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学士严嵩新论
[美]苏均炜
多年前跟一个专门搞初期中英关系的朋友，从事早期中西关系的研究，因此有机会涉猎过好些明代历史的材料。在那材料之中，除葡萄牙人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活动外，和葡人勾结的所谓倭寇却引起我莫大的兴趣。之后，在研究明嘉靖期间的倭寇这个专题上，史料把我的注意引到奸臣严嵩这个人物，我发现十分之九的史书，尤其是《明史》，于严某处理倭寇的政策，都把史实黑白颠倒，故意歪曲，叫学人捉摸不到真相。所以我在拙作《明嘉靖倭寇史略》里头，特别加以论列。同时我也替美国亚洲学会筹办的《明代名人传》，写了一篇严嵩的传记。但因限于篇幅和格式的关系，只能简略的对传统的看法提出疑问，打算从多方面来探讨一下“奸臣”严嵩这个人物。
（一）严嵩和世宗皇帝
世宗这个主子，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他是兴献王的独子，自幼骄生惯养，个性顽梗，极为父母所溺爱。他十三岁丧父，不到两年，还不到足年十四岁，便被选去继承大统。母亲蒋氏，也是一个个性顽强的人，一直到她一五三八年死去为止，对这个少年皇帝影响最大。世宗登位后头几年，他们母子俩竟能极力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尊奉世宗生父为宗，掀起一场大礼议风波，即所谓大礼议者，弄得举朝鼎沸，得到三几个位低势微的官员的支持，这个少年君主竟不惜将王朝抗议的臣子打的打，罚的罚，一次可以将一百多个臣子打进牢狱去。光是为大礼议被杖而死就有十七人，一共受罚的就有二百二十几人。要不是母后蒋氏为他撑腰，一个顽强而不懂事的少年君主，想不会那样硬干下去的。后来他提拔拥护自己见解的臣子，很快便学会了怎样去维护和使用那专制的王权了。到得二十岁左右，他早就晓得怎样去玩弄臣下了。
因此，做大学士来赞助——还是说侍候吧——这位皇帝，可真不容易。皇帝高兴亲自处理事件时，大学士们都要依他的主意行事，他懒得办事的时候，把要务通通都堆到大学士们的肩上，却又要装出他凡事都留心的样子，有时会蓦然地横加干涉。他不要经常接见或者咨询一般的大臣，只依赖三几个大学士，尤其是做首辅的；之外，只有三几个权贵以及一两个为他专门撰作青词的臣子，有机会接近他。这些臣子中只有首辅大学士能为皇帝拟草旨令，因此在外边看来，首辅大学士该为旨令的后果负责。这位世宗皇帝的确有他精明的地方，他决不会让臣下窃弄王权的，纵使有些大学士想有所作为，他们也不可能得到授权去做。这一来，首辅的职位并不是一张教人坐得舒服的沙发椅子。因大礼议而窜红的大学士张孚敬（初名璁；1475—1539）曾这样对世宗说过：“……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无异等于说，做大学士的要替皇帝的一切措施，担负责任，这对做大学士的甚为不利啊！
后来将严嵩打倒的大学士徐阶（1503—1583），当他擢升为阁臣时，他的友人王维桢（1507—1556）恭贺他之后，说了这样的话：“夫宰相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明圣，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这里的三难，可以说是对上面所引张孚敬的话作进一步的解说。所谓第一难，可能暗指世宗那种自以为是而有时近乎苛察的做法。第二难呢，该是指世宗的急躁脾性，不容易应付得来，但事关君父，谁敢呻吟呢！
《肃皇外史》的作者范守已（1542—1611）有过这样的透露：“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宗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会当帝心，亦为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者。自古英明之主，亡不受成事，相臣街上裁声名而已。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倘若所言俱实、而并不是为徐阶推卸责任的话，更可以说明世宗这个君主是多难侍候的了。
《世宗实录》的编者也说：“……晚年留意玄理，筑斋官于西内居之。乃宸衷惕然，卷卷以不闻外事为忧，批决顾问，日无停咎[该作晷字]。故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我们要多注意“威柄不移”这四个字，才能了解到世宗和他的首辅大学士的关系。
（二）所谓“窃政二十年”
即便当了首辅，也不见得就是大权在握，不少人有这个误会。嘉靖期间，朝廷大事可有祭祀，军事和政事，而以军政最具影响。祭祀可以撇开不讲。在军事方面来说，我们在材料方面看不见严嵩究有多大委任边疆大吏的权力，尤其在他入阁后的上半期。世宗挑选为他侍奉上玄的还有勋臣朱希忠、都督陆炳。尤其陆炳（1510—1560），在朝廷很有势力，自从嘉靖十八年（1539）他在行宫的大火里将世宗救出，他就得到世宗的爱幸。因为陆是武试出身的，而且又武健沉鸷，于军事和选将方面，世宗自然会咨询他。据王世贞说，陆“阴操吏兵二部权，每文武大选，岳牧进退时时与之。而给事御史翰林吏部，多有出其门下者”。有数年光景，咸宁侯仇鸾（1505—1552）也曾得到世宗的信任。从材料的方面来观察，嵩败后他的政敌所要排挤的嵩党中，也见不到几个边防大臣或是武臣牵累受苦的。再查看兵部尚书的名单，也不见得有那几个是嵩党。只有许论（1485—1566），说是听受嵩的指挥，在任可不过两年多些便被劾（1556—1558）。《明史》却说这样的话：“三十五年兵部尚书杨博以父丧去，召论代之。当是时严嵩父子用事，将帅率以贿进，南北用兵，帝责中枢甚急……论时已老，重自顾念，一切将帅黜陟，兵机进止，悉听世蕃指挥，望由此损。”其实，当时许论也不过五十一二岁，说不得老，何况一五五九年他还复职督蓟辽保定军务呢！这几年中并没有在边防出了什么岔事，相反的在东南应付倭寇方面竟然收到效果。可是史书的作者们竟会写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
