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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北山到魏家骏
——略说淮阴师院文学院的学术传统（作者：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胡健教授）一、从文学院的“复兴”说起淮阴师院的前身是淮阴师专。上世纪50年代，淮阴师专成立，但不久解散了；1976年，淮阴师专恢复，1997年淮阴师专升格为淮阴师院。近来听到有人有淮阴师院文学院“复兴”之说，“复兴”意味着先前曾兴盛过。的确，上世纪80年代的淮阴师院文学院确实在全国有点名气，而这与一些前辈学者与他们的学术影响是密切联系的。或许，“大学”两字的要义并不在于“大”，而更在于“学”。从一定意义上讲，有了些好的学者，出了些像样的研究成果，有了好的学风，“大学”就自然会“大”起来。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院的学术风气是相当好的，特别是有一些潜心学问的学者，而文学院的学术传统就是通过他们而体现出来的。二、前辈学者的学术研究于北山教授（1917——1987）是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陆游年谱》、《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年谱是传统的学术体裁，梁启超在谈“历史研究法”时对年谱曾作过新的探讨，于北山教授深受其启发。于北山的《陆游年谱》体例创新，资料详实，考辩精当，为当时学界所重，日本学界也有评论。于北山教授还受梁启超“合谱”思想的影响，继《陆游年谱》后再作《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三部年谱形成合璧，非常大气。于北山教授生前曾任全国陆游研究会会长。体例创新与建构连璧，可以说是于北山教授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周本淳教授（1921——2002）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他校点整理的《唐音癸签》、《诗人玉屑》《苕溪渔隐丛话》等多部，都有影响。周本淳教授对相关的古籍博闻强记，又喜探实求真，除校点整理古籍外，他的《读常见书札记》对一些“常识”多有辩证，常发人所难发；对一些专家多有质疑，常让人有豁然开朗之妙。他的《诗词蒙语》，是其诗学心得的汇集，对古典诗词作了比较深入浅出地系统探讨，被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朱光潜的《谈美》等一起收入“学术大师丛书”中。博闻强记与探实求真，可以说是周本淳教授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萧兵教授（1933——），自学出身，著作等身，著有《楚辞与神话》、《楚辞新探》、《楚辞的文化破译》、《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的奇迹》、《老子的文化解读》、《傩蜡之风》等多部，内容涉及楚辞、神话、民俗、文化、美学等多方面，他的研究不拘一格，曾似“旋风”“黑马”让学术界因之注目，曾有“无有刊物不萧兵”之说。他的研究运用资料非常广博（古今中外、冷僻奇特，时常融于一炉），为常人所难及；在见解上则勇于标新立异，敢提新解。广搜博采与标新立异，可以说是萧兵教授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闵抗生教授（1937——）是鲁迅研究的专家，他是鲁迅《野草》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专著《地狱边沿上的小花——鲁迅散文诗初探》不同意《野草》是鲁迅“彷徨”时期“入于心”产物的流行观念，而主张贯穿于全部《野草》的是鲁迅面对黑暗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从而成为《野草》研究的一家言。在《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缄言》中，闵抗生引进了中外比较的方法，使得他的《野草》研究极大地突破了原来的研究的格局与境界。而《尼采，在中国的旅行》则是这一比较研究的另一成果。闵抗生教授在全国鲁研究界是有一定影响的。执著专攻与注意拓展，可以说是闵抗生教授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魏家骏教授（1939——2008），主攻中国现代文学。8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大陆，魏家骏教授有意识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对此作了比较客观冷静地研究，写出了《文艺批评新视角——结构主义批评与中国文学》。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对西方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作了介绍与改造，为文艺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将被改造过了的结构主义方法运用到文艺批评的实践中去，有了一些创获。这对他后来写出《小说艺术论》也有帮助。注意更新与不断实践，可以说是魏家骏教授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三、前辈学者的学术精神前辈学者个性不同，研究领域也不同，成就也不相同，但他们却体现出了一些学者共同的精神：首先，学者要有以学术为本位的精神。