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般而言，凡是作秀的历史人物，决不是人民的真正代言人。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论。何新的论著总透着一种厚重的历史感，他的评论让人无法抗拒。
何新：《论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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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已去职，其主持枢机宰辅之位将近十年。海外炒作者或誉之曰“经济沙皇”，然今日实可为其政迹作一总结。
某公于90年代初叶即已入主中枢主持经济，初以“改制”为已任，慨然有天下之志。所图之改制者方向，乃因十几年来，中国政坛及一部分知识界人中始终有三大情结，一曰平反”六四”。二曰改革经体（彻底私有化之市场经济）。三曰改革政体（搞多党及直选总统制）。内外均有一股强大势力，互相呼应，故有意制造对某公的新偶象崇拜，实欲哄抬某公黄袍加身作中国“改革”之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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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执政以来，其施政重点似在如下几方面：
（1）不顾中国自身国情全力推动与国际接轨，以致不惜牺牲一切以求加入WTO，实际是欲以国际规则约束国内体制，借外力以促内变。
（2）切断国企金融支援（“停奶断血”），将银行资本转入股市。以此推动国企“转制”即私有化。以为国企问题根源在于所有制及冗员（此皆源于极错误之经济学观念，1993年某公上台之初，何新曾上书邓大人，直言某公并不真懂经济，即指此。），遂大力推行转制以及大规模失业政策，其名言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但此举是在事先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支持的背景上实施，其政策后果即造成流民遍野的大失业局面，酿成严重社会不安定因素。
（3）在加入WTO条件上对农业及农产品方面让步甚大，牺牲农民利益甚多。又将地方税负（行政开支来源）的重头放于农民头上，导致农业税负高昂，农民负担增重。大量农民为谋取现金，弃本失业盲目外流，田地荒芜，社会呈现不安定。
（4）以股市金融运作作为银行营利手段。银行乃与大庄家联手操作从股市中圈钱。形成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泡沫经济。而中国的超级金融富豪（“新阶层”）亦一批批从股市圈钱中诞生。
（5）当今中国豪富者富可敌国田连阡陌，而贫穷者无立锥之地。而某公犹认为两极分化并不严重。（2000年3月新闻会）
（6）谓改革必有牺牲，要求失业者忍耐、承受之，其左右鼓手甚至公然在媒体鼓吹“不惜牺牲一至二代人”。
（7）本欲使金融市场直接与西方并轨，终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及为江李牵制未果。
（8）本欲大力引入西方会计、证券、金融机构使之监理甚至主导中国经济管理层。因美国安达信等丑闻频发未果。
（9）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之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完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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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为政之初，接连引爆反腐大案，矛头指向高层人事。一度几乎造成大局振荡之势。（并非谓腐败不应当反。盖反腐有真反及假反之别，有以反腐为手段或为目的之别也）。
直到2001年前后***亲自数度主持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破产失业严重，已影响大局稳定，确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确定开发西部搞基础建设的新方针，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等等。因此，迫使某公后来不得不对其施政重点有所转变，政治方向亦不得不有明显之转变。故以上“改制”均未能走到底。
特别是由于近一年来社会失业已呈危机，各方压力呼吁不可置之不理。其改制及失业政策不得不收敛，社会保障体系之构建也方得大力拨款提上日程。然而其几年来所行诸“新政”之后果，已导致社会中失业无业者众多，各地社保金额随低保人数的不断增加而以几何级数递增，对国家财政形成沉重负担，实难为久远之计。
综观某公去任后之国民经济隐忧深重。（尤其国有工业体系），财政入不敷出（6年赤字累翻5倍）。草民流离失所众多。结队抗议者有之，打家劫舍者有之，自杀爆炸者有之,投环跳河自焚者有之，社会不安之象日显。其幸佞者仍大肆鼓噪“软着陆”已获成功、“三年国企改革目标大见成效”云云。其诸多政策，利近害远，竭译而渔，遗患将来。
后任面对之担子与难题殊为沉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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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余英时氏论某公认为其行迹近于王安石。王安石号称“拗相公”。然某公有王氏之执拗，而并无王安石之品格，其矫情似则过之。
明人张燧以八个字论王安石：“虚名，实行，强辩，执拗。”又云其所行新法，“任用多小人。不察时宜，不恤人言，刚愎自用，征利害民。”（《千百年眼》，张燧著）此诚入木三分之论。
王安石改革启北宋亡国之祸于身后。时人喜颂扬王安石，殊不知《水浒传》中官逼民反之赵佶（宋徽宗）、蔡京、童贯辈皆为王氏“新党”一派之徒。故清人论王安石常引《诗经》“戎狄是迎，荆舒是逞”以为先兆。认为金元戎狄祸华，根源即在于王安石（号荆公、舒公）遗留之弊政。然而王安石个人只求事功而并无私人之政治野心。其心愿是好的。某公则似未必然。故某公入阁之初，海内外即有舆论为其造势云：“某公只可作一把手，不可作二把手。”并伪称此乃邓公遗言。此至少表明有一股势力欲推动某公出任一把手，而某公当时之态势亦咄咄逼人，一副领袖群伦之势，毫不谦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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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就任之初，豪言“赴汤蹈火，欲下刀山火海”，哗众取宠。闻某公观“商鞅”话剧而流涕作秀，或以商君为自况也。然商鞅入秦之初，“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诸国以夷狄视秦，排斥之不得与中国会盟”。秦孝公用商鞅谋议励行新法，发愤图强，历二十年，变法矫俗，富国强兵。使僻处西隅之秦戎，雄霸天下。虽身遭车裂，然业绩不磨。而司马光犹讥诮之，以为商君为人“自逞聪明，为政刻薄。用法严酷，蓄怨百姓。”
某公之变法多取虚名而收实害，业绩无争议而可流传者很难指陈。近五年来中国经济迅猛腾飞，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之伟力及十几年改革开放所奠定之基础。其他人主政于此十年表现也未必会太差。并非某公个人之特别伟大也！岂可贪天之功以为已功？
某公下台之际，似呈现一副失意英雄之态，似乎壮志未酬，都是由于多方掣肘，所以未达抱负。实际上，的确正是由于江李体制之牵制，故某公未能畅行其志，而中国方有今日喜忧参半之局。否则，如以上数点全付诸彻底实施，再打开政改自由化、平反六4之门，今日中国必已沦入群雄并起，动乱烽火之中矣！
某公去职，舆情鼎沸，而某公心亦似怏怏。呜呼，某公未得其志，实正国家之大幸！亦是某公自身之幸运也。历史创造了一些条件，使得本无英雄色彩之人物，被一时时势拥戴而出扮演了时代“英雄”的角色。此正某公之谓也。
（03年3月1日，何新政论至此休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