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性陈修良

提交时间：2010年2月12日10:24
讲述：沙尚之（陈修良之女）　编写：冯　远

与左联作家天各一方
　　1926年，北伐战争进入高潮。加入共青团的宁波姑娘陈修良，积极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
　　在大革命时期，她经历了感情和婚姻上的一些挫折，她的第一个恋人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李求实。
　　1926年，19岁的陈修良从上海国民大学到了那个时候的革命中心广州，碰到了李求实。然后，她就在那里参加了广东团省委的工作。
　　李求实时任共青团的省委书记，他们在一起编《少年先锋》。之后，他们两个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才华横溢的作家李求实，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陈修良与他情投意合，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
　　但是，他们的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1927年以后就分手了。“马日事变”以后，“宁汉合流”了，南京和武汉合流。武汉本来以为也是革命中心，后来开始大屠杀，共产党都呆不下去了。当时张太雷就安排了一批非武汉的人，所谓的下江人，说话口音都不对的，把这些干部全部迁走，从上海送到莫斯科读书去了。陈修良当时是个小组长，带了一批人就从上海的吴淞口，假扮去打工的人，乘上苏联的一个商船就混出去了，一直运到海参崴，然后再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到了莫斯科市。
　　1927年，陈修良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时，她和李求实已经天各一方。
　　这时候分开却也还是联系的。后来李求实也受到了很多的打击，组织安排李求实跟秦怡君结婚。结婚以后，李求实赶紧告诉陈修良，两个人分开时间比较长，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一个在上海开展工作，所以也就分开了。

早期工运领袖乘虚而入
在苏联，陈修良遇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个代表人物余飞。
余飞这个人，她是心里不喜欢的一个人，不愿意提，但他毕竟是历史，也不能不提。
　　1928年，陈修良在莫斯科的时候，收到李求实结婚的消息。她心里很懊恼、很难过。她才21岁。当时思想也挺矛盾的，她想知识分子大概就是不好，要找一个工人，余飞乘虚而入，余飞实际上是有家室的，但他却隐瞒了这个事实。
　　余飞也算早期的工人领袖，当时是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团长是瞿秋白，少工国际是陆定一，余飞是管职工国际。
　　余飞跟李求实不太一样，没有太多文化。但是，余飞参加过武装起义，武装暴动，工人罢工。当时，陈修良觉得李求实跟她断了，心里当然比较失落。这个时候，余飞也算是个头面人物，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的团员，级别较高的。她只是刚刚去的一个小姑娘，一个学生，觉得这个人也挺好。她想工人阶级大概要比知识分子好一点吧，然后也就同意跟他建立关系。
　　1930年，余飞回国到了老家安庆，而陈修良回到了上海。陈修良一直到回到国内都不知道，余飞既有孩子又有家属，都在安徽老家。

　　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中央苏区在江西那边。陈修良说，我到苏区去吧，离开上海。到苏区去，当时都是要共产国际批准的。她也跟余飞讲，我要到中央苏区去，你是不是也应该去。
　　这时候，余飞在安庆发生问题了，碰到了一个莫斯科留学生。那个莫斯科留学生已经叛变了，当时抓人找人都在马路上，大街上偶然碰到以后，余飞马上就被抓去了。抓去以后，余飞就交代了，第一个供出来的是沙文汉。
　　
被出卖的人机智脱险　　
　　我父亲沙文汉是我母亲陈修良的宁波老乡，也是职业革命家。当时，他在安庆教育局秘书处当科员。
