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报任安书》讲记（一）2005.5月于龙江书院
冯学成
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作为一位志士仁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工作、理念？如何面对社会、权利？身处顺境或逆境时应该采取怎样一种态度？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看看古代的先圣先贤们，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的意志又是怎样的呢？
在中国历史上，《报任安书》是一篇被称之为极其回肠荡气、惊心动魄的文章。在古代有很多所谓有大智、大德、大贤的人都喜好这篇文章，包括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也非常的推崇。上世纪四、五、六十年代，毛在参加一些中央重要会议时，时常引用司马迁在这篇文章中的文句。
《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并不好读，如果我们稍加计算，里面涉及到汉及汉以前的典故、史料就上百。如果不熟悉《史记》，我们要想把这篇文章理顺，是理不顺的。但读《报任安书》对大家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强迫大家在史学上下点功夫。至少要把《史记》读熟，但仅仅对《史记》读熟还够，还应该读读诸如《论语》、《老庄》之类的书，才能够对这些有所了解。
司马迁的这篇《报任安书》，有一个很明显的时代背景：文章写于汉武帝晚年。那个时候，西汉朝廷正处于从“无为而治”到“有所作为”，乃至“大有作为”的转变之中，这个转变与我们国家这十几年的政治变化是很接近的。就在汉武帝改变了“文景之治”的黄老的“无为而治”以后，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内政外策的方针。对内，招贤纳士、褒奖后进，大量使用人才开发国力，对外则积极用兵。另外突出的一点即表现在刑法上苛紊无度，如果稍有过失，哪怕你是当上了宰相也会毫不留情，于是凭着皇帝一人的喜怒、爱好，可以随随便便地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荣辱。所以在那个时候，社会一方面显得很激进、光明，同时又显得很阴森、很危险，处处都充满着危机。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可以说无处不是机会，无时不是机会，但是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风险。
像司马迁这样的人，严格来说是一位在功名富贵之外的人。当时他是一位太史公，是超然于权利之外，超然于强力部门之外的。作为一名记录皇上起居，记录历朝历代国家大事的史官，他远离权利之争，进入了一个较为清贵的衙门，就象现在担任科学院档案馆、天文馆里的职位一样。但是因为李陵（李广的孙子）申讨匈奴的战役失败，司马迁受到了牵连。当时李陵带了五千支步兵与匈奴的十万骑兵血战五千里，后来弹尽粮绝，被匈奴人给俘虏。开始认为他是壮烈牺牲为国捐躯，汉武帝还表彰了他，后来听说他是投降匈奴的，汉武帝大怒，灭了李陵全家。司马迁劝汉武帝，说了功过要区别对待，他有功，也有过，但是不能灭门之类的话，汉武帝盛怒之下对司马迁动了宫刑。作为一个男人来说，那是一种比死了都还难受的事，很多人愿意被砍头，也不愿意受这样的侮辱，但是皇命又不可违背。在汉武帝那个年代，皇帝的威望绝非是汉文帝那么仁慈。作为司马迁来说，受了宫刑以后他完全有理由不活了，他完全可以吃鼠药或上吊自己给自己作了结，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他不去了结自己，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完成《史记》。如果没有《史记》这么伟大的著书，那么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对散落在民间的那些“三黄五帝”以来的很多典籍、掌故，还有五千年优秀的文明，我们就会不得而知了。
《史记》中最关键的第一章《五帝本纪》，在史学界中曾产生过很多诸如它的记载准确与否的争议。西晋时，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了一本《竹书纪年》，上面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史实（但是一部残篇），从而证明司马迁对夏商周的记录是很准确的。另外，在清末民国年间，对甲骨文大规模的发掘中，也有甲骨文印证了司马迁对商代的记载是极其准确的。当然现代的历史学家们疑古思想太重，受西方贬低中华民族的影响，他们说中国历史只有两千多年，哪有五千年的历史，如果从黄帝的一个甲子算起，到现在只有四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这是从黄帝算起，那黄帝以前呢？还有神农、炎帝等。通过这些，从种种记录上来看，司马迁的《史记》可信度占了百分之九十几，当然还是有些出错的地方。如果稍有点史学知识的人，把有关内容作成一个较详细的表，进行对照，司马迁有些记载中的失误也是存在的。
