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波斯少年》封面（台湾基本书坊出版，2014年7月）
台湾出版郑远涛译著《波斯少年》繁体版
□ 吴幼坚
我6月26日从广州飞北京准备参加中美彩虹之旅首发团，行前儿子远涛从大理打电话回家，叮嘱我初次出国就坐十几小时飞机，要多喝水、注意保暖、尽量休息……还提醒我13天旅程频繁转点， 活动很多，不要太劳累。我满口答应，但实际上没做好。6月17日启程至7月10日回到北京，照样每天整理照片、发表博文，并在国内朋友协助下及时发视频。旁人难以相信我竟一个平安电话都没给家人打，但先生和儿子倒不觉得奇怪，因为我原先做杂志社编辑，经常独自出差组稿，三天换一个城市，二三十天跑几个省份，也不用报平安，完成任务到家就是平安。近年我不再单独出门，家人知道我同伴的手机号码，万一有急事可联系。远涛在中美彩虹之旅期间，每天看我博客关注首发团，并为中国LGBT旅游开局顺利高兴。我7月13日回广州后，14日晚接到儿子电话，立即滔滔不绝地讲述见闻感受，他提醒夜深了不必讲得太细，你也要早点睡觉嘛。我匆匆收住话头说，那么没啥事就挂了？他笑道：“我还没说这边情况呢，我也有好消息告诉你呀！”我顿然明白，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妈妈频频报喜，不事张扬的儿子也同样想让妈妈分享快乐。我有很多粉丝，他也有很多读者，他为专注于事业关闭了微博，我就透露一些好消息给大伙吧。
我2014年07月26日20:57
涛：周六了，会比平时放松些，休息一下，找些朋友聊聊，或去酒吧坐坐吗？我从北京回广州一周了，日子过得很紧凑，现在才抽空去信……目前我不主动牵头搞活动，让自己缓一缓。广州有活动都由年轻人出面组织。你在出书、翻译方面付出很多，也看到成绩显著，父母都为你高兴。我们帮不上任何忙，唯有叮嘱你照顾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家里支持的尽管开口。祝一切如意！妈妈
他2014年07月27日06:16
妈妈：我不太区分工作日与周末，但这个星期六参加了一对朋友的小型暖屋派对，喝酒聊天，甚是开心。最理想的状态是徐小凤《随想曲》里唱的“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心内无欲无求。”环球时报英文报道浏览过……参团旅行说实话我兴趣不大，因为想看的东西都与文艺有关，去欧美旅行我希望一切自己安排，而非集体活动，希望你谅解。《波斯少年》繁体字版收到样书，很漂亮。待会儿另信给你资料。祝暑安涛
我2014年07月27日09:33
我明白你希望清静专注地旅游，我会留出钱和时间供母子结伴出国！其余热闹事我参加就行了。见到繁体版图文，很高兴！我将适时发表，让关注你的朋友们都分享快乐。
“亚历山大洗马苍山”（典故：苍山山顶有洗马潭，相传是忽必烈汗率大军征服云南时洗马之处。）
2014年6月，远涛从大理回广州探亲，6月15日与一群朋友去广州市郊萝岗区郊游，与67岁的母亲吴幼坚合影。
阿坚的话
下面转载的资料很长，估计没有太多网友能耐心读完。那些《波斯少年》的热心读者、英国作家玛丽‧瑞瑙特的粉丝们，则会认真读完。我以67岁读者兼译者母亲身份读完，钦佩瑞瑙特在60多岁至70多岁这生命最后阶段，完成毕生巨作“亚历山大三部曲”。儿子郑远涛在导读中的两段话对我很有启迪，激励我珍惜生命的最后阶段，多做几件快乐的事，充分展示人性之美，让梦想的子嗣生生不息直至永恒。
最打动瑞瑙特的，不是亚历山大如何攻城略地，而是这种不倦渴求的精神。因此作者让亚历山大告诉巴勾鄂斯：“什么是快乐？……当人把整个心智和身体伸展到极限，当人把思虑全部用于下一瞬间要做的事，这样的时候，回想起来就是快乐。”
光荣，自尊，卓越，适度；阿波罗的理性与狄奥尼索斯的沉醉。这些词语能代表西方古典时代一部分的理想，亦是所谓希腊精神，它们在玛丽·瑞瑙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尽管我们是东方文明的儿女，尽管“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但作者着力刻划的古希腊人乃至现代人的掣肘与自由、挣扎和奋斗，确有一股饱满元气，如果我们大口地呼吸它，沉浸地体会它，或许终将实现人性中更辽阔的可能。
附录 台湾基本书坊繁体字版《波斯少年》文案
（原文繁体，吴幼坚通过电脑转为简体）
内容简介
《波斯少年》
梦想的子嗣，会比生育的子嗣活得更久长。
穷究世界尽头的征战，跨越族群性别的爱恋
──属于亚历山大大帝，最磅礡大气的情深传奇。
☆当代历史文学大师──玛丽‧瑞瑙特毕生巨作，“亚历山大三部曲”之一。全球繁体中文版首度发行！
☆《阿基利斯之歌》作者 玛德琳‧米勒、《荆棘之城》作者莎拉‧华特丝、《房间》作者爱玛‧唐纳修、英国曼布克文学奖得主，《狼厅》作者希拉里‧曼特尔一致推荐的必读经典！
☆将深邃的人性与史料、知识完美结合；以丰沛的想象，重现亚历山大的豪情与爱恋。
“我的爱你会一直有，这是我神圣的承诺。”
亚历山大，原意为“人类的守护者”。
三十岁便以马其顿之王的豪气风发，建立难望项背的辽阔帝国。
一生未尝败绩，成为后世敬畏、传颂，近神的大帝。
“他知道自己天生的使命；神对他说过。对一切帮助他的人，他会待为亲人。如果他受阻挡，他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来克服，然后继续前行，眼睛只盯着他追随的火。”
据闻，他以禁欲维持肉体的强壮；又说，比起女人他更乐意与同性为伴。
