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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局限性分析
摘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衍生出的正确方法论不应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应是国有企业和宏观调控。马克思主义中合理的部分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当时自由散漫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字：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局限性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生产力 内部矛盾 客观
无论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多么巨大，国家体制运行中所出现的林林总总的问题与矛盾始终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贫富的分化、政府信用的缺失、人民极低的政治参与热情、腐败、官僚、食品安全、矿难……一切在马克思理论中本不应当发生的现象使得“和谐社会”等官方口号在公众的质疑与调侃中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之前我们对此的解释往往着眼于相关负责人的主观素质，而往往忽略那些客观因素。就好比我们痛批贪污腐败分子们庸俗的人生理想与脆弱的自我约束力，而对现阶段中国官僚制度本身就是培养腐败官风的温床这一事实或视而不见或退避三舍。
马克思当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可见，为了对上述现象加以解释，进从主观角度出发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是片面的，我们必须结合实际，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体制、指导思想加以客观的分析才行。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高举的思想旗帜，是中国当今所有指导思想的原点。从原点出发，往往可以解答我们的很多困惑。而在对这一19世纪中期所形成的革命性理论加以细致研读后，笔者发现，在资产阶级掌权不到200年，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际诞生的这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其中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毕竟，资本主义刚刚蓬勃发展了一百多年，制度本身尚且不完善，各种社会要素尚处于磨合期，留给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素材（也就是研究对象）还很不成熟。
综合考虑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及其理论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笔者并不认为这一理论足以引导人类今后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发展方向。我们要从事务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的规律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曾说过：“不超过马克思，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下面的论述中，笔者将对理论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做具体分析，以求达到“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之目的。
一、卓越的分析，错误的目的
在笔者看来，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对后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其唯物史观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代表作首推《共产党宣言》；二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代表作即为妇孺皆知的《资本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全面系统科学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趋势，可谓将资本主义成功透彻剖析的经济学鸿篇巨著。马克思在资产阶级执政不足两百年的时间点上，就能对资本主义经济世界进行如此卓越的分析，其敏锐的洞察力可见一斑，着实可敬可叹。笔者坚定地认为，《资本论》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划时代革命性的最杰出的代表，是值得肯定和景仰的。
可以这样说，《资本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共产党宣言》，则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即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革命，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完整的体系。但遗憾的是，《资本论》（世界观）与《宣言》（方法论）之间的逻辑连接并非如笔者预想的那样天衣无缝，很多地方颇为牵强。
诚然，《资本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的客观必然性，其论证过程无可辩驳。《共产党宣言》也将“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但是首先，有一点我们必须搞清楚：“因为一种生产关系必然灭亡，所以我们就有理由现在将其废除”这种逻辑是否真的站得住脚。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你早晚要一命呜呼（当然，笔者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我现在就应当将你杀死吗？当然不是，黑格尔就认为：“人类历史是一种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前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受历史内在规律支配的。”人类如果超越这一规律而试图以自己的主观意愿实现人类社会的加速乃至跨越式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鸡飞蛋打、欲速则不达。马克思本人也曾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宣言》中提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我们姑且不论，可是它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达到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极限了吗？换句话说，就算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可它一定是要在19世纪、20世纪或者21世纪必然灭亡吗？
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这两篇巨著的出现时间就会发现：《宣言》最早诞生于1848年（当然，后来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修订），《资本论（第一卷）》却是1867年9月4日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的，前后相差二十多年。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什么样的世界观决定什么样的方法论”，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成熟却落后了其方法论二十年，这不得不为其方法论的可行性埋下了隐忧，是造成前面提到的不合理逻辑的主要祸根之一。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道出一句至理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是如果我们在还未对世界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就冒然提出改变世界的方法的话，其方法必然是不成熟的，是多少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