在朝廷用人行政方面，严嵩也不见得有广大无边的力量。相信不少做大学士的都想有所作为，张孚敬也就有这种想法，所以在一道疏里道出他的理想：“今内阁择其人焉，责之以择九卿；九卿择其人焉，各责之以择监司；监司择其人焉，各责之以择守令。守令亲民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妇莫不被其泽矣”。果真这样，那在别人看来，不是窃国柄了吗？严嵩可不敢这样想，但他似乎相当注意用得其人，不仅仅是附已的人便了。在嘉靖年间，因为世宗不能全付心神去处理政事，较多时将责任分配给内阁，以此内阁的首辅是比前朝揽有更大的权力，莫不收罗人才待用。张孚敬是这样，夏言是这样，严嵩也是这样。连后来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也是这样。
收罗了人才之后，势不能不安插，结果首辅大学士就会跟吏部和堂上官容易有冲突，后者会抗议内阁侵部权。嵩入内阁不久，就被许赞（1473—1548）告了一状，说他和翟銮要向他请托。这件事表明嵩等并不能控制吏部的意思，做了吏部尚书三年的闻渊（1480—1563）跟嵩也合不来。即使说万镗（1485—1565）是嵩党，他在位也不足两年，还是给嵩的亲信赵文华排挤出去的。
李默做了大约三年的吏部尚书。他有陆炳做靠山，用不着要讨好严嵩。相反的，他对好些嵩推荐的人，都不予接纳。当时赵文华自江南视察倭情返京，向嵩极力推荐胡宗宪（1515—1565）总督倭事。可是李默偏不理会，终于由赵文华用手段把他打倒之后，嵩才可以取得胡宗宪的委任。《明史·李默传》内也说，李“有所恃不附嵩，凡有铨除与争可否。”这样说来，可见严嵩到那个时候为止，都未能控制吏部。
在嵩充任首辅大学士的期间，所有的吏部尚书中，只有吴鹏（1500—1579）还可以说与嵩交好。吴是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接李默任的，一共充当了五年尚书。纵使这个时候嵩能使得吴鹏言听计从，不过已是他个人势位日渐获得世宗的宠信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就不该贸贸然然的同意《明史》所说的“窃政”或者“柄政”二十年了，也不该同意明代嘉靖以至明末那些别有用心的史家和文学家那样不分皂白的见解。
（三）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
关于嘉靖期间北虏南倭这两个问题，十居其九的史书都没有对严嵩的政策做过详细的分析，反而尽情污蔑，是最不公平的一件事。
让我们先来谈谈所谓北虏，鞑靼人对北方边境的威胁。这是个相当宠大的问题，这里只能提要地讲述一些严嵩任期内的情况。一般来说，从世宗继统以来，那即是说自一五二一年以来，朝廷从未有效地增强边防。虽则是有一部份边境跟京师相当接近，不过守边的文臣武将总算可以应付鞑靼人小规模的入犯。有些廷臣对边防和京师安全十分关切，敦促政府防止军额的减缩，提议选将练兵，但都不见得有大规模的整顿。一直到了嘉靖二十年代中期，世宗好象认为自己对于文治，尤其是礼教方面，已有所建树，觉得也应该在武功方面有所表现，既然是个刚强好胜的人，他有很大的欲望去获取军事上的大胜利来增加王朝的威风，可是他一直却没有在军事准备上下过工夫。因为承平日久，除开京师附近稍为好些，其他的卫所军队，边防设备，尤其是东南的海防，都腐败不堪，全国也没有几个出色的将领。财政方面来说，因为宫廷用度日繁，时常会有困窘的现象。可是情感冲动起来的时候，世宗可顾虑不了这许多，一心一意主张用武力来解决边防问题。但经过好些廷臣疏议之后，他也会觉得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条件不够，又会倒过来赞成用和平方式将问题解决。对安南问题，他的态度是这样；对北虏问题是也是这样。
嘉靖二十年代后半叶，北虏略境愈来愈厉害，终于在二十九年八月下旬（相当于一五五○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突破边防，直逼京师，导致史书所称的庚戍之变。在这事变未发生之前，世宗念念不忘要将北虏挫折一番。二十八年二月他对严嵩说想效法太祖、成祖和武宗身率大军去巡边。嵩回答说，偶有侵犯之患，不足成为他的统治的弱点的。同年三月，他又对嵩说要效法太祖成祖去边境驱巡一次，嵩这次却更率直些回答说：“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
二十九年八月，那时边境消息已经愈来愈紧张。世宗再问嵩边事的对策，嵩回答说：“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过了几天，世宗再问，嵩回答说：“伏蒙密谕，中国屡被狄侵，不可不振，欲一大败其类。圣谕诚是也。今抱忠怀赤之臣，岂亦无此念。第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恃之资。且太上曰佳兵不祥之器，自古圣王治世，夷狄之患，亦不能无。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犯，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
