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7年秋，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为配合全国解放战争，控扼三峡夔门，阻止国民党把四川兵粮运出川，派彭咏梧（《红岩》中江姐爱人彭松涛，中共南方局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负责编辑《挺进报》）去下川东，组建游击纵队（《红岩》中华蓥山游击队原型），开展武装斗争。同时派其爱人江姐和《挺进报》的吴子见、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蒋仁风去协助开展工作。
彭咏梧带领江姐和吴子见，来到奉节县青莲乡后，主持成立了党的奉大巫（即奉节、大溪(现为巫溪)、巫山3县）委，书记蒋仁风、副书记卢光特，吴子见为委员,（真实历史中，江姐只是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党内地位并不高），开始组织奉大巫支队的武装起义。
青莲乡离奉节县城大约100公里，抗战胜利后，党员雷寄萍、南方局青年组奉大巫农村工作组贺德明都先后在青莲中学任教。校董肖和中是该乡大地主，有100多条枪，为奉节有名的实力派乡绅。其儿子肖克成倾向进步，为准备武装起义打下了一定基础。
党组织决定由江姐、吴子见负责奉节青莲乡，张休甫、王楚珩负责奉节的大寨、公平、昙花等乡，邹予明、卢少衡、卢光福负责奉节的黄村乡、巫山的长溪河、巫溪的上磺乡，王庸负责巫溪的檀木坪、汤家坝等地。在发动群众中，江姐、王庸、吴子见以保为单位召开农民大会，给农民读《挺进报》、《中国土地法大纲》，宣传农民当家作主。农民积极分子纷纷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仅奉节青莲乡一保和十五保，就有50多人，奉节大寨乡有100多人，奉节公平乡要求参加游击队的更多，12月中旬，张休甫、王楚珩在奉节公平乡木瓜坪匡裕凯家召开誓师大会时，有200多人赶来参加。起义前夕，奉、大、巫三县已串连和发展了工农游击队员和积极分子近1000人。
陈太侯（《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真正原型，惯使双枪，一生传奇，结局却悲剧）,1917年出生在奉节昙花乡（今公平镇）板屋村，排行老四，自幼随父习武，人称“侯四爷”。1943年在当地组织“金兰社”，结交江湖志士，专门与土豪作对。为维持“金兰社”开销，1943年在乡长邓禹绩处当得5两鸦片，拿到竹园场换玉米，被国民党竹园区区员刘赐禄没收，还罚款300元。陈几次找人求情索还，均遭拒绝，遂向彭汝中（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重庆渣滓洞集体大屠杀，1950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借手枪1支，在竹园场一家烟馆门前将刘赐禄击毙。
事发后，国民党奉节县法院全力追捕陈太侯。陈太侯不仅没躲避，反而叫上几个帮会兄弟，大摇大摆来到县法院，骗过门卫后直抵院长办公室。陈太侯用枪点着院长鼻子说:“以后少在我身上打主意，否则请你吃枪子！今天专程来警告你！”。末了命令院长:“赶快送我们出城!”。为了活命，院长牵着陈太侯的手，将陈太侯他们送到城外。分手时，陈太侯对院长说:“回去报告曹县长，就说我陈太侯专程来拜望过你，改日再来拜望曹大人!”
