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用工荒,这几年表现很严峻。特别是沿海发达省份,人力成本的提升,已经影响到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学者说中国出现了产业黑洞,虽然有点大惊小怪之嫌,但是,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点警钟。
我们的用工荒说明我们的就业市场一片繁荣,没有失业。可现实中却存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主流媒体将之称为结构性“失业”。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存在结构性矛盾。我们的用工荒是指从事生产的工人缺乏。也就是体力劳动者,或者更进一步说,是有一定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缺乏。对于白领市场,我们还是供大于求。
市场法则是供求决定价格,因此,体力劳动者的工资行情渐长。据报道,大中城市的木工,瓦工的工资已经是日工资300--400元。也就是说,他们的月工资都在万元以上。普通的工种,即便是饭店的服务员,工资也在1800以上。而高校大学生毕业,如果到一个事业单位,工资也不过2000元。即便是工作了20年的副教授级老师,在学校的工资也不过3500元。加上讲课费也就是5000元左右。而这个工资,只相当木工和瓦工的二分之一而已。
这就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命题:脑体倒挂。
脑体倒挂这种社会现象,在20年前出现过。特别在上世纪80年代,正是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的工资水平是最低的。用当时一句流行话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改革之初,关于分配和再分配,一直困扰着政府。确实,那时候的小商小贩趁着中国流通体系不健全,价格双轨制,物资相对匮乏,信息不灵,抓准机会,倒买倒卖,赚个沟满壕平。特别是一些官倒爷,利用手中的权力,也得了不受实惠。而在清水衙门里的知识分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奈地位出身不同,只好固守田园,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但是,面对这种脑体倒挂的情绪,一直在积聚,最后,终于以一场风波收场。
各地都在不同程度的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一个利好的信号。社会财富的分配开始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应该走的步伐。邓公说,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应该是共富的阶段了。缩小社会分配差距,会减轻人们的不平衡心态,但是,也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怎样来平衡脑体倒挂现象呢,主要是增加体力劳动者的供给。第一,在教育体系上,应该多培养有技能的产业工人,把劳动力市场打造成“金字塔形”。第二。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减少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第三,对于初级产业的投资要减少,特别是公共性投资,比如修路建房。要求的劳动力技能比较低,这样的劳动力在低端产业的自由度大一些,会减少体力劳动者供给不足问题。原来我们说,政府或者国营企业与民争利,现在是与民争人。第四,改变人们的传统就业观念,不能视体力劳动者为“没出息的”人群。其实,体力劳动者是一个社会的基石。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在宣传和尊重体力劳动者方面,尚有很多事情要做。
唯物论学者不会否认事物的另一方面,对于脑体倒挂现象,我们也要在脑力劳动者这方面找原因。我国传统上把人分成三教九流。一直把脑力劳动者视为“短衣帮”。在家庭教育方面,也认为万般皆下品。只有脑力劳动者才会有仕途。这种意识反映在社会上,就是社会分工的差异性。特别是进入社会教育体系中,面对白领市场的专业和平台相反对宽阔。比如管理类专业,在中国的高校大约80%以上都开设。可现实中,培养很多将军,这些将军到哪里去带兵啊。最后,浪费了资源,耽误了人才。 不仅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却变成了“社会的怨妇”。减少脑力劳动者的供给是主要手段。特别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高校的扩建扩招,高校的提档升级。博士满操场,硕士满广场,学士满市场。为社会培养的人才中出现先天性畸形。都会指点江山,没有多少脚踏实地。
脑体倒挂这种现象,可以自动调节劳动力市场供求。但是,我们不应放任。因为社会分工理论中要求是效益性原则。这种想象蔓延,对产业发展没有什么好处,最后可能成为社会的病态。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