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雨与梁实秋译莎起纷争 南怀瑾遗产起纷争

风雨如晦，故人渐远。有人说，30年代的“新月”人物，始于徐志摩之浪漫，而终于梁实秋之古典，清辉不减，近于满月??其实，大陆上还有一位硕果仅存的新月诗人依然健在。
　　1987年11月3日，一代学人梁实秋先生在台北溘然谢世。梁先生诞辰为农历腊八之日，却辞世于重九之后的第二天，正值晚秋时节，乃应了他大名的预期。在他辞世前不久，稍晚一辈的友人余光中诸学者，已在着手编一本书，名之曰《秋之颂》，论其文且记其人，正拟于梁先生诞辰之日当面呈献，不料竟迟了一步，祝寿的喜悦遂成追思的哀伤。《秋之颂》于1988年1月10日由台北九歌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有林怀民《一个时代的结束》一文。林氏写道：“梁先生走了，我觉得似乎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这里所说的“时代”当是指“新月派”时代。余光中也有此说法：“新月人物，始于徐志摩之浪漫而终于梁实秋之古典，清辉不减，已经近于满月了。”（见《秋之颂》）显然，林、余二人都把梁实秋当成了新月人物的最后一位了。其实，现在大陆上还有一位“新月”中人依然健在，他就是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和研究家、诗人孙大雨先生。这也难怪，海峡两岸互无闻问几十年之久，何况台岛上早有孙大雨“已于抗战胜利后逝世”的误传呢。孙先生是1905年1月12日出生的，梁实秋先生是1903年1月6日出生的，孙先生比梁先生小2岁又几天。应该说，孙大雨先生才是新月派“硕果仅存”（陈子善先生语）的、最后的一缕月光了。
孙大雨先生，原籍浙江诸暨县，生于上海。他原名孙铭传，父亲是晚清的翰林，曾为他取号“守拙”。1921年，他从南京考区报考清华大学，却名落孙山。苦读一年后，在上海考区再次报考，竟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被录取。进入清华不久，他就加入了当时由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发起的，可以说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校园文学团体——清华文学社。不过这时他已不再叫“守拙”，而是改号为“子潜”了。他的诗歌才华很快得到了承认，闻一多欣喜地把他和他的另外三位同窗好友合称为诗坛上的“清华四子”（孙大雨——子潜、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孙先生晚年回忆说：“那时在清华校园里文学活动十分活跃，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新文学的有关新问题，并在《清华周刊·文艺副刊》上发表诗文。当时我与闻一多讨论较多的是有关诗的格律问题，而与梁实秋议论的则是有关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问题，尽管那时的见解还不成熟。”1926年4月1日，由徐志摩和闻一多负责的《诗镌》，在《晨报·副刊》上开办，6月10日又宣布终刊，为时仅两个月多几天。期间“清华四子”轮流值班编辑，孙大雨
在《诗镌》第1376号上发表了一首有名的十四行诗《爱》。
　　1925年，孙大雨从清华高等科毕业。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的“余额”办起来的，按当时清华的学制，前4年为中等科，后3年为高等科，只要修完了高等科，即取得官费去美国留学的资格。实际上，当时的清华正是这样一所留美的预备学校。孙先生毕业后，按规定先在国内“游历”一年，第二年秋天即由清华保送，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达德穆学院（DartmouthCollege）留学，专修英文文学，兼攻西方哲学史和美术史。1928年，孙先生获该校高级荣誉毕业证书。接着又考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进修两年，于翌年又拿到第二张羊皮毕业证书。在美国的几年，孙大雨先生尽情地徜徉于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等诗人的艺术世界里，受他们的诗艺濡染之深，可想而知。

　　1930年秋天，孙大雨归国。历任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外文系英文文学教授。
　　十年浩劫中，孙大雨先生也在劫难逃。1968年，他被关进了监狱。不知是纯属巧合，还是原本就有某种缘分，他在监狱里的编号是1616——正是他毕生醉心于翻译和研究的莎士比亚的卒年。他被关了两年多又放了出来，成了城隍庙前的一名清洁工。当他戴着大口罩，不停地挥动着竹扫帚时，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当年才华横溢的“清华四子”之一，深谙英国古典文学三味的新月诗人。白天他在外面打扫大街，晚上他与他的莎士比亚为伴。在一盏昏黄的小灯下，在莎翁的不朽的诗剧里，他看到了人类永生的激情和信念，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安宁与温馨。就在1970—1976年这段风雨摇荡的日子里，他不声不响地译出了莎翁的《暴风雨》、《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麦克白斯》、《罕穆莱德》、《冬日故事》等7部剧本，还用古典英诗形式完成了《屈原诗选英译》、《古诗文英译集》等。30年代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着：“自从我有了一支芦笛，总是坐守着黄昏看天明，又望得西天乌乌的发黑。”动乱的年月里，伟大的莎士比亚，成了这位孤独的诗人和学者心中的“芦笛”，他默默地守着它，像守候着一个伟大的魂灵，艰难地度过了10年漫漫的长夜。
现在，孙大雨先生即将进入期颐之年。人生奄忽，世路崎岖，作为最后一位新月时代的老人，用严格的汉语格律韵文来翻译莎翁的诗剧，孙先生沧桑阅尽，已见白发三千。人寿终究有限，而艺术从来无垠。回首漫长的人生之旅程，大雨先生也应无愧无悔才是。他有他的诗，虽然数量并不多，然古今中外的创作，从来都不是以量取胜的。他的诗就是他生命的碑，即便那是“未完工的纪念碑”（台湾诗人症弦语）；他还有他的莎士比亚。孙先生是海内外第一人，用严格的汉语格律韵文来翻译莎翁的诗剧，恐怕也是最后一人。
我的面前，就有一部4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大雨先生翻译的莎翁的“气冲斗牛的大悲剧”——《黎琊王》的上、下两厚册。上册是译文，下册是注释——其实就是关于《黎琊王》的颇见功力的研究。纸张已经发黄、变脆，透出了一种浓郁而久远的书卷气息，使人顿生一片沧桑之感。孙先生在《序言》中说：“（《黎琊王》）不大受一般人欢迎，一来因为它那磅礴的浩气，二来因为它那强烈的诗情，使平庸渺小的人格和贫弱的想象力承当不起而阵阵作痛。这篇戏剧诗在一班有资格品评的人看来，却无疑是莎氏登峰造极之作。作者振奋着他卓越千古的人格和想象力去从事，在戏剧性、诗情、向上推移的精神力等各方面，都登临了个众山环拱，殊嶝合指的崇高的绝顶，惊极险极奇极，俯听万壑风鸣，松涛如海涛，仰视则苍天只在咫尺间，触之可破”由此可见孙先生对莎翁作品的推崇和钟情。
孙大雨先生就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曾与梁实秋先生有过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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