这事传开后，陈太侯名声大震，官吏和土豪十分惊慌。奉节县长曹葆章命警察中队长余志带人抓捕陈太侯，余志却私下拜望陈太侯，并送去步枪、子弹和鸦片，以求安稳。“金兰社”迅速发展到200多人，陈太侯成了下川东水陆码头敬畏人物。官府见来硬的不行，提出让陈太侯参与乡政管理。陈太侯一口拒绝，却暗中开始和共产党来往。
1947年9月卢光特将陈太侯的情况向彭咏梧作了汇报，鉴于陈太侯已打下一定基础，彭咏梧决定以奉节县青莲、昙花两乡作为起义据点。这年12月，彭咏梧、蒋仁凤、江姐、吴子见来到奉节青莲中学，批准了陈太侯等10余名武装骨干的入党要求，并任命陈太侯为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副司令兼第三支队（奉大巫支队）司令员。彭咏梧自己担任支队政委。12月15日晚，在昙花乡母圣垭田湾陶家，由陈太侯主持召开了奉大巫支队成立大会，共有170余人出席。这些代表分别来自奉节北岸和与青莲、大寨、公平交界的云阳边境，以及巫溪、巫山等地。
支队成立不久，彭咏梧决定1948年1月9日举行起义。由谢国茂、吴伦璧、宋海清率领60余人袭击云阳南溪，卢光特带领一部分人从奉节到巫溪，袭击大宁盐厂，开辟从云阳经奉节至巫溪长达400余里的游击战区。袭击云阳南溪乡公所和八大米粮铺，一共缴获机枪1挺、步枪40余支、手枪4支若干物资。但大宁盐厂起义，因消息泄露，只能临时改为国民党防守薄弱的西宁桥。1月8日拂晓，占领西宁乡公所和上下街口，截断了电话线。缴获枪枝27枝，没收了刘洪纪等几家地主的土布300余匹、银元60余块及庄票、铜元、杂货、粮食等财物。
奉节工农起义事件，在国民党政府中引起震动。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命令国民党79师师长方靖派兵，与第九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鸿涛所部一道，前往奉节清剿游击队。方靖部581团的一个正规营，从巫溪北下，李鸿涛调集的云阳县保安中队与奉节县保安中队联袂南上，以南北夹击之势，对奉节青莲、昙花、公平、大寨的游击队实行围剿。
考虑到在人数和装备上敌我力量悬殊，彭咏梧和陈太侯把队伍拉上青莲乡最高的老寨子，避开国民党锋芒。将原4个中队缩编为两个大队和一个后勤支队，第一大队由彭咏梧、蒋仁风、王庸率领，准备从老寨子的正北方向冲破国民党的包围圈，到巫溪的红池坝、汤家坝一带活动;第二大队由卢光特、吴子见、吴伦璧、宋海清率领，从老寨子的西北方向打开国民党的缺口，去云阳龙坝乡开展游击活动;陈太侯带领余下队员，掩护一、二大队突围，继续在青莲、昙花、大寨、寂静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彭咏梧亲自带第一大队、奉大巫工委书记蒋仁风和王庸随队活动，第一大队是游击队的基干队伍，战士多是从盐场、煤矿来的工人或青年农民，共有47人，其中10多个党员。1月15日离开老寨子，向巫溪红池坝进发，16日黎明前到石王庙，稍事歇息后又行军。但等游击队一离开，庙里的叶和尚和当地保长的儿子许儒太便向附近围追游击队的581团三营陈士效连长告了密。拂晓，游击队行军到黑沟淌，在暗洞包农民杨代金家造饭时，被追上来的敌军包围，游击队被打散。突围时，彭咏梧为了救护战友，身受重伤，牺牲前，将身上写有与地下党组织接头地址的纸条吞下了肚。同时阵亡的还有刘景太、李正青、王赖之等6人。国民党将彭咏梧、刘景太、李正青的头颅砍下，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再挂到竹园坪小学操场边的杨槐树上（《红岩》描写彭咏梧的头颅是挂在奉节县城的依斗门上，并有江姐亲眼见到的虚构情景，1964年《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因编造痕迹太重，被原作者之一的刘德彬提议删掉）。彭咏梧的头颅后被当地农民取下，埋到竹园坪宝塔下，身体部分，由黑沟淌山民用石头、泥土草草埋葬。
江姐得知丈夫被害，忍住悲痛，要求组织将她再派到下川东，继续从事农村暴动的准备工作，不料，1948年6月11日万县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又名涂万鹏，化名杜谦益)因冉益智（酉阳人）出卖,被捕叛变（《红岩》中，虚构是甫志高(真名冉益智)出卖江姐，其实是冉益智出卖了涂孝文，涂孝文出卖的江姐），江姐等20多个党的各级负责人相继被捕，押到重庆关进渣滓洞监狱（狱中的江姐被竹签扎指是虚构、绣红旗也是移花接木）。
