威中，梁思成被军阀金永炎的汽车撞伤，并因此留下终身残疾，林徽因每天都来安慰他寂寞的病榻，为他拭汗、打扇、读书。这一点让梁思成的母亲极为不满，她认为思成伤卧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闺秀应该低眉敛目小心回避才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尚未下聘，怎能如此不顾体统？
梁启超却因此更加欣赏林徽因，老爷子洋洋得意地写信给大女儿梁思顺：“老夫眼力不错吧！”这个维新派因此生发出他的姻缘观：由父辈留心观察、看好一个人，然后介绍给孩子，最后由孩子自己决定，“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这场婚姻确实向人们昭示了婚姻有可能多么宽松，同时多么牢固。终其一生，金岳霖都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好的朋友，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起，隔院毗居，同饮同食，同悲同喜。梁思成遇到学术上的任何问题，常常请教金岳霖，跟林徽因吵架，也搬出金岳霖来评理调停，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双双故去以后，金岳霖还跟梁思成的儿子住在一起，梁从诫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陪伴这个为了林徽因终生未娶、亦无后人的大哲学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从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之妻）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3人的亲密与默契。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蛰居李庄，生活困顿，贫病交加，金岳霖一有假期就来李庄看望他们，同他们一道过年，林徽因一边听着日本轰炸机从上空飞过，一边在信里这样写道：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林徽因写完信，就交给思成和老金看，问他们可有补充，于是我们看到了接下来由金岳霖写的一段：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
金岳霖写完，梁思成又接过信来附言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注：梁思成因车祸脊椎受损，一直穿着协和医院为他特制的钢马甲），从我下方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封信写在又薄又黄的劣质纸张上，不分段，字极小，没有天头地脚，连多余的半页都被裁去，为了节省纸张和邮费。这封信让远在华盛顿的费正清夫妇笑了很久，接着又心酸了很久。
梁思成说：“人家讲‘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觉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林徽因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少女时代起，她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诗人，同时翻译西方文学、创作剧本、发表小说；学了建筑以后，在设计和测绘方面也多有建树，与梁思成一起完成了许多建筑学著述。虽然穿着窄身旗袍、体弱多病，但她爬起古建筑穹顶来却根本不成障碍，金岳霖到他们家去，常常看见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在自家屋顶上，为野外测绘练基本功，老金当即作了一副藏头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这夫妇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高兴，林徽因却不以为然，“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配作摆设似的！”
她怎么可能是摆设？在她家客厅的著名沙龙里，任何谈笑有鸿儒的对话，她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发上跟客人们大谈诗歌与哲学。曾经的沙龙客之一萧乾回忆说：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沈从文）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是。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女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够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兴奋型的人”，情绪喜怒不定，像朵带电的云，“只凭一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她的聪慧，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传说，流传在那些见识过这聪慧的文化名人们的口头笔端，而战争、疾病、政治运动、贫穷而琐细的家庭生活又剥夺了她大量的创作精力，所以，抛开她那些著名的“绯闻”，在学术层面上，人们通常只知道她是国徽的设计者、北京古建筑的积极保护者，而忽略了她内心更加丰沛的才华。
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终于在1955年去了，比梁思成幸运，她躲过了后来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丈夫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碑上移来她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知己金岳霖为她组成治丧委员会，悉心料理后事。人生得此，夫复何求？
她的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林徽因，她是建筑师、诗人和母亲。
王丹凤美丽不止60年
本刊记者李宗陶
娇俏的小护士在哄女孩儿入睡：“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1957年，电影《护士日记》里这首插曲，是导演陶金建议王丹凤在同期录音中自己唱的。后来20多年里，大人孩子都会唱了。
新中国第一代女护士的形象——年轻、勤快、充满朝气、略带娇媚，因王丹凤而格外动人。共和国的男人们发现，从旧时代摆渡过来的精致五官、樱桃小嘴、杨柳细腰，配上新时代的工作服，也是美的。据老影人回忆，影片上映后，许多男性找对象，首选护士。
王丹凤那张脸，是标准美人的典范。她生得明亮、洋气，且未曾到韩国整容。这样的脸，走到哪里，哪里春暖花开。解放前，香港曾推出“沪港四大女星”，王丹凤榜上有名，其他3位分别是李丽华、周璇、白光。
在她生活了68年的上海，电影院门口贴过她的海报，照相馆橱窗里摆过她的照片，“有点像王丹凤”成为衡量美丽程度的表述之一。即使80年代中，当她偶尔行走在陕西南路的家附近，也会因为不同寻常的肌肤、气质，以及干干净净、一丝不苟的装扮被人一眼认出。
如今要会王丹凤，得去香港铜锣湾或尖沙咀的“功德林素食餐馆”碰运气。走进铜锣湾怡和街31号，淡雅、通透、气派，淡绿的墙面上悬字一幅“此中有真味”，是学界泰斗饶宗颐的手笔。
“功德林”这只牌子1922年在上海创立，1992年被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带到香港。据说，那里的素菜讲究原汁原味，谢绝味精；茶蔬为有机肥种养，没有农药残余；厨艺不凡，能把面筋做得像鳝丝，此外南瓜盅、西瓜豆浆、青豆沙酥饼、海苔松子炒饭，令人一边食欲大振，一边又不忍下箸。每逢初一、十五，多半要排长队；内地众僧尼，乃至不少知名活佛，也从西藏、甘肃、青海远道而去，品素斋、结善缘。
时代变了，角色也变了
1951年1月的《青青电影》杂志上，有整整两个版是王丹凤、柳和清在上海逸园大饭店举行婚礼的报道，标题是：“逸园座上，贺客盈千；一对新人，合拜天地——王丹凤和柳和清元旦结婚”。当时，王丹凤刚刚婉谢了香港电影界的挽留，回到上海。
柳和清原是国泰影业公司的少东家。他父亲柳中亮与叔父柳中浩在上世纪40年代共同创办上海国泰影业公司，柳和清完成学业后，帮助父亲打理业务，后自立门户，创立大同影业公司。解放后，私营电影厂先公私合营后又并入国营，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柳和清担任上影厂宣传科长，专事摄影，后来担任过上海摄影家协会理事。
王丹凤原名王玉凤，宁波籍上海人，父亲是经营旅店的，平常看戏带着女儿。舞台，加上后来的电影，让王玉凤对水银灯生涯有了憧憬。她首登银幕是在吴茵（《一江春水向东流》里圆圆脸的婆婆）主演的《灵与肉》中，演少爷的表妹，一个女学生。虽然是配角，但演得惹人喜爱。老大姐吴茵对她的影响，尤其是政治上的，延续一生。
16岁那年，她跟同学去合成影片公司摄影棚参观，无意中被导演朱石麟发现。当时这家公司人手少，朱石麟见她天真美丽，聪明伶俐，试了镜头后，觉得有潜质，便动员她拍戏，并赠一个“丹”字。
不久，她主演了影片《新渔光曲》，表演质朴、真实、动人，不仅受到专家的赞赏，更得到观众的认可。影坛从此升起一颗新星。
在上海沦为孤岛的5年间，她拍了25部片子，扮演的多是受侮辱和欺凌的妇女形象：招待员、歌妓、丫头等等。1948-1950年，应香港长城影片公司邀请，她参加拍摄了《锦绣天堂》、《瑶池鸳鸯》、《琼楼恨》、《海外寻夫》等7部影片，多为古装戏。
此后30年里，她拍过《家》、《海魂》、《护士日记》、《春满人间》、《向阳花开》、《女理发师》、《桃花扇》等13部影片，所演角色是：工人、农民、护士、理发员、售票员等等。其中，《家》中的“鸣凤”，《护士日记》中的“小燕子”简素华，以及《女理发师》中的角色让老观众记忆犹新。她的封箱之作是1980年的《玉色蝴蝶》。
为了演好女理发师，王丹凤曾经到南京路理发店拜沪上名剪刘瑞卿为师。她虚心好学，没有一点明星架子，天天准时到店里当学徒。很快，理发店门前天天清早排出影迷长队，情状不输今日粉丝。
1963年的《桃花扇》让她倒了霉，因为“宣扬才子佳人”。此后15年，她没拍过一部电影。
“先批王丹凤！”
十年动乱期间，王丹凤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抄家、批斗会、干校劳动。但她一不是共产党员，排除了“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嫌疑；二无绯闻，扯不上“腐化”；三没有参加过所谓的“大毒草”摄制组，所以直接受到的威胁打击比白杨、黄宗英少得多。据白穆回忆，当看到别人被拳打脚踢时，她偷偷躲在食堂堆放杂粮的仓库里，吓得魂不附体。
有一次，她与黄宗英、白穆、石灵在上海近郊劳动，造反派展开“田头批判”。批判会还没开始，年轻的农民们早已在前排小木凳上坐好。4位受批对象一经押到，有人大喊：“先批王丹凤！”
“是唱花旦的吗？”有人交头接耳。
轮到瘦高个儿黄宗英上前，有人笑着说：“她是唱小生的。”
一场乡间批斗会，竟也开出些观众见面会的意思。尽管被身后的工宣队重重敲了一下，白穆还是笑得停不下来。
面对上影厂造反派的胡言乱语，王丹凤温顺而诚恳地听着，没有流露丝毫不满情绪，在当时，属于“难能可贵”。
在奉贤干校，有的女演员暗中带点酱瓜、咸菜，王丹凤从不带吃的。她严格遵守作息制度，在宿舍里不与人高声交谈，手拿一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翻来覆去地读。大太阳底下劳动，她总是带顶帽子，一锄一锄地挖，从不偷懒。出勤时，她走在前面，到工作间取农具也不挑不拣……
总之，她当时给人们的印象是：乖巧、随叫随到、任人摆布，积极要求进步，投入人们常说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她能活到今天。
王丹凤当过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当过第四、五届上海市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也是第四、五届民盟中央委员，第六、七届民盟中央常委，第九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
1985年1月20日，柳和清王丹凤夫妇应邀赴华盛顿，参加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他们顺路到加拿大温哥华探望78岁的影后胡蝶。临别时，胡蝶将一对烧制着彩蝶图案的精美小瓷盆送给王丹凤，说：“我一共只有两对，一对送你，一对自己留着。”
4年后，胡蝶病逝。王丹凤成为大陆惟一探望过她的友人。
在国外，她遇到过许多影迷。有一次，在新加坡机场，有人拿出珍藏40多年的少女王丹凤的照片送她。这张照片她自己都没有，激动得连说，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2005年，作别影坛20多年的王丹凤被授予“优秀电影艺术家”称号。81岁的王丹凤说，她“怀念过去的文艺片”，如深深影响过她的《飘》、《魂断蓝桥》；她念念不忘当年贴在闺房墙壁上的那些偶像：周璇、袁美云、胡蝶、阮玲玉、陈云裳……
杨丽坤 悲情阿诗玛
她的美丽因”阿诗玛”广为人知，却因政治运动迅速凋零
本刊记者彭苏实习记者易洁发自北京
马铃儿响来哟玉鸟儿唱
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
从此我们不忧伤
不忧伤，哎罗哎罗不忧伤……
“现实哪能真有那么好？两部电影我都参与了，我还不清楚情况？”电话中，殷佩娴颇为感慨。
作为云南省歌舞团的老演员，她还记得1959年的某天，长影厂的导演王家乙来团里为即将开拍的电影《五朵金花》挑选演员。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
“那天，我们几个正在台上擦玻璃，有人把我叫出去了。我出门一看，团长李坚和王导站在院子里说着话。”接着有人给她送来了一张当晚的戏票，嘱咐她千万别送人。
“我坐在中间第四号，王导和上影厂的摄影师坐在旁边。”她说，这张“不许转送”的票，一共送出了3张，除了她与一位姓赵的演员，第三个就是正值17岁的杨丽坤。