他的情感如此节制、神秘：
流言称，赫菲斯提昂是他的爱人，那位从小一起长大的马其顿将军；
正史里则写道，来自波斯的巴勾鄂斯，是亚历山大的“所爱”（eromenos）。
“他像海枣树需要水一样终生需要爱：军队的爱、城市的爱、被征服的敌人的爱，从不停歇。他不能理解背叛，因为他一向不会利用全心给予他的爱，也绝不轻视给予的人。他感谢地接受爱，并会记挂随之而来的责任。”
《波斯少年》规模宏大、考据翔实，以巴勾鄂斯为第一人称的观点叙事：
乱世长征的烟尘、异族相悖的风情、辽远无边的古域，
亚历山大最精彩的盛世，藉作者的丰沛想象于眼前铺展、重现。
彷佛我们也成为这位王者的恋人、崇拜者，
怀抱勇气，愿意一路跟随那壮阔无敌的背影，朝世界的边界远征。
“我找到了一位王者，我会不惜生命来获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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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菁：
《波斯少年》是从爱人眼中看见的亚历山大大帝与帝国成形的历史。被放在叙事中心的，不是制度，战略，或任何的宏图。而只是那一个人——被叙事者所爱的亚历山大，他作为一个人想要穷究世界尽头的渴望；他在空间上穿越欧亚大陆，在性和爱上超越性别；他不断往前走，他强大而又极其单纯有时脆弱。瑞瑙特在史料的基础上创作，将亚历山大塑造成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非常纯粹的角色。这是一部很棒的历史小说。
摸 摸：
建立在历史与写实之上，它依然是个蔷薇色的世界。
管 罄：
最困难的一种爱的方式，就是无限给予，然后强迫自己不求回报。
谢哲青：
揉合美索不达米亚的华丽与泛希腊文明的工整严谨，剪裁出一部扣人心弦的历史传奇！
作者
作者介绍
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1905-1983）
英国小说家。出生于伦敦，曾从事伤兵护理，二战后移居南非。毕业于牛津大学圣休斯学院（StHugh’sCollege），主修英语。在牛津，她遇到影响其一生的两位老师：希腊学教授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Murray），和后来以《魔戒》成为一代文豪的语言学教授托尔金（J.R. R. Tolkien）。
玛丽．瑞瑙特在世界各地广受崇敬，最主要是因为她对古希腊社会的精湛重现，以及她对同性爱情的动人铺陈。两者在她的全部著作中绵密交织，不可拆分，就像同一幅锦毯上的图案。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她写出著名的“亚历山大三部曲”——《天堂之火》（Firefrom Heaven）、《波斯少年》（ThePersian Boy）、《葬礼竞技会》（FuneralGames），至今被公认为亚历山大题材的最佳文学作品。
序 《波斯少年》（作者 玛丽‧瑞瑙特）
作者识
本书所述亚历山大在公开场合的事迹都以史料为依据，最戏剧化的事件，最为真实。亚历山大经历丰富，不可能将所有大事写进来，也无法展示他全部的天才。此书只尝试从一个斜角的视点来写，突出某些部分。
史料一致称赞他“节制”性生活，并没有说他禁欲。如果他禁欲，当时的人一定会认为他性无能——基督教追求贞洁的理想那时还没有。大致说来，他的性生活是相对较低的肉体欲望（他把无限精力放在其他事务上，所以不足为奇），结合强烈的感情需要。我们对他的韵事所知甚少，一来因为本来就不多，二来他择人慎重，爱人都没有使他卷入丑闻。
赫菲斯提昂是他的爱人，这一点从证据看来疑问不大，几乎可以断定，但是史料里并没有道明。据普鲁塔克记载，大马士革城破之后，迈农的遗孀为亚历山大生了一个孩子。对这个故事，现代历史学家持有理由充足的质疑。其他记载没提到亚历山大有情妇。巴勾鄂斯是史料里唯一明确指出的亚历山大的eromenos。
他最早的露面是在库尔提乌斯的书中：纳巴赞内斯得到安全保证后，携厚礼觐见亚历山大，礼物中有美貌过人的阉者巴勾鄂斯，他正值青春年少，曾为大流士所宠，将来又为亚历山大所爱。亚历山大赦免纳巴赞内斯，主要是这个少年说情的缘故。末句是典型的库尔提乌斯笔法，添油加醋。亚历山大的安全保证说明他愿意听纳巴赞内斯自辩，无疑这才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大流士被胁持以后，仆从被禁止跟随，其后纳巴赞内斯只带着六百骑兵逃走，为什么巴勾鄂斯会落到他手里？书中没有解释。
现代人普遍误以为阉人肯定会发福松弛。匡正这个误解不必远溯，只需回顾十八世纪著名的歌剧阉人歌手，他们迷人的风采引起时髦淑女竞相追逐。最杰出的阉人歌手法里内利（Farinelli）有一幅中青年时期的肖像，画中人面貌英俊，神情敏锐，其身材也会使许多现代男高音羡慕。又过了些年，本尼博士在日记里这样描写法里内利：“他又高又瘦，但是跟同龄人相比样子非常健康，性情活泼，举止高贵。”只有库尔提乌斯记载了大流士最后的日子。故事生动细腻，没有库尔提乌斯惯有的偏见，很可能是史实。倘若这样，最后那几幕只可能是大流士的其中一个宦官向某位早期记史者提供的——他们是唯一的见证人。这人估计就是巴勾鄂斯。以他在朝廷里受宠的地位，亚历山大时代的史家一定都认识他。
放在图书封面之上的亚历山大画像是意大利彭贝古城出土的卵石镶嵌画。
