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尚书》是很早的古书，其中有《武成》一篇记载道：“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意思是在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的牧野之战中，商军不是我们周军的对手，前排的商军倒戈，向后面的商军打，商军于是战败，直被杀得血流漂杵。
既然有倒戈，为什么还要流那么多血呢？大约前排的军队倒戈，导致整个阵形混乱，使得商军总体战败。那随后的“血流漂杵”，应该是在前排商军和整个周军的挤压下造成的。
孟子则看了《武成》这一篇后，就在《孟子》一书中说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我只信其中的一两段）。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意思是，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打“至不仁”，何以要闹得血流漂杵呢？言下之意，仁者是老百姓拥护的，不仁者是老百姓反对的，所以最仁的人打最不仁的人，应该很容易，不会闹的血流漂杵。
后代的司马迁，大约是受孟子的启发，或者是另有所本，于是在《史记》上说：“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这里也不提血流漂杵了，而且强调纣军全部倒戈。
一经司马迁的认可，于是这就成了一种“说法”了，教科书里也这样写。
那么到底是《武成》一书说的，只是前面部分商军倒戈，于是总体战役还是杀得血流漂起了武器杵，还是司马迁说的，商军全部倒戈，因而也没有多大血战呢？
我认为，应该是部分倒戈而已。后来，商人还在纣王的儿子武庚领导下，发生了反周叛乱，如果前面牧野之战，商军全部倒戈，那后来的叛乱，又何苦呢？又缘自于什么呢？前后不一致啊。
孟子的说法，是以道理来揣测事实。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至仁，讨伐纣王这样的至不仁，何至于会出现血流漂杵？意思是，应该很轻松，根本不需要打得那么惨烈，就能战胜敌人。
不过，我们倒有置疑，首先，即便是仁者打不仁者，也未必就会兵不血刃，希特勒算是对本国家的人很不仁的人了吧，美国政府算是对本国国民很仁的了吧。但是美国兵自诺曼底登陆之后打德国人，一样是双方打得流血漂起机关枪。
其次，周文王、周武王到底是不是至仁呢？这我们也得研究一下。我们需要看些佐例才好。
第一，《孟子》中还有这么一段对话，齐宣王问孟子：“我听说，周文王的囿，方七十里,有这种情况吗？”
当时齐宣王的苑囿才四十里方圆，老百姓都觉得太大，因为这种苑囿，都是国君私有的，属于与民争利。而齐宣王问，周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比我的还大，真不是真的？孟子一下子特尴尬，说：“于传有之。”从传记上看，有这么回事。孟子没法撒谎，但是孟子立刻找辙，说文王虽有七十里的大苑囿，但是也不算专利，因为那些砍柴的打野鸡野兔的都可以进去，与民同用。孟子说的不知是真是假，是不是“传”上所没有的，就不知道了。但是，它既然叫作“文王之囿”，总得是文王在里面有点特权啊。也就是说，就算民可以进去砍柴打兔子，大头的资源还可能是由文王垄断着啊。总之，这句话暴露了孟子在自己书里描述周文王是“至仁”的一些例证如“（周文王）泽梁不禁（不禁止民众去湖里山上捕鱼打猎），耕者九一（只收百分之十的农业税），仕者世禄（给公务员世代发工资），关市讥而不征（不收过路费），照顾鳏寡孤独”这一串描述周文王的仁者的“仁政”话的可信性有折扣。既然“泽梁不禁”，怎么还会有“文王之囿”呢？
其实，并不一定收税少就是好事，收税应该有合理的标准。收得少的话，政府没有财力，无法搞好公共事业和大项目，更无法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所以，孟子“泽梁不禁，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这些薄税的话既不可信也未必有理。