对付北虏的政策，在这个时期，严嵩似乎完全着重在防御。在这方面他可能受到当时素有边防经验的人的影响。上边提过的翁万达，便是主张抚虏的一个有力人物，认为可以用互市的方法去羁虏人。在他之前，于边疆素有经验的许进（1437—1510），也是主张抚辑的政策的。许进的的儿子许论，跟随父亲从事边陲，对边政极有兴趣，还撰写了一本《九边图论》，也是主张紧壁固守的。编写《皇明九边考》的魏焕曾遍阅当时论边政的疏书和文章，也是主张相同的政策的。
嵩的回答，教世宗泄气之至。可是他说的却是千真万实。无兵无将，无饷，那里还有强劲的大军去对付那倏往倏来的虏人呢？这些世宗该晓得，可是他不愿意面对现实。让我们在这里引一件类似笑话的实事来透露明廷武臣的无能好了。这件事发生于二十八年二月，给事中杨允绳偕同抚宁侯朱岳、英国公张溶、定西侯蒋傅、惠安伯张澜、署指挥佥事孙堪、锦衣卫指挥同知郑玺一班人，在安定门外阅武场检阅应袭官舍，郑玺突然得报说北虏已经侵入到沙河，朱岳等一班人都惊走。杨允绳于是将事情上报，结果朱岳、张溶等人因为怯懦损威受到了惩罚。这件事显示出京师一带高级军事领袖的无能。一年半后，便发生了所谓庚戍之变。这样看来，庚戍之变不幸地证实了严嵩判断的正确。
庚戍之变，使世宗很难接受，非但不能“挞伐其类”，非但吃惊不小，还接受城下之盟，答允和鞑靼人通市。这口气难得发泄，只有诛杀一些大臣来发泄发泄。其实这种屈辱损威的事，有血气的人都会愤激。既然不能够怪责皇帝老爷，那就只好迁怒到皇帝的挡箭牌首辅严嵩身上了。
对南倭事件的处理，严嵩也被一般史家骂得体无完肤。主要是《世宗实录》编撰者的颠倒事实，后来则由于《明史》的故意歪曲，尤其《明史》里边的嵩本传，赵文华传和日本传里的论断，让一般读者很难明了事件的真相。倘使我们泛读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从大学士到地方官的，都不难得到一个梗概。可惜这样做的人不多。大多数震于历来所谓朝野舆论的一致，偶尔发现到相反的材料，也不加以思索放置一旁。于是这么多百年来使得严嵩和他信用的人，在所谓倭寇事件上蒙受不白之冤。
其实嘉靖年间之所谓倭寇，并非真正日本人的寇略。当时日本正当四分五裂之际，它的西部落国因为经济困窘，间或会有武士浪人和无赖之辈从事海上的寇盗，又甚或受别人雇佣去作武弁从事走私，亦有因走私可获大利而连群结队的出海为生的，但倭寇的主要成员却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百姓，这些百姓早已以海上贸易为生，但因朝廷海禁森严，其中也有非法走私贸易，以谋厚利。自从十六世纪开始，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渐快，尤其在东南一带，而同时人口增加也相当迅速。手工业中发展最速的首推丝织工业。恰巧当时日本出产了大量的金银，大大的刺激了两国间的贸易。同时葡萄牙人的东来，也对中国的海外贸易添增了相当的推动力。除了这种种因素之外，还得要提一下正德嘉靖期间东南部农村经济特别发展。其中多半由于农田役税不公平，逃离农村的人口日多，为了糊口很多转而从商，尤其从事于利润很高的海外贸易。由于海禁甚严，不少海商转而非法走私，又因走私得利更丰厚，自然走私的风气愈盛。为了保护生命财产计，大走私商雇佣武装的家丁和打手来作卫队，也有雇请日本武人的。遇到官兵镇压或驱逐，他们不甘财物的损失，于是起来抗拒。因为日本人尚武好斗，有些走私商更借着他们的名气来唬吓官兵。其实中国的走私商贩，大多是资本微薄的，不过也有资本雄厚的商家，甚至官绅世家的家人。他们在东南沿岸活动，有时利用交通方便的岛屿来作大本营。有时候有些海贼也参加活动。当他们见到沿岸海防的腐败和一般百姓的怯懦，有些便生了野心，兼事劫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走私和劫掠的行径慢慢伸展，使得朝廷不能不采取行动，尤其在一些沿岸城池被寇盗破陷之后。
当倭寇的问题变得严重时，夏言重作首辅。他非但对北虏主张用武，对南倭似乎为了迎合世宗的心意，也主张用强硬手段来解决。他选用了一个很有作为的官员名叫朱纨（1494—1550）的去全权办理浙江福建的倭乱。朱的委任状，写有嘉靖二十六年九月的日期（1547年九月），就是夏拟定的，这时离开他最后的去职也不过三四个月而已。
朱到当地赴任后，立即从事镇压。他发现有大部分士绅和老百姓非但不合作，还抱怨多端。他全不理会这些，决意执行旨令。他尽量加强一些弃废已久的海防，亲自督励兵将去搜捕驱剿。他将宁波附近的一个叫双屿的大走私窝窟摧毁封塞，把走私商人赶得鸡飞狗走，还可能逼得一些财产丧损几尽的私商转而从事寇掠来补偿。在福建诏安县地方，他的兵将突袭一个走私集团，一共逮捕了二○六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葡萄牙人和黑皮肤的东南亚人。可是朱纨那样顽强的来执行朝廷命令的作风，引起闽浙士绅和普通人民的极大的反感。碰巧当时严嵩已再任首辅，他是不同意夏言的政策的。因此，失去了大后台的朱纨，面对着当地人士严厉的责备，怕受到惩责和屈辱，逼得他只能自杀。关于朱纨的事，《明史》的编撰者和好些明代史家，对他甚为同情，并表示甚为赞同海禁政策的。