当站在2010年的今天的我们重新审视19世纪中期那个工人运动四起的暴走的时代，还有谁会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穷途末路，无法容纳更多的生产力？如今，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让全人类都体验到了资本主义内部所迸发出的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在当代，以雇佣劳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符合当今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而且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所谓“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必然沦为一纸空谈，成为这个时代的哀叹……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世界做了卓越的分析，可是这并不能保证其目的的正确性，世界观未成熟时期所提出的方法论也必然是不成熟的，是存在其致命弱点的。
可是，“社会主义”仍然是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啊，我们现在就将其建立起来岂不是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么？接下来，我们就将从领导阶级的角度入手，结合理论与实际，分析马克思笔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否真正能达到其全面解放生产力这一最终目的。
二、无产阶级专政合理性分析
当我们再次翻开《共产党宣言》时，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理论论证而言，极具号召性与煽动性的感性言辞也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笔者认为这是和《宣言》发表的目的有着极大的联系的：《宣言》的发表，意在暴露资产积极队伍产积极的压迫，进而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当然，工人阶级是主力军）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其号召性与感染力是必须的。可这也无形中体现了“暴力革命”二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沉甸甸的分量。
但是我们“破坏”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建立”，我们要成功地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以一种新的，更有生命力的生产关系来替代它。
遗憾的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却叙述得很笼统，马克思、恩格斯不愿过多地论述新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在他们看来：“对未来的东西设想得越具体、越详细，那必然要陷入空想。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是后代的事情，他们现实的事情是和资本主义作斗争，是向资本主义挑战”。马克思详尽地论述了工人阶级如何掌握政权、为什么能掌握政权（即“破坏”这一方面），却不敢过多地涉及工人阶级引导下的生产组织形式、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等工人阶级掌权之后生产力的走向问题（即前面所提到的“建立”），这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建设方面的颓靡以及经济发展走向上不时陷入的诸多困惑埋下了伏笔，这一点笔者将在之后的第5小节加以分析。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浅尝辄止的态度导致其未能及时发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缺陷并加以认真对待。事实上，当无产阶级真正掌权后，很多直指社会主义根基的问题也随之暴露。
1、工人阶级并非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
《宣言》中提及工人阶级被压迫现状中有这样的描述：“……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要求他们做的只是极简单，极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他们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工人阶级当时悲惨的命运我们在此不做讨论。可我们从这些描述中很容易明白，我们的工人在马克思主义时代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担当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笔者从中找不出任何足以证明这样的阶级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证据，我们的工人懂得要努力工作却不懂经营管理，了解公司章程却不了解市场规律，明白如何操作机器却不明白其内部原理……所有代表了当时乃至现在的高级知识理论他们一样也没有掌握，一样也不会掌握（当然，不排除工人阶级中有人掌握这种知识的可能，可这些人在无产阶级专政后很容易被打压成为社会主义中的“走资派”，我们后面会对这一现象加以讨论）。
马克思在《宣言》中试图通过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以致能与资产阶级相抗衡这一事实来证明无产阶级的雄厚实力。可是我们知道，阶层队伍的宏大远不足以说明这个阶层的优秀。试看中国当今不断涌入各大城市的的民工潮，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是我们的领导阶级（他们讨个工资都是那么的困难）？还有谁会相信他们代表了当今最先进的生产力？还有谁会相信他们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工人阶级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这个观点，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的。
可是我们如何解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这一现象呢？难道它没有证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吗？
2、明确区分两种阶级斗争
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明确两个概念，笔者看来，社会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大体分为两种，即“社会革命”与“社会暴动”（笔者在此用这两个名词指代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其具体含义如下）：
“社会革命”是被统治阶级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分子与统治阶级斗争，往往出现在旧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力，而新兴生产关系由于自身与生产力的适应性呈现出蓬勃生命力并已逐渐超过旧的生产关系的阶段，它预示着新阶层领导地位的确立与人类社会新时代的开启，17世纪、18世纪西方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便是其杰出代表。
而“社会暴动”则发生于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出现或尚未成熟，旧的生产组织形式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期，其活动主体是当时即有生产关系下的被统治阶层，是统治阶层盲目追求本阶级利益，忽视社会产品在各要素之间的分配公平，以至无法保证被统治阶级的生存，社会底层“内应力”积累过度而在某一时间点的反弹乃至爆发，其实质是生产关系内部的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即生产关系双方彼此消长以达到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状态。如古罗马时代斯巴达奴隶起义、中国封建时代层出不穷的农民暴动等。这种阶级斗争不会酝酿新的生产关系，更不会出现新的领导阶级，当被统治阶级成功颠覆原有政权之后，他们又会演变为当时生产关系下新一轮的统治阶级并继续沿用旧的生产组织形式（举个例子：中国封建时代每一次农民起义成功之后，革命成功的农民阶级就会不自觉地转变为新的地主阶级）。导致这种斗争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抛去其中的主观因素不说，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当时的客观社会生产力发展条件使然：
