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血 辛革命年的血

辛亥年的血 辛革命年的血

辛亥年的血

熊育群

台风“梅花”来临前,广州酷暑,滚滚热浪溽闷得人的思维也昏沉沉。明日即是立秋了,惊觉季节之快。一直念着去黄花岗祭拜烈士,不能又拖到秋天。于是提了相机就出门。猛烈的阳光瞬间要把我熔化。

那个辛亥年整整过去一百年了。在这个炎炎夏季的最后一天,想到“革命”,体会的却是“遥远”,想象那么抽象,有如竹篮打水,好像碰到了,其实是空的。但黄花岗的土地猛然把这一切推到了眼前,一切是那么真切,是辛亥年的血把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彻底推翻了!中华大地从几千年封建王朝的轮替中,走向了新生,新的文明历程从流血后开始。

辛亥年的岭南,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气节、勇敢,为民族与国家前途以死相许,比之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更为震撼灵魂!这是一批精英的慷慨赴死,他们是结束封建统治的死士,其悲壮、决绝、惨烈,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罕见。我在读到他们写下绝命书,读到他们大义凛然走向枪口与屠刀,读到他们残破的遗体,读到七十二烈士马革裹尸,泪水在眼眶中回旋,浩气荡然于胸……

岭南大地,只有挺拔高耸的木棉树才配得上他们的气节与风骨,我常停下脚步,仰望这些岭南的英雄树,它枝干苍松一般虬劲、伟岸,花朵硕大如火如血,令人想起那些烈士的身影,我感恩于木棉,它在这滚滚红尘中标榜的是人间的气节与傲骨,标榜着精神的价值与力量。

午后,火球般的太阳直射,树木尤其竹林绿得苍郁,阳光的瀑布从高处的墓地直泻,濯亮纪功坊、碑亭、祭台、拱桥与石级,扎痛人的眼睛。打湿我衣衫的是奔涌的汗水。置身这光芒之中,头顶只有蓝天。仿佛有一个时光的场,我感觉那个呐喊与论争、骚动与流血的年月正在抵近。

想想一百年很遥远了,但一百年真的远吗?看《末代皇帝》,里面的主角——皇帝溥仪,一直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去世。那个时候,我比他从皇位上赶下来的年龄要大。我们大多数人与他在同一时间里生活过。让皇帝像平民一样生活,让权力归于人民,烈士们追求的“民治”、“公民权”、“平等”、“国有化”、“代议制”、“公民素质”……这些中国古老土地上陌生的词,它们来自于西方,如沉沉黑夜中的曙光出现,一百年后,这些词语仍是我们的追求与寻觅,有的还将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是他们开启了新的文明追求的先河。为着这光明、为着这文明,“革命”在中国的南方酝酿,从微弱而漫长的星星之火,到一夜之间燎原。

凿下名字的石碑耸立亭中,七十二位烈士名字与籍贯分六排排列,第一排是:方声洞、李炳辉、李文楷、庞雄、陈更新、杜凤书、韦统铃、林觉民、李德山、饶国梁、饶辅廷、林文;第二排有喻培伦等12人。碑上烈士的籍贯都是南方人,他们来自广东、福建、广西、四川和安徽,广东有41人,福建有19人。我一遍遍读着广东与福建,惊讶其数量之多。这两省都靠着大海,都有大量的华侨在海外。辛亥革命的火种就来自于海外华人子弟,是他们从西方带来了东方土地上陌生的词汇与观念,这些异端一样的思想最早在沿海传播,让国人惊惶、激奋、醒悟,让出在燕赵大地的悲壮之士在闽粤出现,让从不过问北方皇帝的事情安顺守命的南方人,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南方之怒吼,挟带着大海的力量与深广!沉默了几千年的南方,它愤怒的力量当掀翻几千年的帝王江山。

石碑上排在第一的方声洞是福建人,1902年,与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一样,方声洞到海外求学。日本是当时最吸引国人的地方,它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带给亚洲人以希望。1905年,中国留日青年达到8000多人。方声洞与他的哥哥和姐姐一起到了日本。他选择的是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

那个时候,民族存亡的梦魇笼罩在每个有志青年心上。方声洞为国难登台演讲,讲得痛哭流涕。他和哥哥方声涛、姐姐方君瑛、四嫂曾醒都参加了同盟会。

同盟会的南方起义九次失败,又在组织第二次广州起义。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是认为起义能够点燃全国人民反抗的火种。

辛亥年方声洞新婚不久。同是福建籍的革命党人知道这次起义的凶险,想强留方声洞,理由是东京这边革命任务需要他。

方声洞却悄悄争取到了秘密运送军火回国的任务。3月31日,他乘船离开日本,微笑着向好友郑烈告别:“昔年秘密开会,追悼吴樾、徐锡麟诸烈士时,君所撰祭文有句云;‘呜呼!壮志未酬,公等衔哀于泉下;国仇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快哉!”