于倭寇问题的处理上，严嵩的看法，跟夏言的很不一样。虽然同是江西人，他们对商业的反应不相同。最低限度嵩曾谘询过不少同僚，才选择一个对策。他的亲信门生赵文华（死于一五五七），是浙江慈溪，是个走私很活跃的地方，文华自然熟悉。朱纨在他自撰的谏词里控指文华胁迫他要改弦易辙，不要危害海上贸易，这不是很清楚的说明严、夏政策的不同吗？还有当时在充任礼部尚书而快要擢升为大学士的徐阶（1503—1583），是江苏华亭人，家乡靠近上海，也是个走私活跃的地区，当然对问题有深入的认识，所以当世宗询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嵩直截回答说倭寇是从事海上贸易的闽浙人民造成的。
很多史书，尤其是《明实录》和《明史》，对于为嵩执行倭寇政策的赵文华，极尽污蔑歪曲之能事。我在给《明代名人传》写的赵文华和那本倭寇书里，就为赵某人的冤屈伸雪。支大纶在他的《世穆两朝编年史》里，对嵩极表痛恨，但对文华的功绩却是推许的。在当时的环境里，只有象文华那样敢作敢为而又有识见，才可以担当和应付倭寇问题。同时也经过他选拔和推荐出倜傥非常的胡宗宪、声望素孚有似唐顺之那样的人才来，经过这些人的努力与责成，人才渐出，东南也就慢慢平定下来，终于海上贸易也变成合法化了。
（四）所谓屠害忠良
怎样去解释“忠良”才对呢？很可惜《明史》没有说明。既然明代史臣都认为世宗有英明的地方，那末世宗认为忠的臣子，算不算得忠呢？嵩任大学士后，有多次被世宗赞许是忠的，直至他被勒令致仕，世宗也没有说他不忠。但是在他的政敌眼里却又不相同了。那么，所谓忠良，又该从什么标准去衡量呢？还是让我们撇开这个问题不提好了。这里所指的忠良，大概就是《明史》所指的人好象夏言、张经、李天宠、沈炼、杨继盛和王忄予吧。那末，让我们也来稍微讨论一下这几个人物好了。
张经、李天宠之死，《明史》嵩传说“与有力焉”，大概是说应负有相当的责任的吧。在文华和张、李二人的传里，《明史》的撰者则说文华要抢夺张经在王江泾大捷的功劳，因而诬劾他两人致死的，甚至用文华“既杀张经”的字句。在我们讨论过严、赵的倭寇政策之后，对这些自然会发生疑问，究竟《明史》说的是实事，还是故意歪曲事实呢？让我们征引一些《明史》没有参用的材料看看。
在倭乱初期，因为东南一带承平日久，防备废弛，将不知兵，兵不素练，人皆罢软种种情形之下，即使最有才干的官员，也极费周章，何况当时又缺乏人才呢。所以很多文武官员，和百姓一样，望风奔逃，抛弃城池，又或罢软不前，各自为政，漫无纪律。面对着这种情况，朝廷不能不采取严厉强硬的措施，促使政令能够雷厉风行，要把坏风气扭转过来。于是立新的法令，要将弃守或失守的文武主任官员从重惩责，尤以大学士徐阶对此主张最力。
在徐阶的文集里，我们可以读到写给张经的几封信，很教人玩味。除开献议怎样用兵和了解当地的情况外，他还敦促张经要治军刚严，着他去斩一二人来振兵威。他对张的不满，溢于言表。张经治军无纪律这一点，从何良俊的记述里，也可以得到证实。何说：“总督出师，朝廷给与旗牌，正欲假以生杀之柄。今逗挠军机与临阵退缩，未闻有斩一人以徇者。如此而欲胜难矣”。同一段里，何还描写张幕内一个赞划官员，当人家敦促他们要肃威刑，他竟然把舌头伸出来，还说：“难道要我们杀人吗！”更又说张不善策划，“无怪乎总制诸公偾事踵接也。”也无怪何连说可叹、可叹了。
《明史》为了要诋毁严嵩，于是跟着也得诋毁赵文华和胡宗宪。因之在张经传尽量为张回护。万历期间写的史书，纵使他们也责骂严嵩，却也狠狠地批评张经。徐学谟便怀疑张经斩“民首秃者首”作为真倭首级报功。他认为《实录》持论不当。他说出这样的理由来：“经驻江南时，受有司供亿，侈无度，其饮食俱用银器，所至骚然。自采淘港一败，遂按兵不举，已为文华所促，至有王江泾之捷。此岂有主忧臣辱之念，然已无救于败军杀将之罪矣。故上毅然诛之，而三辅臣亦大恨其误国。当经被逮入京，望门行贿，动以巨万计，即嵩亦不之纳，况徐阶李本（1504—1587）亲见桑梓之荼毒者乎。传闻异词，不可以不核也。顾王江泾之捷，经亦有桑榆之功，或救其一死，此亦法外之仁也”。
支大纶在他书里，也有同样的批评，我不想再累赘引述了。
张经李天宠之死，无疑是赵文华的劾疏导致的。赵这般做法，跟他的职责有关系。问题该在于是否赵氏因事论事，抑或他故意诬讦。李天宠不幸，没有那样的才具去做乱世的巡抚，兼且自己又酗酒，于是相连获罪。碰巧遇着果于杀戮的世宗，卒至身首异处。那又怎能怪责得严、赵两人呢。
至于在戏曲和小说里被塑造为忠贞之士的沈炼和杨继盛对严嵩奸名的远播，看来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究竟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否他们受严氏诬陷致死的？
让我们先来谈沈炼、沈青霞。细读《明史》沈传，读者都会想象到他的性格，疏狂、倨傲，他有点象赵文华，似乎没有赵的才识。本来，陆炳对他好，他也和严世蕃有往还的。一五五○年北虏逼近京师时，他附和编修赵贞吉（1508—1576）来批评当局，事后嵩劝戒世蕃不再要跟沈来往，说他不是一个好人。这些话让沈晓得，深怕前途无着，所以鼓起勇气上疏来叱骂严氏父子。疏内数嵩十项罪状，主要还是纳贿贪污，揽吏部权，钳制言官，妒贤嫉能，还说因纳贿使得边将开启边境的纷争，使得地方风气教化败坏。如果世宗想兴师北伐，“必先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义，则虏贼不足平矣。”这样空疏的奏疏，在相当明察的世宗眼里，当然抵赖不过，于是将他贬到近边荒的地方去。在那里他更不甘寂寞，变本加厉地责骂严嵩，至比嵩为秦桧，又和地方当局闹事。终于被总督杨顺借口将他杀害。于是反对嵩的人，就说嵩父子授意杨顺去干的。