所谓“仁者”，什么叫作仁者，按照孟子的定义，就是实行仁政，对民众好的国君。这种仁政，孟子想出来的办法，主要就是少征税，多给老百姓福利。也就是孟子以周文王举例来说的“泽梁不禁，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照顾鳏寡孤独”什么的。
第二，《左传》上说：周文王（即周武王的爸爸）有“对于逃亡者进行大搜捕”的法令，因此而得到天下。这就说明，有人会从岐山地区逃亡，离开周方国。那是不是因为周文王税敛太重，战事频仍，兵役劳役太多，给人民负担太重，导致人们逃亡。如果是这样的话，周文王在自己的地盘周方国里，就不是用仁政了。如果用仁政，人们怎么会逃亡呢？既然他照顾鳏寡孤独，人们为什么会逃亡呢？所谓逃亡，就是脱离自己的户籍，迁徙去别的地方。我们知道，户籍的设置，是为了依照之征收粮食、赋税、劳役、兵役的，人们脱离户籍逃亡了，离开老家了，就没有人上税和服兵役了，所以周文王禁止人们迁移和逃亡。这一方面说明周文王治理下的周国百姓可能过得并不好，并没有得到仁政（有仁政的地方，人们怎么会想逃往他处呢？），一方面又搜捕逃跑的人，这就是非常凶巴巴的，不是仁义了。后来的商鞅也下过令捕捉逃亡者，后代帝王们也禁止人们逃亡，譬如曹操就曾经被当作“亡者”（三无人员）被中牟县亭 长抓住过，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是强迫这帮人呆在老家户籍上完税、交粮、服役、当兵。其实周文王正是靠着类似这样的法令，而取得了国力的发展，有能力去进攻商王朝。而未必是靠着少收税，让民众去湖山打猎和不收过路费，来获得国力发展，或者说，不单单是靠着这个。他当靠的是综合的多方面的有效的治国之术，而仁政和至仁就不是周文王的唯一标签或最大标签。
第三，在武王伐纣前，进行了占卜，蓍草和乌龟壳都认为进攻商帝国是大凶。占卜这个东西是替人说话的，蓍草和乌龟壳显示出的结论是靠人来解释的，反映的是人的意愿。这说明周方国上下，有一股反对进攻商王朝的力量和民意存在。接下来，伯夷叔齐作为这种力量的冰山一角，还直接站出来进行反对，甚至拦住了马头，不让周武王去伐纣。而周武王和姜子牙还是硬出兵打商王朝去了，可见他们也不是乐呵呵地唯民意是从。伯夷叔齐劝阻不果，就在周王朝建立以后，跑到首阳山上菜薇而食，饿死不食周粟，表现了与周人的决裂态度。如果周统治者是“至仁”，两位贤士为什么要与他决裂呢？并且伯夷、叔齐死前作歌的歌词中有一句“以暴易暴”，这是他们作为当事人的观感吧。
据《孟子》说：“伯夷，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既然伯夷如此耿介，他不食周粟，和“不立于恶人之朝”是不是一致的呢？周就是“恶人”。
第四，据《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六韬逸文》、《说苑》等书记载，灭商以后，“天下惶惶未定”，于是姜子牙提出，把所有商人都杀死，“使靡有余”——一个种都不留下。这简直是要搞种族灭绝。这固然也是不仁的了。而且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很多商人对周人是不合作态度，所以逼得姜子牙提出要种族灭绝他们。对敌国的民众这样恶狠狠的，对本国的民众怎么会有仁呢？这倒正和对本国的逃亡者要搜捕，又不按本国人的民意而出去打仗，是一脉相承的了。另外，如果姜子牙非要杀光商朝民众（应该是王畿地区的商朝人），是因为这些商朝人很反周，那前面商人倒戈为周武王先驱的事，就更不可信了。
第五，周公后来花了三年时间东征东夷，有“践奄”——在奄国搞大屠杀的举动。因为奄国是东夷国家中的强国，抵抗周人最凶，抵抗了三年，所以给奄国来了个扬州十日。这样的残暴之举，应当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吧。
第六，《管子》谈到远古刑罚的时候说：“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死民不服。”周公执政的时候，砍断的人手、人脚和人头堆满台阶，可人民还是不驯服。周公也是够狠的了。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可能不是恶人，但用“至仁”来简单地概括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历史人物和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是存在着很大的勉强和片面的。