国民党在奉节竹园坪设立剿共联防指挥部，不少游击队被杀害。国民党在奉节昙花乡四处贴告示，悬赏捉拿陈太侯，逐山逐岭围剿，并当众枪杀了陈太侯的妻弟邱红桂，焚烧了陈太侯的房子。环境十分恶劣，陈太侯不得不和游击队员谭国保、陶世品、陈元凯扮成货郎，到黑龙门，找到了川东临委联络员周仲祥，周仲祥让陈太侯派人到重庆电力公司找刘德惠接头。陈太侯即派其弟陈元凯去重庆，自己则于2月13日到巫溪汤家坝找彭咏梧等带领的游击队，但到了预定的联络地点，却不见一大队游击队下落。
陈太侯果断决定:继续转移，拉到城口，到鄂西北投奔李先念部。但转战到城口菜坝子时，被城口县保安中队发现包围。陈太侯组织了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处境十分危险。夜幕降临后，陈太侯命令罗先宽端着机枪在前开路，周巨跤紧随其后为其装填子弹。队伍由郎少六领头，陈太候和谭国保断后，在夜幕中边打边冲，终于突出重围，撤回到巫溪县青草坪。突围中，郎少六和谭保国不幸牺牲。此时国民党已堵住了各要道口，去鄂西北已不可能，陈太侯便将剩下的17人化整为零，分散潜伏，待机聚集。他只身回到了老家奉节昙花乡。但这时，青莲、昙花一带，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凡是与起义有关的人均被追捕，部分游击队员的房屋被敌军烧毁，亲属遭杀害，20多人被反水的乡长张戴坤勾结驻军捕杀。
此时派到重庆找党的陈元凯也回到昙花乡，告诉了陈太侯，重庆的《挺进报》事件，川东临委已遭破坏，刘德惠等被捕，联络点已不存在。党组织无法掩护陈元凯，叫他回奉节通知陈太侯离开本地，改图再起。陈太侯听后十分焦急，决定亲自去找党。陈太侯暂时先到奉节寂静乡龙坡，藏在队员刘国家里。
不想消息走漏，1948年3月5日晚，奉节县警察中队包围了刘国家，机枪、步枪一起对准房子扫射，喊“再不出来缴枪，就要放火烧房子了！”陈太侯机智回答说:“枪是要交的，把你们的长官喊来再说!”国民党停止了射击。趁这间隙，陈太侯将后山墙掀开，然后从楼上投下一物，官兵大骇，纷纷卧倒，陈太侯趁机从山墙豁口跃出脱逃。在路过一堰塘时，机灵一动投身塘中，并丢一只鞋在塘边。国民党追到此，以为他投水自尽，于是停下放水捞人。而陈太侯早已悄悄潜至一尼姑庵（庵主是他的亲属）。
陈太侯在尼姑庵养好伤后，决定到重庆去找党组织。他向好友黄允中借了路费，又通过黄的关系，说通了“民来”号轮船上管伙食的张光彩带他上船。不料在奉节县城小东门一茶馆候船时，被国民党便衣盯上，陈太侯看对方单枪匹马，知道暂时还不敢对自己怎样，于是大胆地邀请对方打牌，先缠住对方。打牌时，陈太侯故意输钱，对方赢得忘乎所以，陈太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轮船快要开航时，借故小便，快步来到江边，在张光彩帮助下，上了“民来”号轮，等那个便衣发现时，轮船已开离码头。
第九行政公署接到报告后，在“民来”轮到达万县港时，派兵重重围住码头。卡住检票口，拿着陈太侯照片，对下船旅客一一对照。陈太侯见状，对张光彩摊牌:“我是黄先生托你带到重庆做生意的，现在船上搜捕共产党，如果把我当成共产党的话，恐怕张先生也要受到株连。”张光彩急忙问:“事到如今，你看该怎么办？”陈太侯回答说:“你给我拿一套餐务员衣服和一双拖鞋来，我自有办法。”张光彩只得说:“好，好！”陈太侯等到旅客全部下完，这才身穿伙夫衣服，趿着拖鞋，左手挎菜篮，右手提油壶，直接跨过船舷上了囤船。但没敢进城，沿着江边向上游方向走。直到天下暴雨，在一个观音寺门口，见一尼姑出来倒渣滓，陈太侯借故避雨躲了进去，利用奉节尼姑庵庵主的关系，在庙里躲了几天。
这期间，他打听到重庆也是一片白色恐怖，于是打消了上行念头，决定沿江而下，投奔解放军。他在万县利用袍哥和朋友关系，乘坐奉节刘老幺的木船顺江而下，于8月辗转到了湖北香溪的关张坪，先后在进步船工向必海、向必江和进步人士王岱家里隐蔽，终于在保康县找到解放军江汉军区，经军区司令员张庭华安排，军区政治部主任訾修林将他介绍到桐柏军区。桐柏军区首长指派组织科田科长介绍陈太侯到中原军政大学一总队三大队十中队学习。结业后陈太侯分配到陈赓部队，在军械二总库六分库任排级库员......