《明史》沈传给人一个印象，沈炼不是一个安份的人，他的文集透露出他有忧时之念，但他为人不晓得怎样去进取，因而偾事。徐学谟认为他“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谈迁说得更中肯：“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戍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已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从这些征引，也可以见到沈炼本人也有大错的。
在有志气和急于进取这二者，杨继盛可以说跟沈炼很相似的。这可以从杨的诗文见到。他跟唐顺之有往还，顺之文集有下面的一封信，从之我们可以想像到杨的性格的大概：“执事豪杰士也，忘身许国，不回不挠，使满世间脂韦澧涩全躯保禄之士，闻风缩颈，羞愧不暇。执事之志则然，而才足济之。自丹阳奉晤，令人叹羡不已。然窃有少致爱助于执事者。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施为欲似千钧弩，磨砺当如百炼金。愿益留意，则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这是一封很诚挚规劝的信，出自肺腑；从另一方面，可以教我们较为清楚地晓得杨的为人。
杨未劾嵩前，曾经疏谏世宗不要和北虏开马市，大肆责备仇鸾。既然仇鸾当时受到世宗的信任，世宗把杨贬谪到边远。这马市一疏，便已充分表露出唐信所指的弱点，志气有余而才识不足：只晓得盛气凌人，全不察言观色各种客观的条件。虽然世宗也极想挞伐北虏，也不得不责备他。
他的《请诛贼臣疏》同样暴露了这些弱点。且看，他疏内数嵩的十大罪五奸。十大罪呢？第一，说嵩俨然以丞相自居，违背太祖废设丞相制度，是以败坏祖宗之成法。第二，嵩利用拟写诏旨的权力窃取皇帝的大权。第三，嵩印行《嘉靖疏议》十册，自诩功能，这就掩盖皇帝的治功。第四，嵩找世蕃和乾儿子赵文华等人帮忙票拟，无异纵奸子窃政。第五，控告嵩为长孙效忠冒军功。第六，控告嵩引用背逆奸臣仇鸾。第七，控告嵩于庚戍之变时不教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有误国家军机。第八，控告嵩专擅赏罚的大权，使得朝廷没有正人君子。第九，控告嵩施行虐政，使朝廷失去天下人心。第十，控告嵩又贪又谀，大为败坏天下的风俗。所谓五奸，是指嵩收买世宗的太监近臣做他的间谍，其一；指嵩任用亲信赵文华去做管理纳言的通政司，其二；指嵩跟世宗亲信的厂卫指挥官员联亲勾结，其三；指嵩笼络收买科道官员，其四；指嵩笼络各部官员以为心腹，其五；他还请世宗去询问自己的两个皇子，试看所奏的真实不真实。假如世宗真想天下太平，就得诛杀或者赶逐嵩这个贼臣。
再三研究这篇疏文，所指控的大半空疏无实。因为不认识世宗的性格，杨继盛犯了一个致命的大错，那就是要世宗询问两个王子。在世宗看来，这无异说他昏目贵，连偌大一个奸臣擅政，却懵然不觉。他是一向没有父子深厚之情的。纵使他自己有时倦于视朝，断不容臣下批评他。嘉靖二十年（1541），因世宗不愿每日视朝，唐顺之和罗洪先（1504—1564）请朝太子，世宗大怒，立即将他们削籍。现在杨继盛竟又敢犯这大不韪，提起询问二王来，无怪他立即把继盛投入牢狱拷打问罪，而又终于以诈传亲王旨令判了绞罪。
根据《世宗实录》，杨疏上后，嵩一再请示休致。世宗挽留他，并且对他说，该疏是针对他世宗而说的，上疏的只想“邀誉卖直”，批评嵩只是批评嵩赞助君主修玄，他要嵩不要中邪计乞休，还是继续供职为是。
继盛死后不数年，不幸事件便降落在王世贞的父亲王忄予（1507—1560）身上。本来王忄予的官运相当亨通，朝廷在一五五二年派他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数年后被调往北方守边，晋升到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蓟辽总督。不料一五五九年春，他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虏人突进至三屯营。据说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和财物受到损失，在世宗面前哭诉。后来这次失事，牵涉到王忄予在任时疏于练兵之类的失职情况，当时对待督抚边将失守律法甚严、世宗手批曰诸将皆斩。王于一五六○年十一月被杀于西市。
《明史》的《王忄予传》十居其九还算中肯，但在末尾却牵引到严氏父子与王氏父子交恶的事，而把责任推卸到嵩身上。可是在赞语里却又说：“忄予于边备甚疏，宜不免云。”主意三翻四覆，叫读者不知所从。徐学谟和王世贞是有同僚之谊的，但他也说世宗的震怒是忄予死的主因。支大纶也相当中肯地作出下面的判语：“忄予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笃，存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干极典。盖帝固重军政，虽勋戚不少贷。庚戍之警，尤惕于衷。故二子如世贞世懋竭虑殚力，居间百方，终不可得。华亭（指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他的意见，谈迁也同意。谈说：“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
这样说来，这一班“忠良”之死，其实另有原因，并不是为严嵩所屠害的。我们读史一时大意，就会被蒙蔽。我所以说严嵩做了世宗的挡箭牌，在专制政体之下，似乎才有这样的必需。
（五）严嵩的失势与贪污问题
严嵩的倒台，一方面由于渐失世宗的欢心，另方面由于徐阶和同谋的人的暗算。这一切都在《明史》本传和王世贞的嵩传里有详细的叙述。