司马迁这样伟大的人物，在现在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如果司马迁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拿诺贝尔奖金是绰绰有余。像这样的一个人，要受到宫刑，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伴君如伴虎一说。如黄帝《阴符经》的注解中所说“主难而成易”，要想找一个好的主子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中国二十四史，真正的圣明天子的确太少了，荒唐的皇帝太多，包括汉武帝雄才大略，不可一世，功劳很大，但麻烦也很多，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也很多。在汉武帝时期，有很多优秀的人物，一大半都被他给杀了。
书上也有个说法，我们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呢？书中有一小段介绍，司马迁写《报任安书》的背景。《报任安书》又叫《报任少卿书》，任安，字少卿，今河南荥阳人，汉武帝时任益州刺史，又任北军使者护君等职，相当于北军司令，他是司马迁的朋友，于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年）写信给司马迁，希望司马迁“推贤进士”。司马迁作为一名太史令，经常在皇帝的身边，或者是在皇帝的屏风后面站着。作为太史令，在以前什么事情都是一手抓，皇上有什么重大的决策，举棋不定的时候，要请太史令出来打一卦，或问问事情的吉凶，这些是太史令的工作，天上的某颗星星突然很亮，日食，月食出现了有什么预兆等等都是属于太史令管的事情。所以一方面他的专职是太史令，另一方面他又是皇上的贴身秘书，如我们现在领导者身边常带的秘书一类。
当我们看这些职务的时候，我们要想着他的身份，以及在这个身份下，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汉代的太史令不像明清，也不像唐宋太史令的作用，他能直接干预政治，对皇上的影响超过唐宋时期以后，因为在唐宋以后像太史令这类的职务都逐渐被冷落，时代愈往前，在商周时期，这种职务像巫师，作用很大，甚至有时比宰相说话的份量还重。任安当过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像这类的职务官也不小了，如现在的省军级干部，可算得上一方的诸侯，但还要给司马迁写信，希望他“推贤进士”。
在戾太子刘据遭江充诬陷、起兵讨江充失败自杀的过程中，任安因接受过刘据的命令而被捕。那是在汉武帝晚年，宫廷斗争很激烈。因当时的宰相江充与太子有矛盾，看见汉武帝老了，怕他走了，太子即位，他自己肯定是没命了，就编造了太子谋反的冤案，来诬告太子。太子为了自保，起兵讨伐江充。江充给皇上禀报，诬告太子谋反。那时皇上在外避暑旅游，汉武帝派人调集长安周围的兵马，进行围剿，讨伐太子。在太子起兵的过程之中，任安接受过太子的命令。任安当时是北军使者，相当于卫戌司令部的司令员，如果他接受了太子的命令，站在太子的一边，江充肯定就没命了，说不定汉武帝都没事了。但任安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举棋不定，既不想得罪太子，也不想得罪江充，于是他成了“骑墙派”，他自己的部队当然没动。这时，汉武帝调集的部队来了，太子失去了战机。其实太子不是真正想谋反，只是想除掉江充，并不想与他父亲汉武帝作对。太子战败后流落江湖，后来自杀。汉武帝自然大怒，知道任安曾受到太子的指令，尽管他是按兵不动，但没有主动讨伐太子，所以任安免不了被抓进监狱，最后也被杀了头。
这里是任安写信给司马迁，请他“推贤进士”。在短短一年的时间，整个国家的政治急转直下，司马迁考虑任安生死莫测，便写了这一封回信，以无限激愤的心情，述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和愤懣，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是非不明，提出了自己的生死观，亦或说是提出了当时中国优秀士大夫的价值观和荣辱观，表现出为实现理想而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
这篇《报任安书》的背景是极其险恶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司马迁是沦落人，任少卿也是沦落人。任少卿青年时期，有侠士一般的武勇。我们知道了这个历史背景以后，对我们在当今社会中，如何安身立命，立身处事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它使我们学会善于观察社会，观察历史，观察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特别是愈往上层走，进入权利中心地带就更需得留心。
