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杨晓东太弱，银环当了一号
1962年，人们纷纷传看着一本畅销书《野火春风斗古城》，作者是部队作家李英儒。开始，我还没有在意，但耳边不断听到对这部小说的好评，不由引起我的好奇心，也买了一本读起来。岂料，书一上手，就再也放不下了。
小说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对日伪艰苦卓绝的斗争，歌颂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讴歌了杨晓东及其母亲、金环等人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同时更生动地刻画了银环这个革命女青年在斗争风浪中锻炼成长的过程。我被书中人物深深地吸引住了，作品中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尤其是作者语言上的功力更令我感叹。
抗战初期，我在上海曾经参加党领导的地下工作，之后，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又参加过敌后武工队的工作，因之对书中的人和事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心中萌生了一定要争取把小说搬上银幕的创作冲动。
恰好，我们在新侨饭店参加全国电影创作座谈会期间，陈播厂长找我商量，问我有没有兴趣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我一听当然求之不得，连声说早有此意。陈播又说，他已经跟作者联系过，李英儒希望由我出任导演，并提出他不熟悉电影剧本创作，希望我能参加合写。我当即欣然允诺。李英儒还推荐另一位作者李天，三个人共同完成这个任务。
不久，我们来到当时还是河北省会的保定，这里是故事的发生地。解放前，李英儒就在本地做地下工作。他领着我们走访了小说里提到的各个景点，使我有了深一层的体验和感性认识。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创作电影剧本的构思。
要把一部三、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压缩成一部三万多字的电影剧本并非易事。如何改法?有三种方案一是把小说中庞大的内容，面面俱到地改成一个压缩本；二是摘取小说中最有戏剧性的部分，像折子戏似的取其最精彩的一段；三是按照原著，展开来写成上中下若干集。显然，按照第一种方案，容易弄成大杂烩。按照第二种方案，不能包罗全篇的精彩内容。按照第三种方案，受八一厂生产的限制又没有可能。讨论了好久，最后确定从小说盘根错节的复杂情节中抽出一条贯穿全局的红线，那就是：为了有力配合根据地作战，杨晓东和银环等地下党员，展开了一场争取和瓦解伪治安军，特别是争取伪团长关敬陶率部起义的工作。有了这一条贯穿的行为线为依据，精选了小说中最精彩、最鲜明、最有力，并且最合乎银幕造型、表演的情节进行改编。
在小说中，主人公是地下党的领导者杨晓东，小说全部是通过他在古城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而展开的。可是，我们要改编的是沿着争取关敬陶起义这条线进行的，那么，原著中所提供的杨晓东的动作就显得不够丰满，因而影片的主角就不得不落到银环身上了。
沿着以上设想，我们日夜奋战，不到17天就脱稿了，而且很快获得通过投入了拍摄。
演员选对了，影片就成功一半
我在参加剧本创作过程中，就产生了将剧中金环和银环这两个模样相仿、但性格迥异的姐妹，用一个演员来扮演的设想。记得在30年代，我在上海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明星公司拍摄的《姊妹花》，片中姐妹俩由红极一时的电影皇后胡蝶一人扮演。上映后，轰动了十里洋场。更何况，我刚刚拍过连队喜剧片《哥俩好》，也是由张良一个人扮演陈大虎和陈二虎两个不同性格的兄弟，获得了较好的剧场效果，我在导演上也积累了一点经验。
影片筹备期间，在遴选演员时，我首先考虑到扮演金环和银环的人选。我的设想是：银环应该是热情、文静、温厚、机灵，但在工作中缺乏经验，显得有些幼稚。金环则不同，她刚毅、锋利、干练、深沉，走路一阵风，说话不饶人，行动从不拖泥带水。那么；到底用哪个演员来扮演这姐妹俩呢?我搜尽枯肠，把全国各大电影厂的年轻女演员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正在我举棋不定时，恰巧碰上王晓棠从外地归来，我心中一动，她曾经与我合作过《英雄虎胆》、《一日千里》、《海鹰》等影片，我还看过她主演的《神秘的旅伴》、《边寨烽火》。王晓棠的可塑性很强，她在拍戏时有一股子执著的劲头，相信她有潜力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我当即找到了她，试探着问：“你看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吗?”她说看过。我接着问：“现在我要拍摄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剧中银环和金环用一个人来演。如果请你演怎么样?”她一听几乎跳起来：“我看小说时非常喜欢这两个人物，请允许我考虑一天，明天答复你。”
当天，王晓棠重读了这部小说，第2天她找到我说：“我非常喜欢这两个人物，如果信得过我，我一定全力完成任务。导演，我认为演金环要演出她的劲儿，演银环要演出她的味儿，是不是这样?”