那孟子为什么要说周文王是“至仁”呢？孟子喜欢推崇仁政。推崇仁政没有错，总比推崇暴政要强。但是在推崇仁政的时候，他们为了向君主们兜售仁政的功效，就打广告说：“行仁政吧，你就会无敌于天下的，仁者无敌！”为了证明这个广告词是对的，他们就举例说：“周文王一行仁政，就灭了商王朝。”于是，就去赶紧包装周文王怎么行仁政，写在了《孟子》的书上，就是“泽梁不禁，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照顾鳏寡孤独”什么的。又看了《尚书》“武成”一篇周武王把纣军杀的血流漂杵，也不符合自己的仁者（对老百姓施行仁政的国君）攻不仁者（对老百姓不行仁政的国君）会易如反掌，敌人不会反抗的理论（血流漂杵，说明纣军还是反抗了，说明两个政权谈不上一个至仁一个至不仁），所以说不信“武成”这篇文章。
另外，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些史料。后来，攻破商王朝后，姜子牙的杀光商人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商朝的大批遗民，最终都交由纣王的儿子武庚统领，继续呆在原朝歌地区，作为封国存在。这也说明，商人还是愿意跟着纣王的儿子，商人并没有对纣王家族众叛亲离。所以这才搞得周人很被动，又想全部灭绝商人，又不敢，最后只好原地封他们不动，接受纣王的儿子领导。
最要命的是，纣王的儿子武庚，随后又领导商朝遗民，再次进行了军事起义，规模相当大，引得周公发兵，共同来剿灭之。这也再次说明，纣王家族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人们还是愿意跟着纣王的儿子的，乃至是跟着他去冒险起义。这就更把前面牧野之战的“全部倒戈”一说逼的没有退路了。
起义失败后，其中大批商人被迁往洛邑安扎，由周人和洛邑八师紧密地看起来，贬称为“殷顽”。如果商人曾是积极欢迎周武王的，周人何至于要用这种提防和集中管制的办法对付他们？接下来周人又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在集中管制之余还采取迁徙的方式，把另外大批商人遗民分遣到各个姬姓封国里去，隔离管理。比如周公的儿子被封到鲁国，就带去了“殷民六族”，卫国又有“殷民七族”。这是不是种族奴役政策？种种迹象表明，周人与商人，是严重对立的，商人大规模倒戈迎接周武王，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其实，很可能，正是因为周人在进攻商王朝的过程中，以及征服商人后，可能对商人采取了大规模杀戮、镇压和种族隔离与奴役，才使得伯夷、叔齐在这时候以饿死首阳山的行动来抗议。如果不是周人确实很过分，这两个知识分子何必会采取不想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呢？又何必做出“以暴易暴”歌词呢？他们做歌词不会乱做，“以暴易暴”不会毫无史实根据。如果商人十几万大军都是衷心拥戴和迎接周武王的，伯夷、叔齐这两个“民主人士”何必非跟自己过不去，专门要跟周朝决裂而死呢？
孟子为什么不反着考虑一下：武王伐纣之所以打得血流漂杵，那是因为武王不是什么“至仁”，纣王也不是“至不仁”，周武王父子对本国民众不是那么好，商纣王对本国民众也不是那么坏。商人民众虽然对纣王有不满但是也没有丧失对纣王父子的追随之心，周人国内也并不是全部民意都愿意去进攻商人，所以二者相打，血流漂杵，也就势不可免了。
一个人的血液大约是五升，纣王的十数万大军也得有一百万升，能把三个边长三十米的游泳池灌出一尺深的血，漂起杵来没问题——杵是木棒子，是军人武器。并且当时战场还下过雨，更能帮着漂起来了。这个“血流漂杵”从技术上讲是可行的。
总之，纣王之“恶”，未必如后代人所说的那么严重，周文王周武王之“仁”，也未必如后代学者们异口同声说的那么绝对。而牧野之战，商人“血流漂杵”，在我看来，是可信的。商人“临阵倒戈”，只是前排一批商人，说整个都倒戈，领着周武王轻易就占了朝歌，是后人的杜撰。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应该用到孟子的书和后来的学者书上去，孟子书上对周文王和商汤的成功的解释都是因为他俩多么多么地仁政，这倒有值得不信的地方。