余飞说，教育局有一个叫沙房山（沙文汉化名）的人，这个人是共产党。结果也是沙文汉命大，他正好到教育局去碰到两个同乡。同乡说，你可回来了，你可当心哦，这里有人来找过你，警察局的，说来查你这个人，好像要抓你。
　　沙文汉很机灵，他说这样，万一要抓人，我就说是安徽大学的学生，然后我就打电话来找你，你就给我作证明。这样说好以后，他就出去了，外面戒严了。我父亲就躲在公共厕所间不敢出来，晚上不能出来，不能动，到天亮出来了，警察正好也就过来了，你在这里干什么，我没什么，我路过这里。警察还是抓人，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安徽大学的学生，叫什么什么名字，是学生。警察问教务处，教务处回答有这个人的。那个时候，警察门槛也不太精，说好吧，走吧。
　　沙文汉跳过墙赶紧跑，逃得非常快，你知道他跑到哪，他跑到余飞家里去了。他不知道是余飞叛变。余飞的妹妹挺好的，告诉他，不得了，你的事情被他供出来了，你赶紧跑吧。这下，他就想着我妈妈陈修良了，这不得了，把我供出来了，她在上海肯定完了。沙文汉赶紧就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打电报了，就用暗语说，阿才入院，病重入院，打到我母亲的地方。电报来了，母亲一看就懂了，阿才就是余飞。
　　这下糟了，上海“蜗居”里面也不能呆了，就开始逃亡吧。这怎么办呢，我的外婆来帮忙，我的外婆非常好，到处掩护。就是老的地方都不能住了，上海幸亏当时有租界，就在租界里面乱找，后来外婆也不能住那地方了。这个余飞是把他的妻子供出来了，还要劝她一起叛变。
　　敌人的收捕网正在张开，陈修良东躲西藏，危在旦夕。
　　因为余飞被解到南京去了，共产党要犯抓到了。我妈还是小人物，他当时是大人物，是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然后从安庆要解到南京去。
　　余飞的妈妈很着急，要去救他，还是沙文汉陪着她出来的，从安徽坐船出来，帮她挑一点东西，到了一定的地方他们再分手，一个直接到南京去救儿子，一个逃到上海。
　　
上海八仙桥寻找关系　　
　　沙文汉逃到上海，已经找不到我妈妈了，她已经逃走了。他找到八仙桥，一个天然旅馆躲来躲去乱住。然后他们见面了，说你也逃出来了，总算大家都逃出来了。他们说现在好了，我们党的关系没有了，因为我妈妈的关系在余飞手里。余飞现在抓进去了，她就没有党的关系了，这两个人没有组织，比没有爹妈都严重，他们就拼命要找组织了。
　　他们两个居然非常大胆地在马路上找人，找到了张文秋。张文秋是个交通员，地下工作者。过去，我妈妈和张文秋一起搞夜校，以训练班夜校作为掩护，经常在夜校见面的。我妈妈就说，我现在知道余飞被抓去了，叛变了。我现在要找党的组织。
　　当时，张文秋在上海党的情报组织担任机要工作。后来，张文秋成了毛泽东主席的双重亲家。
　　过了两天，张文秋来找她，现在组织上叫你到南京鼓楼旅舍去接头。到南京接头，但是谁让她接头，她也不知道的，当时张文秋是特科那条线的。那么我妈妈非常开心，组织上说要来见我了。
　　沙文汉当时说，那我陪你到南京，我就到我大哥那里去，大哥沙孟海当时在那里做朱家骅的秘书，中央教育部秘书还有点官衔。
　　到了南京，他哥哥沙孟海就跟沙文汉说，你怎么来啦，现在朱家骅问罪下来，安庆教育厅丢失了一个人，就是你的弟弟，跑哪去啦？沙孟海说我不知道啊，只好搪塞一下。
　　
南京鼓楼旅舍失约
　　我妈妈就跑到鼓楼旅舍住了三天。那时候下面接待室有水牌，谁谁谁住几号，都挂着。她就把暗号化名都挂在那个楼下的水牌上，等组织来跟她接头。有人来看的话，几号几号应该来接的。
　　等了三天，没有人跟她接头，没人来。根据地下工作的关系，三天以上没人来，你不能再等的，可能会出危险的，可能组织被破坏，可能你就危险，所以赶紧跑，回去。陈修良沙文汉两个人再回上海，还是没找到组织，心里非常难过。
　　这个时候南京报纸《中央日报》登出了个启事，余飞彻底叛变了，有很大的文章，就是说共产党怎么怎么不对，我做错什么事情啊，就是余飞自白一样的东西。然后也说到了，我母亲要到苏区去，这些事情都是他讲出来的。
　　所以，陈修良沙文汉都成了通缉犯了，一个在安庆教育局被通缉，一个在上海被通缉。后来，就是我的外婆帮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找地方，一会换地方一会换地方，结果后来躲到一个白俄的房子里，白俄住楼上，楼下给我们借住的，实在不行了，马路上还不能去。然后找到张文秋，她说我也没办法了，我自己组织也破坏了，我得回湖北老家去，而且她身体还不舒服，结果一个联系人也没了。