杨丽坤是团长向王家乙推荐的。殷佩娴肯定道。她不仅是杨的同事，更是其生前好友。
她俩以及云南省话剧团的王苏娅、谭尧中后来一同入选《五朵金花》。不同的是，杨丽坤在片中扮演的是花丛里最“金”的一朵。
小九
1941年4月27日，杨丽坤出生在云南普洱县磨黑镇。家中兄弟姐妹10人，母亲早逝。由于她排行第九，身边的人都亲昵地称呼她——“小九”。
“小九自小沉默寡言，但爱动脑子，个性很强，脾气犟得像死牛，碰上不高兴的事，就独自坐着生闷气，有时竟憋得鼻子里流出血来。10岁的时候，二妹黄晓夫妇把她接到了昆明，留在身边生活、学习。黄晓的丈夫是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这给小九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杨丽坤的丈夫唐凤楼，曾经听杨家大姐杨琴如此介绍。
小九12岁时陪爱好文艺的黄晓一起去省歌舞团看演出，“这样省歌舞团便知道了小九，觉得她身材极好，五官端正，想让她进歌舞团当学员。团长问她时，她除了自己的名字什么也不肯说。事后，我问她到底喜不喜欢舞蹈？她说喜欢的。但学习怎么办？我能不能一边学习，一边跳舞？”多年后，在《电影传奇》里，黄晓对主持人崔永元说及往事。
杨丽坤生前对丈夫唐凤楼透露：“后来，我进了歌舞团。团里的领导专门派了一位同志照料我的生活，有些人知道我的姐夫是省委组织部长后，对我特别关心。但是不久，我的二姐和二姐夫就被打成了右派，搞到一个小矿山劳动去了。就剩下我一人在昆明，孤零零地没有一个亲人，昆明的家也没有了，团里也对我变了态度。对我‘特别关心’的人最先板起脸，好像我也是一个右派。那时我才15岁，世态炎凉使我更加不爱说话了。从此以后，我就拼命地练舞蹈，因为这就是我唯一的乐趣了。”
杨丽坤的低调未能掩饰她身上的闪光点，与她交往过的顾春雨暮年回首：
“她的打扮向来自然、朴实。起初我以为她非常内向，不大说话，看她老是一个人坐着。后来才发现，她跟谈得来的人在一起时，是非常能说并且敢说的。
“她非常好学。喜欢外国古典名著。喜欢古典音乐。喜欢跟别人讨论事情。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她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违背意愿跟领导套近乎。”
唐凤楼想起晚年面目全非的妻子，曾向他演示过一段舞蹈。
“她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肩膀一抖手那个一动，整个人完全变了。太美了，太美了。”他叹为观止。
那是杨丽坤14岁上台表演的独舞《春江花月夜》中的某段。
金花
1958年□□部发文，指示各电影厂拍摄若干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好的电影，以备在来年的国庆节前后上映。1959年4月初，上影厂发电报让王家乙火速回京，准备接拍《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是编剧季康和公浦创作出的一部反映云南白族人民热情奔放、轻松活泼的轻喜剧。
影片格调喜气洋洋，影片背后却是难以轻松。尽管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说，《五朵金花》要拿到资本主义国家放映，在政治思想上可以“不表现党，不表现团，不出现毛主席像”。但王家乙仍然忐忑不安，“1958年刚对爱情片、喜剧片进行了批判。现在部里让拍这个剧本，不知以后会如何，又不好不拍。”
虽然拍片时有种种不如意，王家乙还是耐心地指导着手下的每一个演员入戏。“再看《五朵金花》，我不觉得自己演得好。主要是王导引导得好，换了任何一个人都能演好。”70年代末，杨丽坤对唐凤楼说。
参演该片的演员聊起过片中的某一桥段：杨丽坤扮演的公社社长参加完婚礼，喝了点酒后，一个人照照镜子，摸摸自己的脸。心里想着心上人，头却摇了摇。事业女强人含情羞怯又无可奈何的心思，让第一次演戏的杨丽坤演绎得非常到位，别忘了她那会儿才17岁。
《五朵金花》在十一公映，受到了全国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周总理特别接见了杨丽坤。当时北京饭店摆国宴，她就坐在总理身边。云南省歌舞团进京演出时，周总理又向毛主席特别介绍了她，令她激动万分。
和她一个舞蹈队的严学恒说，“电影是成功了，但杨丽坤做人还是很谦虚，不张扬。”
她甚至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自己都做了什么。“直到1961年，有人为我送来了《五朵金花》的电影票，要我晚上一定去看看，因为那是小九演的，我还不敢信呢。电影放映时，我问我家孩子，这是不是坤娘？他说，是坤娘。我才确信真是她演的。”黄晓含笑面对镜头说。
阿诗玛
1960年，撒尼族长诗《阿诗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被改编成电影，并由上影厂的导演刘琼执导。
60年代初，寻找演员的刘琼来到了云南省歌舞团，团里正在上演一部歌剧，名叫《娥卞与沙洛》。
“《阿诗玛》里扮演阿兹，还有阿兹母亲的演员都是在这部歌剧里找到的。演娥卞的女演员杜丽华后来为阿诗玛配唱。”严学恒说。
至于阿诗玛的人选当然非杨丽坤莫属。当时团里有人与她竞争过，“即使按我们的眼光，那人也是不行的。据说对方还想贿赂刘导，但刘导没有改变主意，坚定地选择了杨丽坤。”
1963年4月，杨丽坤等30多名演员来到了上影厂，进行一系列的排练。
“当时上影厂里一个姓姚的化妆师为我们讲授化妆技巧。他跟我们讲，这部电影用的化妆品是厂里最好的了，因为是上影厂与香港合作拍片时剩下来的化妆品。”
殷佩娴认为化妆师很是用心，为阿诗玛试装多次。原来《五朵金花》里的淳朴健康的金花更接近杨丽坤本人，通过化妆师的手，仿佛为她的美增添了一种华丽的色彩。
《阿诗玛》里有大篇幅的载歌载舞，舞蹈难不倒杨丽坤，但论声音实非她的强项。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在《阿诗玛，你在哪里》文中写过——
当她（杨丽坤）说起周总理说她，“你说话怎么还奶声奶气的，像个孩子”的时候，她脸红了，泪珠流在脸颊上，神态十分严肃，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那时候，我心里难过极了，讲不出话来，可是我心里向周总理保证，我一定要把普通话说好！”
片中有一幕，阿诗玛关进热布巴拉家的地牢时忧虑道，我什么都不怕，只担心年迈的老妈妈……几句读白是迄今为止，我们仅能听到的杨丽坤的原声。
她的努力是能感受得到的，为阿黑配唱的胡松华说，录歌时，他一看就知道杨丽坤是下了工夫的。
发病
1964年，历时3年，投资巨额成本，赞美自由与爱情的《阿诗玛》杀青。而这一年，中国电影界正在批判两棵“大毒草”——《早春二月》与《北国江南》。此后，它只能被打入冷宫，直至文革结束方才公映。
“1966年8月文革开始，我们在四清工作队的工作还没结束，就被调回团里。后来出现了一些大字报，上面文艺黑线的红人里提到了杨丽坤。”
“1967年，越南代表团来到云南，当时的红星剧场3楼小放映厅小范围地放映了《阿诗玛》。放之前讲了，这是一部不好的片子，是让越南代表团看后吸取经验教训，以后不要拍。大家都很好奇，很多人挤破了脑袋想去看。我去了，杨丽坤也去了。”
“结果她看了一半就跑出来了。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心里很难受，很后悔‘为什么拍了这么一部电影’。那时她毕竟还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姑娘啊！我安慰她。其实我当时觉得这部片子没什么，而且音乐非常棒。当然我也没公开说它好。”顾春雨直言道。
顾春雨是1965年9月到云南省歌舞团，最初是乐队演奏员，同时也常写歌曲和舞蹈音乐，后来又兼乐队指挥。与顾春雨正式交往前，杨丽坤绝不缺乏追求者，据说其中还有地位显赫人士。
杨丽坤的七哥杨克武说过，妹妹红了以后，收到过大量的求爱信件，但她一心追求事业，不想过早论及儿女私情，有意识地处理掉了这些信件。
殷佩娴说，在上海时，杨丽坤曾和赵丹之子赵矛谈过一场短暂的恋爱。她喜欢那种年轻有为，追求上进的青年。
“我喜爱唱歌。从四清工作队回昆明之初，有时晚上没事就和歌队的同志在琴房唱歌，她爱趴在窗户旁听，慢慢地我们就熟了，有时还一起去看电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在四清工作队时，我接到长途电话得知我父亲过世了，心里十分痛苦。她专门过来安慰我，这让我印象非常深，觉得她很善良。
“我刚开始跟她好的时候也有顾虑。有人劝我，觉得她跟很多人好不长。我也有这个担心，还去找她郑重地谈了一次，但是她很坚决。事情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她并不是一个作风不好的人，实际上她很严肃。”
“后来发生的事，我想，很有可能她哥哥觉得她是大明星，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歌舞团团员，不希望我们在一起。所以在1967年12月26日下午，她的五哥杨克文采用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强制地带走了她。”
顾春雨的回忆被殷佩娴证实，她说，那会得知消息的顾春雨气得要死，恨不得立刻去找她，大家拼命把他劝了下来。
“他们把她带到了镇沅，恐吓她，你在这儿是出不去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你写信也没用，邮局有我的人，信我能给你截住。”
“她信以为真了。他们还在她的床头贴了一张白求恩的画像，告诉她，她就要找这样的人，并且已为她相中了一个医生。于是她就病了。谁给她吃药都不吃，她老觉得有人要害她。”
“这样杨克文着急了，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他吞吞吐吐的，我觉得不对。我站在装满油罐的大货车里一路到了镇沅。他哥哥见了面后，说对不起什么的一大堆，然后带我去看她。见了她，她说，你怎么来了？我已经在这儿了，你怎么也来了？你来了我俩就都出不去了，这是一个魔窟。我这才相信她真的发病了。”
“我让她吃药，说不会害她，她很信任我，每天坚持吃药，一天3次，吃了就睡觉。一个月之后基本好了。等她完全清醒的时候，原原本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过年前，她五哥被单位派到乡下。三十那天晚上，她五哥的朋友请她吃饭，当时外面有人放鞭炮，她突然觉得心里有虫子在爬，觉得人家给饭里下了毒。那时云南搞武斗很厉害，她极有可能将这些事都纠合在一起想了。”
“我们回到昆明后，我都计划好了，把她接到上海治疗，远离那个环境。但看到她好了，杨克文他们又改了主意，要把她带走。杨丽坤素来尊敬这位兄长，不敢违背，她走的前一天才对我说。他们带她去了东川，一连四五个月没有消息，我写信给她也不回。等到这年七八月份，她突然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要跟我断绝来往。我们最终分了手。”顾春雨说。
风暴
1969年，文艺界集中在云南民族学院进行思想改造。殷佩娴认为那是杨丽坤发病最严重的时期。
“你说她有病嘛，她平常做事说话很文静，外人根本看不出来。而且心里清楚得很！”
她举了一个例子，杨丽坤得病后，每次上她的屋，都会故意在门口大声喊道，小白（殷的昵称），我来给你送毛主席画像了。进屋后，她马上把七八本外国名著，即那时的禁书，请殷佩娴代为收藏。
杨丽坤的某次举动把他们着实吓住了。在顾春雨看来，“那次她真的不太正常了”。
1969年夏，支持823派的军代表在一次讲话中压制了炮派，只见杨丽坤腾地站起身来，径直走到台上对军代表说，“你一边去，我来讲两句。”
她在台上振振有辞，“毛主席说，两派斗争要一碗水端平。谭甫仁（时任昆明军区政委）来云南后，没有一碗水端平，而是采取了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
“哎哟，我们坐在下面，心里怦怦直跳，谁都不敢吭声。”殷佩娴惊诧。
“正常人绝不会在那种场合下说那种话，谁都知道要保护自己的。”顾春雨当时坐在礼堂靠前处。
立刻有人冲上前，想驾住杨丽坤搞“喷气式”，她激烈反抗了，并掌掴了其中一人。
“杨丽坤啊，你们是不了解。她内心很刚强的，搞下跪什么的，她绝不会屈从。”严学恒还联想到，曾有一次823派批斗某人时，杨丽坤也是拍案而起。她愤怒地质问全场，“他根本没做过这样的事。你们有人可以为他证明，为什么不出来讲话？”
杨丽坤被关进了礼堂的地下室，严学恒形容里面宽六七米，深四五米，堆满了杂物。他酸楚地对我说，当时的政治环境极其恐怖，杨丽坤想不通这点。她这个人的性格决定了她钻进牛角尖就钻不出来了。她老问，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为此她还喝墨水自杀过一次。
她的病起初只是轻微的疑神疑鬼，觉得有人在监视她，还没有到达那么烦躁的地步，也没有幻听出现。自从关进地下室后，这个期间，工宣队与群专组的人不断开小会整她，用各种方式斗她，其中包括有嫉妒过她的人。他们不承认她有病，咬定她装疯来发泄对政治的不满，以至贻误了她的病情，她终于彻底地“病”了。
一天天蒙蒙亮，殷佩娴等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听到民族学院礼堂里传出阵阵凄厉的歌声。
有人循声找去，发现杨丽坤站在大堂中央，高唱《白毛女》中最悲愤的一段——你要害死我，瞎了你眼窝，我不死，我要活……
婚姻
云南省歌舞团第一批下放宜良羊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里有杨丽坤。她在那里待了近一年时间。
殷佩娴觉得彼时的杨丽坤“还好”，至少看上去和大家一样，甚至还参加了样板戏的演出。
但杨丽坤私下的言论却让她胆颤心惊，“她评论国家高层领导，说江青不好，不配做主席夫人等等。我赶紧要她别说了，千万别被外人听见。”
终于有人向组织上汇报了杨丽坤的“妄言”。时值1970年夏，《云南日报》头版头条正在登载《彻底批判影片〈五朵金花〉》。
杨丽坤的二姐黄晓在“电影传奇”里谈到，某次大会批《五朵金花》，有人提江青说《五朵金花》是毒草，杨丽坤当即反驳道，周总理说《五朵金花》是好电影，江青同志说毒草，那她就不配做文化旗手。一下子不得了了……
这年，杨丽坤的大姐杨琴写了一封信，千方百计托人呈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后下达指示，治病要紧，速将杨丽坤同志送往精神病院医治。
杨丽坤在昆明长坡医院小住后，转送到了医疗环境相对宽松的湖南郴州医院。殷佩娴在那里陪她度过了一个月。她说，病房里，病人与陪护睡一张床，房间里挤满了18个人。睡觉时时有男病人突然闯进房内，闹得不得安眠。
