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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振东回忆录的两个版本[“尘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记武当门长高振东）”和“天生我材必有用——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中，对孙存周、李玉琳和张之江都有描写，那么他们都是什么形象呢？摘录如下：
到了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约6月初的一天，孙禄堂先生的儿子孙存周、弟子李玉林两位师弟突然由南京到上海来找我。他们带着师伯孙禄堂先生的信，说南京有事让我去。因当时我手头的事脱不开身，托二位师弟上复师伯，替我说明情况，二人就返回南京了。第二天，俩师弟又急速返回上海在家等我。见面后，我问师弟，有什么事这么急着找我？师弟拿出督办先生（南京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的信和名片、孙师伯的信和名片。我说：我文化浅，你们念给我听听吧。信写的很简单，概况是王子平先生要和孙先生比武，要求我再忙也要把几处的事停几天，速来南京。俩师弟说，老师和督办很着急，要你即刻起身到南京去，与我们一起走。我不敢耽搁，立刻拿着南京方面带来的名片和信，告诉我教拳的几个地方，各处都很理解，满意我的安排，只是希望我早去早回。在去南京的车上，俩师弟进一步介绍了事情的详细情况。……
事后，我急着想回上海。在很长时间里申请几次，张之江馆长总是不允。并说你代理内家门长，会手后子平又去了上海，你若再走，我中央国术馆怎么办？张之江馆长又秘传凡是上海给高振东的来信一律不叫他知道，并密造了几封给上海的回信，还造了上海几处的回信念给我听。信中都是责怪我失信等话，说几处都已另请了教师，你回来我们也不用了，都是刺激的话。当时我不知其中内情，当了真。张李二位馆长趁机留我，孙先生也说他已年迈，愿让我留下来一同研究武术，我想当时也无处可去，也只好应下来。从此，我为中央国术馆第二科科长，也就是内家门长，孙禄堂先生改任教授等职。
先看看高振东回忆录中对孙存周先生和李玉琳先生的形象描写：
孙存周先生在自己的老父亲被挑战时，不敢接战，李玉琳先生在自己的师傅被挑战时也不敢接战，两人一连往返两次由南京到上海急急忙忙地请高振东先生去接战。果真如此的话，这两位日后在李景林先生眼里将是什么形象？在国术界的同人那里又将是什么形象？他们以后如何在国术界立足？
作为一个拳师比武失败是正常的，不会被人看不起，胜败兵家常事，但是如果面对挑战都不敢应战，急急忙忙跑到外面求救兵，那才是奇耻大辱！
如果一个拳师如此不堪，他会受到国术界同人的敬重吗？
然而史实表明，孙存周先生和李玉琳先生在当时国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当时国术界同人们的钦服与敬重。
在李景林主持的1929年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在由全国各地37位国术名家组成的检查委员中，孙存周先生被大会聘为首席检查委员，位居高振东先生等人之上。1930年李景林创办山东国术馆时，馆内教师中名家荟萃，聘请李玉琳先生担任教务主任。
难道李景林先生喜欢懦夫？就算李景林有这种特殊的癖好，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主办方也不答应啊！山东国术馆的其他国术界同人也不买账啊！
所以，史实表明高振东回忆录中对孙存周先生和李玉琳先生的描写不可能是事实。
当然，孙存周先生和李玉琳先生是去请过高振东先生到南京中央国术馆，但是不是请高振东先生去替自己的父亲和师父接战，而是因为他们随孙禄堂先生一同辞职，造成馆内缺少教形意拳的教师，因此他们受李景林的委托请高振东先生去中央国术馆担任形意拳教师。至于高振东先生来到中央国术馆多日之后发生的他与王子平比武一事，与孙禄堂先生等人没有关系，不存在高振东先生替谁比武的事，王与高之间的比武完全是在高振东先生来到中央国术馆后，馆内少林、武当两门发生的门派纷争导致的。对此，当时中央国术馆教师杨松山先生的文章写的很清楚。
让我们再看看在高振东回忆录中对张之江先生形象的描写：
作为曾是西北军的首脑，笃信基督的张之江上将军为了留住高振东先生，竟然干起偷藏别人的私信，并且造假、欺骗的勾当。
试问，张之江先生难道不知道干这种事早晚要穿帮吗？
难道张之江先生弱智到三岁小儿的程度？
一旦穿帮，张之江先生在公众面前如何面对他的信仰？
又如何取得馆中广大师生的信任？
为了留下高振东先生，张之江先生至于这么干吗？！
高振东回忆录的编写者如此编造，是不是编的也太荒唐了？
不错，高振东先生是一位学有所成的形意拳名师，张之江曾为他题写了“礼法并重，德术兼修”的条幅以表嘉许。但是为了留住他，让一个久负清誉、笃信基督的上将军竟然不顾信仰，丧失人格，干起偷盗欺骗之事，这也太天方夜谭了吧？！
我理解高振东回忆录的编写者志在为《中央国术馆史》一书中描写的高、王比武的讹传纠偏。但是用大量捏造出来的东西来纠偏，效果只能相反。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当年高、王比武，高占上风。因此，在这次比武后，王就离开了中央国术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王都未在国术界公开露面。查查那时历次国术大赛的报道可为佐证。
澄清历史事件，要以史料为依据，用史实来证明，而不能靠捏造故事来澄清，否则其结果必将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