奉大巫支队起义失败后，随后起义的巴北支队也被打散。1949年2月巴北支队领导人陈恒之、沈凯转移到奉节县公坪、高治一带，继续进行活动，先后在奉节桃树坪、公坪组建了巴北支队第三、第四大队，解放前夕，第四大队的20多名游击队员在奉节大寨乡白鹤寺阻击国民党溃军赵子宜部一个通讯营，缴获收发报机l部、日本式单机7部、长短枪80余支、子弹1000余发、其他通讯器材7挑，俘敌200多名通过教育后遣送回家。
奉大巫起义后不久，吴子见带着彭咏梧的指示，秘密去了云阳泥溪口，正式组建了川东游击纵队第四支队(后改称七南支队)，司令员刘孟伉，政委吴子见。后为有利于开展工作，根据地转移到奉节吐祥，陈仕仲接替刘孟伉任司令员，化名傅德祥，以在吐祥做药材生意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组织，先后发展了党员曹刚奎、朱图麟、朱大月等40多人，建立了芳草坪、脚不干、军田、麻山等支部，后又组建了吐祥特支。组织起武装力量，成立了一支30多人的游击队，以朱大月为大队长，于1948年12月8日，从奉节吐祥的黄营厂出发，飞兵奇袭80里外的云阳县蔈草场乡公所，缴获长枪30多支，子弹几千发，手榴弹70多枚。2月23日，七南支队100多游击队员在李君明、彭树诚两人的带领下，从奉节吐祥到紧邻的湖北恩施板桥，利用赶场时机，袭击了板桥乡公所，缴获了4支短枪、80多支长枪。
面对七南支队的连续胜利，国民党慌忙调来122师364团、奉节县长冯斌带的两个保安队、万县专署保安副司令杨悟农带领的云阳两个保安中队，共约22个连的兵力进驻吐祥，大肆清剿。游击队驻扎过的落水洞一带，农户被抢劫一空，造成停耕停产，群众受苦不堪。为解吐祥之围，陈仕仲到游击队宿营地黄四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攻打奉节安坪乡公所，调虎离山。
3月19日，100余名游击队员，急行军80里，直奔安坪场，天还未亮，就包围了乡公所，割断电话线，封锁渡口，缴获32支长枪、4支手枪，子弹10000发，手榴弹30余枚。乡干事曹怀保企图反抗，被游击队员击毙。活捉乡长王旭东后，押着他收缴了散存附近各保的长短枪支，收缴了全部税款，并命令王旭东找地方上的反动士绅筹集了七八百银元，以补充游击队的给养。安坪是国民党政府在奉节南岸征粮的集中点，游击队打开粮库，救济群众。下午，当包围吐祥的敌军赶来时，游击队早已迂回转移，又回到了吐祥根据地。游击队就这样牵着敌人的鼻子在七曜山周旋。
后来游击队转移到吐祥沙子岭时，不幸被包围，为行动方便，游击队便将100多人分成3股突围：支队副司令员刘尔训、支队政委李君明带领20多人向小白岩方向突围；大队长朱大月、支队党代表彭树诚带领30多人向马口驿方向突围；事务长向福林带领搞后勤的40多人向青麟寺突围。最终3路突围都成功了，前两路从不同方向摆脱敌人后，向北到奉节高雅乡厚坪胜利会师，4月8日向西转移到云阳赶场坝红椿坪，后全部开到云阳北岸的盐渠滩，与巴北支队会合。向青麟寺突围的一路，突出重围后到了落水洞，大队长朱大月又潜回奉节吐祥去领导这支队伍，与朱自东、朱图麟等一起转战在吐祥的麻山一带。1949年6月，朱大月率领10多名队员秘密到云阳赶场坝，趁赶集时召开群众大会，抓获并宣布恶霸郑保长的罪恶后当众枪决，为民除害。7月间，朱大月去巫山探望转移了的家属，被叛徒告密，在巫山县城被捕，后押回奉节，他宁死不屈，在奉节旧县城广场英勇就义。
1949年12月，已参军的陈太侯随二野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参加了解放和接管重庆的工作。1949年12月3日奉节解放，1950年1月，国民党军统潜伏人员王增祺，在奉节组织土匪暴动，杀害了刚刚成立的奉节县人民政府韩广民副县长。7月，陈太侯奉命调回奉节，任县公安局侦察股长。他深入虎穴，活捉了匪首王增琪，赓即又捕获了敌反共救国军司令王学初。后来土匪抢劫了奉节县城同昌祥药店，将钞票和贵重药材装入麻袋，背到观武镇准备秘密分赃。陈太侯亲自带领侦察人员追踪到观武镇，在奉节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敌匪暗战，最后将敌人人赃俱获.....