因为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尚未出现或尚未成熟，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掌握领导权之后，会再次沿循旧的生产关系成为新的生产组织者，从担任起新一轮的统治阶级，最终的局面是生产关系、生产组织形式以及社会阶级构成格局皆未发生大的改变，结果只是原有生产关系内部各要素发生了一系列调整，以使原有的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危及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封建统治者通过减少租税、实行科举等农民阶级欢迎的政策来缓和这种矛盾，无形中也调动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样，19世纪不断爆发的工人运动也迫使资产阶级采取立法保障工人们的工作待遇、赋予工人普选权等一系列措施缓解双方的矛盾，而这又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飞跃……
综合考虑19世纪工人运动的爆发缘由、阶级特征、斗争结果以及当时生产关系适应性，我们很容易发现，工人运动从各方面性质来看均符合“社会暴动”而并非一场充满彻底革命性的“社会革命”：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被统治阶级——工人阶级为主体，以工人阶级不堪忍受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压迫为爆发缘由，是被统治阶层在资本主义完全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状况下发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暴动，其暴动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在某些方面作出让步，双方最终达成妥协，致使工人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经济再度繁荣、生产力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局面出现。
当然，这也可以看作资本主义作为新生事物刚刚稳固100多年，其内部各生产要素通过磨合以达到相对稳定的过程（我们不能以资本主义在磨合期所暴露出来的各方面矛盾为理由，直接否定资本主义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先进性，这是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的，是难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稳定也终将会破坏，新的各种冲突又将会出现（如美国20世纪中期的女权运动以及60年代接踵而至的黑人运动），各生产要素又要再次磨合以使生产关系达到新的稳定……这种在冲突中寻求稳定的局面将反复出现，每一次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内部调整，直到资本主义彻底无法容纳更多的生产力为止，而那时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必定早已产生并日臻成熟，新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将同时取代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成为新时代阶级构成的主流，新的阶级斗争也会应运而生。生产关系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才能不断完善，正所谓“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3、简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依存关系
在对工人阶级先进性有了正确认识之后，我们不妨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进行进一步梳理，这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工人阶级性质，进而深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体。
事实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相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本身，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而言，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的加入，工人阶级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一样能生产出产品，只不过缺乏科学管理、排斥市场，生产效率低下罢了（五六十年代我国国有制企业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见，工人阶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最为重要的参与者：经济危机到来时，资本家因为破产而痛苦，工人也因为失业而纠结；商业繁荣时期，资本家在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工人们也在为提高的福利待遇而兴奋。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链中重要的一份子，本身就无法脱离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即使工人阶级掌权，也必然终将采取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组织生产（这一第5小节将详加论述）。总之，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共存关系，工人阶级要革资本主义的命，首先就要革掉自己的命！
4、如何看待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再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探讨工人阶级执政的问题。我们之前提到过，马克思将其理论的重点放在了工人暴力革命的领导问题上，可是遗憾的是，终其一生无产阶级未能确立自己的执政地位（一度成功的巴黎公社仅仅72天后就迅速流产），于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有意无意地将“暴动”定位了自己的主要探索方向。一开始只是为了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而暴动，到了列宁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则逐渐演变为为争取暴动的胜利而暴动了。
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忽略乃至批判马克思笔下“无产阶级革命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这一说法，转而开始单纯地追求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我们离科学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就会更进一步。对此，列宁曾做过如下的论述：“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的不平衡。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上就产生了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在薄弱环节取得突破，首先取得胜利，而不是在所有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确，列宁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纵观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史，中国也好，苏联也罢，无产阶级革命总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
但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样的结论已明显有悖于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这一论断，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理应越具有向社会主义过度的条件才对。可是工人暴动的屡次失败已经让我们无暇考虑无产阶级执政的合理性，转而投向资本主义最为薄弱的环节，这也无形中距离我们最初的想法越走越远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对马克思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即所谓“批判的继承”，因为即使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济并不是高度发达的，可是社会主义不是有助于解放生产力么？我们只要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展示出社会主义无比的优越性，不是一样可以实现“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解放发展生产力”这一目的的吗？所以接下来，社会主义领导者们开始了对自身经济发展的探索。