方声洞到香港后也不顾姐姐方君瑛和闽籍革命党人的劝阻,阴历3月27日晚上,他在香港给侄儿写绝命书,希望他为祖国尽力,并担负起照料诸弟妹、善事祖父的责任。第二天清晨抵达广州,又匆匆给父亲和妻子写下两封绝命书。

广州起义,方声洞已怀必死之志,已无生还之心。

阴历3月29日下午,五时半,起义爆发。正是万家灯火初上时分,榕树下的街巷人家正在准备晚饭。天空在迅速暗下来,骑楼下的店铺有的在打烊。这时,举义的螺号呜呜吹响。120人组成的敢死队,他们手绑白布带,脚穿黑底胶鞋,带着一股旋风,突然冲了出来。

以前起义举枪冲锋的都是哥老会等会党人员。这次是国家栋梁之材充当小卒。他们从海外回来,先在香港集中,然后潜入广州。敢死队彰显的是一群中国精英决绝的意志。同盟会此役孤注一掷。

120人,中国知识分子最奇特的一次群体行动,他们不是以自己的学识本领贡献国家,而是选择以血。许多人在香港出发前写下了绝命书。信中写的是为国家与民族忠孝不能两全,祈望亲人理解、节哀、保重。

突然而至的枪炮声、爆炸声,惊破黄昏的平静,断断续续,显得有些凄厉。也许炒菜的锅铲停了下来,开着的大门“吱——”一声紧急关闭。敢死队呼喊着,从没有见过这样勇敢顽强的军队,孤军深入,在血泊中冲锋……他们占领总督府,总督张鸣岐听见枪声已经逃走。转攻督练公所,与增援的清军半途遭遇……

血色黄昏,短兵相接,同盟会菁英几乎斫丧殆尽。将相之才小卒一样死去,他们的死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与痛。

他们实在是中国现代的启蒙者,在多灾多难的中国,最光明的思想也像风一样吹不进一间密封的房子。民智未开,国家危机四伏,思想与知识无法启迪民众,只有以死与绝命书来惊醒世人,用鲜血来启蒙民众——炸开帝国的一个缺口,让文明之风吹进这已经腐朽的空间。

方声洞在一个叫双门底的地方被清兵围住,他镇定自若,一枪一枪还击,清兵在他面前一个一个倒下,学习过军事的他,俨然一个职业军人,一路击毙20多个哨弁兵勇。后面一颗子弹穿进了背,鲜血立刻染红了衣服,又一颗子弹从侧面击中了他,鲜血已经浸透了全身,他瘫靠在墙上,再举枪射击时,枪哑了,他没有子弹了。

挣扎着,身子却越来越低下去,血已流尽,他头一歪,所有的喊叫声、枪炮声都离他远去了,他的生命坠入了永远的黑暗。

这一年,方声洞25岁。

跟着他倒下的李炳辉比他还小,刚刚20岁。他的名字刻在石碑的第二个,这个广东肇庆人,眉眼细长、面目清秀,演舞台上的小生都不用化妆。很难想象如此玉树临风的人会有一颗英雄豪杰之心。

革命党人喜欢他、器重他,他死后1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胡汉民,为李炳辉写下了近五百字的题词,详记李炳辉的生平、秉性和志向。赞誉他性情敦厚,最孝道。

李炳辉很小就到南洋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想为国家做事。他从新加坡赶到香港,母亲听说他要参加起义,写来了家书,以过生日为由,要他回家。李炳辉留给人世的最后文字就是给母亲的复信,他说自己不能回来了,信中最后他给母亲留下一首诗:“回首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思未报,只缘报国误为私。”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到辛亥革命,他认为最不该忘记的两个人,一个是杨衢云,一个是喻培伦。杨衢云在香港创立辅仁文社,首倡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他是最早的觉醒者、启蒙者,中国近代革命的开端始于他。而喻培伦,比之荆轲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找到了他的一张黑白照片,一个自诩“世界恶少年”的青年,留着一个大分头、颇有几份少爷派头。他竟然有过三次赴死经历,两次是壮士一去兮不回头的行刺。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孤胆英雄罕见。