然而，由于过去国民党一直对川东游击纵队诽谤，又由于解放初期忙于建立和巩固政权，奉节当地政府不仅没对川东游击纵队的性质和功绩作出结论，有些人也认为这是一支流氓队伍、成分复杂。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三反”运动中，原川东游击纵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与处理：以“土匪”、“恶霸”、“反坏分子”等罪名判刑的有100多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有40多人，142人被开除党籍，460人被开除公职，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更叫人痛心疾首的是，原奉大巫支队司令员陈太侯，在1951年“清匪反霸”中被人诬告为“土匪”，不由他申诉，便被判处死刑。酿成建国后四川万县地区第一大冤案。被处决前，陈太侯一再叮咛妻儿:“要相信共产党，做农民的儿子，永远跟党走。”他坚信冤案总有一天会昭雪。
1950年lO月，大难未死的原川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陈汉书回到奉节，担任奉节县城关区指导员。得知彭咏梧的头、身仍分两处葬于深山野林，以及孙元良逃跑时将从云阳抓到的18壮士也集体枪杀在奉节县城大水井下，尸体也是草草埋葬时，非常心痛，向当时的奉节县委请示，要求重新埋葬彭咏梧和18烈士。
但当时的奉节县委认为：“彭咏梧是不是烈士，还要经过调查。”。此后，陈汉书调任奉节师范学校校长。凭着对川东游击纵队的【】责任感，继续申诉。1965年，县民政局派人与竹园区区委书记陈祝南(当年亲眼目睹彭咏梧牺牲的游击队员)、时任竹园区区长的沈凯等，一起到黑沟淌，把彭咏梧的头骨、尸骨取回县城。然而县委的答复仍是：“要经过调查，才能确立他是不是烈士。”不同意安葬。陈汉书等人只能无奈的将彭咏梧的头骨、尸骨转到奉节县城后卧龙岗乱坟场，用几块石头草草埋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奉节县的红卫兵批斗当时的县委书记，逼着县委批了修建彭咏梧墓的经费，把彭咏梧的头骨、尸骨从卧龙岗迁出，在奉节县城人民广场北侧，抢修了一座高大的水泥坟墓。但是没过多久，江青说：川东地下党多是“叛徒”、“特务”、“没有好人”，陈汉书自己也被批斗关牛棚，彭咏梧墓地惨遭厄运。直到1977年，奉节县政府准备将彭咏梧烈士墓迁走。陈汉书认为不妥，便找到县政府陈述意见。县政府还是那句话：“彭咏梧是不是烈士，需要证据”。陈汉书不得不开始自费到外地为彭咏梧取证。
1979年，陈汉书找到彭咏梧与前妻谭正伦所生之子彭炳忠，彭当时是四川大学某系党支部书记。他听了陈汉书的介绍，万分感动，当即取出了毛泽东1950年给彭咏梧、江竹筠签发的烈士证书。但当陈汉书兴奋的重新找到奉节县委时，得到的答复却是：“还要有文字材料。”。这时正巧当年的川东地下党员、后任《万县日报》副总编的杜之祥找到他，说要收集素材搞创作。陈汉书大喜，向当时的奉节县委书记张恢映、副书记钟建做了汇报了准备收集彭咏梧烈士的想法。两位书记积极支持，不仅开具了介绍信，还拨经费。
1980年，陈汉书、杜之祥开始了外调的行程，先后在重庆，成都、北京、上海，找到知情的当时时任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的部分老同志，取得不少宝贵材料。回到奉节后，他们根据采集到的大量资料，创作了一部长达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红梅青松傲霜雪》。然而送到报社时，却因川东游击纵队还未平反，报社不予采用。后几经交涉，并通过奉节县委书记张恢映找到当时的万县地委负责人，《万县日报》才接受了此稿。以《彭咏梧的故事》为题，连载了40多期，是《万县日报》有史以来登载得最长的一篇稿件，读者反映不错。后又将《红梅青松傲霜雪》送到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在正题后面加了个“川东游击纵队的故事”的副标题全文出版，第一次出版5万多册，后再版2万多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终于开始拨乱反正。1984年，中共万县地委发出“万地审发〔1984〕030号”文件，为奉大巫纵队司令陈太侯的冤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1984年3月27日《四川日报》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下川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司令陈太侯沉冤昭雪》为题发了报道。中共万县地委组织部先后抽出9人组成调查组，进行了调查，于1985年元月向万县地委呈送了关于川东游击纵队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了9条处理意见：正式承认川东游击纵队是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对川东游击队员在历次运动中遭受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纠正。
当时，前来参观的《人民日报》某编辑对奉节彭咏梧烈士陵园的残破十分震惊，回北京后，特地捐出2万元，重新修葺了彭咏梧烈士陵园。1987年7月30日，万县地区行政公署公布奉节彭咏梧烈士陵园为万县地区纪念建筑保护单位。1988年，在彭咏梧牺牲40周年后，奉节县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三峡工程蓄水后，旧县城的彭咏梧烈士陵园迁往新县城的宝塔坪小区，落成那天，江姐的儿子彭云也专门从美国回来参加了迁建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