5、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
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如何建立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这一问题，马克思为了避免陷入所谓的“空想”而把它论述的相当含糊。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探索阶段不时陷入诸多困惑甚至犯下一些难以挽回的错误，我们的领导人将自己定性为无产阶级领导者，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工业雇佣大量的工人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另一方面又要小心翼翼，确保这种雇佣关系中不会出现资本家的影子。可正如笔者前面所论述的，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仍然是世界的主流，具有其先进性和无可替代性，是完全能够发展生产力的。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一方面要尽己所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将完全能够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弃之不顾。所以具有鲜明无产阶级色彩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应运而生。
但是这条路很容易走偏，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接纳资本主义元素，所以领导者们就要周期性的自我审查自我批判，去除社会主义阵营中有可能被资本主义染指的分子（即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从前苏联斯大林时期不时冒出的“肃反运动”以及毛泽东时代的“反右”、“文革”都不难看出，我们的领导人很迷茫也很紧张，因为稍不留神，党派中的资本主义就会像雨后春笋般滋生起来。而更使他们痛苦的是，这些被清理对象往往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原先的的优秀分子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么容易挤向资本主义方向呢？
第一，我们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本身就蕴含了大量的资本主义元素，本身就无法突破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下的各种条条框框。事实上，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时代中国与前苏联的工业生产构成元素，可以发现，即使在体制极度僵化的计划经济时代，其生产组织形式依然未曾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
首先，雇佣劳动依然存在，依然是由我们的工人和大机器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结合生产出产品，只是雇主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资本家上升成为了国家，企业意志也上升成为了国家意志。
其次，就连资本主义时代的“剩余价值剥削”也依然存在，只不过，在当时的国有企业中，拿走剩余价值的不再是资本家（当然，他们都被打倒了），而是国家。笔者可以这样说，在真正的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国家中，国家担当了资本家的角色，成为了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国家提供生产资料、构思企业计划、制定企业战略、组织工人生产、拿走工人的剩余价值，只不过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排斥了市场竞争，更像是由一位资本家大包大揽，统筹领导全国的物质生产。单从被雇佣者的角度，大家不难发现这样的一种局面：在国有制企业工作的职工，其工资待遇往往要低于私人企业的雇员。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按照我们以往的认知，公有制企业不存在剥削剩余价值的现象，可为什么员工得到的工资反不如有资本家剥削过的私有制企业呢？原因就在于，剩余价值的剥削依然存在！不错，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所以我们的产出自然要由国家分配，国家需要拿走国企工人所产出的剩余价值来扩大在生产、供养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而不得不提的是，在专制色彩浓厚的时代，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更蒙上了一层国家强制力，以至于工人的利益更难以得到保障。
不得不提的是，笔者认为，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是存在其合理因素的。提供生产资料的一方有理由从使用者手中获得一部分提成。它属于对生产资料再分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合理而且必要的。
剥削，一个中性词，在马克思笔下充斥了太多的贬义色彩。
第二，正如前文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在当今时代依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依然是整个世界的发展走向。所以人类在这个时代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多少也会带有一些资本主义色彩，可若强行将其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其过程必然是残忍而痛苦的，那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打倒而后终于被平反的知识分子们就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卓越者毕竟是少数，而无产者要保护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无产者在进行自我阵营的清理时很容易将那些依靠知识与技术做好自我发展的人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其结果，便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不断的被清理，这必然将极大的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多少会带有反人类反人道主义的色彩，造就了不少社会主义经济探索时期“黑暗的年代”。
言归正传，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当时的社会主义尴尬境遇：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可又必须抛弃“资本主义”这一被西方国家实践着的发展经济的捷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它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迟早要灭亡，我们必须走出和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于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极力保障着自己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可是一照镜子，还是发现了太多的相似处，于是他们拿来刀子，将自己身上这些相似之处强行割下，不管这是多么的血腥、残忍和痛苦……