最后再重复说一下，孟子干吗非要处心积虑地说周武王是兵不血刃地打败了商人的呢？这是因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理论，孔子的仁理论主要是个人修养和观念的层面，孟子把它发展为治国措施，也就是“行仁政”的治国理论，要求国君对民众行善待民众的政治，并且他到处推销它，对国君们讲：“行仁政吧，你就会无敌于天下的。”他又让商汤和周文王给他的理论当代言人，说：“周的胜利，就是周文王行仁政的结果。”“商汤一行仁政，于是各个国家都盼着商汤来打自己。”呵呵。
所以，孟子自然对古书《尚书·武成》里讲武王伐纣血流漂杵，战斗打得很激烈这个记载非常不满。既然行仁政者无敌于天下，何至于遭遇这么激励的反抗和战斗呢？跟商汤一行仁政，各个诸侯国都盼着商汤来打自己也不一致啊。于是，孟子就不喜欢。后人就帮孟子说话，说商人是全部“临阵倒戈”了。
那么，孟子主张的“行仁政”到底对不对呢？
孟子所谓的“行仁政”，他对战国列国国君兜售的仁政的具体要求和技术，也非常简单，就是轻徭薄税什么的，也就是他说的周文王“泽梁不禁，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之类，对农夫只收十分之一的税，苑囿山林随便民众开采，对商人也不收税，以及他对魏惠王说的不要因为打仗而伤害农夫的民时（影响种地的时间）。他认为，搞这样仁政的国家，也就会“无敌于天下”了，即他所谓的“仁者无敌于天下”。
我觉得，轻徭薄税固然是不错的，比横征暴敛强，但是，要想“无敌于天下”，光靠着这个还不足以，还要有很多更加积极的手段和改革措施才行，这个可以参考法家的作法。孟子的轻徭薄税，也就是他的仁政思想，体现了他“民本”的思想，但这还不是民主，只是要善待税源的意思。民本思想，有其进步之处，但也只是治理国家的多种要术之一方面，但他为了说明这个道理，硬说周文王是多么行仁政，纣王多么不行仁政，行仁政的打不行仁政的多么会兵不血刃，则都是不严格也不全面的治史态度了。这种不严谨的信口开河地去说理的风气在战国学者中不光孟子是这样，各家学派都是沸反盈天地为了自己的学说而使劲乱讲，后来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以扼制这种杂乱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毫无积极意义的建议了。
孟子把孔子的仁，给具体化为了行政上的仁政，包括少收税和照顾鳏寡孤独，孟子的脑子很简单，他想出的治国之策也就这些，并且嚷嚷这样就无敌于天下，还拉了周文王和商汤这两个成功的无敌于天下的成功者给自己做案例和代言人，虽然他有扭曲古史来为自己说理的嫌疑，但是这种治国观，于目前现代的中国，倒是也可以留意的。
最后说一下类似孟子这样扭曲古史来为自己说理的例子，还有别的很多，比如禅让这个事情，墨子就是讲尧禅让给了舜，韩非子则说舜逼迫和囚禁了尧，墨子是布衣出身，讲求尚贤，希望贵族把尊位交给贤能的布衣，于是就打扮古史说尧就是禅让给了舜；韩非子则讲阶级斗争，认为君主要用法术（法家），来加强自己的君权，尧就是不注意这一点，于是被舜逼迫夺得了他的“帝位”。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或者说说理的需要，来杜撰或者讲述“古史”。
关于中国的古史，远古到夏商周的历史，由于战国学者们争鸣争的厉害，于是随便乱说这段古史来给自己说理，我们因此要想恢复起夏商周的本来面目，固然就好比盲人骑瞎马，一不小心就掉入泥潭了。当“政治正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注意“论据正确”了。
当然，这种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或者老太太也不是没有一点积极意义。史学家一旦成为思想家，就会让我们看不清史料和史实了，看清的只有观念。历史并不直接影响我们，古人对于他此前的历史（史料）和当时世事的思索，其实影响着我们，这也体现了精神和思维对于人类进步和人类发展的重要影响，而这古人的思索和精神，又是基于他所看见的曾经的历史现象——这种事实。所以人类就是在行动和思索的交相影响中，一直选择、塑造和推动着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人类的所谓“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