本书既有白话又有注解，如果大家只看原文能读通顺、能看懂吗？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化功底是断不了句的，为什么呢？因为文章里面涉及的典故太多，还要配合注释与白话翻译来看。今天我们大家就共同学习，大家结合着原文与注解对照着看，我将对其中的语言进行点评。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说老实话，自从有了电脑，人们现在基本上不用毛笔写字了。当年,我被遍能和尚请去，在四川省佛学院当老师时，我就选了一些文章自己编写成几本教材，其中也选了一些佛教方面的信件，如历代高僧大德彼此往来的信件。老和尚说，现在的和尚有什么用呀？能够写篇报告，写篇告示都不容易，如果不教他们学习一些基础的文化知识，既不会执笔，更不会写字，还说写什么信呢？我有一位朋友曾写信给南怀瑾先生，在信中谈到南先生的一位师兄，这位师兄刚去世不久。我的这位朋友在信中称南老师的师兄为某某老师，写到他于什么时候去世。后来南先生写了一封回信臭骂了我这位朋友，南先生在信中写到，我这位师兄到底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老师？如果是老师怎么会直呼其名？这么一来，使得我这位朋友很难堪。连我这位朋友都不懂得规矩，那年轻一代就更不懂规矩了。
前不久我的一位老朋友，今年六十多岁了，给我写了一首诗，上面写到学成君怎么怎么，被在我们这里听课的一位朋友看见了，他说：“这个君字看上去很顺眼，我们以后就不叫冯老师，改叫学成君。”我心里一阵阵发紧，我心想他怎么不懂事，但我并没有提醒他。在这里（龙江书院），我称各位为君，这是可以的，因为大家都很年轻，反之，如果你们称我为君，这样就乱套了。你们称我为先生、老师，甚至冯哥都行，但称君就失去了上下、尊卑、长幼的关系。古人在写书信的时候，对人与人之间的称谓是非常看重的。论语有云：非礼毋言，如果称谓错了，你就非礼了，并不是你行为上要去怎么非礼，别人会说你没有修养，没有教养，不懂规矩。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司马迁的这篇文章。其中的第一句，现在还有谁能写得出这样的句子呢？“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足下”，表示自己很谦卑，我是在你脚底下做事情的人，“牛马走”，又 表示我是你的仆人，不完全是书中所翻译的是“管牛马的仆人”，这里可以直接翻译成“我就是你的牛马”还更为准确一些，我就是你养的牛、养的马一样，表示很卑微、很自谦的称谓。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这是少卿对司马迁的一种希望，因为司马迁在皇帝的身边，从早到晚都能看见皇上。以前的太监，近臣都能接近皇上，了解皇上的喜怒哀乐。当皇上批阅奏章，与朝廷议事时都可以随机进言，虽然他个人的权利不大，但是他可以直接影响皇上。而“慎于接物”，作为我们都应该做到这点，如果在待人接物上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如果是搞企业的，对遇上的一张单子或是一张合同没有搞清楚，这笔生意就会搞砸。在机关单位的也是一样，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妥当，或一件人事关系没有处理好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推贤进士”，似乎大家没有这样的权利，现在要“推贤进士”都是组织部说了算，是一把手说了算，连我自己都没有这个本事。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章时，要留意行文之中，写书信之中的有些语句，都可以对我们修身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后面又说：“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人经常会处于“动而见尤”，这里的“尤”是一个通假字，要通现在我们惯用的“忧”。“欲益反损”——想把事情做好却没做好，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有了好转，特别是这些年的情况更要好些。文化大革命时期，谁敢说真话？这个影响从“反右”到粉碎“四人帮”这么二十几年甚至到现在都有。现在党中央为什么要采取“干部保先”呢？是因为干部的质量明显地到了很危险的地步，所以中央领导也感到了压力。从“反右”、“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把中国士大夫的优秀品质极大地伤害了。谁敢说话，说真话，就把谁抓起来，放进监狱里去，甚至有些还被杀了头。各位都很年轻，可能都想不起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反右”是怎么回事？如果大家手里还有《毛选五卷》可以找到毛主席批评梁漱溟那篇文章。大家可以去来看看，还有当时一系列的“反右”报张，如果能找得到都可以去看看。当时对人性、人格的摧残，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令人发指的地步，但当时谁敢有异议呢？就连悄悄话都不敢说，与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整个人心极度恐惧。