不得不提的是，纵观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尽管社会主义阵营极力试图割裂自己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可是每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方向朝资本主义靠拢，社会主义经济都会表现出超越以往的繁荣：前苏联在上世纪由列宁发起的“新经济政策”，极大的鼓舞了社会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着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巨大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一切的一切都更加说明了一点，这个世界迎来新的生产力的条件还没有达到，不断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不二正解。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执着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看作一个怪胎，一个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元素建立，却由于各种“成熟”理论不断力图脱离这种生产关系的奇怪社会。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身就隶属于同一种社会，这个社会需要雇佣劳动、需要工人、需要剩余价值剥削、需要生产组织者、需要市场，当然，也需要国有企业以及宏观调控。当工人暴动成功、掌握领导权之后，他们也会转变为新的资产阶级来保证本国的生产力发展。而笔者还是愿意称这种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针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西方学者一直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的定义，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在不断变化的，是在不断发展的。为避免就“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展开漫长而毫无必要的讨论，笔者在此省却这一笔墨，而暂且将“现有西方国家社会形态”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本文中的的“资本主义社会”，即指代现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衍生出的正确方法论不应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应是国有企业和宏观调控。马克思主义中合理的部分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当时自由散漫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完善。无产阶级专政无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由于种种前面已经阐述的原因它还会起到的阻碍作用。
6、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内部的矛盾概述
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过分执着于排斥资本主义要素时，国家的内部、领导者与人民大众之间，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矛盾，笔者在此将予以简单描述，不再详细加以分析：
（1）“理论上社会的革命性”与“现实中生产组织方式保守性”之间的矛盾：
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应该是完全超越于资本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与非凡的革命性的，正如前文所描述的，其生产组织形式仍然无法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是既然我们了解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且我们的领导人也具有彻底的革命意志，可为什么我们还是无法创造出一种真正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呢？
笔者前面已经提到，社会的发展受到历史内在因素的支配，生产关系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它也是时代的产物。笔者认为，“科技文明”是制约时代发展的不容忽视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没有青铜器的出现，奴隶社会不可能发展繁荣；如果铁器没有被铸造出来，中国也不可能抢先西方一步踏入封建时代的门脸；若是瓦特没有改良蒸汽机，以大机器生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也不可能爆发稳固其地位的工业革命……每个时代都是有人类卓越的科技文明作为支撑的。
旧社会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力，也往往首先表现于其不能容纳新时代的科学成果。如封建时代西方教会势力无法容忍哥白尼的“日心说”，中国封建官僚顽固派分子无法接受西方人士建造的火车、轮船等……然而回归到现代，现有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的对各种思想文明的包容性让人惊讶，迄今为止，笔者还未发现任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容忍的科技成果，就连貌似与资本主义理论本身水火不容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家也可以加以吸收并由此衍生出“凯恩斯主义”等等一系列成果，这恰恰又是资本主义社会适应生产力发展最好证明。“人类的意识形态”是主观的，而“科学技术水平”则是客观的，二者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缺一不可。
可是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其依靠着的科技文明，而更多的凭借着的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人类的主观行为，这再次证明了在当时既有条件下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还为时尚早。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根本不具备建立的条件。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为防止自己陷入空想，闭口不谈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等真正与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密切相关的社会理论问题，因为在不具备基本条件的情况下提出一种全新的、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本身就是最大的空想！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所有社会主义学说都因为涉及到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而最终陷入空想，马克思主义却因为将其理论重点放在了暴力革命等社会主义建立之前的工作而幸免于难。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建立一种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依然是难以实现的。
马克思之所以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学说，很大程度上与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观点有关，马克思太执着于让人类社会按照自己的思想理论前进了，太执着于“改变世界”了。
不错，就“存在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个观点本身而言，马克思是对的。可他错误的将改变世界的使命放在了无产阶级的肩膀上。
（2）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与社会引导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
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社会规律的客观性限制了人类社会无法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强行加速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是必然存在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社会引导却具有明显强烈的主观性，这一点前面已多次提到，在此就不予赘述。
（3）领导阶级的局限性与生产社会化所要求的先进性领导之间的矛盾：
前面已经提到，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无产阶级并不具备马克思所认为的空前的革命性，而完全的社会化生产要求的是在获得社会各方面所有信息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总体现状作出准确评估并及时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近乎完美的分配，这一苛刻要求必然是工人阶级力所不能及的，这也就导致了工人阶级领导的计划经济长时间处于低迷状态，难以长久发展。