其实，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五月（1562年六月）罢官为止，嵩并不见得做了些什么大过大恶，教人感到奇怪的，为什么在任期末年，嵩竟敢对世宗坚持已见呢？好象他极力推荐他的亲戚欧阳必进（1491—1567）做吏部尚书，虽然世宗不大高兴，也让欧阳干了几个月才把他辞退。又好像在万寿宫焚毁之后，嵩规劝世宗不要花大量的钱来大兴土木，还是迁就些居住在以前英宗居住过的宫殿好。为什么他并不是好象批评他的人所说那么柔媚侍上呢？这亦可见嵩在世宗面前是敢说已见的。
对于严嵩，世宗似乎还有极少许的感情，也许是迷信也说不一定。他一向祈求长寿，因此可能认为高寿的嵩对他自己会有好处。所以他在命令嵩致仕的谕旨里有说：“嵩小心忠慎，祗顺天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人所嫉恶既多年矣、却一念纵念（疑是恶字；有作害字的），悖逆丑子，全不管救，言是听，计是从，不思朕优眷。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你看，他罢嵩时还说了不少好话。我们要问，世宗眼里的忠，是不是真的忠？抑或世宗的忠臣，却是国家的贼呢？后来，世宗对嵩那种二十年如一日的忠勤，还思念不已。
徐阶一班人，生怕严氏死灰复燃，终于诬捏世蕃谋叛处死，抄家，又将嵩和他的孙儿降为编氓。这简直是无中生有，与“莫须有”有异工同曲之妙！想不到是出于一班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之手的！《世宗实录》的编撰者都认为：“法司拟以谋叛非正法也。”凡失势后，一班所谓嵩党的官员都被斥逐，连不实的《实录》也为他们的才干慨叹呢！
既然严氏父子贪黩祸国殃民，财产当然要籍没了。难道府库不大充裕的世宗给徐阶那班人说得怦然心动了？查抄结果：金三万二千九百多两，银二百二万多两，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甲第六千六百余楹，还有不少的珍珠玉器镶金杯盘等东西。世宗要将一半充做边饷，一半拨入内库。但赃物迟迟未见进上官库，等得世宗不耐烦而催问，因为那时只有十万两左右拨入内库。他说：“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上，民亦无还，果何在耶？”究竟徐阶他们有没有虚报大数，故意张大严氏父子过恶呢？从史料看来是有的。连《实录》也说：“比籍没严氏，资财已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指彭孔，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这也是《明史》称为“良相”的徐阶种下的“良”果。
这里我们得一提一个叫赵锦（1516—1591）的人。当他做御史时，因元旦日食，上疏劾嵩，被世宗斥为民，穆宗隆庆时（1567—1572）复职，万历年间（1573—1619）还做到南礼吏二部尚书。之后，和张居正合不来，退官。张败后，做到兵部尚书。当时神宗也抄没张居正家，株连不少无辜，这位忠厚长者的赵锦上了一疏规劝。疏里有下面的话，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方圣祖肃皇帝（按：指世宗）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放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犹仇恨不已，至谓世蕃有谋叛状。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远取以足之。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至今疮瘐未起，哀怨未平。今日久事明，世蕃实未尝有叛状而徒流毒江西一省之民。论者亦尝谓其时大臣未能为圣祖一言之者，臣等每切恨之……”之后，他还说，“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可惜《实录》始终没有说出籍没了严氏多少财物。继之又说，“臣等又常见严嵩败后，阁臣多顾念后患，不敢复出身为国家任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其实情可无疑问，只可惜一般史家都置若罔闻。他这些话我们该诵读再三和对呢！导致世宗罢免严嵩的是监察御史邹应龙（1556年进士）的劾疏。劾疏里邹指控世蕃收贿，提名道姓。又既因为在史书里严嵩的名字几乎是贪污的代名词，坊间又有《天水冰山录》详列籍嵩的财产古玩书画之类，又有文嘉（文征明子）写的《钤山堂书画记》，我们还得在贪污方面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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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部分劾嵩的疏，里面不单只责备嵩的贪黩，还将当时社会贪污风气，归咎在他身上。其实，正如上边所说，贪黩到什么程度，我们难以知晓。赵锦所说，“犹仅若此”更叫人疑惑不解。不知邹应龙所劾，究竟真实不真实，抑或嵩任期末年，世蕃果真可以控制吴鹏主理的吏部，任他为所欲为了？因此有人说世蕃论官职高低肥瘠来收价，言之凿凿。难道耳目相当灵通的世宗，一点儿也不知闻吗？抑或当时的官僚作风，在贺寿贺节之类的场合里乘机作弊呢？关于贺礼这一层，至今中外仍然感到难于处理。当时不少大小官员都用贤者不免的态度敷衍过去，还是大有可能的。
