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工业化时代环境污染是个世界性问题。人性之恶特别是资本的贪婪与政客的奸诈，可以说是对公众利益永恒的挑战，我们如何应对？日本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从《记者的水俣病》看人性之恶及救赎
鄢烈山
日本北海道大学传媒研究院附属东亚媒体研究中心，去年启动了“东亚媒体文化交流项目”，旨在建立一个鉴赏并讨论东亚地区优秀影视作品的交流平台；今年的主题是“经济发展与媒体的作用”，这次在中国北京和广州展映了两部获国际性奖项的优秀的调查性纪录片：其中一部是日本的反映环境公害与媒体人操守问题的《记者们的水俣病》。显然，这样的纪录片主题在当下与中国人有强烈的心理“共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举办“日韩纪录片展映及讨论会”时，我得以观看电影，并听取了有关摄制人员和学者的演讲，感触颇深。
《记者们的水俣病》，乃2000年由熊本广播电视台制作，是一部反映日本公害病“水俣病”的作品。该作品聚焦曾采访水俣病的报社记者以及有关人士，反思水俣病从发现到扩大的过程中媒体没能展开全面报道的原因。
这只是从水俣病的发生与控制来反映日本社会问题的一个角度。事实上，村上雅通教授（现任职于长崎县立大学），曾长期以九州熊本县地方电视台为平台，从事电视记录片制作，通过电视节目反映“水俣病”等社会重大题材；在1996年完成《市民们的水俣病》制作之后，他参与摄制了《记者们的水俣病》、《水俣病典型特征》等13部作品，目前正有制作关于水俣病的第14部电视纪录片。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的专业精神与功底，另一方面也说明公害病的社会影响之深广复杂。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关于“水俣病”的背景知识。综合百度百科有关网上资料，大体是：
1953年左右，在日本九州岛南部熊本县的一个叫水俣镇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患口齿不清、面部发呆、手脚发抖、神经失常的病人，这些病人久治不愈，就会全身弯曲，悲惨死去。这个镇有4万居民，几年中先后有1万人不同程度的患有此种病状，其后附近其他地方也发现此类症状。人们不知病因，便以发病的地方命名为“水俣病”；1956年官方宣布在熊本发现水俣病。9年后，即在1965年，官方确认在新泻县也发现同类的公害病。前者称熊本水俣病，后者则为第二水俣病或新潟水俣病。以上两种水俣病，与痛痛病、四日市喘息并列为日本四大公害病。
水俣病实为有机汞的中毒。发病起三个月内约有半数重症者死亡，怀孕妇女亦会将这种汞中毒带给胎中幼儿，令幼儿天生弱智。祸起于1923年，新日本智索肥料（由人粪与猪粪于酒窖发酵而产成）在水俣工场生产氯乙烯与醋酸乙烯，其制程中需要使用含汞的催化剂。由于该工厂任意排放废水，这些含汞的剧毒物质流入河海，并进入食用水塘，转成甲基汞氯（化学式CH3HgCl）等有机汞化合物。因此，环境科学家认为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污染是环境中的一颗“定时炸弹”，例如在缺氧的条件下，一些厌氧生物可以把无机金属甲基化。大量污染物无节制的排放，使一些港湾和近岸沉积物的吸附容量趋于饱和，随时可能引爆这颗化学污染“定时炸弹”。
村上雅通先生等人在纪录片交流活动中提供了一份《水俣病事件略年表》，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水俣病事件发展进程很有帮助，兹录如下：
1953年 水俣市沿海地区“猫跳病”多发
1956年 正式确认水俣病（5月1日）
熊本大学研究小组得出结论，认为病因是水俣湾的鱼贝类含有的重金属物质（11月3日）
作为传染病报道
1957年成立“水俣怪病受害者互助会”
熊本县询问厚生省是否采取禁止捕鱼的措施 政府回答为否
1958年厚生省公布“水俣病是由硒、铊、锰引起的，有可能来自智索公司排放的废水”
智索公司 将下水道改在反面河口
1959年“不知火海”沿岸渔民向智索公司投石头
抚恤金契约（12月30日）成人10万日元 孩子3万日元
1962年 安定工资战争（连续3年）
患者审查会 16人被认定为胎儿性水俣病
1963年熊本大学研究小组正式宣布“水俣病的致病原因，是从水域湾的贝类、智索公司的泥浆中检测出的有机水银”
1965年 新泻县出现第二水俣病的患者（6月12日）
1967年新泻水俣病患者一家13口起诉昭和电工公司要求赔偿
1968年 以乙炔为原料生产乙醛的设备停止运转
政府意见（认定智索公司排放的废水致病，水俣病被认定为公害病）
1969年 水俣病第一次诉讼112名原告起诉智索公司要求补偿
1973年 第一次诉讼判决（3月20日）
关于“第三水俣病”的报道（5月22日）
1975年 熊本县议会议员“假冒患者的发言”
1978年 废止智索公司股份的上市
1980年 开始水俣病第三次诉讼
1982年 关西诉讼 东京、京都、福冈等地也提起诉讼
1987年 第三次诉讼宣判法院第一次认定国家和熊本县应负行政责任
1995年 政府发表对未得到水俣病认定患者的救济方案主要的患者团体接受救济方案
向1万1537人发放260万日元的一次性补助和医疗手册等
2004年 最高法院对关西诉讼作出判决
2007年 新一轮诉讼开始
2009年 水俣病受害者救济特别措施法成立
2012年根据特别措施法申请“救济”的受理截止（7月31日）
这张简略的大事年表告诉我们，自水俣病的出现，到去年基本平息，用了整整一个甲子。如果自1923年建厂排污算起，祸延90年之久。为什么水俣病害的消除这么艰难呢？对于我来说，观片感受最深的是，人性之中邪恶的一面，乃是人作为高等动物与生俱来的兽性和“原罪”，要根除是不可能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就会表现出来！
这部纪录片以朝日新闻社的前辈西村先生梳理水俣事件的发展过程为叙事主线。西村先生已修撰水俣事件年表300多页，力求翔实地记载历史真相。经他梳理，纪录片据以采访当事人并呈现给观众，对于我们了解媒体人以及社会各方在事件中的表现，洞察人性的幽暗和追寻真相的艰险、维权的艰辛有很大的帮助。