刚刚解放的时候，中国终于摆脱了鸦片战争的蚕剥、帝国主义的欺凌，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说，终于有了尧舜之君了，毛主席真的是伟大，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拥护，所喊的口号都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提出整党，虽然是共产党“进城”，难免有些官僚主义，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这也是事出有因的，毛主席要通过整党，把党内的一些不安定的人收拾一下，那个时候还是想当尧舜之君，谁知道却遇上了匈牙利的民主主义把他吓了一跳，他认为这样做不行，还是要向斯大林学习，可能还是有这样的背景的。加之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就在极左的状态下把社会推向了深渊。拿功劳来说，毛的雄才大略非常了不起，建立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些都是他的功绩。但是解放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过重地看重政治运动，而忽视了经济规律。五十年代，他急于富国强兵这个心意肯定是对的，在他当政的时期，就想在短期内使中国超英赶美，但是中国的家底实在是太薄呀！
各位大多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多都不知道五十年代的成都是怎么回事。我是1949年出生的，还记得我两三岁时，1951年左右成都的那种景象。那时只要是过了府南河（现为锦江）便是郊区，现在的文殊院周围以前都是菜地，文殊院还属于城内，那时的确是没有什么基础设施。我还记得1957年，成都文化宫附近的交通路口才开始有警察拿着指挥棒指挥过往的车辆，觉得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那时晚上哪里有什么街灯，小街上都是点煤油灯作为街灯，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灯也就熄灭了。到了1958年，我家里点的还是“菜油灯”，还点不起电灯。
话说回来，“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从五十年代至今仍然是存在的，甚至是在机关单位里，如果稍微不注意，就会“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所以我们对环境要有敏感性，要有种安全感。一个安全的距离，是一位智者应该具备的。智者与贤者往往是有矛盾的，智者，往往考虑的是个人的安危，对自己很敏感，对社会的责任感就要放得轻一些，他不会随便牺牲自己，作为贤者来说，他为社会考虑得多，为他人考虑的多，有些不顾自己的安危，所以一个人要做到既是一位贤者，又是一个智者，是不容易的。贤者与智者经常吵架。老庄可以说是智者，他不会牺牲自己去冒险，但另一方面就冲淡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他觉得不可为，无需为。而孔孟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哪怕是惹麻烦都要为社会做贡献。在中国历史上，一者是积极用事，另者是消极避世，都是很优秀的，各人根据自己的性情，根据各自在社会上的因缘可以确定自己的一种价值观和生活的方式。你愿意超然世外也可以，愿意积极用事也可以，做好了都很了不起。
“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司马迁的心情很沉重，在中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人，都是怀着一种沉重的心理来面对社会面对人生的。我们以鲁迅的文章为例，鲁迅那种抑郁的心情就不是郭沫若所能比的，郭沫若虽有历史沉重的一个方面，但他能够放得下，他有刚的一面，也有柔情的一面。从人格角度来说，作为传统道德上的厚度，不管是巴金，郭沫若，还是茅盾都不能与鲁迅相比。我们读他的文章时，就深深地感觉到鲁迅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沉重、厚重，而我们自己的心情能否真正厚重起来呢？严格说来，真正大有作为的人，他必须有足够的道德的厚度、情绪的厚度才能有很强的反弹力。自己平时轻浮习惯了的人，反弹力也就不够，古人云：“不平则鸣。”又如司马迁在后面所写到：“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后面罗列了一大段文章，后面又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都是他在生活之中受到了挫折，有不平之感，而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表现自己的存在，以超越常人的毅力，超越常人的智慧而做成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小看一个人的心结，只有沉重的心结，才能有真正闪光的东西出来，但其中还是有一个度的问题，也不能为此成了神经病，有些人压抑过度而成了神经病，这样的人也就算没用了，也是不行的。