当年政治运动比较多，也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任务，虽然这些前辈学者大都历经坎坷，但他们有志于学的精神却并不因之而改变，这可以说是他们做出学术成就的内在动因。其次，学者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学术研究犹如攀山探险，浅尝輒止，是绝对无法取得成功的，而这些前辈学者都具有着不畏艰难的锲而不舍的探求精神。再次，学者要有开放创新的精神。学术为天下公器，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是学术研究的大忌。学术研究要有活力，就必须开放创新，变则通，通则活，活则久，只有开放创新才能保证学术研究具有生命，具有活力。四、“传统”与“复兴”现在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是文学院前辈学者的“传统”还是值得我们继承的，而继承传统的最好方法就是创新——出新的学术人才，出新的研究成果，产生新的学术影响。现在文学院已有一些学有专攻的教授们，有一些锐意进取的高学历的中青年老师，在国内同类学院中还是领先的，但从形势发展来看，任务还是艰巨的，努力还是必须的。“过去未来共斟酌”。历史是开放的，传统也是在发展中的，“复兴”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出新的学术人才，出新的研究成果，产生新的学术影响，即创造出新的辉煌，而这才是文学院“复兴”的真正含义所在。2012年2月22日偶写学术模范——周本淳（作者：淮阴师院图书馆副馆长、文学院教授 朱德慈）（周本淳先生）本淳先生（1921——2002）进入师院时，年岁已近花甲，故同事暨学生多尊称其周老。我结识周老，是在来师院之前。当时我还在淮安师范工作，因为周老公子先民、爱女先林俱为南师中文系早我两级之学兄、学姊，故我即不揣冒昧以通家晚辈自居，周老亦慨然以年家子许我。及我初进师院（当时尚名师专），所住师陶园南讲师楼一层即周老旧居，与其新居仅一条路之隔，故向其讨教问学的机会自然更多。周老则总是怡然以待，若和煦春风。周老毕业于名庠浙江大学，旧学积淀之深厚，于其点校的几部古籍如《苕溪渔隐丛话》（宋·胡仔著）、《震川先生集》（明·归有光著）、《唐音癸签》（明·胡震亨著）、《小仓山房诗文集》（清·袁枚著）中在在表现充分，学界公认为当代优秀文献学家，已无待本人饶舌。这里谨就亲炙一二例，以略窥其学术之淹雅与特立精神。明嘉靖年间山阳名宦潘埙有诗赠《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题曰《慰吴射阳》，诗云：“万丈燕尘不染衣，飘飘征旆过南畿。风云担上诗囊重，星斗光中萤火微。莫把文章争造化，好凭祸福验天机。孔颜亦自钟情甚，智者何云子夏非。”东北师大中文系《西游记》研究专家苏兴先生在《吴承恩年谱》及《吴承恩小传》中坚持认为，这是吴承恩北京谒选贡不成后，潘埙劝其继续入南监读书。附和此说者至今犹众。一个仲夏晚，和周老聊及此诗，周老愕然曰：“这怎么可能？试观其尾联，显然是慰其伤子之痛！”窃闻之，震惊不已。我早年与本地吴承恩研究专家刘怀玉先生交游甚密，于吴承恩及其作品颇多留心，虽熟知吴承恩有子凤毛，早殇，然从未对此诗之于凤毛产生联系。周老于吴承恩并无深入研究，更不详其子凤毛，却从诗之用典，敏锐地感知其有丧子之痛。如醍醐灌顶一般，我急忙返舍，翻检典籍。孔子之子孔鲤、门人颜回早丧，孔子甚恸，见《论语·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子夏之子早丧，见《礼记·檀弓上》：“子夏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此岂不皆潘诗尾联用典之暗示，谓吴承恩新近丧子，无论如何悲伤都不为过而何？尽管周老并不知道吴承恩之子的具体状况，但其凭藉对经典的熟稔与诗词融会用典的深厚修养，一望而知其所指向，其功力真不由人不惊叹。唐人王昌龄有《从军行》七首，其四曰：“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今人多谓是“身经百战苦的将士们的豪言壮语”，是“志在杀敌”。一次，与周老论及诗之歧解，其信手从架上取下线装本《唐诗别裁集》，翻到卷十九此诗后沈德潜按语，朗声曰：“你看，沈归愚说此诗‘作豪语看亦可，然作归期无日看倍有意味。’与时贤高论恰恰相左。揆诸情理，恐怕归愚所见更合王氏原意。”后来，他把这一观点形诸文字，写进大著《诗词蒙语》，并加论证，足见其立场之坚定。周老白眉慈目，气色和善。衣着简朴，短袖衫和凉鞋穿至中秋后，年轻人叹为不及。与夫人钱煦老师伉俪情深，每天下晚必偕同散步兼买菜，往返皆从我门前经过。内子经常目送他们的背影，艳羡道：“你看人家老两口多恩爱！你对我要有周老那一小半，我就知足了。”周老辞世时，我与周桂峰兄正结伴参加中国韵文学会烟台笔会，未能送先生最后一程。这是我来师院后第一憾事。呜呼！先生有灵，其谅我乎？【原载《淮阴师范学院校报》2011年第9期（总第366期）2版】周桂峰，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延边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古代诗词研究，出版《题画诗说》、《白居易传》、《李清照论》、《古代诗歌研究》等专著。2003年5月被评为院“教学标兵”，2004年9月被评为淮安市优秀教育工作者，2005年5月被评为淮安市劳动模范。
