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紫薇花开
每年的阴历六月，正是紫薇花开的季节，由于紫薇花期特长，覆盖了整个秋天，因此紫薇又被叫做“百日红”。更是由于紫薇是傲然在萧瑟的秋风中怒放，我国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对此花之风骨多有吟咏。杜牧就是因为题诗以紫薇自诩，而被称为“杜紫薇”。
1921年的阴历六月十六，在山东济南一家书香门第的庭院中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啼哭——这家主人第六个孩子诞生了，是一位千金。主人看着满院的紫薇花，就给这个女孩起名“紫薇”。
这个紫薇，就是于陆琳，我的母亲。
书香门第的主人是我的外公于明信，字丹绂，在宣统二年成为中国最后一代举人，曾任山东第一师范的校长，是山东著名的教育家。我的母亲在家中最小，最得外公的宠爱。母亲上面有一个大她两岁的姐姐，我的三姨，叫于陆华，参加革命后改名于若木，是陈云同志的夫人。等到三姨和母亲年纪渐大，到了启蒙读书的时候，外公却因年事而精力不足了。抚养教育三姨和母亲的责任就落在了她们的大哥大姐身上。我的大舅于道泉生于1901年，大姨于式玉生于1904年，比起他们的两个小妹妹年长很多。当时大舅大姨都在北京教书，母亲她们两个小姐妹就随之去北京上学了。
走向延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三姨于若木已在北平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跟随三姨一起辗转投奔了抗日圣地延安。
一到延安，她们就进入了陕北公学学习。在上学期间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母亲先后在军委二局和晋西北边区工作，并曾在中央党校进修。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离开延安向西柏坡转进，母亲和三姨也在此时分别。三姨去了东北与陈云同志汇合，母亲则去了张家口，在张垣烟草公司任工会主席。
1946年张家口沦陷，母亲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当时我的大姨夫李安宅的弟弟李安宇在清华大学任教，由于有了这层亲戚关系，母亲被派到北平清华大学做地下工作。
地下工作
母亲到了清华大学就住在李安宇家里。她直接由北平地下党城市工作部领导，和她联系的有张文松、黄甘英、孙国良和崔月黎等同志。母亲专门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校高层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李安宇家里，母亲认识了刚刚从美国回清华任教的孟庆基。孟庆基，字少农，参加革命后改名孟少农，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孟庆基是乘抗战胜利后美国第一班赴华航船回到祖国，一心想的是如何报效国家。但他看到的却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在前途迷茫的时候，他从于陆琳那里听到了以前从未听到过的革命道理，使他眼前豁然开朗。母亲的出现，不但使得孟庆基找到了革命，也找到了爱情。
孟少农——我的父亲，是母亲在清华北大两校的教授中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学校团结了一批教授和青年教员，并发展了更多的党员。清华北大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共产党员组成党小组，选举出母亲为党小组长。按当时清华大学的规定：如果一家两个人都在本校工作，只能拿一个人的工资。为了方便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在结婚后，母亲就一直以家属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通过母亲的工作而走向革命事业的，有两校众多的青年教师，更有吴晗、钱伟长、张奚若等国内外知名教授。
北平解放
1948年8月父母从北平撤出，在解放区泊头生下了我之后，又到了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母亲在延安时和毛主席、江青很熟，于是她带着我住在了江青家里。而父亲分配到了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到北京郊区的石景山等待进城接管。在西柏坡期间，母亲看到不少干部忙于打仗、土改等工作，没有精力照顾孩子，于是要求北平解放后做保育工作。母亲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邓颖超妈妈的支持。北平解放后，母亲就请求北京市把北海后门的蚕坛寺划给幼儿园使用。得到批准后，母亲请出了清华大学的梁思成教授做建筑设计。梁思成教授在保全蚕坛寺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设计出了北海幼儿园。当时全国百废待兴，经济十分困难，母亲动用了所有可能的关系，包括陈毅、贺龙、高岗等领导同志，要到了经费和建筑材料，把这个幼儿园盖了起来，并担任第一任园长。这个幼儿园为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不少参战的同志因此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幼儿园用了日本的大夫和苏联的幼教专家来培训保育员，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如果北京市有什么流行病，孩子就不允许回家。记得母亲说过，有一次她刚刚听完关于流行性脑膜炎的课，看到我有类似的症状，立刻把我送进了医院。为我看病的胡亚美阿姨（中国科学院院士）说她的抗体多，就把她的血输给了我，救了我一条命。那个时候患脑膜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母亲说她当时真怕我抗不过去。
我们热爱和平
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朝鲜战场上的主动权。当时周恩来总理要求我国新闻媒体不但要宣传抗美援朝的胜利，更要体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胸怀。新华社记者阙文叔叔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找母亲帮忙。当他听母亲说到北海幼儿园养了很多鸽子，立刻就构思了以和平鸽为题材的拍摄方案。在选“模特”的时候，我被阙文叔叔一眼看中。这是因为当年幼儿园的孩子们一律是留的短发，但我还小，母亲舍不得给我剪头发，所以留了两个小髽鬏。就是由于这点特殊化才选上了我。六一儿童节那天，在人民日报的报眼位置刊登出了这幅照片，题名为《我们热爱和平》。不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给志愿军的慰问信里，后又作为宣传画发行到全国和抗美援朝前线，并被印在笔记本、茶叶筒和水杯等等各种用品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