大约六年后，历史再次与巴勾鄂斯打了照面。普鲁塔克和阿特纳奥斯（Athenaeus）都记载了剧场之吻的故事。发生地卡曼尼亚非常重要：当时亚历山大仍只带着跟他走过印度和沙漠的人。历尽变故，巴勾鄂斯不但保有亚历山大的浓情，而且显然深受马其顿将士喜爱，在仇外的马其顿军队可谓惊人。对于个人的奉献，亚历山大总是用毕生的忠诚来报答，他对巴勾鄂斯不减眷恋似乎也最应当这样解释。
这位年轻宦官的身世不为人知。我推断他生于士族之家，并不是胡乱揣测。这种少年有条件保养，没有因为营养不良或生活艰辛而毁容，一旦沦为奴隶，转卖为娼的概率永远是最高的。苏格拉底的弟子斐多就是最著名的一例。
巴勾鄂斯最后一次露面被库尔提乌斯歪曲了，真相无法复原，我只能尽量弥补。幸好，为亚历山大修复居鲁士陵的建筑师阿瑞斯托布拉斯留下了第一等级的证据，有助于挽回巴勾鄂斯的声誉。据阿瑞斯托布拉斯说，亚历山大第一次到达波斯波利斯就瞻仰过居鲁士陵，亲自察看了贵重的陪葬品，并且让他列出清单。阿瑞安书中除了记载陵墓遭亵渎的情况，还保存着清单的描述。库尔提乌斯则写道，亚历山大是从印度归来才去谒陵的，因为居鲁士只以简朴的武器随葬，他觉得里面空空荡荡——薄葬之说无疑迎合了罗马人的观念，但不能使考古学家信服——巴勾鄂斯因为奥克西涅斯没有贿赂他而怀恨，谎称墓室原本有财宝，指控奥克西涅斯行窃。至于奥克西涅斯以哪些罪名受罚，库尔提乌斯只字不提，把他当成无辜的受害者。剔除荒唐的成分以后，这故事所剩无几。我在书里假定巴勾鄂斯确实参与此事，他对这位总督有怨愤，得到亚历山大的同情。在奥克西涅斯的行凶史方面，我构想出古代世界最常见的仇怨──血债血偿的家仇。
混杂不清的渲染是库尔提乌斯的典型作风，这个愚蠢不堪的人能接触现已亡佚的珍贵史料，却为了宣传关于幸运女神的喋喋不休的文学观，展现罗马人青睐的修辞技巧，而糟蹋资源。（亚历山大恳请朋友们把卡在他肺部的箭取出时，竟然说了一番流利动人的话。）由于幸运女神的眷顾导向僭妄和报应，亚历山大的故事便朝着这个方向失去平衡，雅典的反马其顿宣传被大量袭用——这些谤书的作者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其内容的客观程度，就好比由阿道夫·希特勒委托撰写一部《犹太人史》那样远离事实。这一条路子，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特罗古斯（Trogus）和狄奥多罗斯（Diodorus）笔下再度复兴，两位作者发现鞭挞一个死去三百年的国王是安全的，藉以讽喻当世统治者自我神化的做作。对于故事与不争的事实之间的鸿沟，作者丝毫不事填补。假如亚历山大真是腐化的暴君，在欧皮斯激愤鼓噪的士卒面前，他一走下讲台就会被众人杀死（这是不止一个罗马皇帝的命运）。他们完全可以这样做而免罪，随后行使他们固有的权利，选举一位新国王。然而他们向亚历山大抱怨的却是不能亲吻他——这并非小说，而是历史。
就古代世界而论，这些企图表现亚历山大被成功所腐化的缺乏说服力的尝试，其政治动机都相当清楚。较费解的是当今一股可以称为抹黑的潮流，因为它远远超出对事实的片面解释，而达到强词夺理的地步。最近有一本通俗传记谈到菲洛塔斯被处死，只说那是“根据伪造的指控”，虽然他隐瞒刺杀阴谋这一点是史料公认的。（现代安保人员接到王室专机上有炸弹的报告却按下不表，会陷于什么处境？）赫菲斯提昂“根本上是愚蠢的”，虽然他多次独立执行必须担负高度责任的军事和外交任务，无一不成功。亚历山大被恶劣地指控为行刺他父亲的主谋，虽然不但证据全无，而且腓力甚至没有另一位合格的继嗣来构成弒父的动机。书中说“严重的酗酒”加快了亚历山大的死亡，任何行医的人都能解释严重酗酒者的工作能力怎样，以及这种人经历肺部穿孔、不施麻醉的战地手术和沙漠行军以后，存活概率有多大。叙述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士兵们怎样来到将死的亚历山大床前与他永诀，作者竟说哀悼他的人很少，读来令人诧异。景仰和贬斥难免会交替流行，但是总不该为了达到目的而牺牲真实。
受同样的精神驱使，有人寻求最歹毒的动机来解释他的种族融合政策，其实亚历山大自己曾经对此有毫不掩饰的反感。显而易见，他一旦与波斯人相处下来，就发现自己喜欢他们。在我们的时代，当然只有颇为狭隘的心灵才会认为这一点不光彩或是奇怪。
虽然认为亚历山大日渐堕落的叙述站不住脚，但是他在赫菲斯提昂死后精神受到某种严重的困扰，似乎没有疑问。无从知道这场精神崩溃有没有复发的可能。亚历山大的本性有如自动缩紧的弹簧（selfwindingspring），他童年的张力要求用成就来补偿；成就累积起责任，同时呼唤进一步的成就；螺旋不可逆转地上升，假如他寿满天年，这个过程发展下去会否造成灾难，没有人能确定。也许卡兰纳斯的诀别之词是承诺多于警告。
巴瑞（Bury）等历史学者已经指出水源不洁与军队加重饮酒的关联。亚历山大统治时始终在朝廷的阿瑞斯托布拉斯说，他习惯对酒谈到夜深，但并不喝醉。根据普鲁塔克记载，宴饮之末他会接近狂喜；这现象也见于不滥饮的当代人。偶尔斗酒确是典型的马其顿作风，然而亚历山大即位前已经是那样了。
他身后千百年来盛行的谣传说他是被毒死的，这与他最后的疾病的详尽记载并不相符。他的失声指向发明抗生素以前最普通的致命并发症——肺炎。他在马利亚受伤的后果之一，肯定是引发了肋膜炎。阿瑞斯托布拉斯说他在高烧时喝了酒，变得神志不清。记载没有显示他当时要求饮酒。假如酒是有人恶意传递给他的，那么从道德意义上说，他确实是被毒死的，而且不应该忽视他的宿敌卡桑德罗斯就在左近。
库尔提乌斯书里有这么一段故事：亚历山大死后的混乱延误了召来防腐工的时间，虽然正值高温的夏季，遗体却没有腐烂。所谓六天的延误期当然不可信，但是有可能他在医学意义上的死亡前的许多小时陷入深度昏迷，守候病榻的人误认为他已经去世。防腐工技艺高超，三百年后，奥古斯都•西泽到亚力山卓谒陵，对其五官之美仍赞叹不已。