我时常想,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危急鲜有晚清这样的危急,不只是国将不国,连文化也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她的臣民事实上所遭受的待遇比黑奴还要低贱。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在这个时代成批地出现,他们既多又慷慨悲壮,为国赴死,竟然接连上演。这个时代成了一个英雄照亮民族史册的年代,一个精神不朽的年代!我们注意接踵而至的国难时,注意那个时代的无能与落伍时,往往忽视了那时的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气节最有抱负的一群人。

只有最优秀的分子才最早看到国家的危机,最先忧患。一个国家存亡时刻,最先赴死的往往是她最优秀的儿女。清末的知识分子,不只是面对列强,还要面对腐败昏聩的清王朝,面对民族文化的存亡……他们的心像被烈火一般烧灼着。

喻培伦是四川内江人。他留学日本专研化学、炸弹,最初他“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可以兴工致富”,他要走的是科学和实业救国之路,在日本他起早贪黑、刻苦学习,还对大阪、东京、神户等地的洋瓷、火柴、洋烛、制糖等工业进行了实地考察。有一次,在考察中他制造成功一种安全无毒火柴。他给家里人写信,提出了自己兴办实业的计划,如兴办洋磁工厂、机器缫丝厂、火柴厂、机制糖厂以及改进制糖设备和工艺。但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清王朝让他的梦想一点点破灭了。

加入同盟会后,喻培伦“便舍豪华而尚质朴,与前判若两人。”这种转变,缘于多么深的绝望,多么大的痛苦。从此,他一心一意投身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他赋性聪敏,无论什么技艺,一学就会。他对小型机件如钟、表之类,素来装拆自如。”同盟会总部交给他制造炸药、炸弹的任务。当时,炼制炸药主要是银制法,这种方法既危险又昂贵。他因试炸时左手炸飞了三个指头。他于是决心研制安全炸药。

这时,他家中破产,为了不停止试验,他典当衣物,抵押官费券,终于制造成功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的新型烈性炸药,并研究成功化学发火、电发火、钟表定时发火引爆的各种类型的炸弹。其方法被称为“喻氏法”。

同盟会的起义接连失败,书生们红了眼,丢下笔杆子,拿起炸弹和枪,欲舍生取义。他们想到的是刺杀。同盟会成立了暗杀部,方声洞的姐姐方君瑛做了部长。

1909年7月,喻培伦参加的第一次刺杀行动开始了——刺杀北洋大臣端方。

端方这年夏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为北洋大臣,同盟会估计他会从汉口取道京汉路北上。喻培伦和黄复生、但懋辛等人秘密回国,潜到汉口车站。端方十分狡猾,他表面上取道汉口,到镇江就诡称上焦山一游,突然转回上海,乘轮船北上。喻培伦等人赴了个空。

这年底,喻培伦与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写下血书,这一次,他们目标更大,刺杀的是摄政王载沣。这一次刺杀行动震动了全国。

1910年3月23日深夜,在载沣每日上朝必经之路地安门附近鸦儿胡同迤西的一座小桥,他们将炸药埋于桥下。不幸的是,一个居民在门外溜达,看见桥下两个人影形迹可疑,于是喊叫起来,引来更多的人。天亮后,他们放置在桥下的二尺高的铁罐被发现,沿着一根电线,一直找到了北面甘水桥下的铁盒子。居民于是报官。

汪精卫被捕下狱。喻培伦受到通缉。他为国慷慨赴死不能,七尺男儿,仰天长叹,有多少痛和伤让他彻夜不眠!

  最后的机会来了,辛亥年广州起义,喻培伦自求一死。他制造了300多枚炸弹运到了广州。黄兴、赵伯先看他视死如归,心痛了。这样的人才死不起啊!应该留备党国非常之用。他们劝他不必身临险地。不知道喻培伦听到这话时是什么表情,错愕?震惊?还是气急?他是这样回答的:“储才以备用,今日非有用时耶?且党人孰非有用之才,倘须人人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自顾孱残之躯,实不逮诸同志远甚。为革命须流血者,尚可为前驱耳!”。

起义时情况突生变故,同盟会通知延期,要求所有同志尽快撤出广州。喻培伦认为延期不妥,他找到黄兴,坚定地说:“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

