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典型文本
——韩东《有关大雁塔》赏析
孙立志
摘要：《有关大雁塔》是第三代诗的代表人物韩东的代表作，作品所体现的历史意识与英雄主义的解构，主体的丧失，日常琐屑性，语言还原等特征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诗歌《有关大雁塔》
轰轰烈烈的朦胧诗在一片“pass”声中轰然倒地，第三代诗人诗人们打着纷乱的旗号在中国诗坛各立山头，招兵买马，不妨把赵翼的著名诗句改一下，形容中国诗坛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这种改动也不妨说是本文所涉及的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表现吧）。第三代诗人的表演最高潮是1986年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在这四五年间，令人眼花缭乱的诗歌社团、流派、实验纷纷登场，其‘喧哗与骚动’的声势，是新诗史上罕见的景观。”[1]在众多第三代诗歌团体之中，以韩东为核心的“他们”是颇有成就的诗派。“他们”诗派是以韩东在1985年在南京创刊的诗歌刊物《他们》为主要阵地集结的松散的诗歌团体，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翟永明、丁当、小海、小君、吕德安等，陈东东、王寅、陆忆敏等也在此刊物发表诗作。
中国当代新诗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用极短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诗歌发展历程。如果说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发展由建国后一直到朦胧诗的出现是以代永恒价值立言的集体英雄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朦胧诗是以代自己立言的个人英雄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的话，那么第三代诗及其以后则进入了代“本我”立言的非英雄（凡夫俗子）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诗派的主张体现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韩东在《<他们>略说》中强调“回到诗歌本身”、“形式主义”、“诗到语言为止”在《现代诗歌二人谈》（《云南文艺通讯》1986年第九期）强调“回到个人”，他还主张在诗歌创作中要重视口语，等等，都有明显的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色彩。第三代诗人们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理论大于创作实践，而“他们”却颇有创作实绩，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有关大雁塔》是“他们”的代表作，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典型文本。
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像》中对“后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
对于后现代主义，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与‘大众’之间，以及艺术与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后现代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消解深度模式——平面化，消解历史意识 ——断裂感，消解主体精神——零散化，消解审美距离——复制化。
这些特征在《有关大雁塔》中有明显的体现。
首先是历史意识与英雄主义的解构。理性是现代性话语的核心，它至少有三个维度，即人文理性、历史理性和工具理性。而后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理性即“反理性”，主要是人文理性和历史理性(对工具理性有所保留)，因为历史理性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灾难，无论是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还是整个的人类历史都充满了荒诞性与反讽性，因此后现代哲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便纷纷以各自的方式对历史理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历史意识是后现代论争中的难点所在，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内部具有强烈的本体论怀疑特征，于是，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怀疑导致了对历史的“解构意识”。美国后现代文艺理论家斯潘诺斯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解释与被解释的过程，它是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认识与反思，是行动与反行动的亲和体。[2]
大雁塔，是千载以来事业以及神圣、豪情的记忆，是巍然耸立在中国人的感情诗篇里的丰碑，是可歌可泣的英雄礼赞。然而在《有关大雁塔》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了。这里的“大雁塔”无疑已经成为了对千载以来形成的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情感的一次“反动”的语言“表述”。
带着历史的虚无感，新生代诗人韩东面对大雁塔已不再是豪情勃发和情不自禁的赞叹，相反是无聊、无奈和冰冷到骨头里的厌倦。大雁塔就是大雁塔，在诗人的笔下，它不再具有任何象征的意义，不再包含有任何的仰视与崇敬，它仅仅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建筑而已。“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诗人这样开头。仅仅一个“又能知道些什么”的疑问，诗人便一下子随随便便把“我们”从长远的历史的脐带上割断。而人们登大雁塔的举动在诗人的眼中是那样的无聊，那样的可笑“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诗中的“大雁塔”与中国人传统感情中的“大雁塔”已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它已不再是百折不挠、救苦救难、普渡众生，不再是英雄、神圣、崇高，不再是久远深厚的历史，甚至不再是文化！相反是朝三暮四、庸庸碌碌、无事生非，是一切无聊的表演以及表演的无聊的由头。
贯穿《有关大雁塔》全诗的是处于社会场域边缘的“我们”与代表权威与英雄主义的“大雁塔”之间的矛盾对立，这首诗彻底颠覆了朦胧诗人们对于个人英雄主义、崇高、信仰的歌吟礼赞表现了平民意识的觉醒，“用反讽的手法瓦解了传统文化的霸权，用日常的公用话语对中心和秩序进行了解构，在意义与反讽之间，指向了意义的深度。”[3]，对于历史意识的消解与英雄主义的解构使得本诗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二、主体的丧失。就主体的价值观念来看，如果说现实主义追求代表永恒价值的英雄主义，现代主义追求代表个人价值立场的反英雄主义，那么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则是代表本我价值的非英雄主义，即凡夫俗子的卑琐性、零散化与破碎性。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语境中的主体已经不再具有现代主义的超越性，不再追求博大的宇宙观念与宏大的理性叙事，不再关心真理、精神、终极意义等形而上的超越价值，相反，却在咀嚼后现代的琐屑里沉醉于形而下的喜悦之中。如果说在现代主义时期尼采曾高呼“上帝死了”，那么在后现代主义时期福科却说“人死了”，因为个体在权力网络中成为权力控制的对象。杰姆逊曾经指出，在后现代条件下的主体处于非中心化与零散化的无名状态和虚空境地，“美国人称之为‘耗尽’，连续的工作，体力消耗得干干净净，人完全垮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或者用吸毒者的语言，在‘幻觉旅行’中，你体验的是一个变形的外部世界.你没有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非中心化了的主体。”[4]
在《有关大雁塔》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是处于社会场域中的无根的浮萍，渺小空虚，无聊，无所事事，他们是“很多人”一一消遣的游客、“不得意”者、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发福”者等等，这些人来到大雁塔，有的来一次，有的来多次。他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之后，有的转眼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这一条大街”，也许是游玩去了?或许是购物去了……也有的却再不愿离去一“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好个“当代英雄”—竟是这般自残生命的无聊透顶者!