按一般的想像，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实行“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努力效法西方，立志做现代化的“文明”国家；虽走过军国主义的弯路，自“二战”失败后，经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导的美国式的民主宪政制度改造，在法治建设、人权保护等方面应该说有长足的进步……
然而，不论是政治、法律、经济的制度建设，还是思想、道德、文化的建设，虽然是可能抑制罪恶，减少犯罪，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乃至风俗，却不可能从深层上改变人性。
先看企业。纪录片讲到的智索公司，可以说是丧尽“天良”：起初是极力掩盖排污贻害的真相，推卸责任；到1958年厚生省公布“水俣病是由硒、铊、锰引起的，有可能来自智索公司排放的废水”时，智索公司将下水道改在反面河口；也曾打过秘密排放或将废水输送韩国的鬼主意；也曾收买专家来忽悠误导舆论；尽可能地压低对受害人的赔偿，尽可能压缩赔偿对象的范围……资本的冷酷与嗜利乃至嗜血，露出的是魔鬼的德性。
再看政府。一直在帮企业掩盖真相，一直在帮企业尽可能减轻赔偿责任。1956年熊本大学研究小组得出结论，认为病因是水俣湾的鱼贝类含有的重金属物质，1957年熊本县询问厚生省是否采取禁止捕鱼的措施，日本政府回答为否；又过了10年多，到1968年，政府才认定智索公司排放的废水致病，将水俣病认定为公害病；环境厅的次官还公然撒谎欺骗国民；所谓“第三水俣病”的报道误导国民，乃出自政府授意……
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再一次证明，指望企业（资本）与政府（公权力）弃恶从善，真正做到国民利益至上，比要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再看媒体。水俣病发生的前十多年，基本上是地方性媒体在关注，受害地区的渔村和医院，很难见到全国知名媒体的记者，似乎只有发生大规模的游行和诉讼官司，才有“新闻价值”。
再看专家学者。纪录片讲到东京工业大学的清浦教授，以名校专家的身分跑到当地装模作样地“调查”了两天，就宣称水俣病与企业生产无关。此人与中国当下那些红包“砖家”一路货色。至于研究机构内部的争权夺利影响实事求是的调查也不是没有。
再看普通人的世态人情。起初水俣病被误认为是传染病，患病者最痛苦的是被同事、被邻里，乃至被家人疏远、歧视，当瘟神一般对待。一些人有病也不敢承认，不敢去治，甚至远走他乡——纪录片出镜的那位妇女仲村为此备感伤心。
——这都可以映照出人自私自利本性恶的一面。（当然，自私自利并非只有恶的一面，市场经济就是承认人逐利的本性，因势利导，达到利人与利己的统一）。人性之恶是不可以根除的（也就是说不可能造就乌托邦理想中“大公无私”的“新人”）。一些美国科幻片、未来片虚构数百年千年以后的“故事”，剧中人仍有善恶之分，我相信这是基于对人性的体认。
我们承认人的本性有贪婪、自私等丑恶的一面，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人性的救赎呢？按照我国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四句教”：人的本体原无所谓善与恶；产生善与恶的分别，是作为社会的人的观念意识；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就是人的“良知”；为善去恶，这就是“格物”（社会实践）。
我们要用法律、政治和经济等一整套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作恶，即“驯化”公权力、资本和一切作恶的力量，还要“教化”社会，鼓励人们向善。
人性，除了兽性，还有神性。这部纪录片固然如上所述，暴露了人性中恶的一面，但是更可以说对善的讴歌：正是因为有那么一些理想主义者、英雄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在不屈不挠地追寻真相、追求公平正义，才有水俣病病因的正确认识，才有相应的有效的治疗与预防对策，才有公害的消除与为民请命公义的实现。
看片9天之后写这篇随感，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有4个人。一个是宇井同学，他是东京大学应用化学研究生，上课时到智索水俣工场参观，直觉到智索的废水与水俣病有关，发誓要找到确切的病因；有人提醒他披露真相可能被人灭口，他毫不畏葸。另外三个是有良知的媒体人：摄影师桑原史成不顾可能真是传染病的危险，多次到医院到家庭拍摄病人的状况，以第一手画面唤起社会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地方小报《水俣时报》的编辑出版人新纳先生，淡泊名利，持续关注着水俣病相关信息，其报道的真实性与及时性一直领行先于官方和知名大媒体；著名的公共广播电视台NHK的播音员宫泽先生，不惜辞工来揭发水俣病真相。
这些人身上都闪耀着人性之善的光辉，可以说是神性的光辉（当然并不意味神化同是肉身的这些人）。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激发社会大众里人性善的一面。哪怕是在被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溃败”、“道德底线失守”
的中国当下，我们的社会也不乏为了探寻真相、追求公义而坚守良知的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英雄主义者，比如曾为抗非典做出杰出贡献的蒋彦永、钟南山等人。让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应该是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