起义枪声响起,喻培伦前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直奔总督府,用炸弹将围墙炸裂。在莲塘街口与增援清兵遭遇,恶战三个多小时,喻培伦身上几处中弹,直到打光了子弹,他挣扎着再也爬不起来,清兵围上来将他抓捕。

刑讯时,他对着清吏以不屑的口气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人尤其是杀不了!”他终于把自己的一腔鲜血献给了国家。

这一年,他25岁。

辛亥年3月、4月之交,杜鹃泣血,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忠诚的儿子一个个倒下,中国的良心在颤抖,这个巨人在失血。这一时刻,伟大的母亲是那么无力,面色苍白……

广州起义找得到姓名的烈士86位,其中31位被捕刑讯后被杀;有的连姓名也找不到了。烈士们对国家民族的一腔炽爱,对亲人的不忍,对死的义无反顾,通过文字——绝命书——留了下来。今天我们展读这些血泪文字,心仍然在滴血。它表达的不只是慷慨赴死的决绝,还有今天我们已无法企及甚至无法想象的胸怀。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在迷失的时代,它闪烁的光芒能够照耀我们。透过时空虚无的帷幕,我看到了辛亥年的春天浩气盈溢、万物凄迷。

3月27日晚上,方声洞在给自己的父亲写信——

“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於地下矣。”

他交待后事:“兹附上致颖媳信一通,俟其到汉时面交。并祈得书时即遣人赴日本接其归国。因彼一人在东,无人照料,种种不妥也。如能早归,以尽子媳之职,或能稍轻儿不孝之罪……旭孙将来长成,乞善导其爱国之精神,以为将来报仇也。”

3月26日晚上,林觉民在给父亲和妻子写信,在一座叫滨江楼的小楼里,他几乎写到东方拂晓。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这一夜,不知多少回涕泪交加。二十岁东渡日本留学,他谙熟日语,懂得英语和德语,可以从容地出入国际性舞台。他给父亲写道:“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接着,他掏出一方手帕,在上面写起了《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感!年少时读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总觉得这样的情操似有标榜之嫌。方声洞、林觉民这些活生生的人,哪个不是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很少考虑个人。“天下为公”,是一个时代的追求。一个只知逐利的时代也许无法理解这样的胸怀。

面对爱妻,面对生离死别,林觉民的一腔柔情因《与妻书》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林觉民中弹被捕后,当时传言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在提督衙门审讯他。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他慷慨陈词,满庭震动。他的回答就像一场演讲,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宣传革命道理。讲到时局险恶,他捶胸顿足,愤激得难以自抑。他奉劝清吏认清形势,不要执迷不悟,只有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才是出路。张鸣岐也不禁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幕僚劝张鸣岐为国留才,而张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

在关押的几天中,林觉民滴水不进。行刑时,他泰然自若迈进刑场,从容就义。这一年他24岁。

饶国梁的《绝笔书》是在法堂上写下的,洋洋千言,宣传的都是革命与主义。他怒斥清吏:“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这一年他23岁。

31位被捕的起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没有一个不是视死如归。他们写的绝笔书,因为对象不再是亲人,无法儿女情长,却更加义薄云天。

巨坟隆起,七十二位烈士分成四排,埋成了一个大坟。坟顶一个方亭,亭内一块石碑,写着“七十二烈士之墓”。

坟后,纪功坊高高在上,抬头仰望,最高处一尊自由女神像,圣洁、高贵、美丽,也格外不同。我惊讶于这个当年法国人送给美国的女神像,在中国南方一偶伫立了90年。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尊自由女神像。墓地建筑,柱子是罗马式的,墓碑是埃及的方尖碑式样。女神雕像让人想起法国画家德洛克拉瓦名画《自由指引着人民》中的女神。她代表了西方现代政治的肇始,也提示了一百年前那一场场血雨腥风,它们思想源头的来处。死难者所向往所追求的正是这尊神像所昭示的民主自由之精神。这正是法国当年那一场启蒙运动开启的思想先河。

起义者从海外纷纷聚集广州,本土国民仍浑浑噩噩。

先觉者从华桥子弟到留学生,他们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思想,他们的孤愤与后觉者国民的愚昧麻木,恰成对比。鲁迅短篇小说《药》中小栓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一幕,那血正是革命党人杀头的血。这巨大的反差无疑是悲剧的主要原因。

我凝望这尊以西方女性形象雕塑的石像,她的身姿像是一种召唤。这一刻,太阳偏西,女神在一片阳光中,周身散发出熠熠光芒,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感召。

