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以往读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我往往都会对一个问题感到特别的疑惑，即我们称呼中国古代的皇帝，刚开始一般都是以“什么帝”（谥号）为代号，比如汉武帝、隋文帝等等，而一到唐代这一叫法却从此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祖”、“什么宗”（庙号）的，比如唐太宗、宋高祖等等，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清朝。当然，从明代中后期到整个清代的皇帝，我们更习惯以什么什么皇帝（年号）来称呼，比如嘉靖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等，但以庙号来称呼皇帝的惯例依然存在。如果将我们对中国古代的皇帝的称呼划一下阶段，从汉代到隋代，可以视作以谥号为皇帝主要代号的阶段；从唐代到明代中前期，可以视作以庙号作为皇帝主要代号的阶段；从明代中后期一直到清代，则是主要以年号作为皇帝主要代号的阶段。
所谓谥号，就是活着的人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一般是身份地位比较高贵的人）的一生作为和道德操行做一个概括的评价，大体上有“盖棺定论”之义。像“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好字眼，“惠帝”都是些平庸的，如汉惠帝、晋惠帝都是没什么能力的，“质帝、冲帝、少帝”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厉、灵、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哀、思”也不是好词，但还有点同情的意味，如果“末帝、献帝、顺帝”，那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了。只有孙权是个特例，他的谥号是“大帝”，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帝王的谥号由礼官反复评议，臣子的谥号由朝廷统一赐予。它的应用范围不只限于古代帝王将相，个别文人学士死后也有谥号，比如陶渊明被谥为“靖节征士”、黄庭坚为谥为“文节先生”、张载被谥为“明诚夫子”等等。在唐代以前的谥号中还可以看出人们对死者的褒贬，褒则称为上谥，贬则称为下谥。
庙号是帝王死后在太庙中专门设立一室，以供后人祭祀所取的名号。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通常也选择具有美好意义的字，例如太、世、高、神、圣、仁、睿、明、章等等。从唐朝以后开始，王朝的开国皇帝庙号通常为“太祖”，第二代帝王庙号常常为“太宗”。如果王朝帝系发生变化，则其庙号为“世祖”或“世宗”。
年号也是历代帝王纪年的名号，也是时代的标志。到了明清时朝，一些帝王为了与以前的朝代有所区别，就注重于用年号来称呼自己的朝代了。我们为了方便，也采用了古人的方法，把唐代以前的皇帝用谥号来称呼，唐朝和宋朝的皇帝用庙号来称呼，清朝的皇帝则用年号称呼。
个人认为，在这三类称呼中，第一种（谥号）作为皇帝代称不仅可以很好地概括出其一生的作为，而且听起来最为威武雄壮，可以显示出一种帝王的雄风和霸气，而第二种（庙号）则不好听了许多，一个个什么祖什么宗的，好像是在认祖归宗一般，最显示不出什么气质；最后一种（年号）则介于两者之间，好歹也是直接叫他是什么什么皇帝，但年号是皇帝一即位就颁布出来的，只能表达出一种对自己当政时期的愿望，对其一生的作为当然无法做出什么概括。但是，原来都一直用谥号称呼得好好的，为什么偏偏一到唐代就改口了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得从谥号出现的历史谈起。
夏商时代的王没有谥号，往往直呼其名，他们的称呼多数用干支，例如太甲、孔甲、盘庚、帝辛等等。谥号是周朝开始有的，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谥号，是自称，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除了天子，诸侯、大臣也可以有谥号。到了秦朝，秦始皇认为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于是废了谥号，从他这个始皇帝开始，想传二世、三世以至无穷，可惜只传了二世。汉代开始又恢复使用谥号。汉倡导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献。汉献帝是他死去之后曹魏给他加的谥号。
按照周礼，天子七庙，也就是天子也只敬七代祖先，但有庙号就一代一代都保留着，没有庙号的，到了一定时间就“亲尽宜毁”，不再保留他的庙，而是把他的神主附在别的庙里。庙号就是祖啊宗啊的称呼，一般祖的档次比宗更高些。起初，有庙号的皇帝不多，例如两汉，刘邦是高祖，刘秀是世祖，别的就没什么庙号了。这个祖，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绩才行，一般往往都是开国皇帝。但也有滥封的，曹魏时，曹操是太祖武皇帝，曹丕是世祖文皇帝，曹睿活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自称烈祖明皇帝，结果只能被后世嘲笑。