　　陷入困境的陈修良，像一叶孤舟，逐浪漂泊。她急切地想寻找党组织。我母亲跟他们组织上表过态了，跟张文秋说，现在我跟余飞是一刀两断了，组织上要我干什么，我都可以干，后来就发现被潘汉年知道了，潘汉年当时在领导这个情报工作。
　　十年以后，我妈妈才知道，当年在鼓楼旅舍失约的人，就是潘汉年。为什么是他呢？就是说当时潘汉年发现我妈妈能够这样表态，而且态度这样好，他觉得这个人可以做我的情报工作了。潘汉年想把她找到鼓楼旅舍，组织上接头就是他要接头。
　　1942年，江北新四军根据地，他们去整风了，潘汉年碰到她了，第一次碰到我母亲，他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失约的人是我。
　　那当时想布置什么任务呢？也没说。事后，潘汉年系统其他的人，我的叔叔都知道，潘汉年十年以前，曾经觉得我母亲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很忠诚的人，想叫她再做反间谍，假装也叛变，跟余飞一起去打入国民党内部。这太危险了，现在想起来，这招真危险。你说她同意不同意？同意，她完了，永远说不清。不同意，她又得服从组织安排，没回头路了。幸亏潘汉年不知怎么一想，觉得不妥，后来没有做这个事，就没有来再接头。天哪，我妈妈真危险。
　　
外婆指定他们结婚后去东京　　
　　陈修良就回到上海了，还是找党，找张文秋，也没有找到。
　　这时候，我父亲想起一个人，原来在上海同文书学院的同学叫汪孝达，这个人在东京，也是个知识分子，日文很好。他就给汪孝达写信，汪孝达从东京回了一封信，我家里有人，意思就是他有组织，你可以过来。
　　我家里有人的意思，把他们乐得不得了。然后他们两个一商量，家里有人，真的比自己找到家人还要高兴。就商量商量准备打点行李就要离开，到东京去找党的组织关系。
　　毕竟是出国，钱哪里来，东京怎么去法，这都是问题。这时候又是我的外婆，她正好从宁波她的父亲那里来，她父亲上年刚过世，有一笔小小的遗产给了她，两万五千块银元吧。几个子女都分，她分得最少了，但是也有两万五千块，在当时是笔很大的钱了。我的外婆说，你们去，把这个钱拿出来。但是，外婆还是提了一个条件，她说那你们先结婚吧，你们不结婚怎么去法，你们先结婚，然后你们一起去吧。反正余飞已经叛变了，彻底断了，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933年，沙文汉、陈修良这对患难夫妻到达日本东京。而后，他们又参加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工作。
　　到了东京以后，他们见到了汪孝达，非常高兴。汪孝达是属于谁管的？汪孝达是属于东京支部，中共的东京支部，那么他们算是接上关系了。
　　一个在革命中的女人，她的爱情、婚姻与革命到底是什么关联的，那完全是服从革命的。她自己一开始想，知识分子大概不好，工人阶级好，她最后还是嫁给了知识分子气息很浓的沙文汉。
　　卓越的左联作家李求实，1931年牺牲在上海龙华。
　　早期的工运领袖余飞，当了叛徒。解放后病故于上海监狱。
　　长期在隐蔽战线从事地下斗争的沙文汉，解放后担任浙江省省长。

荒唐的“苏浙同乡会”事件
　　1927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派，陈修良满怀激情地从上海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当时一百多个人到莫斯科去，她还是个小组长，有五个人做小组长，她是其中之一。20来岁的女孩子有组织能力，又能说能写的，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就看中她，觉得这个人可以培养啊，然后叫她做墙报委员，墙报委员要发表很多东西的。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以为到家了，这回逃离了白色恐怖的中国，以为到了那个地方，是一个透明温暖的家。
　　那时不知道那里面风浪大着呢，斯大林正在那里搞那个肃反，要搞托洛茨基，而且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谁负责任这个问题，发生重大的争论。不是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了吗，他们要推罪给陈独秀，其实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乱指挥乱指导，完全是不对的，结果好，跑到那里谁负责，中国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争论这个问题，那个小姑娘去了，她懂啥呀？