关于赫菲斯提昂临终的记载显示他可能有伤寒症。患此病的人经常在肠胃里的损伤痊愈之前恢复食欲，这时进食固体却会造成穿孔，并迅速虚脱。在我们的世纪，不少伤寒病人由于无知的亲戚私送食物而死在医院里。赫菲斯提昂的炖雉大小相当于一只现代矮脚鸡，已经超过致命的分量了。
我按照阿瑞安的记载写了侍从的合谋叛变，仅有一点是我自己的猜测：亚里士多德的来信从卡利斯提尼的文件里被发现。亚历山大和导师的友好通信自此中断。
在塑造浪漫化的人物罗克萨妮时，我没有加上无端的怀疑。不必把那段情缘贬低为政治婚姻：她的地位只是中等，而她的美貌是有名的。但是大约两个月后，侍从们已经摸清亚历山大不与她同床的规律。我们也知道他去世时她做了什么。她完全不浪费时间举哀，而僭用他的名义，抢在死讯送达前给他的正妻斯塔苔拉写信，召她立即来巴比伦，刚一抵达就杀了她。
波斯太后西西冈比斯听说亚历山大的死讯后，告别家人，闭门绝食，五天后去世。
此书容纳不下的或是巴勾鄂斯不会知道的事件，在构思亚历山大的形象时都有兼顾。今天我们应该记得，要到亚历山大死后一百多年，才有几位哲学家开始质疑战争的道德性。在他的时代，问题不在于战争与否，而在于如何打仗。值得注意的是最同情他的史家——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都是亲身认识他的人。他们在他死后撰书，没有别的动机，只是想对他公平。
当考虑过他的缺点（他的时代不被视为美德的那些）以后，我们应该面对以下的事实：没有其他人在有生之年曾经吸引这么多人，来这么热烈地奉献。值得研究其中的缘故。
玛丽‧瑞瑙特
有关亚历山大的电影海报
普通读者可参考的史料
阿瑞安的书最好。他根据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佚失的回忆录，以极其负责的态度撰写成书，其《亚历山大远征记》（Life of Alexander）是企鹅古典丛书之一；亦见于洛布（Loeb）古典丛书，以希腊文和译文对照，有注释。人人（Everyman）出版社刊行的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多姿多彩，但是对证据鲜有甄别，因此不宜囫囵通读。
专有名词
让一个波斯人使用希腊语形式的波斯名字，当然是不逼真的。然而这些名字的波斯语形式会让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无从辨认和发音（例如大流士Darius，按波斯语应拼写为Darayavaush），因此，我保留了约定俗成的写法。
Roxane（罗克萨妮）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
导读
玛丽．瑞瑙特的创作人生——导读《波斯少年》（《波斯少年》译者 郑远涛）
两个原因令英国小说家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1905-1983）在世界各地广受崇敬：一是她对古希腊社会的精湛重现，二是她对同性爱情的动人铺陈。两者在她的全部著作中绵密交织，不可拆分，就像同一幅锦毯上的图案。
二〇一三年初，美国《纽约客》杂志刊出一篇题为〈美国少年〉（The AmericanBoy）的散文，编辑导语谓：“一位著名作家，一个年轻读者，与一段改变终生的通信。”１作家即是瑞瑙特，而明眼人也不难看出那题目是对《波斯少年》的致敬。文章作者自述他在十几岁同性情欲萌芽时读到瑞瑙特的作品；亚历山大大帝与赫菲斯提昂，与巴勾鄂斯的高贵的同性之爱，令寂寞少年心感到震撼和慰籍，也令他对古希腊深深着迷。从纽约，他试探地给心目中“圣书”的创造者、远在南非的作家寄去一信。最终他们通信七年，直到瑞瑙特病逝。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时隔廿五年，瑞瑙特仍健在的一位女性友人，偶然发现了作家当年的通信对象、被亲切称呼为“美国少年”的，就是当今卓有成就的古典学家丹尼尔·门德尔松（DanielMendelsohn）。
自从成了瑞瑙特的读者兼私淑弟子，这位“美国少年”热爱古典，数十年如一日，令人不禁想起《波斯少年》男主角巴勾鄂斯告诉亚历山大的话：
“梦想的子嗣，会比生育的子嗣活得更久长。”
在精神血统上，瑞瑙特的万千书迷无论性别、族裔或性倾向，都是她的“梦想的子嗣”。一位作家的“遗传”，莫过于此。
斯威特曼（David Sweetman, 1943-2002）在他的《瑞瑙特传》前言中写道：“一个书卷气的郊区女孩如何成了二十世纪的性革命的关键人物……从她第一部历史小说到她在一九八三年去世之间，西方世界经历了关于人类性象（humansexuality）的一场思维革命，以及一场同样非凡的性行为革命。在此期间，玛丽·瑞瑙特的小说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接受了自己性象（sexuality）——他们是从未‘出柜’或公开抗议的人，但没有她的书，他们会以为自己是孤独或异常的。她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给予同性恋者一个历史位置，而带领非同性恋者进入一个唤起同理心的世界，内中异性恋既不是唯一的，亦不是主导的性模式。”这位卓尔不群的作家本名玛丽·查伦斯（MaryChallans），瑞瑙特（Renault）是成年后的笔名。