张强，1956年10月生，江苏沭阳人。文学博士，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在学术团体中担任中国《史记》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诗词吟唱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兼任《中国文学年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编委。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史、文艺理论、运河与漕运研究等，主持和完成国家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多项，曾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光明日报（理论版）》、《北京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江海学刊》等期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论文多次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光明日报》、人大报刊复印中心多种专题如《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先秦秦汉史》、《历史学》、《中国哲学》、《文艺学》等文摘或全文转载；主要著作有《桑文化原论》、《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司马迁与宗教神话》、《人与自然的对话》、《宇宙的寂寞—扬雄传》、《世俗历史的真实写照——说明清小说》、《僧肇大事传》（台湾）等二十多种，多次获江苏省政府、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目前，正主持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项目《运河与漕运要辑点校》等。施军，1963年生，江苏洪泽人。文学博士，现为淮阴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人选，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小说叙事与象征诗学研究”（09BZW057）。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象征化的现象普遍存在。象征作为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它带给作者以及小说文本有关人类与世界终极价值的深度思考，而这正是使新时期小说具有哲学与诗性、抽象与形象、个性与共性相统一品性的主要因素所在。因此，“新时期小说叙事与象征诗学研究”这一课题当有良好的研究空间和前景。但现有研究并不充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研究面比较狭窄。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小说主题、人物形象的象征性作出分析，而较少从象征诗学本身的美学视角出发来解读文本的双层结构与象外之义的关系以及象征诗学在功能指向上的意义等问题。（2）现有成果对象征诗学理论的探讨较少。象征是个复杂的概念，曾引起黑格尔、桑塔耶纳、鲍桑葵等众多美学家的探讨。象征与不同文体创作融合后，将产生不同的文学表现形态，因此必须厘清一些理论问题，才能推动新时期小说象征诗学研究的深化。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新时期小说象征诗学的生成。界定象征小说、小说中象征手法等诗学概念，重点阐释进入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为什么会出现普遍的象征化倾向。（2）新时期小说作家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论述新时期以来小说家对象征诗学的理论探讨，寻绎以象征诗学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文本，从而总结新时期创作主体理论倡导与批评实践对推动新时期小说象征叙事的意义。（3）新时期小说象征诗学叙事形态与审美特征。论述象征诗学如何与新时期小说融合的问题以及象征诗学所带来的小说审美的深度变化。（4）中西文化视野中的比照。从文体视角以及与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比照中，比较小说象征与诗歌象征、新时期小说象征与西方小说象征的异同。（5）具体象征小说文本的破译。通过个别文本阐述新时期小说象征的丰富性。通过研究，施军认为：（1）新时期小说象征叙事的生成受四个维度的影响，即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现代小说象征诗学传统、新时期小说内在发展的本质诉求以及新时期小说作家认知世界的深刻性。因此，象征诗学的兴起不仅是文的自觉，更是人的自觉的结果。（2）新时期小说象征叙事形态体现在题材、结构与功能三个层面上。日常叙事的诗意表达、神鬼世界与动物世界的营造是新时期小说象征题材形态的主要类型，而圆型象征、线型象征与点式象征的分类则是其结构形态。新时期小说象征的功能形态主要呈现出指向现实世界的政治型象征、指向抽象的人生哲理的文化型象征与指向心理意识的情绪型象征。（3）新时期小说对象征诗学的借鉴，通过表层事象与深层意蕴的二元结构模式对传统单一写实层面叙事进行颠覆，带来小说审美的想象性与含蓄美、多义性与朦胧美、开阔性与深沉美等特点。施军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小说。近年来，他还主持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江苏省高校社科基金项目3项。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出版专著2部，在《文学评论》、《学海》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蔡铁鹰，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西游记》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广泛涉猎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蔡铁鹰比较专注于《西游记》的文本、文学、文化多层面研究及作者吴承恩的研究。