后来，杨丽坤的大姐接替了她的工作。等她再见到杨丽坤时，已是1973年，杨丽坤刚结婚不久，并怀有了身孕。
“唐凤楼把她从上海送回了昆明。那天我看到他俩拎着行李站在两棵大树下，团里的人从他们身边经过，不敢理睬她，样子十分可怜。我上前一把拎过她的包说，你们跟我走。”
杨丽坤与殷佩娴谈过她与唐凤楼的婚姻。殷佩娴感到，唐凤楼虽然只是广东凡口铅锌矿的工人，但杨丽坤还是满意这段婚姻，她觉得，“唐是上海大学生，精通英语，知识面蛮广的。”
“我和杨丽坤的婚姻真是一两句话难说清楚。原来广州文艺出版社要为我写的一本书取名为《我与阿诗玛的爱情》，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们之间不是爱情，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结合。她是我妻子，我是她丈夫，我不照顾她谁照顾她？假使现在倒过来活，我没有这种勇气。”唐凤楼说。
1973年，他从广东赶到湖南郴州，第一次见到杨丽坤时，他几乎惊呼：“天啊，她身上哪里还有一点演员的痕迹？除了一双眼睛好看，脸色灰暗，全身胖乎乎的。”
明知她有病却选择了她，唐凤楼说一是基于强烈的同情，二是杨丽坤的善良打动了他。
在凡口领取结婚证后，杨丽坤不安地告诉他，她的幻听还没有好，感到对不起他，想把自己的妹妹说给他。
“所以说她很天真善良。我听后一愣，就想以后多安慰安慰她，多给她点温暖，她就好了吧。”
他不知道，婚后杨丽坤的幻听频频发作，耳边常有位“爷爷”跟她说话，指挥着她的意志行动。
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杨丽坤在生完孩子后，曾一度每天精心打扮外出，回到家后对他说，某某才是她的丈夫，而他是她的弟弟。
“她说，我不想与你结婚的，是姐姐要我和你结婚的。她还给别人写信，那信拿出来，完全不像是病人写的。我那时才30出头，我也有自尊心的。我提出过离婚。
“等我搞清这也是一种病态时，我放弃了。我看了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面有一句话，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花。我就用它来鼓舞自己。”
眼见妻子的病情渐渐加重，唐凤楼决定送杨丽坤回到郴州精神病院。
临行前，杨丽坤坐在两个儿子身边，一会亲亲这个，一会吻吻那个。一边用大蒲扇给儿子扇着风，一边温柔地说：
“明明啊，妈妈明天就要走了，妈妈可想你们呵！你们可别忘了妈妈！”说着，她的泪水汗水掺和一块滚落而下。
从郴州精神病院出来后，杨丽坤独自在昆明生活。1976年文革结束，她被送往长坡精神病院。其后唐凤楼又将她转到上海精神病院。
严学恒说，1978年他和殷佩娴陪着团长一起到上海为杨丽坤平反落实政策。他们为她念平反书，并告诉她，江青已经垮台了。她叫道，你们不要乱说啊，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不会垮的。
他们把她接出了医院，在外玩了两天。杨丽坤还清楚地记得殷佩娴女儿的小名。告别时，殷佩娴听到身后的铁门“哐”地合上了，她扭回头来，透过网状铁门，发现杨丽坤站在里面望着她，哭。她不禁在门外潸然泪下。
2000年7月21日早，唐凤楼告别时，妻子不吭声。他坐在藤椅上陪着她，最后他对她说，小九，我真的要走了。她“嗯”了一声，在他的头上摸了摸说，走吧。
傍晚时分，唐凤楼在外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小九“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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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凤英 永远的七仙女
本刊记者李乃清发自上海
“我在旧社会是一个鬼，解放后党把我变成了人。”
黄梅戏名伶严凤英，生前说这话时，眼里噙满了泪。但在广大戏迷看来，她更是个仙，从《天仙配》到《牛郎织女》，人们记住的，是她迎面扑来的美与善。
“严凤英这一生最重要的意义，是把黄梅戏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戏，变成全国普受大众喜欢的剧种。怎么变成的？正是严凤英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她既没学过文化，也没学过乐理，这些她都不懂，她只是为黄梅戏而生、为黄梅戏而死。她个人的美，都在舞台上展现了，她的《天仙配》演得质朴，《女驸马》演得可爱，我们这些没见过她本人的人，看到的不就是这些吗？再一个，生活中的她，我相信一定是率真的！”接受采访时，“小严凤英”吴琼，对前辈大师充满肃然的敬意。
戏道
严凤英乳名小鸿六，出生于安庆，祖籍桐城罗家岭。启蒙老师严云高是位补锅手艺人，当时牵头草台戏班。小时候，一上午她就学会一出唱做并重的小戏，让师父大为吃惊：“鸿六儿真乖巧，戏像是前生学会的一样！”
她不仅用心研究黄梅戏唱腔，更是博采众长。北昆名家白云生曾到合肥，看了严凤英的表演，他将手背在自己下巴下一横：“你这下面的戏不能看！”意思是，严凤英除了一双灵活的眼睛和一张会唱的嘴，手、足、腰、腿都缺少锻炼，不会做戏。面对尖锐的批评，严凤英脸红了一阵，随即表示感谢，开始拜白云生为师。
曾与严凤英合作15年之久的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回忆说,1954年严凤英扮演《天仙配》中的七仙女，以她朴实圆润的唱腔荣获华东区戏曲会演的演员一等奖。这个剧目搬上银幕，她立即成为戏剧舞台上一颗明星。
拍电影《天仙配》时，曾有一则美谈。拍“分别”这一重场戏时，严凤英趁换布景的空闲，与剧组人员打起扑克牌。导演石挥很担心，问等会拍戏用不用眼药水，严凤英说：“不用。”实拍一到，她泪流不止地演着“七仙女”与董永生离死别的痛苦心境,只拍一遍就过了。石挥很兴奋：“今晚为你加个菜，辣椒炒肉丝。”
时白林对记者说：“56年春，电影《天仙配》一放就很红，观众对严凤英真是赞不绝口。那时候来信最多的是学生。开始严凤英还能自己回，后来没那么多时间，她说你能不能代我回一些，那时邮票8分钱一封，我记得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给她回信要花掉8块钱。”
时白林回忆：“56年，她的工资300块，但钱都用别人身上了，比如，我第一次吃西餐就是严凤英请的，她这人很大方，谁要有困难，她就资助人家。”
严凤英的慷慨和爱心出了名的，每当看到同事、邻居，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遇到困难，她都解囊相助。1960年“自然灾害”，一位外地妇女在合肥临产，举目无亲，严凤英在排戏间隙赶回家，给人家拿去衣物和粮食。
情路
严凤英一生，有过坎坷的情路，贯穿始终的，则是她对文人的倾慕。
为了写严凤英艺术评传，7旬老人张光亚，多年探访了几十位相关人士，他对记者的叙述，从侧面展现了严凤英的情路波折。“严凤英是个很好的女人，一般男人她是看不上的。王冠亚、王兆乾、甘律之，这3人都不错，王冠亚和王兆乾我都见过，都是有识之士。”
南京甘家，居南捕厅100多年，从抗战始至解放后，梅兰芳等多位梨园英华都是甘贡三的座上宾。三子甘律之不仅老生、小生都能唱，还拉得一手好京胡。1950年春，他与几位名票发起“友艺集”京剧茶座，期间吸引了辗转流落南京的严凤英。当时，不满20岁的严凤英在舞厅伴舞，迫于生计，易名严岱峰。
“友艺集”活动中，严凤英出演过《御碑亭》等戏，她曾与甘律之合作《梅龙镇》，扮演李凤姐，获得好评。一次演出，她还出奇制胜反串张飞，一炮打响，传为佳话。
这段时间，严凤英从京、昆艺术吸取营养，也为她日后成为黄梅戏大家奠定了基础。1951年，严凤英拟回故里，甘律之为她购置“行头”，支持她重登黄梅戏舞台。
“从家庭关系看，甘家解放前是个大户，严凤英是个歌女，他们虽然在一起，但一直没结婚，既然同意她回安庆，也就意味着关系将来也难说了。严凤英回去后越唱越红，排《柳树井》时认识了王兆乾，王兆乾是部队文工团的，又是党员，很有才华，十八般武艺都会，这点肯定打动严凤英的芳心，他们也就好了。”
“严凤英的性格敢作敢为，感情也不是很缠绵的那种，她说断就断。但同时她又非常讲情义，甘家教她唱昆曲，排戏、练功，她都记着。”1953年夏，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在南京大戏院公演《打猪草》，为感谢甘家的帮助，她买了许多礼品去看他们。
“去南京时，王兆乾也跟过去了，还跟甘律之碰上了，严凤英挺大方，给他们互相介绍，但王兆乾没睬他，甘律之跟他握手，他也没握，据说还打了严凤英。严凤英气得要死，把被子也甩了，这样以后，两个就分掉了。”
“有个情况，王兆乾在世时，我也问过他。严凤英曾托人带信给王兆乾，说孩子（王小亚）要生了，但王兆乾没去，结果甘律之去了，而且表态，孩子我要，我愿意照顾你。这样严凤英54年就跟甘律之结婚了。”
甘律之曾有回忆：“婚后，我与凤英同去合肥，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以后我随汪剑云（甘律之姐夫，梅派青衣）赴山东、河北一带演出，夫妻分居。后因历史原因，夫妻离异。尽管如此，离婚后凤英还多次在朋友面前称赞我为人忠厚，对她体贴关心，在艺术上对她帮助极大。”
“甘律之在那个时代每况愈下，他到合肥也做生意，但很不成功，那是国有化时期，你私有化怎么搞得起来？严凤英是蒸蒸日上。省委书记找她开会，看她演出，两人之间出现差距。再加上1954年以前甘律之有门房意识，严凤英也受到伤害。你当时为什么不娶进门，54年红了后才和她结婚呢？”
关于此事，时白林也有记忆：“当时安徽的党政领导对严凤英很看重，认为甘律之不过是个小开，觉得严凤英不应该嫁给他，应该嫁给共产党员，所以动员她先入团、后入党。”56年下半年，严凤英在排演《王金凤》时认识导演王冠亚，感情渐深，是年结为连理。
“他们刚结婚没多少日子，有次，我在楼底下走，她就喊我，老时！她趴在3楼的窗户上，我说，你吃饭没？她说，没。怎么还没吃饭？她说，我等人。我说你等谁？她就做了个鬼脸，悄悄道——等小亚哥！”
新凤霞曾在回忆文中写道：“冠亚老实、善良，对凤英可说俯首贴耳，体贴万分，是个模范丈夫，自和凤英结婚以来，没有给凤英带来过一点麻烦和痛苦。但在凤英生命最后一刻，他是遗憾的。”
严凤英过世后，王冠亚一直未再娶，倾注其心血，为爱妻立传，后拍成电视剧《严凤英》。而今，这位耄耋老人行动不便，大儿子王小亚在安庆，小儿子王小英在深圳。
殇途
“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再要回头难上难！生生死死人间去，恩爱夫妻难团圆！”
仿佛一语成谶，《牛郎织女》最后一幕，恰恰写照了严凤英的悲剧。
她一生自杀过3次，吞金、上吊、服药。前两次在解放前，原因是不堪凌辱，均被抢救脱险；人生如戏，第三次，“仙女”最终撒手人寰了，向着那个严酷的结局逼近，不忍卒说。
“当时我们同住在省文化局宿舍大院。那晚（1968年4月7日）7点多钟，因为第二天造反派要她交待问题，她就到我家，问怎么办？当时我也受冲击，我就说，实事求是吧，总有一天这个事会说清。我记得她端了个大茶杯，穿了个黄色大棉袄，呆了十来分钟就走了，在门口对我爱人说：‘我站得直坐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没想，第二天早上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柏龙驹（原安徽省文联副主席，1952年认识严凤英，曾与王冠亚共事）向记者回述严凤英自杀前晚的情景。
文革初期，严凤英就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罪名，受尽“文批武斗”折磨。“他们黄梅剧院之前在我们院子里开了个批斗大会，那个会上斗得很不像话，把她过去的事情都翻了出来，甚至她在旧社会被侮辱、被伤害的那些，全搬出来了，还把她丈夫、孩子都喊出来陪斗。她当时就喊我母亲：‘妈妈’啊，我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那次对她刺激很大。”
当晚，写不出交待材料的严凤英陷入绝望，服下大量安眠药，王冠亚见到空药瓶和遗书，忙叫起孩子，让大儿子去找医务室医生，为了找救护车送入部队医院，他又去找了一位军代表，谁料此人带着一伙造反派头头，把王冠亚等关在门外，对严凤英进行了床前批斗。可怜的严凤英已经脸色发青，口吐白沫，辗转送至医院时，因急救的黄金时间被耽误，严凤英告别了人间，这日离她38岁生日还差一个多月。
据王冠亚在纪念严凤英逝世40周年的文字记述，“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可怜的严凤英，在死后还遭到了残忍的剖尸。
1978年5月，严凤英去世的第10年，安徽省终于为她平反昭雪。
时白林说:“现在，每次给严凤英庆祝生日，提起她被迫害致死，大伙都是泪流满面。”
（感谢白燕升、吴琼、时白林、柏龙驹、张光亚等人对采访的帮助）
张志新死神也不能夺去的勇气和美丽
张志新的两个孩子回国很少。亲人相聚时，绝少提起他们的母亲，那是一个从未结痂的伤疤
本刊记者卫毅发自北京
每当张志勤拉起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大姐张志新的形象就会在来回移动的琴弓前浮现，几十年来，包括北京2009年9月6日这个秋阳沉静的下午，皆是如此。
73岁的前中央乐团的小提琴手张志勤仍然在给一些年少的学生传授琴艺，为的是让自己的脑子不闲着，舒络日渐衰老的神经。她给每一个学生都拉过《叙事曲》，学生们很认真地听很认真地学，但没有几个学生知道这位张老师有着怎样的一位姐姐。在他们父母那一代，张志新则是个广为人知的名字。
50年多前，当张志勤还是天津音乐学院一名怀拥音乐梦想的学生时，逢及周末，她会抱着父亲买给她的小提琴，坐两个小时的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跟随老师马思聪学习小提琴。她的大姐张志新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工宿舍。她每次来京，都会去大姐家。大姐会让她演奏自己喜欢的曲子，低沉忧婉的《叙事曲》是张志新的最爱。“她就这么皱着眉头，认真地听。”
张志新、张志惠和张志勤3姐妹自童年时代便因擅长乐器演奏而闻名天津。这得益于她们的父亲张玉藻的音乐传承。张玉藻是一位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音乐教员。张志新擅长吉他，张志惠擅长怀琴，张志勤擅长小提琴。在张志勤看来，倘若姐姐专注于音乐，并不会逊于自己。
张志新在家人心目中几近完人，貌美，多才，勤奋，有着洞察世界的清晰头脑。在张家7个兄妹中，“父母是最欣赏姐姐的。”张志勤说。