出国留学
在幼儿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母亲感觉到从事幼儿教育，自己掌握的知识还远远不够，于是向组织提出进一步学习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母亲考取了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教育学院，专攻学前教育。在苏联，母亲担任留学生支部书记，学习非常刻苦。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的女儿。她的同学告诉过我，每当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看到《我们热爱和平》的招贴画（那时苏联也发行）。她会很高兴的对她的同学说：“这就是我的女儿”。当时为了建设第一汽车厂，父亲到了长春，我也和父亲一起住在了长春郊区昌平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母亲留学四年，中间两次回国渡暑假，和我们一起住在那个小院里。1957年母亲毕业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
母亲回国后不久和父亲离了婚，可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一次父亲把我带回长春，我却闹着要回北京。父亲无奈，把和母亲离婚的事情告诉了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那时我刚刚十一、二岁，父亲说本打算等我到了十六岁再告诉我的。我也哭了。那是我童年时代很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我和父亲相守直到他再婚。父亲再婚后，母亲也嫁给了老红军钟赤兵。我就住进了三姨于若木家，成了她五个孩子之外的又一个孩子。三姨一直对我很好，在我独立生活之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陪她一阵子，直到她去世。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前，母亲已经调到了国防科委，在继父钟赤兵（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办公室工作。文革开始后，先受冲击的是负责部队院校工作的继父。继父在长征中失去了右腿，心脏也一直不好，受到文革冲击后心脏病更是经常发作。而就在301医院住院抢救期间他还会被造反派拉去批斗。那时我在军校上学，也不能正常上课，就经常在家陪母亲。母亲一直很紧张，不停地说：我真怕他们批斗完了会给我送回一个死人。幸亏李敏把继父的情况汇报给了主席。毛主席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这句话救了继父。但这边刚刚解围，母亲又被北师大造反派揪回。母亲和江青相识，却被江青点名为：这个人很坏。于是母亲遭受了几年的磨难，连继父也因为袒护母亲而被造反派游了街。在北师大，母亲和浦安修（彭德怀夫人）关在了一起，她们成了患难的好朋友。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母亲从“牛棚”放了出来。这时继父被调到广州军区任职，母亲就一同去广州住了几年。“五一三事件”后，他们又回到北京。那时继父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从机场直接送到了301医院。自1973年起，在医院住了两年多，每天都要忍受几次心绞痛的发作。那时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没有搭桥手术、更没有支架可以安放，有的是每次大面积心肌梗死发生时尽职尽责的抢救。并且五次心肌梗死都被抢救过来，这在当时是创了记录的。在他之前，傅作义的四次心肌梗死抢救是最高纪录。最后继父是死于脑血管梗塞。医院告诉我们，继父的心脏已比正常的大了一倍，就是说正常人是一个拳头大的心脏，他的心脏有两个拳头大，而且心脏的血管基本钙化，心肌经过几次大面积梗死，已经像豆腐渣一样了。医生都认为如此心脏能活着真是奇迹，我想这和母亲尽心竭力的护理是有关系的。
矢志办学
1975年12月20日继父去世后，母亲从国防科委调到国防大学，那时叫军事学院，任图书馆副馆长。在国防大学母亲又一次发挥了她的聪明才智。当时图书馆没有独立建筑，母亲经过多方努力，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这应该是她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1985年离休后，母亲致力于民办大学，她和聂真、刘达等老教育家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她身体力行，每天从早到晚在学校里掌管日常工作。并且又一次运用她的所有资源，为学校要到了2820万政府拨款，启动了学校校园的建设工程。她一直认为这和以前她盖的幼儿园、图书馆一样，是国家的。她的董事会里全是各部部长、社会名流。她一直给自己找一个不上班的校长、董事长。而自己一直是副校长，教务长、董事——一个老革命的思维方式。这个学校是她人生最后一件大事，但是她没有来得及做完，八十岁之后，她的记忆一天不如一天，患了老年痴呆症。当她再也无力管理学校之后，那个学校一度成了多方争权夺利的场所。
不是尾声
一年半以前母亲因股骨颈骨折住进了医院，没想到仅住院六天就报了病危，差点丢了性命。原来没有那么多的先进设备和药品，能够让钟赤兵五次心肌梗死而没死。而现在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只是骨折了，却差点儿把人给治死！我不顾一切把母亲从医院里“抢“了出来，至今还是健健康康，但是骨头医院没给接——他们说那不是主要矛盾，现在只能对付着长上，走路要用助行器，但我们鼓励她，每天能够走个二三百米。吃饭睡觉比骨折前还要好。
今年是母亲九十周岁，她是党的同龄人，不但同年，而且同月。我盼望母亲依然能坚强地活下去。尽管她已经把大多的往事和亲朋好友都忘记了，但她仍然认识毛主席、周总理、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她仍然记得延安、延河水和宝塔山，她仍然会唱“东方红”、“延安颂”和“解放区的天”……在她胸膛中跳跃的，仍然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