枪声平息,战死的英雄与被俘后用铁链绑扎一一杀害的烈士,他们的尸骨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一具具倒卧。血,流满了街头马路,由红变黑。血,溅红了广州辛亥年的春天。沉寂后的城市,连日凄风苦雨,天地为之含悲。

遗体在雨水中开始膨胀,数日后,有的发臭、生虫,惨不忍睹。这些年轻的生命,来得那么遥远,在广州没有人认识他们。官府诬说他们是一帮地痞、无赖。

市民从门窗偷窥血肉模糊的尸首,谁也不敢走近。有知情者慑于当局追捕革命党人的恐怖,也不敢殓尸。

烈士们的尸骨断头折臂,残缺不全,被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奉命收到了咨议局门前的空地上。南海、番禺的知事商量,打算把尸体埋到大东门外的臭岗。臭岗是专埋死刑犯的地方,被杀的犯人挖一个坑就草草埋掉了,尸体散发的臭气常飘向四周。烈士如果葬于臭岗,那将是对亡灵的侮辱。

留下来的同盟会员潘达微以记者身份寻找墓地,在广仁善堂恸哭求助。得到黄花岗坟地后,又找亲戚帮忙敛尸安葬。4月4日,一百多个仵工,将烈士遗体洗去血污,穿上衣服,然后入棺。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两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仵工用铁锤把枷锁打掉,尸骸一一分开。

潘达微在现场指挥,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总共殓葬了72位烈士遗骸。

一百多个仵工抬着灵柩向黄花岗进发,一路静默无声,只有潘达微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流泪。市民担心官府镇压,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热泪盈眶。天地含悲,下起了淅沥小雨。

抵达黄花岗后,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工,要他们挖深后才下葬。

潘达微为同盟会办报,留下来是为了起义后能仗义执言。想不到熟悉的战友一个个在自己面前血肉模糊地呈现,记忆里那些鲜活的面孔要与这不忍卒睹的尸体一一联系,一一去辨认,这种悲怆、熬煎,非当事者又何以能够体会。

潘达微是一位画家、摄影家,之后的岁月,他变卖家产,毕生投入孤儿、乞丐和妇女的公益善事中,最后皈依佛门,做了一位居士。他死后就埋在黄花岗烈士身旁。

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5月15日,从南京回到广州的孙中山率领各界十余万人至黄花岗祭悼,他亲自主祭并致祭文。孙中山为墓地题写“浩气长存”四字,于墓旁栽种马尾松四棵。他悲怆地挥笔写下:“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八年后,滇军师长方声涛募修故墓。

方声洞、林觉民的老乡林森来到黄花岗,替烈士墓募建碑、亭及纪功坊。他们对死难者进行审求,确定了其中的五十六位。又过了三年,才确定其余十六人。烈士名字籍贯核查之难,大埔人邹鲁在碑记里作了记述:“然欲举当日死事者姓名籍贯,一一泐之于碑,事乃至难。盖举事之际,务缜密。凡姓名籍贯,同事者非识不能知,亦不愿知之,故今日同事之不知死者。其所能举,亦惟素识者而已。夫死事者已不止七十二即此七十二亦不能尽举其姓名籍贯,可不痛欤!……夫马革裹尸,党人之志。埋骨已非所期,遑论留名”。

如此悲壮的起义历史上也不多见。义士们连留下姓名也都顾及不到了。

22年后,有心人又找出了13位烈士。

李文楷 被误为牺牲了。他起义前得重病被送往香港治疗,没有参加起义。在得知七十二烈士名单中有自己后,他给冯玉祥和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写信说明情况。这时七十二烈士已经驰名中外,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远远超过72个,“七十二”便只是一个象征数字,也就没有作改动。

李文楷1959年病逝于山西省万荣县。

黄花岗墓地坐西朝东,在不知不觉中升高。马尾松、榕树、凤尾竹、柏树、棕榈树的阴影在这个夏天最后的阳光里加深、拉长。陵园如今处于广州闹市中央,树木竟然把四面的高楼都遮挡住了,只有东面可以放眼远眺,繁华的街市扑面而来,匆匆车流、人流,感觉却是远远的一种景象,隔了某种时空。

低矮的山岗居然给人俯瞰的高度,珠江新城的高楼区就像是河床下游的森林。这条从大门开始一路往上的瞻仰之路,阳光下干净而明亮,像一条静静的河流,可以洗涤尘埃、清心明目。远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是现代城市疯狂扩张的戟和矛,已经冲向了更远的地方。

辛亥年的死亡就在这山岗上;城市的崛起、喧哗在山岗下。一片坦荡与一片密集对接着。我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这是烈士们追寻与牺牲的意义呈现吗?在他们赴向死神的时候,他们心中新的中国是否与今天的模样类似?他们每天看着远处的变迁,会不会考问自己牺牲的意义?