张志新已经去世34年，她众多美丽的黑白影像及其遭遇曾为世人浩叹，如今却渐归沉寂。张家7兄妹有的去世，活着的都已老迈。巧的是，张志勤如今的住所离志新桥很近，妹妹张志玲的家则位于志新西路。“这些巧合都没办法解释。”北京这么大，岁月那么长，她们绕不开“志新”。
众多张志新的亲人已经不轻易再谈起她，原因是每次言及都是触动内心的伤痛往事。多年来一直在整理有关姐姐资料的张志勤也因健康原因，曾有5年没有再触碰关于姐姐的点滴。
最后一封信
张志勤最后一次和已调至沈阳的张志新通信是在1968年的冬天。彼时张志勤已经在北京的中央乐团工作。“姐姐在信中嘱咐我要经常回天津看望老人，定期带父母去看病，告诉老人容易得什么病，如果有可能的话，将父母接到北京。”
从此，张志勤与张志新断了音信。张志勤给姐姐和姐夫写过多封信都没回音。
张志勤准备到沈阳去找姐姐。临出发前，她给姐姐所在单位打了电话，一位负责人接的。“我问姐姐出了什么事，他说，反革命！我问是什么罪行，现在什么地方，他说罪行不能讲，地方不能告诉你。我问见见她可以吗？回答是不能。找你们组织谈谈行么？回答是，领导不接待。”
张志勤继续给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写信。1972年她得到回音。曾真告诉她，张志新因反革命罪入狱，他们已办理离婚手续，他建议张家来人将张志新的东西拿走。
张志新被捕的时间就是张志勤与之失去联系后的1969年。
1973年，天津的大哥给张志勤来信，说辽宁有人来了解情况，问张志新小时候得过什么病。“当时我这一听，我和我母亲就想到了，姐姐肯定是在监狱里受了什么折磨，精神出了问题。我母亲跟我说过，家中的女孩子里面，大姐的身体是最好的。来人还说，可以去人做说服工作。”
张志勤卖掉父亲给她拉了20多年的小提琴后，筹得了给三哥张士华去沈阳探监的路费。在沈阳的监狱门口，张士华被拒绝入内，无奈而归。
张志新的入狱，为这个家庭加重了政治上的“不幸”。在张家兄妹中，二哥张士光是“右派”，“文革”开始的时候就被隔离起来，孩子3岁才见到他爸爸。三哥张士华的经历更有荒诞剧的意味。“文革”时，他在挂毛主席像的时候，因为像大相框小，他于是把主席像的周边给裁剪了一下，扔掉的裁剪部分被人看到了，他因此而被揪斗。二姐夫在美国、台湾、香港都有亲人，如此多的海外关系在那个年代只会为增加莫须有的罪名提供方便。
被打成“反革命”的张志新对于亲人前途有着直接影响。在张志新女儿曾林林的回忆里，因为张志新是“反革命”的原因，“弟弟报考沈阳音乐学院少年班，得了全县第一名，却没有被录取。”
“三哥的孩子在青海一向是先进工作者，申请入党，长期不批，她问组织，自己还有什么缺点，我改。有人跟她讲，她有一个很反动的现行反革命姑姑，所以她的入党问题根本不考虑。”张志勤说。
一份带血的报告
时间到了1976年，已和姐姐失去多年联系的张志勤家人决定到沈阳去探监。恰在此时，中央乐团的领导突然通知张志勤立即到人事科去，说辽宁法院来人找她。
张志勤见到来人后急切地问姐姐的情况，来人支支吾吾半天，说张志新在1975年就被处决了，他们是来处理张志新的遗物的。“当时我正怀着5个月身孕，感到全身的血往下一沉，两手使劲扶着凳子。”
张志新的女儿曾林林正好从沈阳来京看病，住在张志勤家，张志勤的母亲也已从天津住到北京张志勤这里。她白天得装出没事的样子，睡觉时则止不住涌出的泪水。
张志勤给身在辽宁建昌的曾真写了封信，信写好后，还没寄出，放在桌子上，被母亲看见了。结果是，“老母亲倒在床上3天没起来，只能蒙着被子低声哭泣，都不能放声痛哭。”
“文革”结束之后，张志勤和家人开始为张志新申冤。全国各地对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重审也逐渐开展。1976年后，辽宁有关人士看到了张志新的材料，大呼“人才难得”，到沈阳的监狱去找她，得到的回答是：此人已于一年前被枪决。
1976年后，经历了“文革”的新华社记者陈禹山对新闻业失望之极，他打算与过去十多年这一段令人羞耻的经历告别，为调往中国青年出版社而努力，“打算搞西方文学。”《光明日报》一位熟悉他的副总编得知后，告诉他，你还这么年轻，不要改行，现在是清算他们的时候。陈禹山对他说，这也是清算自己的时候。
张志新曾经在狱中发问，谁应是领罪的人？陈禹山觉得，张志新的死是集体罪恶，自己写的那些“造神”报道是为文革摇旗呐喊，这项集体罪恶中有自己的一份。
陈禹山认为自己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张志新的勇气，他知道，像张志新那样说话，是不要命了。任仲夷后来在看望张志新母亲时也说，他“没有志新敢想敢说”。
陈禹山最终没有离开新闻业，1979年，他去了《光明日报》，在机动部做记者。到那里不久，他就被派往沈阳采访张志新案。
此前一年，《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文章，政治风向开始转变。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决定给张平反，与此同时，一些人则反对任的做法。
张志勤拿出了两份同出自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给本刊记者看。1975年4月3日的判决书上写到：“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
1979年3月27日的判决书上写到：“张志新纯系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宣告张志新无罪。”
第二份判决书上对“精神失常”是着重强调的。张志新反对的对象被限制在林彪和“四人帮”身上。
张志勤还记得，平反时她和家人来到沈阳。当时晚上还安排了看戏等诸多项目，家人无心参加这些娱乐活动，他们留在旅馆里。晚上过了10点之后，经常有人来敲他们的门，偷偷告诉他们了解的情况。“他们进门前都往屋里看，确定没其他人后才进门说话。”张志勤和家人回到北京后，甚至有当年的知情者卖血换取路费从沈阳去到北京告诉他们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
许多情况，陈禹山也在采访中了解到了。他清楚地知道，一些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法写，但也无法完全不提。
“此外，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是陈禹山当年写的《一份带血的报告》中的一段话，他觉得自己只能写到这个份上了。关于毛的讨论在当时仍会是危及自身安全的“禁区”。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的做法是绕过“禁区”。
陈禹山自己并不满意的关于张志新的系列报道仍然是轰动一时，“革命烈士”张志新的宣传遍及全国。
张志新的残酷遭遇被逐渐披露了出来。比如，深及骨头的手铐脚镣，一米见方的阴暗囚室，肉体的侮辱，割喉，一枪击碎头部……张志新遗体的具体去向至今成谜，4年之后的追悼会，灵堂上放置的只是一个空骨灰盒。
那些年，有许多迟来的追悼会陆续举行。张志勤记得，她还在和平里住时，1980年5月某天晚上，有人来敲门，她看到一位很瘦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说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母亲让他来给张志新的母亲送刘少奇追悼会的入场证。在那之前，刘源的母亲王光美曾亲自到家中看望了张志新的家人。张志新在“文革”中有诸多为刘少奇辩护的言论，这同样是“不要命”的表现。
子女已入中年
直至今日，张志勤也没法完全理解姐姐当时为何要说出如此不要命的言论。许多人在那个年代已经想清楚一些东西，但不会说出来。“姐姐平时也是非常有头脑的人，并不会这么做。”多年后，她将其归结为姐姐内心所秉持的民主、科学与道德信念。
陈禹山认为张志新的言论是被逼迫讲出来的，缘起于她对同事说了自己对文革的不同看法。“她有这样的思想苗头，被人给抓住了，审她，要她交待黑思想，她是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没错，把她的思想全说了。她没公开去散播，连爱人也没有说，所有言论都只限于内部。”
如今养老于深圳的陈禹山仍在为张志新感到无限惋惜。“再坚持一年，她可能就出来了。”
在张志新没能挺过的1975年，曾真及其两个子女突然被要求进入学习班学习。他们被来人告知，张志新在监狱里坚持反动立场，要加刑。曾真意识到，在无期徒刑上再加刑，就是死刑。
曾林林和曾彤彤没有再见到自己的母亲。张志新平反之后，女儿曾林林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儿子曾彤彤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多年后，姐弟先后去往美国，如今都定居在明尼苏达州。姐弟俩回国很少，亲人们相聚时，有说有笑，绝少提起他们的母亲，那是一个从未结痂的伤疤，伤痛仍在不时翻涌。
张志勤手上有一张曾林林在2005年回国时，去沈阳青年公园张志新塑像前拍下的照片。时值春节，白雪飘落于张志新的塑像之上，塑像上贴着“福”字和对联，鲜花摆在塑像前，一派过节的气息却透着经年的心酸。看着照片，张志勤感叹时光过得太快，照片拍摄时，张志新已离去整整30年，与她容貌极像的女儿也已进入她母亲当初的中年时光。
章含之 上海最后一位名媛
“我这一生，永远是别人的什么人，惟独没有我自己”
本刊记者李宗陶
上海青浦的福寿园是个墓园。蔡元培、潘汉年、汪道涵等近代闻人安息在那里。2002年清明，章含之看着章士钊的铜像在园里立起来；2003年清明，她看着乔冠华的铜像立成，“我请钱绍武塑的，非常漂亮。”2009年清明，她的骨灰入住福寿园，一尊同样出自钱绍武之手的汉白玉雕像紧挨着父亲的，与对面的丈夫，相望。
女儿洪晃说，母亲向护士长好友交待后事时关照：跟父亲葬在一处，只把乔冠华的两束遗发放在骨灰里即可，因为“到另外一个世界就不想再要有这个世界的是是非非了”。
上个世纪70年代，但凡看到过章含之的人，都会一震。她的倩影，留在一帧帧照片和一部部纪录片里。她在毛泽东“大权旁落”的空闲期里当过主席半年多的英文老师；她曾让老布什印象深刻，时隔十多年邀至白宫做客；她也曾被尼克松赞扬：“你翻译的每一个词我都听得很清楚。你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翻译。”
中国有许多英语翻译人才，但只有一个章含之。
2003年，记者在史家胡同51号初入“章含之的客厅”时，她说纯正的英式英语，标准的京片子，地道的上海话，还夸赞某位女演员的沪语讲得“糯”。她贵气的白发、谈笑风生的态度，与正厢房盛开的鲜花、随处可见的人物照片、长长的卷轴，以及院子里斑驳的树影、围廊上的红灯笼，交汇成一种奇异的气场，推着人回到从前。
红色上流社会
两位暗中较量的小姐坐在一道，喝茶。
“你要糖么？”住在乡下的小姐问。
“糖现在不时兴了。”城里小姐不说“我不加糖”。这一回合，她赢了。
晚年章含之，告诉在网上斗富的少年们，什么叫上流社会。
季羡林在《留德十年》里记述过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吴长庆的孙女，吴保初之女，当过孙中山秘书），“一开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如何，你们民家又如何如何。’态度坦率泰然，毫不忸怩。”这种优越感，换个样式总能代代相传。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8个月大之前，她叫王秀兰，险些被送给上海“下只角”的黄包车夫。她的生母谈雪卿，是30年代上海永安公司的售货员，明眸皓齿，神态娴雅，美国CANKLIN牌金笔因她热销，《申报》上曾有“康克令小姐”的报道。
谈雪卿遇到一位陈姓公子，珠胎暗结。公子有家室，只要女儿不要女人，一时很僵。谈雪卿寻到当时沪上知名律师章士钊，索来10万大洋赔偿。恰章士钊二夫人奚贞生育无望，便收下做了养女。
章含之18岁上知道了身世，大哭一场，同年与恋人洪君彦偷偷抵沪。母女相认，泪罢亦有尴尬——母亲又嫁富商，育有子女3人，过着花园洋房小汽车的生活。这跟段祺瑞政府时期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新中国被毛泽东称为“行老”的章士钊的家，氛围完全不同。
这一切，章含之在著作里都不讳言。作曲家陈钢和剧作家沙叶新都说她真性情，没什么心眼，是个上海大女人。
章含之12岁时想当演员，被父亲斥责“章家不能出戏子”，虽然章老深情题赠孟小冬的楹联在史家胡同51号挂了很久。
1957年，章含之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与相恋8年的北大经济系教授洪君彦结婚，婚礼由洪的老师陈岱孙先生主持。3年后，她从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教师。同年随父搬入周恩来总理指示赠予的史家胡同51号，次年生下洪晃。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70大寿的家宴上，除家人外招待了4位湖南同乡：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每位各带了夫人或子女。程潜带了女儿程熙，章士钊带了章含之，王季范带了孙女王海容。就在那一天，毛泽东突发兴致，请章含之当他的英文老师。
上海文汇出版社社长萧关鸿经手刊发了章含之几乎每一张照片和最早的回忆性文章，他曾经问过章含之：毛主席是否真想学英语？章答：最初以为是，如今明白，主席想借此休息。那段时间，毛泽东很空，有闲心与她聊天——每次她讲一小时英文，主席讲一小时历史，然后闲聊。
其时，毕业于燕京大学国际经济专业的林克是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英语。他从1954年起，在毛泽东身边12年。
在那个全国人民见到毛主席都会热泪盈眶的年代，这段经历像铸铁一样烙在章含之的记忆里，令她讲述了一生。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日记》中记：“1994年1月29日。早去八厂见到章含之，谈话中问及章士钊著述事，她所知甚少。但对章死后房子事十分关注。至于在毛身边教英语事，则颇津津乐道，饭后回家倦甚。”
一辈子经历三辈子
1971年3月末，毛泽东一声令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章含之被调进外交部。从科员起步，历任科长、副处长、处长，至1975年，她位居亚洲司副司长。