下面又说：“‘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这些语言都是很感人的，用鲁迅的话来说，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实际上是很苦闷的，有几个人有真正的朋友呢？我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谁能伴你一生？”作为一家人来讲，还有可能伴你一生，父母是要早走的，儿女也要先走，老婆现在还可能离婚，真正的恩爱夫妻又有几对呢？作为朋友的圈子内，自己数一数，小时侯的朋友现在还有几个，单位里的朋友、社会圈子内的朋友，到底能有几个？作为朋友不外乎有两个种，一是意气相投的，一是利害、利益与共。用西方的话来说，只有永恒的利益，就没有永恒的朋友。而中国儒家学说，乃至道家学说对这个利益，不像西方人看得那么绝对，而是把仁义看得更加绝对一些。要想得一知己，是很艰难的事，反之，要得一仇人，却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你稍微不留意就会把别人得罪了，因为人心都是很脆弱的，也正如《菜根谭》中所云：“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骈集；”即使十次或九次成功，也未必得到称赞；可是只要失败一次，责难就纷纷到来。
所以“知己者用”，这样的语言我们怎样理解，我们也要考虑什么叫知己？在事业上，能不能够知己？有的人采取出家修道，这就是要在道上行，但在道上也不行，因为圣人门前是非多。比如当年在黄梅东山五祖菩萨那里去学修的出家人很多，当五祖把衣钵传给六祖时，后面便跟了几百人要去抢。这些都是修行人，而且都在学菩萨道，都还有这么一种江湖的“强盗行为”，在佛教来说那是犯了大戒的，想想他们都是如此，何况我们在社会生活之中呢？我们有没有一种敢为知己者用，或是敢为知己者死的情怀呢？“女为说己者容”，这是并列的语句，女孩子遇见自己喜欢的人，当然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女孩子遇见自己心悦的人，心里就会心悦起来。
“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随，隨候珠;和，和氏璧，是中国历史上极品的珍宝。由、夷即上古时辞让江山的贤者。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事情还很多。有很多人的确是“才怀随和，行若由、夷”，超然于世，但谁引以此为荣呢？谁又因此得势呢？特别是现在的组织形势下，以前是“推举贤良”，“考科举”，现在既不举贤良，又不考科举，全部是组织部培养对象，如果一位领导看上了你，你就是被提拔对象，像这些事情愈行愈远。
“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像司马迁这样的语言，我们现在能不能够表达的出来呢？用古人的文句表达不出来，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语言能不能够把这样一种强烈的情绪表达出来呢？现在的人对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显得很浅薄，就拿看报纸来说，很多文章真的是不敢恭维。比如说“仆又薄从上雍”，在汉代的文章里“上”是什么？“上”就是皇上，他没有直接称皇帝。我们看《史记》时，皇上有病或皇上到某地去视察工作，都称为上进某地等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怎样怎样，可以说“今上”如何如何。司马迁这里说“薄从上雍”，这个用词是很到位的。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随从而已，像别人带的宠物，称之为“薄”，宰相、大臣、大将军之类的就不能用“薄从”，“侍从”他都不用，而用“薄从”，可见在行文之中，表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时他很谦虚。汉武帝很看中司马迁的才，不然也不会上上下下都把他带在身边。
任安在出事之前，年初写了一封信请司马迁“推贤进能”，但是年底却惹来杀身之祸，用当年的话来说，少卿已经是“反革命骨干分子”，谁还敢给他回信，惟恐避之而不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要是反革命分子被判死刑，谁敢给他写信，哪怕你是他的兄弟姊妹或是最亲的人老婆孩子都不敢写信去。但是，司马迁作为对朋友的一种责任感，一种信誉，明知他处于会被诛九族的案子，还是给他回了一封信。如果没有这篇回信，我们看不到司马迁人格的伟大。这篇文章可以作为研究心理学很优秀的教材，把这篇文章给搞当代心理学，搞心理分析的那些研究员们学习，应该从中得到不少的启示，不知道那些教授们注意到这方面没有。又如《乐毅报燕王书》、《李陵答苏武书》之类的，都是非常英武的人物处于一种逆境、一种尴尬的地位，为自己的道德，为自己的遭遇做出的申诉。在《古文观止》中都能够找到，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