　　陈修良下了火车，一点都不懂，然后他们就说你会写文章，你现在给我写文章反托洛茨基，她说我最好还是学习俄语，做点别的，我不知道托洛茨基是怎么回事？她年轻，刚刚到，然后更糟糕了，要她去盯梢，因为在同学里面，有一些被认为是“托派”的，要她去盯梢，就是偷听他说什么话没有，这个人背后，我怀疑他是托派，叫她决定。她说，这样的事情我不干，我不干这样的事情，她觉得这样非常卑鄙，不能这样。几次下来，完了，伤感情了，你这个人不可救药了，就是拉你抬举你，你就是不识抬举，她不愿意去盯梢，她不愿意写文章批判托洛茨基，她说我不懂这个。
　　那我就回去好好读书，不可以。当时王明那派已经搞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那么一批人，实际上叫做支部派。他们里面分做两派，一派是教务派，一派是支部派。支部派就是以支部是最高的。大学里面有很多教务派的人，所谓教务派的人都是中共原来最老的一批人，像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还有孙冶方，这些人都不是王明那一派的。
　　这时，王明一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制造了所谓的“苏浙同乡会”事件。
　　我们苏浙人就喜欢大家聚聚，吃吃饭，因为吃俄国面包总归不舒服。大家也没有钱。谁有钱呢，有几个老的学生，像孙冶方等一些老的人，还有蒋经国，他们已经来了好几年了，做翻译了，他们有点工资。请大家吃饭，说你就敲竹杠吧，你有钱你有工作，我们学生没钱，老学生拿钱出来，我们烧一顿饭吃吃，很正常的，聚餐，然后在那里聚上了。
　　正好有一个人叫王长熙，从那里走过。你们里面在聚会，哦，一看，多数都是苏浙人，贵州人也有，别的人也有。反正总而言之一网打尽了，都是欲加之罪。就去报告那个支部派，报告王明他们。他们那里搞小集团，搞宗派主义，搞苏浙同乡会，闹得沸沸扬扬，不得了。
　　向忠发，当时就是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他就在那里到了中山大学，说，你们一律都坦白，苏浙同乡会的事情有没有，不供出来这个事情就是反革命，要枪毙的。母亲也在其中，她在旁边，她没有去吃饭，她知道这个事，那天她没去吃饭，没去吃饭也拉进来了。都很凶很凶的，反正是苏浙人嘛，都有嫌疑了。然后就说是反革命，要拉出去枪毙的，向忠发就这么讲。这个她回忆录里面都写着。所以她听了都吓死了，怎么会这样，她想不通啊。
　　再调查，也没有任何事情调查出来。后来周恩来去了苏联，周恩来也来问我母亲，你们到底有没有这种事情，她说没有这个事情，孙冶方是挨着的，倒霉蛋，孙冶方算是苏浙同乡会，算是反王明，其实根本没有反。这是很可笑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敢于向王明提意见
　　1930年7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了。陈修良随中共代表团一行从莫斯科返回上海。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跟共产国际的米夫上台了。他们把王明硬塞到党中央，所以就开了一次六届四中，这一上台，就把原来一些老党员都弄倒了，然后瞿秋白被打倒了，李立三也要打倒，像在莫斯科的俞秀松等一批很老的党员，何孟雄，这都是很好的一些人，都被他们搞倒了。
　　这时候，我妈妈回国以后曾经在陈郁的手下，就职于全国海员总工会，她会写文章，做秘书的，大家都纷纷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这样做法有点过分了，把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忽然一下子变成政治局委员了，把王明拉上去，他们反对，而且说你们提出来这样的路线，比李立三还左。因此，我妈妈挥笔就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了，写了一篇文章。
　　当时的党中央是在上海呀，文章就给寄到党中央去了，寄到党中央去这就麻烦了，这就反党了，然后我母亲就被停止工作了