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再像他们那样谈抱负、主义与理想了,世俗的利益已经让人无暇他顾。我想到杜凤书在母亲面前摘下戒指的那一幕,他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去献身。现在的人戒指的摘与戴再也无关乎生与死了,若是为着人世间的一份爱与温暖,这也是令人心动的一刻;若是一种交换,世界上有价值的事都以钱来衡量,这样的举动,一定显出卑微。

时代远去,辛亥年远去,但愿这座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还有人记得广州起义。烈士墓前冷冷清清几个晃动的人影,躺在鲜花围绕中的烈士,也许还不至于那么孤单吧。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北京来的青年张清水,他在3月29日这天到了黄花岗,流连不舍,感怀不已,写下一段动情的文字。

好在林觉民的《与妻书》还能打动现代人的心,他们的爱与诀别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题材,歌手齐豫、李建复、童安格的歌在城市上空飘荡——

  夜冷清 独饮千言万语

  难舍弃 思国心情

  灯欲尽 独锁千愁万绪

  言难启 诀别吾妻

  烽火泪 滴尽相思意 情缘魂梦相系

方寸心 只愿天下情侣 不再有泪如你

……

这是童安格在唱。齐豫唱的是——

  觉

  当我看见你的信

  我竟然相信

  刹那即永恒

  再多的难舍和舍得

  有时候不得不舍

  觉

  当我回首我的梦

  我不得不相信

  刹那即永恒

  再难的追寻和遗弃

  有时候不得不弃

  爱不在开始

  却只能停在开始

  把缱绻了一时

当作被爱了一世

……

傍晚,我在广州的猎德大桥开着车,星光快速之下的珠江,一闪而过。收音机里年轻的歌手唱着情歌或劲歌,黄昏时的五彩霓虹刹那间出现在头顶的天空之上。我又一次想到,革命与这座城市还有关系吗?当上百层的摩天大楼矗立于珠江之滨,城市全变成了钢筋混凝土与玻璃幕墙的世界,千万人口的聚集,新的造城运动,甚至历史的痕迹也难以寻觅,一百年,该是多么遥远!革命,那已是一个历史词汇。

一艘游轮从桥下钻过,向着下游的琶洲驶去。我想起下游的黄埔军校,几年前在那里看到过一张照片,它一直在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一架自制的简易飞机,上下两层钢架与布做的长长翅膀,可能刚刚试飞降落,一群人在飞机前一字排开合影。他们大都是军人,但个个气宇轩昂,充满理想主义的神情,特别是一种浪漫的气息,从他们的笑容与身姿体态上弥漫开来,让人感受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他们不像军人倒更像是诗人。记得其中就有张治中。

这样的军队出现英雄不足为奇。黄花岗烈士墓就埋葬了很多来自这个部队的英雄,他们都是当年孙中山亲自批准安葬的——援闽粤军飞行家叶少毅,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陆军上将邓仲元,中国革命空军之父杨仙逸,陆军中将苏松山、谢铁良,刺杀洪兆麟的烈士韦德,潮梅军前敌司令金国治,陆军少将梁沾鸿,烈士梁国一、雷荫棠、王昌、史坚如、范鸿泰、翁飞龙等。有黄花岗烈士的感召,后来者纷纷为国捐躯。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不同的年代彼此相看已是传奇。时代精神气象的差异让各自变得失真!似乎是时间在改变一切,它可以让大地葱茏一片,百花争艳,也可以使万物萧瑟,荒凉孤寂。历史因人因时代可以崇高,也可以卑下、猥琐、蝇营狗苟。

立秋第二天就降临了,眨眼间,天气变化。在珠江边散步,广州塔临江一线在搭建脚手架。亚运会开幕式搭的架子春天才拆。问工人为何又搭,精壮的汉子回说不知道,只知道建好后要两个月才拆。是因为国庆吗?会不会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呢?一百年啊,我们该怎样去纪念?

原载《美文》(10月辛亥革命百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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