那么贪污风气是否是严嵩所形成的呢？以大学士言，远可追潮至杨荣，近的可指出翟銮、夏言。尚书干的也不少，据说嘉靖时以张瓒为最。可惜一般都是泛泛言之。要是我们浏览一下自正德以至万历的史书方志，当会感觉到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得相当迅速，不晓得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增加贪污的严重性呢？这值得我们研究研究。何良俊记载说，他年少时宴会也相当节省，到嘉隆时则变得十分奢侈了。张永明（1499—1566）在他的劾疏指控一位光禄寺卿迁官赴仕的时候，行李多至一百一十杠，自南京到任等费差银不下千两。似此，做尚书或大学士，还了得！
贪污风气在嵩做大学士之前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的。嵩调回到北京做礼部尚书不久（1539年），因雷震宫殿，世宗下令堂上官自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1474—1544）在他的疏里，说了这样的话；“人事得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臣观今日士风臣节而知灾异之所由来矣。大率廉靖之节仅见，贪污之风大行。一得任事之权，即为营私之计。贿赂大开，私门货积。但通关节，罔不如意。湿薪可以点火，白昼可以通神。夫岂清平之世所宜有乎。先朝盖有贿者矣，然犹宵行畏人，称多。而今则累千巨万以为常。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胆明目而无忌。士风之坏，一至于此。真可痛也……”之外，还说中央和地方官都无不惟利是图，士大夫都奔竞钻营，简直廉耻扫地！这些话出自都察院官长之口，当是事实。只可惜《明史》却将王廷相所说的一概强加在张瓒和嵩身上。究其实，这种官僚风气已存在多时了。不过严氏父子收礼收贿到怎样的一个地步，我们不能确知。但从上面数节所论看来，光这贪污一层，似乎不足为他们赢得“奸臣”这个称号的。
（六）严嵩变成奸臣的来由
为什么在明清两代严嵩会弄得这么臭名昭彰呢？按一般情况来说，把大学士骂作权奸的并不算是怎么一回事。但一自世宗逝世后，嵩的丑恶声名只有传播得更广远，入清以后更有加无已。泛览过两代的部分文献之后，我认为是由于下面几种因素作祟：
第一、由于徐阶的诬蔑。徐阶对严氏父子有叫人难解的憎恨，根据朱国桢的记载，他初时是极力讨好嵩的，非但与严家联姻，更且在倭寇骚乱家乡的时候还在江西购置房屋，后来才乘机倾轧。嘉靖三十七年（1558）他的门生吴时来、张中、乡人董传策，同日分别上疏劾嵩，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他争取主动的一个要着。后来竟然诬陷世蕃胡宗宪至死来巩固自己的权位。《明史》轻易地将他的不道德手段视为“智数”，还称许他不“不失于正”。《明史》也不把他和他的子弟欺侮乡人攫夺他人田产算作一回事。
徐阶对严嵩打击最致命的地方，是将《实录》窜改了。要不是这样，《实录》里边的按语，断不至这么歪曲失实的。世宗死后，徐是领衔修撰《实录》的。徐居常以阐明圣道自任，又贪爱名誉。《实录》未完成，他便被排挤去官，幸而这份工作后来是由与他有门生关系的张居正领衔继续修成。这一来对于《世宗实录》有关严嵩史事的歪曲，在惯于耍智数的徐阶心中，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张居正似乎对徐的窜改不大过问，只是批评他们处死世蕃用法不当而已。
做妥《实录》方面的功夫之外，徐阶也不免在讲学上大事宣扬一番。讲学最活跃的何心隐（1517—1579），还自诩串同道士蓝道行来倒严嵩的台，叫人怀疑他跟徐的关系。再者，世宗一死，徐阶即将嘉靖朝内受害的官员，死的和活的，一概平反，其中十九是叱骂世宗的挡箭牌严嵩。好象杨继盛沈炼两人，就被称直谏臣子，得到恤典。这一来，徐阶非但赢得平反官员和家属的恩谢，同时也反映严嵩的奸邪。好像王忄予的儿子王世贞，因为严氏父子不能替他父亲开脱，跟着就讨好徐阶，终于也靠赖徐来恢复父亲的名声，成全自己的孝道，自然对徐感恩戴德，而对嵩唾弃贬斥了。徐又为杨继盛写墓志铭，铭里边自然尽情诬诋严嵩了。无怪乎朱国桢说出这样的话来：“华亭善收人心。阳明（指王守仁）追封侯世袭，谥文成，而讲学之派归之矣。海忠介（瑞）即升京堂而节义之派归之矣。抚王龠州（世贞）兄弟，复其父官，而文章之派又归之矣。追雪贵溪（夏言）而分宜（嵩）客死，世蕃市斩，益见好恶分明矣。似皆天留以待人，不可无福！”
徐阶诋毁严嵩的功夫既然做得天衣无缝，而又有这么一大群人的利益和他本人的休戚相关，徐阶的见解自然被朝野一般人接受。世人一般是趋炎附势的，谁敢去冒大不韪去为严氏辩护呢？不少人反而利用严氏的没落来混水摸鱼，从中得利呢！从隆庆和万历期间所写的传记、墓志里，我们可以发现到不少撰写人甚至无中生有的把严氏牵涉在文章内，来反映出死者的美德。这一来更张扬严氏的臭名了。除了上边征引的赵锦一疏外，不见得更有什么人敢讲实话。直到崇祯年间才见到对嵩稍为同情的言论。
第二，由于文学作品和戏剧的塑型。上面提过文学派拥护徐阶。文学派是一个广泛的称谓，非但指撰作政治性的文史的人，还指撰作抒情性娱乐性的文学作品的人。他们撰写的目的，有些可能在于报复私人的恩怨，有些因为需要塑造反面人物，贪图方便，把严氏那一班人信手拈来作材料。特别是戏剧文学，小说则并不多见，也有人将《金瓶梅》和严氏父子勾联在一起，近人吴晗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先收在《古今小说》，后来收入《古今奇观》的短篇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描绘奸邪的严氏怎样在陷害沈炼之后折磨他的儿子沈襄的故事。李渔（笠翁，1611—1680）写了一本叫《十二楼》，又名《觉世名言》，里边述说世蕃的色情狂和奸恶的故事，恶人终得恶报。