　　陈修良是起草人，王明他们出的《宣传者》这个刊物上就说起草的人，就是右派。我妈妈从此就背上一个政治包袱，就是有政治历史问题。1931年，已经叫她右派了，右倾的立场，右倾机会主义，又是反党，已经背上了这个包袱。
　　这个包袱一直背到1944年，就是到新四军根据地去整风，整风以后搞清楚了。那时候王明打倒了，1943年王明在延安打倒了，王明给的那些罪名不成立了。她解放了，她这个人就是太直了，她不知道中国的革命有这么复杂，这么曲折，这是没想到的。

白区地下党背景的干部受冷遇
　　1946年，陈修良出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潜入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开展斗争。
　　在黎明之前，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地下党组织，不惧危险，打入敌营，获取情报，策动争取了国民党军队的海陆空大起义，策应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4月23日解放南京。24日，她一宿没睡觉，天一亮，赶紧去找解放军，就跑到那个驻军的司令部，三野八兵团驻军司令部，是在南京励志社，跑进去，要见你们首长。这解放军说，你什么老百姓，穿一件旗袍，烫一个头，你怎么好见我们首长呢？后来走出来一个何克希，何克希是政委，她拥抱起来了，同志嫂，我们又会师了，就把那些战士吓得，我们首长怎么啦，跟一个女同志老百姓在那里拥抱，他们很忘情啊，心想这下我们不会牺牲了，我们终于解放了，她的想法就是，终于从地下爬出来了。
　　南京解放后，陈修良担任了中共南京市委的组织部长兼妇委主任。不久，由于某种历史原因，白区地下党背景的干部开始受到冷遇。
　　一解放到南京城，有的人表现不怎么太好，去抢人家官邸里面的沙发，给首长抢房子。陈修良看不惯，就组织干部看《甲申三百年祭》，李闯王进京那个故事上演了，要命了，这下上演就触犯了有的人，这个地下党把我们看成是什么了，这个我妈妈肯定有罪了，一定是她想的主意，叫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但是，她说毛主席不是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过的吗，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了，糖衣炮弹，我们要注意，她觉得我做得很对啊，我怎么不对啊，有个别这样的现象，她就排了这个戏，给他们看。后来听说地下党都排斥了，发生很多矛盾，这样的话我妈妈在南京也呆不下去了。她说我也不想在南京呆，南京也不是我的家，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我可以离开这里了。

暴风骤雨先冲着她来了
　　1954年，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出任浙江省省长。1955年，陈修良也调往杭州，在浙江省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和代理部长，负责理论工作。
　　1956年，八大提出的政治方针路线是很正确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了，应该加强经济文化建设，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所以，我妈妈就是拼命地推，她是宣传部长啊，不宣传八大路线她宣传什么，她宣传这个方针。然后她要求对知识分子要尊重，她说，士可杀不可辱。她反对在那些运动里把知识分子弄成这样，另外她认为民主党派一定要尊重，一定要让他们来参加工作。结果被批评什么，你看，要搞联合政府了，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上纲上线厉害啊。
　　性格豪爽的陈修良，不畏权势，敢于直言。她宣传部长要搞马列主义学习啊，她一看，一个县里面一调查，百分之八十是小学水平，她说这怎么能学马列主义呢？马克思恩格斯那个学说太深奥了，赶紧补文化，学科学。你反对学马列，这个帽子又戴上了。我们家住在杭州孤山街那个地方，前面一条支路，那上面都是干部住的，好了，造了干部大楼以后，把那条支路给封掉了。她就大发脾气，人家这个山下面还有人，有买大饼油条的，还有走三轮车的，你怎么能把它封掉了呢？人家还要生活的。你反对保卫工作，反对肃反。