章含之参与过1971年11月的联合国大会，会上，中国恢复了合法席位；那张被命名为“乔的笑”的照片后来荣获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纽约时报》对乔冠华的纵情一笑倍加赞赏，称他为“大国家的大人物”；在那次会上，章含之见到了时任驻联合国大使的老布什。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章含之陪尼克松夫妇参观长城、故宫、北京饭店，游览上海、杭州，并在“上海公报”的谈判过程中任翻译。
晚年某一天，章含之拿出当年尼克松访华的合影，发现照片第一排除了基辛格，其他人都不在了。她向记者感慨：“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973年末，章含之不顾28岁的年龄差，不顾世俗偏见，甚至“抗命”于毛泽东亲自提名的“第一位出使加拿大的女大使”，与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结婚。
从70年代初期到中期，章含之在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与王海容、唐闻生，首席法语译员齐宗华、罗旭一道，被誉为外交部的“五朵金花”。当章含之晚年频频出现在签名售书现场，甚至被女儿洪晃拉进了宁瀛的《无穷动》剧组客串一把开门倒茶杀鸡的阿姨、一个开门动作拍了几十条、并搭上四合院里一株老树之时，另4位悄无声息，在家含饴弄孙。
2008年1月26日上午，章含之因呼吸衰竭在北京朝阳医院逝世。洪晃选择了1957年母亲大学刚毕业时的照片摆在灵堂上。她说，母亲的眼里有一种神气，贯穿她的一生：相信爱情，特别浪漫。
潘虹演艺圈最后的贵族
潘虹老了，但她依然修长、冷傲，耽于内心，气质卓然
本刊记者蒯乐昊发自上海
1994年1月1日，潘虹独自在上海的家中守岁。
“零点。一个最特殊的时刻。它既属于前一夜，又属于后一夜。它既不属于前一夜，又不属于后一夜。尴尬如我。”她写道。这一年，潘虹40岁，作为女人，她站在青春与衰老之间的门槛上，作为演员，她面临盛极而衰还是东山再起的选择题。
已经过去的整整一个80年代，是属于潘虹的：1983年因在《人到中年》中饰演陆文婷获金鸡、百花双料最佳女主角；1985年因在《火龙》中饰演李淑贤获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1987年因在《末代皇后》中饰演婉容获大马士革国际电影节荣获最佳女主角；1988年因在《井》中饰演徐丽莎获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成为中国唯一一位两次获得金鸡奖影后桂冠的女演员，同年还在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最后的贵族》拍摄完成后，美国《时代》杂志以潘虹作为封面人物，照片是由一位美国记者在《最后的贵族》片场拍摄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是邓小平，第二位就是潘虹。
因为她大眼睛里传递出来的那种高贵的忧郁，影坛大师戈达尔甚至突发奇想，要让这个来自东方的女演员饰演好莱坞最神秘的影星嘉宝。
抱着骨灰盒上路
潘虹原名刘蓉华，身世复杂，据说有俄罗斯血统。1950年代期间，父亲被打成右派，父母被迫离婚，潘虹改随母姓，她起了安全的名字：潘红。在到处遭人白眼的年代，她得用“红”字表达跟自己的“黑”划清界限的忠心。跟米家山结婚后，米家山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彩虹的“虹”。绚烂的幻影，仿佛她半生的谶语。
10岁的时候，潘虹的父亲服安眠药自杀了。母亲去了龙华火葬场，想看他最后一眼，她在雨中站了很久，“但是他们不让她进去，他们要她划清界限。”
即使领骨灰也不让去，只好由潘虹去把“爸爸”领回来，
10岁的潘虹站在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发现那里全都是跟她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这是她第一次触摸到死亡，她后来无数次回忆这一天，并坚信这一天里，某些东西渗进了她的血液，决定了她的性格与命运。
火葬场看门的老头出来了，接过死亡通知书，第一句就问潘虹，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
老头停了停，又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潘虹说，人的一生无非考虑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其他的一切问题都依附在这两大主题之上。
她身上始终有种跟演艺圈格格不入的落寞、矜持、倔强，由来于此。
80年代悲剧皇后
过早的成熟，让她早早地盛放了。
23岁凭借一部《苦恼人的笑》成名，导演杨延晋力排众议选中她出演女主角，只因认定潘虹那双大眼睛“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忧郁气质”。辉煌接踵而至，27岁得全国大奖，29岁得国际大奖，32岁获“世界十大影星”称号。
1982年饰演《人到中年》的陆文婷时，潘虹只有28岁。谌容本人对潘虹出演陆文婷就十分不看好，她当面对潘虹说，“你太漂亮了，不是我想象中的陆文婷形象。”
陆文婷的美是不露声色的，演员太漂亮当然会为陆文婷减分。既然如此，潘虹就只能寄望于观众忘掉潘虹，记住角色。她断绝了一切交际活动，到四川医学院体验生活，整天跟医生泡在一起，查病房，看手术，跟病人谈话，而且一次次地在医院抢救室中，胆战心惊地目睹了更多的死亡。
潘虹传神的大眼睛，同样给《人到中年》的另一位导演兼摄影师王启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因此修改了分镜头剧本，加进许多陆文婷眼睛的特写镜头，潘虹试图用恋爱时的陆文婷、工作时的陆文婷、丈夫前的陆文婷和病人前的陆文婷的不同眼神，传达人物坚毅、严肃的个性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为了得到陆文婷临死前那迷茫、失神和飘忽的眼神，拍摄这段戏前，潘虹连续几天熬夜不睡觉，好叫眼睛看起来更加涣散。
《人到中年》在国内公映，取得了轰动效果，唤起了中国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趋同感。无数观众哭着看完了这部影片，自认“铁石心肠”的女排教练袁伟民哭得热泪盈眶，谌容看完影片感动不已，承认自己当初判断失误，她撰文说：“我听到很多关于潘虹为塑造这个人物而做的种种努力的故事，那本身也是一篇动人的小说。”
《寒夜》、《火龙》、《末代皇后》、《井》、《最后的贵族》……潘虹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串悲剧角色，“我这个活在银幕上的女人，已经在角色里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所以在自己的故事里就只好三缄其口，欲说还休。”
永远不忘米家山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俩的手里，握着无限幸福。只有我知道，那里面一无所有，连最起码该拥有的也没有。还有什么样的误会比这样的错觉更叫人黯然神伤？”
“一个从小遭人白眼的右派的女儿，一个10岁父亲就自杀的小姑娘，一个24岁结婚、32岁离婚的独身女子。”
“从10岁起，我就知道，我的顽强是我唯一的依靠。当我追着那个骂我是反动右派的小崽子，吐我满脸唾沫的男孩，拽着他的胳膊，用他的袖管擦干净我的脸时，我不是勇敢。我只是明白，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没有资格哭泣。”
跟米家山的新婚之夜，这个普通的电影厂美工问这个普通的电影厂演员，“你想要什么？”潘虹说，“我想要成功。”
她要到了。但是她后来无数次希望她当时不曾要过这个，而是别的。
为了能在事业上对潘虹有所帮助，米家山专门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导演系。潘虹接戏，他是第一个把关人；潘虹演戏，他四处帮她找参考资料、录像带；新片上映，他又是第一个观众和批评家。普通的美工后来成了知名导演，普通的演员后来成了大腕明星，可惜改变的不仅止这些，他们不再在一起了。两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们要为对方做的事情已经做到，但对方已经不在。
跟米家山低调的不置一词不同，骄傲的潘虹惟有在这件事情上一反常态。离婚以后，在任何采访中，她都不讳言米家山是她一辈子的牵挂，始终对他念念不忘，永远强调她跟米家山还是亲密友人，常有往来，甚至在米家山再婚以后依然不改口径，声称自己对米家山比他的新太太对他更好。虽然自尊让她对当初离婚的真正原因语焉不详，但却不妨碍她怀念起前夫来总有话说。她有过男友，可再未婚嫁，孑然一身，绝少绯闻，每次看到她在媒体的劝诱下又一次追忆米家山，总叫人替她唏嘘。
角色附体，她多么像《最后的贵族》里佩着金蜘蛛独舞的李彤。
迈过40的门槛
《最后的贵族》以后，潘虹一度陷入事业上的低谷，《独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两部戏反响不佳，加上当时整个电影行业不景气，潘虹想过逃避，她去德国、去日本，“我想我再也不演戏了。不演又怎样？中国电影又不靠我一个人。”
在日本的那些日子，早上踱进厨房喝咖啡，然后看电视，中午出去上学，有时还去各处旅游。收入也不愁，在黑泽明的摄影所只拍两部广告，报酬就比国内拍几十部片子都多。可精神上的失落依旧，甚至更甚。
“后来我想明白了，中国电影是不靠我，可我靠着电影啊。没有它我就是活不好。拍电影就像抽大麻，毁我身体，耗我精力，使我伤神，使我心碎，使我失去我的生活、我的婚姻，但我就是有瘾。简直有病！”
她回来了，自己磨剧本、写故事大纲、找编剧、报批，她在《股疯》里饰演上海里弄小市民范莉。
范莉是个普通女人，有着市井女人的精明、泼辣，她十几年如一日勤俭生活，对生活的要求那么低、那么简单，就盼望着能从石库门的阁楼搬进新公房，用上煤气和抽水马桶。她去炒股，目的很单纯，无非是想发点财，活得过瘾一点。潘虹说，表面上范莉是个喜剧角色，但是越向她靠拢，越觉得这个小人物悲剧的深刻。
“我毕竟是第一次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不少朋友听说后都为我捏了把汗，担心我演不好，反而砸牌子。用他们的话来说：潘虹平时就有点云里雾里、神神秘秘的，总给人一种距离感。以这种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演一个成天和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庸俗女人，悬！可我更相信“不破不立”这个朴素的道理。而且还不能小破小立，一定要大破大立。”
这一年，她凭借《股疯》，获得了百花奖和金鸡奖的双料最佳女演员，再次站上了事业的高峰。
这一年就是1994年，她独自在家守岁，写下自叹身世的《潘虹独语》，这一年她40岁，已经是陆文婷的年纪。
人间已无陆文婷
演艺圈是势利场。这几年，关于潘虹的消息越来越少，在百度上搜索“潘虹”，大量优先跳出来的选项，是一个年方20的叫做“潘虹樾”的快女。我们有时会在电影电视里看到潘虹依然清瘦优雅的侧影，演技已经炉火纯青，大多时候是演某个母亲、某个皇太后或某个婆婆。
促狭的记者们会在新片发布会上，诱导潘虹说出对戏份的不满足，但潘虹只说，“像我这个年纪的女人，不演妈妈又演什么呢？”
电视里新版本的《人到中年》正在热播，女一号是陈冲，也算跟潘虹一代的影人。可惜，剧本面目全非，加进了许多时代元素，跟谌容当年的小说已经无关，女主角的名字，也不叫“陆文婷”。老一代的怀旧观众在这里找不到他们的陆文婷，而新一代的观众根本不知道谁是陆文婷。
“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成了潘虹的口头禅，也是她用来对付外界的另一把自我保护的盾牌，你很难猜测这句话背后，埋伏的到底是美人迟暮的不甘，还是她与岁月之间达成的一种和解。她依旧独居，做运动也只做不用跟任何人协调合作的游泳，读书，写些类似《风吹哪页读哪页》的随性文字，刻意保持着跟势利场的距离。她们那一代为了演个医生就要花半年泡在医院里的电影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作为经典回顾，电视里偶尔还放《人到中年》和《最后的贵族》，常常是在夜半档。
潘虹老了，但她依然修长、冷傲，耽于内心，气质卓然，在她笔下出现过的情人“赛”，曾经真诚地赞美她：“你是一个平民贵族。”只是，我们已经渐渐进入了一个没有贵族的时代。
周晓兰 永不消逝的“天安门城墙”
红极一时的杂志《大众电影》，1982年3月的封面，就是周晓兰和演员龚雪的合影。那是杂志创刊以来首次用非电影人物做封面
本刊记者王年华
受宠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就如同当下的流行语一样被人熟知，因为一群姑娘在18米×9米的场地上摸爬滚打出中国第一个大球项目的奥运会冠军。周晓兰，这群姑娘中的一位——即使是最不关心体育的中国人也会知道这个名字——场上的“天安门城墙”。
1981年，北大80级的学生围在一台13寸黑白电视前，观看男子排球世界杯亚洲预选赛中国与韩国的比赛。11点，电视屏幕一片雪花白，中央电视台购买的转播时间结束了，此时总比分是2比2。大家接着听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3比2！热水瓶、碗、茶缸全从寝室窗户飞了出来，只要砸在地上带响的，能扔的都扔了。
同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在日本举行，最后的冠军让“铁榔头”和“天安门城墙”家喻户晓。女排精神感染了整个社会，掀起了“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的热潮。北大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看球振奋之余，大家的话题也离不开这些排球运动员。“汪嘉伟真帅”是个共识，有时还会替他“操心”：你看女排里面有一个队员也很漂亮，叫周晓兰，他俩真合适！
合适也是不可以随便恋爱的。训练下来就是政治学习读报纸，剩一点时间看新闻联播，10点钟必须关灯睡觉。国家队的领队和助理只管男女球员在一起做些什么，大家需要女排姑娘心无旁念的继续训练，所有人都期待她们连冠。
1982年的春节，人们在电影院里看到了纪录片《拼搏》，讲述的就是中国女排赢下老对手艰难夺冠的过程。之后1982年的秘鲁世界锦标赛，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每次决赛都是对阵东道主，女排姑娘们成为中国在世界展现国人形象的代表。体育随之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含义。