果然，王晓棠不负众望，把这两个人物演得栩栩如生，获得了成功，因而当年第三届“百花奖”评选，她以高票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可惜的是，这一届“百花奖”临近文革，政治风向已然不对，结果夭折了。
地下党的领导杨晓东，我选定了王心刚扮演，他在《海鹰》一片中成功地和王晓棠扮演了一对革命夫妻。而关敬陶的扮演者，我考虑不能弄成好像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那种洋派头，而应该是土生土长，又要有点气质的地方实力派。我在导演《战斗里成长》时和王润身合作过，又看过他在《林海雪原》中扮演的杨子荣，相信他能演好这个角色。至于扮演杨晓东母亲的人选，则非北影厂的陈立中莫属于。她以前是总政话剧团的话剧演员，说话总带着一点保定地区的口音，非常适合杨母一角。此外，赵汝平扮演地下党员韩燕来、李润林扮演伪治安军高司令，王孝忠扮演日军顾问多田、张怀志扮演特务兰毛，一个个都恰到好处。这给了我一个经验，选演员是严肃的艺术创作，马虎不得。角色选对了，影片也就成功了一半。经典镜头：金环怒砸多田
在影片的整个摄制过程中，我力图把银环的思想感情挖掘得深透些。她既有热情、善良、忠贞的一面，又有莽撞、幼稚、脆弱的一面。我尤其着重细描她在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地下活动中所展示的少女纯洁无瑕的内心感情。例如，影片中银环冒着风险去探视被敌人软禁的杨母，老人望着这个可爱的姑娘，将自己当年的结婚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深情地交给银环，暗示这位母亲内心的最后愿望，希望眼前这个和自己儿子同生死共患难的姑娘能同儿子结合。此时此地，银环的内心是多么复杂，要依着她自己的愿望，是乐意戴上这枚象征幸福的戒指的。可是她不能，因为她觉得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种时刻，她又怎能忍心去违背一个可敬可爱的母亲的
本来在小说中比电影上所表现出来的银环与杨晓东之间的感情线索要明确得多，可是，在那种“谈爱色变”的畸形年代，不敢明确描述这条“爱情线”。我心中很清楚，即使当时拍了下来，结果到了审查时还得一剪刀剪掉。所以，我只能把若隐若显的感情戏，像贩卖“私货”似的安装到戏中。这种“艺术创作”今天看来似乎不可理喻，而且荒谬可笑。可是，在那个年代却是天经地义。
王晓棠一气打了12个耳光
金环和银环的出场亮相至关重要，可是剧本中金环的出场是这样的：梁队长领着杨晓东来到一座农家小院，敲门，金环开门。这种出场没有滋味。我和王晓棠商议，她想出了一个好点子：金环是个地下工作者，警惕性很高，她知道今晚老家来人，惟恐被敌伪发现。她不呆在屋里，当梁队长敲门时，只听得身后传来金环的声音“在这里哪!”梁队长、杨晓东闻声回头，只见金环从树荫掩盖的矮墙上跳下来，此时是黑夜，闻其声却看不到她的脸。接着，金环走过来敲门，成近景，观众看到的还是背影。当她伸手锁了门，回过头来说话，观众才看清楚她的面容。而银环的亮相，是当金环进城来医院取药处窗口，银环坐在小窗口内戴着一付大口罩，观众只能看到她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却看不到她的脸。此时，金环小声说了一句：‘老家来人了，老地方”，随即离去。银环惊喜地摘下口罩，观众才算看到了银环的庐山真面貌。
