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凯律师系列谈河大飙车案之一
11月3日，我顶着巨大的压力，继续帮助陈晓凤一家人，甚至陈林（陈晓凤哥哥）去送重新鉴定的申请都是我一句话一句话的教，该如何说。
11月4日，陈林电话忽然无法接通，其父亲电话打通后，说打错了。我预感不妙，立刻发帖寻找陈林。晚8点，陈林终于打通电话，说：家里来了（到保定）很多人，爷爷也来了，家里受到各方面压力意见分歧很大。
11月5日，陈林电话再次无法接通。下午三时接到其父亲电话说：“张律师，我代表全家感谢你，以后会登门拜访。我们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问：怎么解决的？他说：我不方便说。半小时后，收到律所电话：陈家到律所解除了合同。”
之后到今天为止，陈林及其家人电话无法打通。王克勤记者与我都无法找到他们。陈林的下落，网上很快有了各种版本。
与接案时预想是一样的，陈家终究会与李刚家私下达成协议，解聘律师，了断此事。第一天与陈晓凤的父亲见面时，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并且，我们做了特别约定，我说：这个案子打起来一定会压力很大，我本人也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你们请我做你们的律师，我可以免费代理，但你们不能因为受到压力而私下谈判，即使和对方和解也要和我有充分的沟通。
近几年发生的公共案件，邓玉娇、杨佳、唐福珍这些让我们曾经都义愤填膺事情的处理，几乎早就形成了共同模式：案发、网民关注、维权律师介入、新闻爆料、律师提出法律意见、再度热点、新闻被和谐、律师被谈话、当事人与律师合同终止、家属被失踪、网络论坛被禁止、官方指派律师、公开审理但你想旁听就是就不去、很快被大众淡忘。
这样的结果我当然无意指责当事人的软弱，似乎我们没有理由让他们一定担当公平正义的社会诉求。只是在这样一个怪圈中,网民、记者、律师一次次的拍案、愤怒、亢奋中，我们的法律是否真的更新和变化呢？如果没有，这样做有价值吗？
公共案件是有其社会诉求的，当它成为一个大众品读的事件时 ，它的社会价值就远远超越了个体价值，这种社会价值充分的体现在对民众的启蒙、对法治的更新、纠正，对陈旧制度的冲击。而此时个体诉求似乎与社会诉求存也会有巨大的张力，个体寻求的往往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寻求的是公义的彰显。个体为了保证自我诉求之实现甚至会绑架社会诉求，但当一旦发现可能与自我诉求产生冲突的时候，必然会抛弃社会诉求。一个寻求的是价格，一个是价值。这也正是类似案件虽一波又一波的发生，我们却发现：我们的法治之路总是在原地徘徊，不同的可能只是人们的亢奋日渐麻木而已。
我认为：李刚案是一个需要我们全民反思甚至忏悔的起点。
官之错：因为一句话唤起了万人的愤怒，显然也阵痛了官僚阶层的神经，而面对着这样的阵痛。我们看到省长发话、央视专访、施压律师、解聘律师、和谐新闻、受害人失声。而这一切岂能真的消减内心的伤与痛呢？。
民之过：当我们拍案痛骂官僚阶层的时候，我们谁敢拍着胸口说：“我不曾与他们合作、勾结、迎合。在他们作恶的时候，我不曾沉默。”岂不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李刚案终而以如此和谐的方式接近尾声，我们不排除李启铭在公众的压力下会被惩罚，甚至严惩。然而，我们想要的仅仅是这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