本来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庙号，但是都有谥号，而且只要一两个字，所以唐以前的皇帝大多称谥号。从唐开始就谁都有庙号了，所以人们习惯称庙号。在唐朝初年的时候，由于李渊是开国皇帝，以庙号“高祖”二字称呼还依然很符合惯例，汉代开国皇帝刘邦也是以同样的庙号做称的。但是到了第二个皇帝李世民，就应该按照以往的做法继续使用谥号了吧。确实，刚开始李世民的继位者李治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太出格，给他上了一个叫做“文皇帝”的谥号。也就是说，我们后世人得称呼李世民叫做“唐文帝”。纵观李世民在位期间，他辛勤治理刚刚统一后的大唐帝国，恢复隋末天下大乱以来被破坏的经济，取得“贞观之治”的不俗政绩，以“文”来称呼他，大体上也是准确的。但是，我们都清楚，这一称呼在后来并没有传播开来，我们都叫李世民是“唐太宗”，从来没有人知道他还有个什么“唐文帝”的代号。问题就出在唐代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本是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李治死后她执掌了朝廷大权，先是废立了几个傀儡，后来觉得不过瘾，就直接自称皇帝了。但是，以女主身份去做皇帝，还是真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观念上来看，这么做很明显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性，武则天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在自己还在位时就给自己上谥号，初定为“圣神皇帝”，退位后中宗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另有废除的尊号“圣母神皇、圣神皇帝、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则天大圣皇帝”等等，其字数都远远超出了之前谥号不超过两个字的惯例。武则天此例一开，唐代之后的皇帝纷纷效仿，唐玄宗即位后更是给他的前代皇帝一律加成七个字。李世民的谥号也被改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这一谥号中，有“文”又有“武”，那到底用哪一个字去概括他比较好呢？还真不好处理。为了方便，人们就干脆不再用谥号做称了，于是转而直接用庙号。
唐代之后，皇帝的谥号文字更是变得越来越多，称呼起来显得越来越繁琐赘述。像唐朝皇帝的谥号最多不到10个字，宋朝皇帝就到了16个字，明朝皇帝谥号17个字，清朝皇帝谥号令人咋舌地“发展”到24个字。像明太祖谥号是“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到乾隆则叫做“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慈禧太后则是25个字：“孝钦慈禧太后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谥号从相对客观的评判，变成了一味的文字溢美。不管现世表现如何，文武仁孝诚信睿智等词毫不吝啬地往上堆砌，用遍了所有歌功颂德的字眼，溢美吹捧程度不断升级。于此，这些也只能在祭祀等特定场合念一念了。
与之相对应，用年号做称则经历了一个相反的历程。谥号是由简入繁，所以人们不再使用，而年号则是由繁入简，人们对之的使用也开始变得日渐普及。相对于谥号和庙号，年号的出现要晚得多。年号出现于汉朝中期，而且皇帝一般都喜欢换年号，好事坏事都要换，有的几年换一次，偶有的一年要换几次，一般朴素务实的皇帝年号换得少，爱标新立异的年号换得多，比如唐太宗一直用“贞观”，玄宗也不大换（有“开元”和“天宝”两个年号），而武则天就特 别喜欢改年号，一般年号是两个字的，她还用过四个字的。而南梁武帝萧衍亦使用过三字的年号。
到了明清两代的皇帝，他们则一般一个年号用一辈子（一世一元），所以人们习惯称他的年号，这里面只有明英宗用过两个年号（正统，天顺），因为他被瓦剌俘虏去，代宗即位，他被放回来后成了太上皇，在代宗病重时他发动政变（夺门之变）重新做了皇帝，所以有两个年号。到了清代，除了开国的两个君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到顺治福临称帝后基本上都是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只定一个年号，特殊一点的可能是同治，他原来的年号叫琪祥，是辅政大臣肃顺等人拟的，不久慈禧发动政变，杀了肃顺，年号改作同治，原来的年号没来得及叫开，人们都习惯地称同治帝。（文/李墨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