　　暴风骤雨突如其来，担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和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陈修良，措手不及。
　　她最大的问题就是1956年一次开党代会，对那个省委领导提意见了，你一言堂。她觉得在党内提意见应该是直来直去的，就像跟自己家里人一样。你有问题不对，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不可以当候选人，你这个人有问题，你这个作风，我们认为你不够资格。而且她是代表她的宣传分团，她又干这个事情了，代表一个宣传的口径，有广播电台有报刊有出版社，宣传分团的人就叫她宣传部长去发言。上次的经验。永远不会接受的，然后她又来了，她就发了长长的言，这篇发言彻底把她打倒了。
　　一年以后，她就因为这篇发言变成右派分子了。1957年还要糟糕，她到北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当时的顾问是康生。康生有一次7月份开会的时候，全国已经反右了，开始是和风细雨，那时已经转向了。康生就来给他们全国宣传部长讲话，做工作，说前一阶段，我们中央说的和风细雨的阶段过去了，现在要开始疾风暴雨，以前是引蛇出洞。我妈妈当场就站起来说，你这么重要的事情策略，为什么早点不说，她反对。搞这种像是阴谋一样的。阳谋阴谋，她反对。她就当场站起来了，站起来说，没人理她。
　　政治运动的漩涡一个接着一个，让正直善良的人，防不胜防。
　　陈修良觉得大吃一惊，你看到了7月份了，她还不知道，她还在那里冲呢。她还在领导人家反右斗争呢，其实她已经被拦开了，叫她去参加，要看她是不是包庇右派，要考察她这个人，她也不知道，她说不可以乱划，照样发表意见。她也不懂什么叫引蛇出洞。她说这个不能这样做，你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情老早不讲，已经7月底了。回来后的9月份，写她的大字报全糊上了，暴风骤雨先对她来了。
　　浙江的反右斗争就是从我妈妈宣传部打起来的，就那些事情人家早就给她记录在案了。她还有在宣传八大文件上面，人家写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越复杂，她给划掉了，这张纸头也留着。她说八大讲的嘛，大规模阶级斗争，暴风骤雨都过去了。她还要写资产阶级应该和平改造，好，这也是反动，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吗？你宣传部长写这样的话，你不是右派是什么？这都拿出来了。另外她那个态度不好，变成极右了，第一个就打她。
　　一个1927年就入党的革命老战士，就这样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发配到嘉善农村劳动改造。
　　
最宝贵的率真性格
　　我父亲怕我母亲自杀。因为她性格刚烈啊，怕她想不通啊，赤胆忠心的一个人，将她弄成这样，他跟她约好，他说你就当去上农业大学吧。然后约好，无论如何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自杀。
　　那个年月，确实对母亲打击很大，我看她用了一句话，她像孤雁一样，真是凄凉极了。她像孤雁一样，她和我父亲相依为命，互相非常理解支持。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研究中国的革命历史，为什么是这样，他们一步一步地走来，怎么走到今天是这样。我妈妈就讲，我没有反悔，我只有反思。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我妈妈确实是很好。但是我小时候觉得她脾气很凶的，我喜欢我爸爸，他是特别慈善特别和蔼的一个人。后来我知道我妈妈这个性格是太宝贵了。我觉得她是一种硬骨头，我们现在缺乏这样一种精神，那就是她非常直，性格非常率真，她不愿意说假话。如果不能容纳这样一种人的话，那另外一种人就要得势了，而另外一种人得势，那就是我们国家的不幸了。
1979年，历经坎坷的陈修良终于得到了正式平反，恢复了党籍，安排了新的工作，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

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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