在一场文艺界和体育界的新春联谊会上，女排姑娘们被邀请参加。会上，文艺明星纷纷表示要发扬女排的拼搏精神。与郎平同坐一桌的刘晓庆说：“女排打开世界冠军大门的关键在于她们具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学习。我想今后在表演上要从纵横两个方面要求自己，要创造各种类型的任务。”演员沈丹萍说：“在拍摄上一部电影时，暴露了我很多弱点，娇气、软弱、缺乏信心。我今后要学习女排运动员那种刻苦练好基本功的毅力。”
当时红极一时的杂志《大众电影》，1982年3月的封面照片，就是周晓兰和电影演员龚雪的合影。那是《大众电影》杂志创刊以来第一次用非电影人物做封面。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少第一代女排明星，很快就走上了仕途。周晓兰在上海体育学院毕业后，1988年进入国家体委，出任排球处长。周晓兰一上任便改革排球运动管理体制，改进训练和比赛组织形式，在国家拨款不足的情况下为国家和地方排球队筹措比赛训练资金，并尝试引进外资……1994年担任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之前，她一直是住在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当官”后住房标准才升格为两房一厅，薪水仍然是人民币54元，“官场”成了球场的延续，但是球场上的那份豁达、坦诚和信任却因场地文化迥异而消失殆尽。
远离
随着女排老队员的陆续退役，中国女排在世界排坛上未能保住常胜不衰的纪录，五连冠后一路滑坡，名次一跌再跌。199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又曝出女排队员服用兴奋剂事件。体委相关领导层面临各方压力，时任主管球类运动的国家体委副主任、原中国女排教练袁伟民要求周晓兰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为中国女排的颓势负责，后者出于对老教练多年来的信任并从大局出发，同意承担责任并试图以自己的忍辱负重来化解中国女排所陷入的困境，然而，此举却遭到中国排球协会工作班子全体人员的坚决反对。记者招待会未能如期举行，但是周晓兰的工作却从此开始遭遇困难。
1995年初，周晓兰代表中国排协，动员正在美国读书的前队友郎平回国出任女排主教练。由于熟知情况，周晓兰第一时间向外界透露了“中国排协同意郎平回国执教”的消息，引起了高层的不满和批评。正当郎平答复同意，周晓兰在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只等航班到达的时候，上面通知：朗平回国及相关其他事宜已由别人代理，要求周晓兰不要再过问郎平回国之事，甚至连机场迎接朗平也不必去了。过去朝夕相处，并肩苦拼的队友回国，而且是由自己一手促成，周晓兰却不能亲往接机，令她情何以堪。就在一片“发扬爱国精神，振兴中国女排”的欢呼声中，周晓兰还是前往机场迎接朗平的到来，但是周晓兰必须为此言明她是以个人名义而来……
在排球界奋战20余载的周晓兰，此时觉得她与8个月的“体委副司长生涯”缘份已尽，决定辞职。然而，国家部委司局级干部请辞需经国务院批准，更何况自动辞官的又是为中国女排五连冠立下汗马功劳的体坛名将，各方面“希望经受考验”的慰留也劝不动周晓兰，在缺勤3个月的情况下，有关部门终于批准了她的辞职报告。有人认为周晓兰是为了去美国才辞职的，她说那是个“天大的误会”，因为在作决定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想到过离开后能去哪，但“我出国前已经是司局级的干部了。我了解做官员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并不觉得离开那样的生活是失去了什么。”
在排球作为“国事”被公众热议之时，周晓兰突然请辞，隐姓埋名远离中国体育，随丈夫、原中国男排主攻手侯晓非旅居美国，成为了医学器材工程师。
约定
2003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组织《中国奥运冠军录》的专题拍摄，对1984-1992年的所有奥运冠军进行追访，这个引起轰动的专题节目，200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名为《巅峰》的文字版。关于周晓兰，只有这样一句话：“周晓兰1984年退役，1995年前往美国。此次采访途中，采访组虽经多方打听，始终没有她的消息。”2004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再夺冠军，央视又找寻老女排队员的行踪，还是“唯独联系不上周晓兰”，似乎她在人间蒸发了。
2007年1月8日，央视体育频道的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周晓兰现身北京街头”的消息。当时央视体育部正在做一个《英雄》的项目，要对所有中国奥运冠军进行肖像拍摄。“不接受采访没关系，见面拍张照片总可以的。”周晓兰勉强答应了，她同时强调要保密，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镜头中50岁的周晓兰面庞清瘦，麦穗一样的刘海被额头横向的皱纹代替，昔日的美丽已经远去，但她却笑得开怀。
周晓兰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女儿越越（Lucy）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读国际贸易，而且是排球队主力二传手。小女儿Mary在美国出生，并没有自己的中文名字。周晓兰为两个孩子的中国文化教育很发愁，她不希望孩子回到自己的祖国却像个外国人，“我这个人，虽然回国不多，但祖国情结很重，比如孩子练球，打着玩可以，代表外国人打那绝对不行，那成什么样子了。”
老女排姑娘们曾有个约定：今后都要生女孩，20年后重组一个强大的中国女排。梦想成真了一半，周晓兰和郎平、孙晋芳、曹慧英、陈招娣先后都有了女儿，但一年一次的老女排聚会大家不再提及这个约定。
巩俐 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美丽形象
她曾站在中国影坛的巅峰，她是西方人眼中最美的东方女人，时光流逝，她的光芒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更加夺目耀眼
特约撰稿马小莫
在巩俐的生命中，1988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是中国的龙年，街上流行咖啡色眼影、萝卜裤、色彩艳丽的垫肩上衣，女人们在前额吹起高高的刘海，用超硬发胶定型。而巩俐被人关注，却与这些“流行”元素无关。
那一年，她在浓烈张扬的电影《红高粱》中，扮演了红彤彤的九儿，于是人们记住了她——平直的眉毛，小虎牙，平静淡然的眼神，毫无顾忌的大笑。而巩俐在片中茫然而又憧憬的样子，正如当时处在巨大变革中的中国电影。
当《红高粱》在当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亮相并最终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后，穿着旗袍的巩俐走上红地毯，西方媒体发出惊叹：“她是最美的东方女人。”不仅因为“这个中国女孩拥有和玛丽莲•梦露一样的三围”，更重要的是，她面对闪光灯时的那份超乎年龄与阅历的从容。
尹大为一直记得，当年几次报考艺术院校落榜的巩俐，找他拜师时的情景。“我问她，为什么想当演员？”“没想到她给我的答案，一如她日后的人生轨迹——‘大家都说我像山口百惠，但我自己不这么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巩俐。有朝一日，我还想让外国人说巩俐穿的衣服真是漂亮。’”在尹大为看来，出生在东北，生长在山东的巩俐，骨子里既有东北人的耿直，又有齐鲁人的豪爽，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若她不成功，是天不助她。”
然而巩俐能够最终成为中国电影的传奇，怎会仅靠“天赐的恩宠”——拍《红高粱》，巩俐曾一次次从毛驴上摔下来；拍《秋菊打官司》，她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发烧状态下工作，最终昏倒在雪地里；拍《霸王别姬》，却得到姐姐巩雯病逝的消息，但接下来就要“兴高采烈”演好出嫁那场戏；1995年5月，巩俐携《活着》去戛纳，在香港转机的途中，得到父亲病逝的消息，但她仍要马上微笑面对整个世界；2001年7月，巩俐在云南拍《周渔的火车》，因为有3个片场，需要到处赶，结果在赶往昆明的路上遭遇车祸，颈部受伤。
“多年来，巩俐一直反对“明星”这个字眼，只肯接受“演员”的称谓：“我的职业就是老老实实做个演员。如果我这一生能把表演做好就可以了。明星是什么？这种称呼会误导人。”
在她看来，“很多东西不必去在意”。她不会把自己关在“名声”、“传言”的牢笼中，“即便关也关不住，我关不住我自己，别人也关不住我。”巩俐说，自己性格中如此“强悍”的一面，多少和母亲有关。“妈妈在文革后，为了平反，去北京告过状。《秋菊打官司》里就有她的影子。”
2006年，一部《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巩俐和张艺谋分开十几年后再次合作。人们发现，巩俐的光芒非但没有减弱，反而经时光的磨砺、阅历的铺垫，更加夺目、灼人。张艺谋也说，多年以后，再一次从镜头里看巩俐，再一次拍她的脸部大特写，“我很惊讶，她的脸，没有多添几道皱纹，她好像没有老。没有几个演员经得起大特写这样的拍摄，巩俐却可以。”张艺谋说。
如今的巩俐，作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美丽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好莱坞影片中。但她对角色的选择却极为苛刻，巩俐不喜欢性格单薄的人物，在她看来，演戏是要活在角色的生命中，去过另一个人的人生。于是，她曾推掉很有商业票房前景的《007》，选择了《艺伎回忆录》中“敢爱敢恨，为爱情可放弃一切”名伎初桃。因为，“初桃的内心复杂到了极致，每场戏都是种挑战”。
巩俐拍戏有个习惯，一定要弄清楚“角色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即便是在好莱坞拍片，也不例外。“我不明白，就会一直找导演谈，”巩俐说，“我就坐在导演的办公室一直等，他没时间，我有时间。角色是我来演，搞不清‘为什么’，怎么能活在人物心里面。”
曾有人觉得，与张艺谋在一起的日子，是巩俐事业最巅峰的时期。然而事实证明，岁月赋予了她更强大的能量，更耀眼的光芒。这或许在于，巩俐始终坚信，女人是水做的，时间不是女人的大敌，反而是天赐的礼物，“它可以让水拥有穿透钢铁、穿透石头的非凡力量。”
伏明霞幸福“跳水女皇”
在体育明星进军市场经济这股潮流中，伏明霞的脱颖而出代表了中国体育产业的第一个高点，随后，才是姚明、田亮、郭晶晶、刘翔
特约撰稿周欣
在接受《光耀60年——最具影响力的新中国体育人物》颁奖晚会上，久未谋面的伏明霞出现在人们面前。和以前的许多次亮相一样，身着黑色小礼服的她在参加完活动，接受主办方的简短采访，并给老朋友罗宏涛挂了一个电话后，第二天便悄然返回香港。
“老大和老二已经开学了，我得赶紧回去。还有，老二昨天有点咳嗽，好在不是发烧，只是气管不太好，但我还是放心不下，”她慢条斯理地说着，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居家母亲，而不再是那个给我们留下无数美好记忆的“跳水女皇”。
采访过自从1992年至今所有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意大利记者博扎见过无数美女运动员，唯独对伏明霞念念不忘：“伏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
只会说“不知道”的世界冠军
1990年5月，伏明霞在美国佛罗里达的世界友好运动会上征服了裁判和观众。人们从这个单眼皮、黄皮肤的东方女孩身上发现了可贵的童趣。出席赛后发布会的伏明霞从教练和领队那里得到指示，无论外国记者问什么，一律回答“不知道”。队里的考虑是，让一个12岁刚出头的孩子面对美联社、路透社老记们的拷问，万一说错话怎么办？给祖国抹黑了怎么办？
“你训练得苦不苦？”“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你今年多大？”一连3个问题，伏明霞严格按照领导的吩咐作答。
于是，比小小年纪获得跳水冠军更有爆炸力的新闻诞生了。《一个只会说“不知道”的中国姑娘获得了世界冠军》，这是美国一家报纸的标题。
1991年，澳大利亚珀斯举行的游泳世锦赛，这也是伏明霞第一次在没有自己教练的指导下比赛。出发之前，于芬教练在图书馆给伏明霞写了几张纸条，交待动作要领，要她每到一个动作时怎么跳。从未离开过于芬的伏明霞在上飞机时没看到熟悉的身影，竟大哭起来。伏明霞决赛时后来居上，一举成为世锦赛最年轻的冠军，当时她只有13岁。后来，于芬听其他教练讲，伏明霞比赛时，每到关键时刻，就会拿出一张小纸条来看。
1992年，伏明霞再赴澳大利亚比赛。在飞机上，队里领导对伏明霞说：“小伏，上次你在美国比赛夺冠的影响多大啊，这回如果再拿冠军，可不能什么都说不知道了。记者问你问题，你都可以回答，没有关系。”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要求她答记者问的每句话都说得那么圆满和准确吗？她说错了又有什么关系？不就是个孩子吗？这是领导们当时的考虑。
其实，大人们多虑了。尽管伏明霞在回答某些问题上稍显稚嫩，比如你父母做什么的等，回答仍然是不知道。但她说出了爱吃冰激凌，同时又爱歌星麦当娜，特别是当被问及“晚上会不会给你庆功”时，她答得很精彩：“不知道，现在还没有到晚上。”
澳大利亚夺冠次日，外国报纸风向大转地写道：伏明霞小姐幽默机智谈笑风生。
对于国外媒体来说，伏明霞代表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形象，没有了束缚的她，开始显示自己个性的一面。英国报纸说她是迎风飘曳、头发如轻燕展翅，《华盛顿邮报》形容她跃身离开跳台时“似乎停止了时间”。巴塞罗那奥运会尚未结束，美国《时代》周刊便已经将封面位置让给腾空于巴塞罗那上空的伏明霞。
如果简单地用吉尼斯世界纪录、童真来形容伏明霞，未免有些简单。伏明霞跌宕起伏的运动生涯，正是源于对跳水的热爱。1996年，她复制了那些退役运动员的老路，在获得亚特兰大跳板和跳台的双料奥运冠军之后，伏明霞走进了清华大学。