一九〇五年生于伦敦医生之家，父母个性扞格带来的家庭张力日后在她的作品留下烙印。孩提时，她嗜好牛仔故事，也给她书写古希腊英雄的冒险埋了伏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延误了她的中学教育，十五岁才入读一所著名女校。在学校图书馆，她被柏拉图《对话录》的英译本迷住，毕业前全部看完。因成绩优异，她抱着将来教书的想法，被当时专收女生的牛津大学圣休斯学院（StHugh's College）录取，主修英语。
“牛津造就了我，”后来瑞瑙特喜欢说。然而在彼时那保守年代，男女分隔的牛津大学也不免给她带来挥之不去的边缘感。无论如何，她在牛津遇到影响她一生的两位老师：希腊学教授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Murray），和后来以《魔戒》成为一代文豪的语言学教授托尔金（J.R. R. Tolkien）。
默雷的讲课令她重燃对柏拉图的热情；在柏拉图的熏陶下，她建立起对个人的信仰，对“贤能政制”（meritocracy）的向往，当然更少不了对灵魂之爱的追求。它们均贯穿在她重构的古希腊世界中。
大学时玛丽决定毕业后从事写作，并不顾父母反对，独立过了几年一边打工、一边笔耕的生活，终因营养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休养。一九三三年夏，将满廿八岁的玛丽徒步旅行重访牛津，在离母校不远的拉德克利夫医院（RadcliffeInfirmary）门外歇息时，做了一个影响命运的决定。她省悟到没有人生体验的作家不会是好作家，而在那古老的医院中，生老病死永恒地上演着。她当即谒见院长，说服让她留下学习护理，从此步入艰苦的学员生涯。
她在拉德克利夫邂逅见习护士朱莉·穆拉德（JulieMullard），两人情投意合，后成为五十年的终身伴侣。晚年在访谈中，穆拉德女士说她们俩都是双性恋，也受男性的吸引，但最终选定与彼此生活。瑞瑙特的历史小说，叙述者“我”总是男性（包括同性恋、双性恋、异性恋的男性）而令人信服；《波斯少年》的叙述者则是一位“跨性别”的宦官。作者自由扮演各种性别身份的能力，与她对“性别流动”（sexualfluidity）的切身体认大概是息息相关的。她说过：“我从来不是女性主义者，因为这些年来我的内在自我都不加区分地占据着两种性别，以至于不可能参与性别之战。”
完成学业后，玛丽从事护理，利用工余和假期写小说，处女作《爱的意义》（Purposes ofLove）出版于一九三九年战云密布的伦敦。二战爆发，玛丽和朱莉响应政府动员令，先后在多地医院照料伤兵，并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医院服务。医院中担任勤杂工的“良心反战者”（conscientiousobjectors）予玛丽以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终于被她写入《御者》（TheCharioteer）中。
战后她离开护理行业，专心创作。直到离开英国远赴南非定居前，瑞瑙特共出版五部小说，皆以当代为题材，背景多少涉及她所熟悉的医院与医务人员，致力于刻画他们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感情生活。同性情欲（homoeroticism）或女同性情欲（lesbianism）在这些书中或隐隐若现，或呼之欲出。半自传性的《相好的姑娘》（The Friendly Young Ladies,1944）题目就蕴含女同性爱的意味。齐布尔格（CarolineZilboorg）认为它“迎头面对了双性恋女子要在异性恋世界中划定一种女同性恋关系的困境。”并指出“瑞瑙特最初五部小说的笨拙结尾（注：指主角投向异性恋的生活方式）证明了她故事的骇俗本质。”
繁体字版与英文首版、日文译本并列
一九四八年定居南非是玛丽·瑞瑙特写作生涯的转折点。在这个新国度，她和伴侣朱莉结识了不少年轻的演员和舞蹈家，多数是男同志，他们的聚散离合激发了玛丽的灵感，写出《御者》（1953）。小说设定为二战烽烟下的三角恋爱故事，主人公罗瑞是伤兵，他要在纯真懵懂的“良心反战者”安竹和他从前的学长、如今世故甚深的拉尔夫之间抉择——不愿面对性倾向的安竹，不可能与之经营幸福；而拉尔夫流连于地下同志圈的习性，也似乎无法给罗瑞带来安稳的爱情。作者暗示，在一九四〇年代的英国，一个同性恋属于非法的社会，寻求性与爱的罗瑞除了妥协别无他途。「御者」是柏拉图《斐德罗篇》（Phaedrus）的一个意象，象征灵魂的驾驭力。此书大胆写实，以至瑞瑙特的美国出版商退还手稿，六年后才得以在美国推出。时至今日，此书已被公认为现代同志文学的里程碑之一，与维达尔的《城市与盐柱》（TheCityand the Pillar）和伊薛伍德的《柏林故事集》（BerlinStories）相提并论。
大段征引柏拉图、古典意象丰富的《御者》是瑞瑙特创作的分水岭；此后她沿着历史长河继续上溯，直接踏上那早已消逝的古希腊世界，最终写出八部考据严谨、栩栩如生的历史小说，步入历史文学大师之列。转型满足了她长久以来的抱负和兴趣，更解放了她的想象力。齐布尔格说，借着古代背景，瑞瑙特得以自由书写她最感兴趣的主题——“战争、和平、英雄主义、职业生涯、女性的角色、性表达，还有男男女女的同性爱和双性爱。”