（4）人的主观多元性与社会化生产同一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真正的解放，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是人类彻底解放。照此来说，“人类真正的解放”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达到的目标。
可是，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民并未体验到所谓“真正的解放”，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连资产阶级革命所争取到的“政治解放”也失去了。不错，我们可以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可是，权力的过度分散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每个人手中权力的疲软无力。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权力”就等于“每个人都没有权力”，因为这样的权力构成必然导致个体服从于集体，也就是国家权力压倒一切，人民完全听命于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政治解放的缺失”，取而代之的，就是一切公民权的集体贬值！这样的政治体制最容易孕育出独裁与专制，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国家行为与领袖意志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从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到中国再到南斯拉夫和朝鲜，我们无法否认——“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无处不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了，社会的多元性却被阉割了；为人么人类要解放了，人民的自我意识却被扼杀了。标准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求所有社会元素由官方统一领导，必然要求公民思想与国家意志相一致，而这本身就与人类思想大解放相矛盾。
人类社会的多元性的存在是必然的，正如基因的多样性导致物种个体的多元，人类不同个体的多元进一步导致人类思想的的多元，思想的多元则会导致人类行为的多元。“多元”是大自然的法则。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其他角度的思考。花开尚无法统一时令，鸟鸣尚无法整齐划一，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也绝不可能像独裁者所希望的那样用同样的频率呼吸用同样的节奏思考，因为它的实现恰恰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哀，公众行为高度一致的社会或许能创造出超出以往的高效率，但它绝对不是“人类社会”。
不可否认，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同一性与人类主观多元性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真正解放人类”的理想成为了一纸空谈。
以上四点矛盾是在所有无产阶级国家中都必然存在且难以调和的，它们进一步印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并不认为现行的中国社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资本主义元素，相信没有人还会相信我们现在的领导阶层还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正如本文前面所论述的，当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掌握领导权后，他们也必然转化为新一轮的资产阶级，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使然。
最后，有必要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理想——“共产主义”，发表一些笔者的简单看法：人类社会的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有那个社会的“理想社会形态”。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设计过一套带有乌托邦理想色彩的政治蓝图；在封建时期，“大同社会”作为理想社会备受广大农民阶级的追捧；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则代表了这个意识形态下的“理想社会”……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想社会”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触手可及：“大同社会”要求我们只要平分土地就行了，听上去是很容易实现，可一旦着手去实行，就会发现困难重重；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有一整套的理论来印证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
可是，毋庸置疑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与“乌托邦”、“大同社会”一样，依然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理想状态”，是广大生活在生产关系底层的劳动者心中理想世界的一个缩影，但它是否能够实现，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待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要以一种客观的心态，容不得半点急功近利的想法，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像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做个实验就能验证对错。稍有不慎就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人类社会演变了上万年，并没有亘古不变的社会真理作为指导，可它依然在前进，不是吗？
三、结语
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引导了19世纪工人大运动的经典社会理论，其划时代的革命性是毋庸置疑的，以上是笔者本人站在2010年的新时代回顾马克思主义所引发出的一系列思考成果，由于本人资历有限，论述中或有欠妥之处，在此仅代表个人观点。
笔者虽在此对马克思主义内部诸多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可是依然对19世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报以深深的敬佩，毕竟，马克思立足于19世纪这个时间点上，其理论的革命性及突破性是前任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笔者作出以上论述的目的意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这一19世纪进行客观分析以便对其批判地继承，进而在看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时有一个更好更新的角度。
本文论述重点在“分析”二字，笔者在此不急于阐述由以上的分析所带来的结论。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更需要有一个小心谨慎的态度，社会科学理论往往关系到上万上亿人的命运，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划时代的理论成果，对其内部因素的探讨也必将一步一步踏实地进行，笔者将在一步步的探索中真正使自己的“世界观”成熟起来，在成熟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稳健地提出自己的“方法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结束）
参考资料：
《简明马克思主义史》庄福龄
《关于阶级的冲突》[英]戴维·李布赖恩·特纳
《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卡尔·马克思
《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美]乔恩·厄尔斯特[挪威]卡尔·欧夫·摩尼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概论》顾兴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之：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局限性分析
专业：浙江大学工科实验班0924班
姓名：3090100725 陈贤
指导老师：林素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