1998年中国跳水队兵败世锦赛，身体发福的伏明霞来到了北京木樨园体育技术学校跳水馆，清华大学跳水队正在此训练，昔日教练于芬已经成为清华大学跳水队总教练。伏明霞向教练表达了重新跳水的愿望。跳水已经融入了她的血液，她在训练中被称为拼命三郎，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候，她也能用乐观情绪感染队友。
但伏明霞很快发现，困难比想象中要大——伤病如影随形（左腿膝盖突出等）、恢复速度慢、与外界绝缘的三点一线都让她经历了很大的挣扎。
1999年4月的济南全国比赛，我亲眼看着复出不久的伏明霞只拿到了第三名。面对记者时，她哭了，什么都不肯说，就像小时候那样，失利之后非得哭一场。
10年之后，伏明霞感慨当时的情景：“那一次，我真的是从零开始。我的目标是进入全国前三名，每一次比赛，对我来说都是生死线。”
正因为这样的煎熬和坚持，才让她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泪水有了更多的分量。“领奖之后，我看着成绩显示大屏幕，我没有想过，连续三届我能够拿到金牌，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了，真的是百感交集。”
这次《时代》周刊再次选择她作为封面。
“我们期待着一个成熟的伏明霞再次回到跳板上，向世人展示她的技术和勇气。”时代记者如此表述他们的立场。
只有生活才是最真实的
“伏明霞小时候很不好看，眼睛小小的，脾气还特倔，不服输，一定要跳好，跳不好就会哭，特别要强。她的脑子特别灵，一点就透，运动成绩好那是必然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越长大就越漂亮，成了大美女。这让我觉得，我还是很有远见的。”从小训练伏明霞的于芬教练说。
单以成绩论，伏明霞并非是最突出的。至少，她的同门师妹郭晶晶目前的成就已经超过了她。但伏明霞的最大意义在于，她向人们展示了脱离专业体制这个母体之后的中国运动员的多元化，其中既包含了单纯、刻苦、睿智，还有叛逆、保持自我等个性，她最终走向了成熟。在曾经模式化、概念化的中国体育界内，她如一阵清风，吹醒了人们。
复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比赛获得第三名后，她拒绝接受颁奖；通过八卦新闻，人们知道了她的男朋友、足球运动员南方，后者效力于北京国安队。
虽然这段恋情，以2000年奥运会后两人巨大的差异为分水岭，但伏明霞却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自己追求个人生活的勇气。
由于年轻气盛，态度简单，经常训斥队员，严师于芬给了队员们极大的压力。于芬承认，在个别极端的时候，曾经扇过队员的耳光。
但伏明霞开始有了自己的对抗方式，遇到不高兴时，伏明霞会用自己的极端方式，宣布“我不练了”，然后甩手走人。
更多的时候，她会用一种温和的方式，给教练的要求“打折扣”。比如教练要求她留短发，她会不动声色地染头发、染指甲。对教练禁止零食的“命令”，她会私下让田亮等小队员做“跑腿”，照吃不误。
伏明霞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在骨子里，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懂得忍受与服从的运动员。多数时候，她会一边抱怨着训练太累了，一边乖乖地完成教练布置的任务。“她可能前一天私下叫嚷着再也不练了，第二天早晨一到6点，照样起床、出操。”CCTV体育记者罗宏涛说。因此，就算烦恼缠身，金牌还是如期而至。
但不断增多的金牌并没有化解伏明霞成长道路上的烦恼，高强度、枯燥的训练和比赛压力，让她身心疲惫。1996年奥运会后，她选择了退役，进入清华大学。
对于伏明霞的选择，人们很不理解：毕竟，对于运动寿命可以很长的女子跳板项目来说，19岁的伏明霞才刚刚开始，像如今的年轻选手何姿才刚刚起步，郭晶晶已经28岁了，仍然保持着最佳状态。
众人的疑惑没能阻挡伏明霞的退役；同样，1998年她又在反对声中复出：她清楚自己的实力，没有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没有顾及圈内圈外人的各种考虑和利益。悉尼奥运会夺冠后，她坚决退役，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回头。
在伏明霞内心深处，她始终记得这一幕：在一次比赛中夺得冠军、全场观众掌声雷动，然而比赛结束了，观众们很快就退场了，游泳馆变得空空荡荡；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被闪光灯包围、被媒体轮番轰炸之后，还是她一个人，背着运动包，孤零零地走在路上，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刚才的那一切都不真实。“不管你是谁，怎样辉煌，你都要吃饭、睡觉，都要回到生活中。只有生活才是最真实的。”
2000年奥运会之后，伏明霞的个人影响力达到了沸点，而这种影响力也让她开始成为娱乐节目的座上宾，知名品牌纷纷找到了这位拥有“世界上最迷人的笑容”（《时代》周刊语）的人气明星。她的面孔和新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的娱乐版上。对于一个中国的奥运冠军来说，这在以前并不多见。她甚至还和父亲一起代言了某产品，而她所拍的一条广告，据说有上千万的天价。
有人说，在体育明星进军市场经济这股潮流中，伏明霞的脱颖而出代表了中国体育产业的第一个高点，随后，才是姚明、田亮、郭晶晶、刘翔们出现。
嫁入豪门的幸福生活
2002年3月22日，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时证实，他正与伏明霞热恋，并准备一年内结婚。伏明霞回应：“我想我会嫁给他。”后来两人在夏威夷举行了婚礼。
双方在年龄上的差距（26岁）和财富、地位和经历的差异，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也有人说婚姻是伏明霞“最成功的一跳”。伏明霞却微笑着说：“别人怎么看，我们左右不了，但我怎么生活，是我自己的事。”
嫁入豪门之后，伏明霞就此慢慢退出公众的视线。这个多产的奥运冠军，在孩子的产量上也堪称多产。伏明霞在过去6年多里产下了两子一女，继2003年生下大女梁司渝后，2004年底再次剖腹为梁家诞下儿子；2008年5月初，伏明霞为梁锦松生下第三个孩子，是个7斤多重的儿子。
在她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以往比赛时的杀气和霸气，只有对家庭生活的热爱。
“我是和他（梁锦松）交往了一段时间才结婚的，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和他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我们都是通过个人的不断努力，才获得了后来的成就。”
“一个女人，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遇到了可以依靠的人，结了婚生了孩子，还有什么要求呢？以前的辉煌都过去了，现在最真实。我觉得一家人每天都健康平安，每天都开心，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很幸福了。”
“她对我说，我的孩子很仰慕你，可以合个影吗？”郭晶晶回忆起师姐的举动，感觉很温暖。
伏明霞可能不知道，在如今的中国跳水队里有很多运动员是因为她才走上了跳水道路，比如北京奥运会女台双料冠军陈若琳、世界冠军何姿等人。她是很多运动员心目中的偶像。
而伏明霞自己的心意，是希望有一天走在街上没有人认识她，然后走在大街上被星探挖掘。“我也有追星或者街头奇遇一类的想法，这个不会因为我嫁给了梁锦松或者生了孩子就有所改变。”
杨澜优雅是一种职业
如今，“有才华的女人”已经无法定义杨澜。今年7月她与流行天后席琳•迪翁合作打造中国首家高级定制珠宝店，品牌命名为“LAN”
本刊记者张欢
41岁的杨澜无疑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符号。
她是知性、大气、得体等一系列形容女性的褒义词的最好代言人。在很多人眼中，她就是职业女性的典范，永远优雅，永远出色，永远先行一步。
甚至在经营的企业出现惨况、丈夫的信誉受到外界攻击时，她依然微笑着，坦然地走在聚光灯下。
我不是很漂亮，但我很有气质
200000000！
曾经有超过这个数字的中国人在电视机前伴着杨澜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开始认识中国之外的神奇世界。
1990年中央电视台开播了一档全新益智类节目——《正大综艺》，女主持正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应届大学生杨澜。
这是一档以介绍国外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以益智互动为特色的电视节目，每周日傍晚7点半开播，和中央一套周六的《综艺大观》共同成为这个国家当时仅有的两档带综艺色彩的节目。
据《正大综艺》制片人辛少英回忆，面试时杨澜就显得与众不同，“这个女孩说话挺冲的，特别地卓尔不群”——没有任何科班背景的杨澜敢说出“女主持人不是一出场就给男主持人做陪衬，女性也可以很有头脑”这样的话，并自信地表示，“我不是很漂亮，但我很有气质。”
这个其实还挺漂亮的长发姑娘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和她搭档过的男主持人有相声演员也有朗读新闻的播音员。和当时大陆主持“一姐”倪萍的煽情风格不同，杨澜的青春与活泼更让人见识到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美。
此前的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多是播音科班出身，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她的洒脱则带有一种大学生的诚意与清新。
还有一点让中国人记住了她——这姑娘，英语真好！
从来没有一个中国的节目主持人可以如此流利地使用英语采访，可以把英语读得这么标准。某种意义上说，她能入选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代表团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很难再找到一个气质同样好、英语同样流利的主持人。
可能连杨澜自己都想不到，她在央视主持的4年，会成为很多少男少女学好英语、当电视主持人的最初动力。
她一共录了200期《正大综艺》。前200期节目在全国收视率领先，1993年曾达到过22.6%。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国度里，至少有两亿人同时收看过她的节目，这也许是奠定杨澜事业基础的最重要砝码。
在很多“80后”的记忆里，是这个节目第一次打开了他们的眼睛，原来世界是这样丰富多彩，人生有那么多不同的活法，节目里那几个台湾腔的外景主持人实在是太幸福了。
1990年代初，出国旅游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还是一个梦。《正大综艺》生逢其时，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几年后，当越来越多先阔起来的人迈出国境线的时候，心中怀揣着的大概还是《正大综艺》展现的美丽新世界。
先是下了海，之后上了岸
1994年，杨澜已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但这远没有达到她的理想。这是一个很难满足的女人。她选择去美国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而且是全脱产的。国家电视台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如此横下一条心的主持人。
在丈夫吴征眼中，杨澜去美国读书的情况并不是那么风光：“做了中央电视台4年的主持人，却没攒下几个钱来。她外出演出开始得比别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要上缴给台里，而主持节目的服装却大多是自费的。到了美国后，尽管‘正大’的谢国民先生主动地负责了学贷，昂贵的生活费却令杨澜感到拮据。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后，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金，她又拒绝了。”
“1996年3月间，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知道了杨澜过去电视生涯的情况，于是要求与她吃顿饭。想不到就此他竟写了一篇篇幅极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之后一个月内，竟有50多个媒体单位要求采访杨澜，除了《新闻周刊》外她一概谢绝。杨澜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无人真正知道她的过去。系主任约翰逊教授在被《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杨澜总是穿着普通地来上学，与师生相处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于系里的很多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她。”而就在约翰逊教授作此评论的下几周内，美国第一新闻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却这样评论杨澜：‘光彩照人，令人难以忘怀。’”
这是丈夫对杨澜的回忆，他骄傲地夸耀了自己的太太。他们两个人在美国相识并相爱。在此之前，两人均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吴征出生在上海，很早就去了法国，随后来到了美国。很多中国人知道他是因为他娶了中国最优秀的女主持人，以及他的“学历风波”。
吴征是商业人士，曾担任过香港亚视运营总裁、新浪网联席主席、盛大公司董事等职。
凭借其在香港股市的腾挪转移，吴征和杨澜开创的阳光文化网络公司一时成为了焦点，尤其公司旗下的阳光卫视主打的人文历史更是给人一种阳春白雪的感觉，夫妇俩还入选了福布斯富豪榜。
作为公司的股东、高管，杨澜本人就是阳光公司最好的广告。