一九五六年的《残酒》（The Last of the Wine）以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BC）为背景，讲述在柏拉图老师苏格拉底门下的一对雅典情侣十三年的流离。吕西斯与阿列克西亚的关系，再现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恋习俗：较年长的「爱者」（erastes）要担当他倾慕的少年「所爱」（eromenos）的精神导师。
两人彷佛是另一时空的拉尔夫与罗瑞，因生活在一个推崇男风的英雄主义时代，而能更加高贵而长久地相爱。战争与和平交替消长，暴民与寡头轮换上台，雅典由盛而衰的历程如长卷一样徐徐铺展。瑞瑙特并非古典学家出身，她的拉丁文颇有功底，希腊文却全凭自学，常读的是希腊文与英文对照的洛布（Loeb）古典丛书。但她一丝不苟，研究整整两年方才动笔，初稿写就后去希腊实地旅行，以求一切细节无误，最终做到了“将想象力，将一种深邃的人性，彻底地与史料知识结合以至它融为本能，令作者真实代入了往昔的生活方式。”小说受到专家的推荐和读者的热爱，一举奠定了瑞瑙特作为历史小说大师的地位，也确立了她用得炉火纯青的叙事手法——第一人称回忆体的成长小说。
瑞瑙特在希腊之旅中参观了阿瑟．伊文思修复的希腊史前文明遗迹——克诺索斯王宫，相传是雅典王子特修斯（Theseus）勇闯迷宫，杀死牛头怪的地点。回到南非后，她根据历史学者的理论与考古学的新近发现，剥离传统神话中可信的元素与混杂的附会，将特修斯一生的传奇演绎为两部小说──《国王必须死去》（The King Must Die, 1958）和《海里来的公牛》（TheBull from the Sea,1962）。喜爱远古文明和人类学的张爱玲十分赏识《国王必须死去》，曾对采访她的作家水晶说她“看得津津有味”。古典学泰斗哈达斯（MosesHadas）则认为瑞瑙特的叙述“并不是历史也没有宣称是历史，却是一种关于诸事如何发生的深思熟虑的推断。”拿它来评论瑞瑙特其他历史小说的许多情节安排，也是恰当的。
在南非，玛丽和伴侣朱莉在一座临海独栋木屋住了多年。带盐味的轻风，滑翔的海鸥和远远的航船，勇敢的泳者和冲浪少年，与她笔下的另一个海洋文化──古希腊世界一样充满生机。但“外面的世界”并不如此自由。一九六〇年代伊始，随着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深化，反隔离的瑞瑙特愈来愈卷入政治生活中。她上街示威，参加抗议团体，到小区为政党拉票。然而政治讲求集体行动，处处需要妥协，与这位艺术家对“个人”的信念格格不入。因此，她虽然在一九六四年同意出任国际笔会（P.E.N.）开普敦分会的会长，并与图书审查作长期斗争，但年事的增长、对政治的失望，令她淡出了运动，重投想象世界。她相信作家的道德责任首先在于唤起个人的良知与觉醒，笔才是她自己最好的武器。一九六六年的《阿波罗面具》（TheMask of Apollo）以一个周游列邦的演员为叙述者，以剧场黄金时代的一件遗物——阿波罗神的面具——为良知象征，写出柏拉图辅弼叙拉古僭主做“哲人王”，最终惨淡收场的史事。但瑞瑙特从不同意别人简化地说她以古希腊政治影射当代。她在这小说的作者按语中阐明：“叙拉古历史上的这段插曲，与当今任何国家的状况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可比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世界的道德条件反射（moralreflexes）。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句话含有深刻的真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永远奔流的人性之河，由于所经过的土地而不断改变，成为浅水、漩涡、瀑布和湖泊。或许历史唯一具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考虑这种本质与个案之间的永恒变化的互动。”
2010年由上海出版的《波斯少年》
亚历山大大帝（356–323BC）就是历史上一个瞩目的个案。瑞瑙特长久以来被他深深吸引。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她将大部分光阴献给这位两千多年前的马其顿人，写出著名的“亚历山大三部曲”──《天堂之火》（Firefrom Heaven, 1969）、《波斯少年》（ThePersian Boy, 1972）、《葬礼竞技会》（FuneralGames, 1981），以及一部传记《亚历山大的本性》（TheNature of Alexander, 1975）。
亚历山大是希腊世界边缘上马其顿王国的王子，其父腓力武功赫赫，使马其顿成了希腊霸主。他早熟惊人，少年时得到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的亲身教导，爱好文艺，兴趣广博。十六岁摄政国内，十八岁任骑兵的将军，击败由男同性恋人组成的“忒拜（又译“底比斯”）神圣军团”（SacredBand of Thebes），廿岁时因父王遇刺而继位。他将战争当作艺术，兵不厌诈，战斗时身先士卒，早早透支自己的身体，不满卅三岁便驾崩。其时，他已征服了横跨半个亚洲的波斯帝国，将希腊文明传播到印度河畔。关于其复杂的性格，史学家福克斯（RobinLane Fox）做过铿锵有力的评述：