这就是新生代诗人韩东告诉读者们的“有关大雁塔”的一切——豪情不再，英雄难觅!当代，有的尽是平庸的“大众”和英雄的“做秀者”。在诗人的眼中，“我们”在肉体和精神的双向虚脱里，没有了爱，也没有了恨;没有了哭，也没有了笑;没有了悲，也没有了痛;没有了喜，也没有了怒。个体、自我和主体消失了，有的是相似的无聊，相似的空虚，相似的麻木与相似的可笑。
三、日常琐屑性。与主体的丧失密切相关的是，《有关大雁塔》还表现出日常生活的凡俗性与琐屑性的特点。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心消解后已不再具有现代主义的超越性，相反，却具有人类心灵适应现实本身的倾向。这里诗人放弃启蒙主义的历史责任和正义真理见证人的身份，不再追求形而上的宏大而青睐于形而下的渺小，不再神往超人式的英雄豪杰而是倾心于普通的凡夫俗子，在主体对环境对现实的内在适应中凸显出人自身由于现代主义神性消逝后的卑微性与边缘性，展示平凡卑琐的人生。诗人完全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冷眼旁观空虚无聊的众生相，以夸张的、游戏的、滑稽的方式展现人生的卑琐。
四、语言还原。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所有的语词都包含着前文化的情感积累和思想评价，一个词就代表所有此前的人们对这个词的共同关注和意义积淀的理解。但是诗应该是个人的，诗所反映的也只是诗自身。为了写书真正属于诗的东西，后现代者们提出了语言还原的战斗口号，即将语言还原成不经人类染指过的那些单纯的鲜活的语言。为此他们提出两个策略：
首先是口语化。口语是纯粹自然的语言，它没有人工的各种主观雕饰，可以算是语言的一种还原，于是口语化便成为后现代诗的一个很重要特征。
其次，缩短语言能指和所指的距离。由于传统习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总喜欢带上这样那样的联系意义，结果语词的本义在这儿而所指在那儿。后现代将这种距离缩短而进入“语感”阶段，他们不让读者有多余的时间作各种联想，因此，所谓意象也就被拆除了。意象的拆除，最终使语言变成语言，“语感”就是读诗的直接阅读效果。
韩东也主张“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个人”，强调诗歌体现个体的生命形式和日常生活，警惕观念理论干预诗歌语言，强调“诗到语言为主”、“口语化”，并且在创作中，拆除意象，摒弃想象。
在《有关大雁塔》中，诗人以完全口语化的语言来叙述种种无聊的众生相，尽量缩小语言能指与所指的距离，诗不再通过意象引导读者进入境界，而是拍击着它的翅膀飞向语言的神秘境域。整首诗歌表面语言轻松、平俗甚至于平庸，但内在却有着深深的反讽、解构意味，读来仿佛有一股现世的庸俗气渗透脊背，令人发冷甚至作呕，从而也就强迫读者不得不进人了艺术反思的“另类感觉”里。
传统艺术不管抒写什么，均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有一个西方人所说的“逻各斯”(即“中心”、“普遍规律”、“普遍理性”、“神”或“上帝”)在，对“崇高”、“神圣”、“理想”、“革命”等等传统的正价值怀有坚定的信心。与传统创作主要以描绘和抒发乌托邦情绪不同。韩东在诗中所采用的语言，与所谓的“逻各斯”不搭界，是有意的“逃避崇高”、“亵渎神圣”和“拆解中心”。运用的是“别样的智慧”是“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世界—这种眼光往往非常刻薄，是表面的轻松陈述同时又是冰冷至骨头的嘲讽，诗人在生活的垃圾场里淘金，从语言的瞿粟花上提炼蜜液，于人生的无意义处寻找意义的做法体现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
注释：
[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2]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3]李怡·《中国现代诗歌欣赏》·[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5页。
[4]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一178页。
附原诗:
有关大雁塔
韩东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转载于《诗刊》(中国作家协会主办2000年第8期第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