对吴征、杨澜夫妇的商海搏击，有人曾质疑他们的运作方式，但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随即，阳光卫视的亏损让杨澜遭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此前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坦言“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而且有时候用价值的判断标准代替了冷静的商业思考。我这个人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文化上的。商业对我来说，需要了解它的规律，虽然这种了解有时候要付出高昂的学费。我就是没有经商的天分。”
2005年7月，杨澜宣布：将她与吴征共同持有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51％的权益无偿捐献给社会，并在香港成立非盈利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同时辞去阳光媒体投资董事局主席在内的所有管理职务。
这意味着，杨澜的主要精力回到了文化事业上。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者
《正大综艺》时代的杨澜更多时候还是一个报幕员的角色，留给她发挥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此后她和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湖南卫视、北京卫视合作过一系列节目：《杨澜视线》、《杨澜访谈录》、《天下女人》、《唱响奥运》。
她访问了中国乃至世界最成功的人士：希拉里、张艺谋、章子怡、查尔斯王子、基辛格、默多克……能够成为好的访谈者，对一名主持人来说，是很值得骄傲的。
今天，杨澜更愿意把自己定位成“沟通者”。她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演讲中对自己做了个总结——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件事：做一个沟通者，一个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的沟通者。
她的荣誉已经和国家电视台无关。在她和她的团队的精心经营下，杨澜已是一个带有更多国际色彩的名字。
2001年，杨澜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同年7月，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代表北京作申奥的文化主题陈述。
她还曾是国际艾美奖颁奖晚会的主席、纪录片奖项的评委。
她的访谈风格有些过分柔和，香港才子蔡澜曾有过评价：“杨澜无疑是个聪明、漂亮而且很有才华的女人，但作为主持人她还是不够尖锐，像采访余秋雨等一些自大没料的人就太过宽容。她完全可以更大胆，像芭芭拉•沃特斯。可惜电视台也没有空间给她，更加没有一队人马给她做资料搜集、分析，出来的东西很难是精品。”
“如果男人跟有才华的女人一起感到压力，那是他自信不足。有能力就把她搞掂做老婆。……从聊天中，从她言谈间的反应、她对事物的感受看，我觉得她是个很有野心的女人。她完全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两夫妻做生意肯定有互相扶持的地方，真正靠男人成功的女人其实不多。”
如今，“有才华的女人”已经无法定义杨澜。今年7月她与流行天后席琳•迪翁合作打造中国首家高级定制珠宝店，品牌命名为“LAN”。
她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优雅得体，带有女性温柔的智慧。做客央视著名节目《艺术人生》时，主持人朱军介绍完后，杨澜并没有马上出现在舞台上，她说：“我带了两盒面巾纸，一盒给你一盒给我，因为《艺术人生》容易让人感动。”一种狡黠的调侃。
从2003年3月起，杨澜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和义务献血形象大使，并在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理事会等多家公益机构中担任理事。
她还在“胡润2008百富榜”女富豪排名中名列第13位。
她的人生已经足够丰富。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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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东方脸，西方眼
章子怡在挑战一些人（尤其中国男人）宽容度的同时，交代了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可能性、时空跨度，以及变数
本刊记者江素云
常常，这个电信干部和幼儿园教师的女儿在接受采访时，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出句子，拘谨、幼儿园腔、反应不快、说标准答案，让人有点替她着急；但她又生得那么好看，精美到牙齿，会令人继续看下去——王家卫说：“长了这样一张脸，是老天爷赏饭吃。”
从1998年出道，到2009年成为国际影坛的“ZiyiZhang”，章子怡的成功基于以下前提：漂亮，不一般的漂亮；机会，不一般的机会；用功，不一般的用功……她自己讲过：笨鸟先飞。
8岁学跳舞。穿过北京胡同，上学、放学。
17岁考入中戏表演系。不是班上最好看的，但“绝对是最狠最拼的女生”。
19岁遇到张艺谋（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位导演似乎迷恋“柴禾妞”），在《我的父亲母亲》里，穿了8条裤子一遍遍在山坡上跑，两只羊角辫晃啊晃；等了5个月等来张艺谋一声“做得好！”几年后，他们又合作了《英雄》和《十面埋伏》。此后的关系是：张是章的“良师益友”。
20岁，据说是经张艺谋推荐给李安，在《卧虎藏龙》里苦苦地打，一边打一边等待导演的肯定（她留意到，每场戏拍完，李安会拥抱周润发、杨紫琼，并赞美他们），期期艾艾地。最后她得到了。
导演们是怎么说的
张艺谋：她是用两条腿走路的女演员，在中国像她这样的女演员不多。我认为她是近年在世界影坛上获得认同的中国女星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或许有人会认为她的成功有运气的成分，但这决不是重点，章子怡是非常优秀的。
——什么叫“用两条腿走路”？
李安：都说《卧虎藏龙》成全了章子怡，其实玉娇龙也成全了《卧虎藏龙》。
——这是客气话。
在另一场合他说：“章子怡是跟我合作过的最肯自己学习、最敢于吃苦的女演员。我相信这个个性会帮助她征服所有的导演。”
——章子怡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不服输的劲儿和坚持到底的毅力”。
王家卫：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起用章子怡，那是他们对章子怡根本不了解，章子怡在镜头前有很多的可能性，只要你不断地要求，她就会不断地前进。
——主要是审美。
冯小刚：演艺圈是很讲究世家背景的，章子怡草根崛起，很难得……她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是个诚恳的坦率的朋友，我们交流起来非常容易；她高兴和她不高兴都会很直接地告诉你，不用猜，这是我非常愿意打交道的人。
——冯导涉水深，难免过度劳累与猜想。
徐克：章子怡给我的感觉，可柔可硬，有很多种可能性，是一个很有个人特色的女演员。表演的时候很有气度，很大气，她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演员。
——导演都较审美。
娄烨：章子怡是一个好演员，她很勤奋，工作非常努力。
——来自《紫蝴蝶》现场。
侯咏：其实媒体上的章子怡和我们接触的章子怡不是一个人。作为一个女孩子，她很“孩子气”，很单纯；作为一个演员，她又很聪明。她的领悟能力和表现能力在我看来强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她的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必要让我来说，大家都看得到的。
——侯导拍纪录片出身，说话比较靠谱。
合作过两次的杨紫琼这样说：她碰了那么多的好的导演，而且每一位都在合作中往前推了她一把，她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电影演员。
选择了笨拙
同时，章子怡碰到了一些业内高人，进一步推动她的前程。“大家觉得她有野心，是因为她身边有给她出主意的能人。”中戏班主任常莉说。
李连杰说：“在拍《英雄》的那半年里，她一直留在剧组没有去接其他的戏，直到这部戏杀青为止。如果她整个人很浮躁，大可不必留在这儿，她的做法很让我佩服。”
最先教给章子怡“取舍”的，是良师益友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出来之后，张纪中砸了一个相当高的价码请章去拍《笑傲江湖》，章子怡请教了张艺谋之后，没有去。对这些每周都会收到许多剧本的演员来说，学会丢芝麻拣西瓜，是素质要求之一。
李连杰还描述过一些场景：“工作中，我常看见她不声不响地拿个小板凳坐在边上，很专注地看别人演戏，是非常勤奋用功的女演员。”
郑秀文讲过：“章子怡的勤奋不是每一个女人都可以做到的，我觉得她的勤奋应该感动更多的观众才对。”
很多时候，章子怡的用功和勤奋是为了让用她的导演不失望。她像一个永远憋着口气的好学生，吭哧吭哧温书、写卷子答题，然后等待老师给个“5分儿”。老师看卷面整洁，问答题下面写得满满的，意思也都中规中矩，手一挥，“5分儿”吧。
从阮玲玉、周璇、上官云珠、白杨、秦怡，到刘晓庆、潘虹，到巩俐、章子怡，这条线上，一代代造星和一代代的明星之间尚有逻辑可寻。而现代乃至后现代，常常是反逻辑的，资本和技术的力量常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跟资本亲近比演戏重要，长得不够摄人魂魄，飞趟韩国或日本好了。今天每一个冉冉升起大红大紫的明星，都可以在前辈身上比照出自己所呈现的“现代性”、“当下性”。
这个圈子里，聪明人太多了，最后胜出的，往往是笨拙一点的人——至少表现得笨拙一点。章子怡的天性，决定了她没有丢掉最好的这粒芝麻。
在2009年，她推出了自己任制片人的《非常完美》。制片人是什么意思呢？片中男一号何润东笑呵呵说：“会有许多钱来找你咯，全是金条咯。”
章子怡已经到可以做回“婆婆”的份上了。当年，她在《艺伎回忆录》里遭遇“婆婆”巩俐，两人之间“有特别的气场”；如今，她给发高烧坚持拍片的范冰冰送鸡汤、鲜花和卡片，显得大气许多。但她又对着片中范冰冰扮演的那个很辣很心机的王菁菁直叹气：“谁敢娶这样的女孩呵，那么狠……”这边厢范冰冰用手罩成小喇叭告诉观众：“我演的是章子怡。”玩笑间，上一代星与下一代星的交接完成了：谁比谁更狠。
潜规则和“道”
今天这个娱乐圈，如孙红雷所说，比较脏，不是邻家女孩能玩得转的。原因出在投资人中心制，谁肯投钱拍片子，谁就有发言权，所以“贵圈”的水越来越深。女演员出头之前要受多少煎熬、盘剥乃至欺凌，只有天晓得。
王朔曾出头替王子文叫板单方面不平等“卖身契”；梁洛施是碰到了李泽楷，才赎的身；章子怡也是到2004年才说出“我现在很快乐，因为我有选择的权利，不是他们选我”。至于潜规则中更下流的、须用录像带形式端给大家看的，在本人或狗仔队没有踢爆之前，不好妄加揣测……凡此种种，是在告诫世人：质本单纯者勿来。
偏偏，这个圈子里还有不少这样的女子，尽管中戏老师不会在课堂上教她们如何“洁身自好”。某种程度上，她们是“被明星”的，身后一波波的推手，是男人和男权。
单纯，与成长经历有关：从家到学校到摄影棚到外景地，除掉单纯，只有单纯。她们要跌打滚爬许多年，才能自这个坑里站起身，一寸一寸把自己洗干净；近年也冒出个把厉害角色，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八爪鱼一样伸展。
这个圈里，除了潜规则，也有约定俗成的“道”：正道、邪道，懂事、不懂事，会做人、不会做人……各自的脚步落到时间上，不用很久，即看分明。
章子怡走了11年。能走到奥斯卡颁奖台上，虽然稚气，但总算跟国际接轨地说出“TheOscargoesto……”的中国大陆女演员，只有她一个。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得到许多一般华人女演员得不到的国际知名度和关注度。
苏菲•玛索说：我觉得她的演技和形象都非常好，很具东方特色；她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女演员。
《艺伎回忆录》公映后，英国BBC预言她有望入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并称赞她从完全不会说英语到能完成英语台词，“敬业努力，征服了西方国家的影迷。”虽然事与愿违，但这部片子让她拿到3项最佳女主角提名：金球奖、英国学院奖、美国演员协会奖。
她登上世界名刊封面的次数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导演吴思远说：“我在法国看到一些杂志封面上都是章子怡，这种影响力是用钱都买不到的，我们应该珍惜才好。”
今天的章子怡，眼界开阔许多。就同行来讲，她的视线至少也在妮可•基德曼或查理斯•塞隆这个量级；她的朋友，公开的如嫁给默多克的邓文迪，鼓励她学英文的邓亚萍，未知的豪门名流自会慢慢浮现；她的男友，从港人霍启山到以色列人艾维•尼沃，章子怡在挑战一些人（尤其中国男人）宽容度的同时，交代了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可能性、时空跨度，以及变数。
章子怡在好莱坞试了3部片子，归来。她不能接受婚前财产公证，因而婚事搁浅的消息也袅袅而至。东西方的隔与不隔、貌合神离处在哪里，须慢慢品味。
在中国大力拥抱西方的这30年里，西方也在观看中国。他们需要这个有着瓷娃娃般细小脸蛋、皮肤如5岁孩子般纯净无瑕（英《每日电讯》报语）的东方女子形象，如同需要姚明在NBA赛场上的高度。
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果不被推动着事业心这样强、经历这样多、成长这样迅猛，她会拥有怎样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