大多数历史学家有自己的亚历山大，而对他怀着单面向的看法注定会错过真相。有一些特点是无可置疑的；这个身披九创，踝骨折断，胸部被箭矢刺穿，肩膀被飞弹击中而继续坚持的人，极其刚强。石块两次打到他的头颈，一次令他失明。几近愚顽的勇敢，让他永远处于战阵的最前线，后世极少有将军以此位置为恰当；他要证明自己是英雄，而从格拉尼卡斯到木尔坦，他留下一连串从未被超越，且由于他的整体成就而太容易被低估的英雄事迹。领导众人有两种方式，要么是任用权力代理人，减轻领袖的负担，要么是分担每个困难、每次决定，被众人看见在做最为艰巨的工作，直到每个人都完成方才停止。亚历山大的方式是第二种，而只有为第一种方式所苦的人，能理解亚历山大的将士为什么热爱他；他们也会记得，尽管大家轻谈“领袖的榜样”，但意志与身体须付出多少才能使之维持。
郑远涛在北京的《波斯少年》简体版签售会上为读者签名（2010年）
（中略）
他有热情洋溢的壮志，从未知之中看见激动人心的冒险。他不信有什么不可能；人能做到任何事，而他几乎证明了这点。生于一个希腊已衰，欧洲未现的世界，他首先为了一个古昔的理想（注：指荷马史诗中英雄的功业）而活着，努力去实现一个因他太晚降生而没有赶上的时代。
福克斯这部享誉至今的亚历山大传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其时瑞瑙特已经完成她涵盖亚历山大一生的两部小说《天堂之火》和《波斯少年》（《葬礼竞技会》的题材是大帝殁后分裂帝国的逐鹿之争）。将福克斯的亚历山大和瑞瑙特的亚历山大一比，会发现史学家与文学家每每所见略同。但面对历史，文学家的自由度远超过史学家；“在史料沉默处加以推测”是小说的特权。亚历山大极重感情，一生至爱是他的将军赫菲斯提昂，后者的猝死几乎令他疯狂。《天堂之火》再现了亚历山大与赫菲斯提昂荷马式（Homeric）的手足同袍之爱，史诗般的《波斯少年》则重建了一代大帝对波斯宦官巴勾鄂斯的不渝依恋。这两段爱情故事的大部分细节是虚构的，但和史实交融得不落斧痕。
《天堂之火》从亚历山大五岁写到廿岁，而他在续篇《波斯少年》直接出场时已经廿六，中间跳过了几年。瑞瑙特无意写“连续剧”，只捕捉她认为最有意义的素材。《波斯少年》最逆转常规的一点是从被征服者波斯人的角度来看亚历山大，而这个波斯叙述者巴勾鄂斯，同时还是亚历山大的床伴兼仆人。瑞瑙特说：“我希望亚历山大透过波斯人的目光展现，而非透过对波斯人充满偏见的马其顿人的目光。我希望容纳一些波斯人对马其顿人怀有的偏见，看看亚历山大如何克服它们，因为他做到的极其惊人。我意思是，在他死后，波斯有一大群人写他的传奇，这正是亚历山大吸引我的地方：他留下的传奇、他激起的爱慕和景仰的浪潮。我不知道有别人在他征服的土地上留下过这样的传奇。”
令人意外的是，亚历山大在书中迟迟未露面。前面的故事属于“波斯少年”巴勾鄂斯：他是贵族之子，十岁时因家族卷入政变而被卖为奴，惨遭阉割。由于外貌俊俏，辗转进入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内廷，以色事主。他年纪轻轻就学会了取悦君上、周旋宫闱，但身边没有人值得他去爱，情心无处可寄。作者关注这个过早被迫进入成年人世界的男孩子，细绘他的情梦，相对于亚历山大的故事并非离题。斯威特曼说《波斯少年》的叙事进程“本身就是一场引诱——前三分之一用于铺陈亚历山大慢慢的接近，起初是流言，后来变成危机，最后作为拯救者现身，其间他从希腊推进到波斯，与此同时，大流士带着男宠巴勾鄂斯为了躲他而逃亡。亚历山大在进攻中像爱人一样接近，追逐着他渴慕的对象。”
大流士败亡后，巴勾鄂斯被邀宠的大臣献给亚历山大。他以外来者身份进入马其顿军队侍奉新主，目光里一切都怪异陌生、危险四伏。从这个角度写马其顿军营，读者与巴勾鄂斯知识相等，跟随他“以身入险”而能分外投入，尽显作者手法的高明。由于习俗迥异，巴勾鄂斯起初对亚历山大并不以为然，后来才发现他的卓越，决心终身侍奉他，以此善用自己残缺的男性人生。瑞瑙特和福克斯都认为亚历山大之所以会在大流士败亡后短短数月内就采取东方化政策，背后起关键作用的人应该是这位波斯男宠。小说将这一点概括在亚历山大对巴勾鄂斯讲的一句深情话语里：“从爱你开始，我学会了爱你的民族。”（第二十六章）
从作者识，我们知道巴勾鄂斯的故事除了“剧场之吻”等少数几个插曲有史可证之外，其余皆是虚构的。但绝不可因此抹杀这位少年的历史重要性。“我们研究过往，有时并不自知我们所研究的仅仅是那尚未湮灭的一点点经历。”巴勾鄂斯也许写过自己的回忆录，后来失传了。而在瑞瑙特这本“伪回忆录”里，她不仅依据情理而作推测，对于亚历山大与巴勾鄂斯的互动，更有妙笔生花的想象。她所补充的细节符合史载的亚历山大形象，且令故事丰盈生动。《玛丽·瑞瑙特的希腊精神》（TheHellenism of Mary Renault）作者迪克（BernardF. Dick）说：“虽然亚历山大从未实现将希腊人和非希腊人联合在一个帝国之内的梦想，在作者笔下，他与巴勾鄂斯的相伴其实具体而微地做到了这一点。从两人以文化交流为形式的关系里，读者可想象倘若希腊人、波斯人都能抛开各自的偏见，亚历山大还会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亚历山大向巴勾鄂斯推荐荷马，巴勾鄂斯教他讲波斯语。他们的依恋超出了情欲范畴。《波斯少年》里亚历山大、巴勾鄂斯努力理解彼此的语言和文化的几幕，感人至深。”在给笔者的信中，迪克教授指出瑞瑙特写爱情的手法“作风含蓄，情欲描写不着痕迹，将激情提升至灵性高度”，并举出小说第十二章结尾亚历山大和巴勾鄂斯首次做爱后的场面为例，“她以这些词句描画了这一对共躺的恋人，毋庸增一分，想象力能补足其余。”