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经历过一个以“世代积累，个人写定”为创作模式的阶段，并诞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一批重要作品。这种模式下的作品，有漫长的成书过程，经历过多种文化的冲突与平衡，浸润有不同时代的政治社会信息，因此形成了特殊的价值。蔡铁鹰给予这种模式及其延伸研究以足够注意，并以《西游记》研究为范例，提出了“成书史研究”的概念，这在古代小说的早期名著研究中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并在《西游记》研究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分支。具体而言，就是利用近几十年敦煌学的成果、新发现的取经故事的资料和受学界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研究新见的启发，提出《西游记》取经故事的源头应在唐代西域的佛教文化环境中，最早可以追溯到玄奘取经回程路上；取经故事经历过一次重大的文化嬗变，吸收了中国民间宗教中的妖猴崇拜而形成“齐天大圣”的故事系列；又经过吴承恩以儒家文化浸润最后定型的多阶段说，极大地拓展了《西游记》的研究空间，提升了取经故事的文化价值，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已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出版《西游记的诞生》（中华书局）《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淮安有部西游记》（江苏人民）《吴承恩集笺校》（中国社科）《吴承恩年谱》（中国社科）等专编著10余部，主持和完成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和教育部、江苏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4项。2012获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西游记》成书的田野考察与成书史研究”，是蔡铁鹰对 上述研究一个具有概括、验证、归纳性质，也具有较强学术创新性的课题，其目的是对近几十年发现的新的研究资料（文献、遗址、传说等）进行一次全面地验证辨析，最终为《西游记》长达九百年的成书过程勾勒出比较清晰的轮廓。为此，2013、2014年蔡铁鹰与课题组成员已经多次远行河南、湖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和福建、浙江等省市考察，行程近二万公里，即将形成完整的考察报告。附录：《西游记》成书多阶段划分说的主要观点①最早的系统取经故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并非如现行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诞生于南宋临安，也非说话人的底本，而是晚唐五代时西北地区佛教寺院里俗讲的教材。在西北地区有一个与唐代玄奘西行及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直接相关的原生取经故事源，《西游记》成书史的起点应该是玄奘本人和他引领的文化交流，背景是佛教的扩张和教派演变。②取经故事在由西北向内地浸润的过程中，曾得到过北方民间祭祀的孵育。宋金期间，山西赛神队戏中出现的《唐僧西天取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基于多元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故事膨胀。③佛教文化背景下的取经故事在演化进程中，受到了本土道教文化的浸润侵袭，元末明初的《西游记杂剧》是取经故事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是道教文化在故事中分庭抗礼的标志，其最重要的贡献是使得取经故事从文化本质到故事形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④当取经故事逐步被道教金丹理论的诠释主导时，吴承恩完成了百回本《西游记》的写定，使《西游记》回归到借助历史映照社会的文学范畴，这既是取经故事的定型，更是儒学对《西游记》的挽救。定型的《西游记》对三教都有包容，是长期以来宗教文化斗争、渗透、平衡的结果。但其本质的文化精神来自儒学，从儒学的观点看，《西游记》有丰富的现实社会意义。
李士金，淮安人，1960年3月生。1978年入淮阴师专读书；1984年入南开读硕士研究生；1997年入复旦读博士研究生；2000年进复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任淮阴师院文学院教授。出版有《文史工具书手册》（150万字）（与朱一玄、陈桂声合作）、《朱熹文学思想述论》、《关于中国素质教育的哲学思考》等十一部著作。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在朱子学研究中开拓了朱熹修辞学新领域；《复旦十教授社会学术访谈录》（12篇，6万字）深入讨论时代学风文风问题，实为不可多得之历史文献。“李士金博客”已发表2000多篇对话和文章，有相当之社会影响。以追求人类和平幸福社会理想为人生目标，一以贯之，始终不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