那时拍戏，特别讲求真实，可是有时要收到这一点，也有些难度。一天，拍摄不幸陂捕的金环被押到日本顾问多田的客厅。多田和治安军司令高大成对不久前关敬陶率部出城抢粮被我游击队抓获，后又逃跑回来有疑问，特意安排关敬陶和金环见面，以观察双方的反应。金环突然见到关敬陶，心里立刻洞穿了敌人的居心，为了掩护关敬陶过关，她指着对方破口大骂：“我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烧了我们的村庄，杀了我们的老百姓，上回逮住了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怎么没叫枪子儿，崩了你!”说到此，她突然伸手，“啪啪啪’打了关敬陶三记耳光。
镜头拍完了，可是我不满意，因为王晓棠在打对方时心中有顾虑，打得没劲，不真实。于是，我又重拍了两遍还是不满意。我对王晓棠说：“为什么打得这样没劲，要打得狠，打得真实一点。”王晓棠看看扮演关敬陶的王润身，小声说：“严导，你问问大身?”我走过去，问：“拍了三遍都不理想，这回来真的好吗?”王润身说：“来吧，没问题。”我马上对王晓棠说：“再拍一次，真打，狠狠的打。预备，开始!”摄影机转动了，王晓棠上前使出全身力气“啪啪啪”连打三个耳光，我一高兴忘了喊“停”，却叫了声：“好!”王润身被打得晃了两下，头脑有些发晕，脸蛋上有五个指印。王晓棠连忙上去慰问：“大身，怎么样?”王润身摸着脸说：“那三次假打也是很疼的，还不如挨这么一下干脆。”
在影片拍摄中，有一场好戏是我极其想拍的，可惜最后没敢拍。我曾经把这场戏看作是神来————之笔。但由于那个年代的特殊气氛，使我不得不放弃，此事成了我终生遗憾。这场戏我是这样设计的：
由于银环不慎，向已经叛变的同学高自平泄露了杨晓东的行踪，致使杨晓东被捕。痛苦、悔恨、怨怼，使银环痛不欲生。杨晓东是党的领导，何况还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意中人。她在极度痛苦中接受了党的嘱托，要去根据地汇报并商议营救杨晓东的办法。我设计这场戏的场景是在铁道上：
夜，月光下，火车道的铁轨闪闪发光。
(大俯，五层楼商厦)银环孤身一人过铁路。
银环的脚跨过铁轨。
前面一列客车飞驰而过。
银环守候在一侧。
银环的脸，车厢里的灯光一闪一闪照射在银环的脸上，娟秀的双目显露出她内心的痛苦，暗示她悔恨自己犯了大错，不如一头撞死在车厢上。可是不行啊，她还必须去向上级汇报呀!于是，银环收敛了痛苦的感情，用手理了理头发。
客车已经驶过，远去了……
这整场戏没有台词，完全依靠银环的眼神表露，依靠音响、音乐和光影来渲染，所谓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我是多么喜爱这场未拍成的无言好戏呀!当然，文革中，江青批判银环是“中间人物”，若真拍了这场戏，就更给她以口实了。
关于影片的风格，开拍前曾经有同行向我建议：“根据电影剧本的基础，完全可以拍成一部超越《英雄虎胆》的惊险样式影片，那样卖座率一定很高。”我认真地对此建议再三考虑，认为不妥，因为这部电影不是以曲折离奇见长，不是以惊心动魄取胜，而是主要写了“人”，写了人的遭遇，人的命运。它应该是一部史诗式的，带有惊险情节的“正剧”。因之，我在拍摄影片时，没有渲染离奇，没有夸大惊险，而是用真实和朴素的叙事手法，以粗线条勾勒和工笔画细描来再现当年的地下斗争。
《野火春风斗古城》完成和上映于四十年前，应该承认那时我的业务功底还比较稚嫩，各种技术手段也还很落后。可是，为什么如此一部老掉牙的老片迄今还会有人愿看呢?想了半天只有一个答案当年参加本片的创作人员都比较熟悉生活，在创作中有一股子政治激情。大家不计条件，不计报酬，不计个人得失，拧成一股绳，同心同德一个信念，就是把影片拍好。如此而已。
(注：本文为中国电影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往事如烟》(严寄洲自传)中的一章，现经修订增删发表。)
责任编辑／翟建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