多位论者留意到护士出身的瑞瑙特注重小说中的“身体”，其全部小说都对身体的健康与伤病描写入微。事实上，巴勾鄂斯在亚历山大的生命中常扮演的就是护士角色。当他无限怜惜地细看亚历山大布满伤疤的身体，或在战场外遥遥注视亚历山大的受伤时，作者笔力千钧。小说的主题之一是爱情，其实称之为“奉献”亦同样贴切。巴勾鄂斯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对自己的英雄理想，亚历山大和其军队彼此的关系，都可称之为奉献，或者说，是出于爱而甘愿随时作自我牺牲。
瑞瑙特在构思她的亚历山大小说时，很清楚它们属于反潮流。在当时西方，二战阴影犹存，核武器与越南战争的威胁也笼罩在大众心头，和平主义呼声高涨，英雄主义早已不时兴了。征服者亚历山大，经常被熟知希特勒、斯大林的现代史学家涂抹上独裁武夫的色彩。瑞瑙特认为，现代人用古代世界所没有的准绳来衡量亚历山大，有失公平。作为有尚武传统的马其顿的王子，亚历山大自幼以荷马史诗中的阿基利斯为楷模，他深信自己的天命就是以战斗赢得光荣。他是否相信自己是神裔，史学界争论不一，瑞瑙特也并未坐实。但对于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而言，国王确是天神之子，因此巴勾鄂斯对他的爱也“几近偶像崇拜”。然而巴勾鄂斯并不盲目（他自己在童年便成为暴力的牺牲者，对别人的苦难有敏锐的感受力），《波斯少年》多次借他的眼睛凸显战争的残酷。在这些地方，他的良知与现代人毫无隔阂，因此平衡了主题，令小说不至于陷入对铁蹄的歌颂。
从古典时代起，谈论亚历山大的文字常出现一个希腊文单词pothos，意为“渴求”，“热望”。亚历山大有探险家的心性。小说第十五章巴勾鄂斯讲述：“他有渴求。里海关在望之际，我有过一瞬间热切的喜悦，而他的热情深入远方，憧憬着行旅人传说的奇观。渴求太强的人迟早会有巨大的痛苦。”第二十二章在印度，军队不愿继续前进，亚历山大对巴勾鄂斯说道：“我一定要看到世界尽头，不是为了占有，甚至不是为了威名，就是为了到那里看看……很接近了啊！”他试图振奋军心，对大伙儿说：“勇敢地活着，死后留名百世，不美好吗？”最终他像自己的楷模阿基利斯一样，“在光荣和长寿间抉择”（语出《天堂之火》），以短短一生换取了永垂的英名。最打动瑞瑙特的，不是亚历山大如何攻城略地，而是这种不倦渴求的精神。因此作者让亚历山大告诉巴勾鄂斯：“什么是快乐？……当人把整个心智和身体伸展到极限，当人把思虑全部用于下一瞬间要做的事，这样的时候，回想起来就是快乐。”（第二十七章）
在同性恋恐惧弥漫的年代，景仰亚历山大的学者们曾经竭力淡化他与赫菲斯提昂的关系，说那只是“友谊”；面对巴勾鄂斯，史料里明确指出的亚历山大的“所爱”（eromenos），他们甚至否认他的存在。瑞瑙特让一个“阴柔”的宦官来叙述最“阳刚”的战士的正传，而且这宦官还是战士七年的床伴，其颠覆性可想而知。但巴勾鄂斯身为阉人而与“世界的征服者”亚历山大缠绵缱绻，究竟算不算同性恋？酷儿理论家朱蒂丝．巴特勒（JudithButler）就曾诘问：“说到底什么是性别？它是自然的、解剖学的、染色体的，还是荷尔蒙的？”巴勾鄂斯性别的暧昧，偶尔会吸引论者思考他亦男亦女、非男非女的身份，与瑞瑙特本人的性别认同有何联系。因为作者从不吝惜将自己对亚历山大的心理洞察通过巴勾鄂斯之口说出，巴勾鄂斯对国王的理解，往往等同于她的理解。因此甚至有人提出：“可不可能瑞瑙特把自己看成接近于一个阉者，非男亦非女？”然而，如果说性别本质上是一种扮演，演员或作家因认同于角色而不断衍出自己的分身、化身，其实是极自然的事。我们不妨说，巴勾鄂斯是瑞瑙特最动人心魄的分身之一；当肉体衰颓的她戴着这位俊美少年的面具而演绎时，必然体验过伟大演员才会有的心灵悸动与难言满足。
到了亚历山大三部曲的终结篇《葬礼竞技会》，作者改以编年史般的体裁叙述伟人死后的混乱。各怀私利的将军与王室女眷们尔虞我诈，争战数十年，大多落得悲惨下场，只有盗走亚历山大金棺并割据埃及的托勒密将军能慎始善终。他供养了护棺有功的巴勾鄂斯，让这位诱惑者在亚力山卓终老。《波斯少年》中印度哲人卡兰纳斯告诉巴勾鄂斯的预言，终于兑现：
“你一定会把酒喝到最后，而且谁也不会夺走你的杯子。”
韩松落在他的《波斯少年》书评中赞赏作者赋予那个时代的“充沛元气”：“那并不是个让人产生安全感的时代，人的寿命很短，不洁的饮水总在威胁健康，即便亚历山大也不能幸免，到处都是动乱，人们信奉血债血偿，放火、下毒，贵族动辄成为奴隶被贩卖。但在瑞瑙特笔下，那又是人类元气最充沛的时代，混沌初开，大局始定，人们有种对人世的相信，有种天真的喜悦……难的是在支离破碎的二十世纪，遥想这种人类元气丰沛的时刻，还原这种充沛如江河的相信。”书评者讲的“元气”，思其内涵，其实相当接近于pothos，可见是作家的知音人。
瑞瑙特晚年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们走向过往，也许是为了寻回自己，也许是为了解放自己。必然的是，直到挣脱大都市的脆弱包裹，久久回望那将我们带到今天此处的崎岖长路之后，我们才可能理解自己。”光荣，自尊，卓越，适度；阿波罗的理性与狄奥尼索斯的沉醉。这些词语能代表西方古典时代一部分的理想，亦是所谓希腊精神，它们在玛丽·瑞瑙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尽管我们是东方文明的儿女，尽管“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但作者着力刻划的古希腊人乃至现代人的掣肘与自由、挣扎和奋斗，确有一股饱满元气，如果我们大口地呼吸它，沉浸地体会它，或许终将实现人性中更辽阔的可能。
郑远涛
二〇一四年六月八日书于云南大理
远涛在大理翻译《天堂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