戏剧作品牵涉严氏的最多。其中最有名要算《鸣凤记》了。有些人说是王世贞作的，但也有人说是王氏门人作的。这出剧历数严氏陷害忠良，褒扬邹应龙、林润（太约1530—1570）冒死锄奸的故事；里面更褒扬杨继盛，丑诋严氏与赵文华。才子徐渭（1521—1593）撰写杂剧《狂鼓吏》，据说是影射嵩杀沈炼的。沈是徐的姻亲，可能徐渭要为他雪愤。另外还有《一捧雪》，演嵩陷害王忄予事的；《出师表》，演沈襄事的；《丹心昭》，演杨继盛事的。此外，尚有多种。有些却是牵强附会得不成话了。所有这些都把嵩塑造成为反面的人物，把嵩的奸名带到民间去让妇孺都知晓了。
第三，由于清代君主的斥责。有清一代，戏剧十分流行，主要原因之一是君主对戏曲的嗜好。据说，玄烨（康熙帝）最为喜欢。看来福临（顺治帝）也爱好。吴绮（1619—1694）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吴于一六五八年任兵部主事时，福临听说他擅长戏曲，命令他将杨继盛事敷衍成篇，吴终于写成了《忠愍记》。这剧曲从没有出版，但显然曾在宫里上演。福临很高兴，还把吴长官升到杨继盛曾任过的兵部武选司员外的职位。
究竟福临什么时候开始祟仰杨继盛的呢？是不是由戏曲引起的？这些我们都不晓得。可能保定府有纪念杨的旌忠祠，而保定离开京师不远，福临曾经到过那里也说不定。到过的话，可能见到徐阶写的墓志铭，曾经疏劾严嵩的吴时来所写的碑记。姑无论那些情况教福临敬仰杨的为人，我们确知的他或是在他的名下（即指臣子代笔）写过《表忠录序》和《表忠录论》，褒杨继盛的忠，唾骂严嵩奸佞。特别是在论里，指斥“逆臣严嵩父子，盗执大柄，浊乱王家，威福专擅，纪纲废荡”，继而赞杨继盛那种不怕死的精神为国除奸，日期写的是顺治十三年，即一六五六年。
弘历（乾隆帝）也是极为仰慕杨继盛的，写过几首关于杨的诗。一首题为《读杨忠憨集诗》，一首是《旌忠祠诗》，另一首是对杨某的小像写的。从这些显见他对杨的敬慕，亦可见他孝敬祖宗的思念。
弘历的褒杨贬严，似乎尚有另外的深意。我们读《清史·于敏中传》即可略见一二。于敏中在乾隆中年做过大学士，军机大臣，似深得君主的倚任。后来被控与外府通声气，颇受斥责，死后还要惩治。在惩于敏中的谕令里，弘历有这些关于嵩的话：“朕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取阅严嵩传，见其贿赂公行，生死予夺，誉窃威柄，实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纪纲整肃，太阿从不下移，本无大臣专权之事……”其时《明史》早已修好多时，故他拿来引用，主要目的就是预防臣下的专擅。特别利用于敏中事来警告其他。
既然自福临以至弘历都特别对杨继盛有好感，而且象弘历之类的君主又另有居心，这一来我们可以推知严嵩在当时编撰中的《明史》里边的地位了。《明史》是经过历朝多年编写而一直要等到乾隆四年（1739）才完成的。而且当时的君主对该史的编纂又“明加督责，隐寓钳制。”所以《明史》有奸臣传，而嵩又为其中的最罪恶昭彰的，自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有了以上三因，更加以《明史》的印行，表忠戏剧的继续流行，所以一直到今天，一般人都指骂严嵩为奸臣了。
结语根据上边多方面的讨论，我们觉得将严嵩定为奸臣，实在大有商榷的余地。试问自从世宗懒得视朝，懒得召见大臣而多时仅仅召见首辅，若果没有像严嵩那样忠勤侍候，朝政很可能变得更坏。有了嵩这个挡箭牌，也就缓和了好些君主和其他臣子间的对方形势。假如不是嵩说服了他对北虏采取和平政策，念念不忘建立武功的世宗，很可能会冒险进军边微。假如不是采纳了严嵩和赵文华的政策，东南海岸的倭寇问题可能拖延得更长，民生经济受害更大。也正因为嵩选用了赵文华胡宗宪那一类敢于作为的人，从此也孕育了一些好象威继光（1528—1588）谭纶（1520—1577）这样的军事人才，对后来的北方边防，亦有所补益。单就这几点来说，嵩在什么地方有负君主，在什么地方有负国家呢？况且，又没有蓄意诬捏他人至死，又何奸之有！
说了这许多话，无非是想弄明白严嵩执政期间的真相。今人常说古为今用，究竟是把古当作今人的镜子用呢，还是削足就履只挑选史事来证明个人的见解呢？每个时代，每种政体，都有它特殊的地方。单纯地去用“忠”和“奸”这种黑和白的标准去衡量专制时代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无从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读遍了《明史》的奸臣传，读者 会要问，是臣子奸呢？还是君主奸呢？我们觉得只有把“奸臣”的招牌除下来之后，才能教我们清楚地了解君主专制政体实行的情况，行政制度的演变，南北边防问题的起落，边防剿抚政策的差异，以至一般经济的、社会的变迁。之后，我们才可以对一个朝代有较为具体一点的认识。然后再把我们的知识堆积起来，才可以做成一面清晰入微的古镜。
苏均炜：美藉华人。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教授，历史学家。1980年，第一个提出为严嵩鸣不平，详请见该文。一石激起千重浪，引发了对严嵩问题研究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