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20年，政治体制的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高歌猛进了20年，但是政治体制，民主和法制进程方面，却几乎停滞不前。
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崭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比如城市白领，中产阶级，城市农民工，民营资本家，民营企业工人，新国企员工等等。新产生的阶层在生产力发展中地位提高了，必然要求更多的利益和话语权。这就要求社会的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如果权力和利益不平衡，劳动和所得不能得到合理的分配，就会产生矛盾。
比如国企阶层和民企阶层的矛盾。国企已经不是过去的国企。因为过去只有国企，国企的任务就是养活国企工人，也就养活了所有工人阶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国民经济的一半由私营企业贡献，国家70%以上的就业由私营企业提供。而现在的国企拿着全国家的资源，享受着优惠甚至是垄断的政策，所得的利益却仅仅分配给国企员工，甚至大部分归了国企领导，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比如农民工和私营企业主的矛盾。最突出的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和山西煤老板的问题。这是必须通过健全法律来解决的，但是国家却采取了一刀切的收回煤矿的办法，白白错过了一个政治体制和法制改革的好时机。没有去适时的推进国家政治民主法制改革，而采取”国进民退“的办法逃避矛盾。
再比如城市农民工和所谓的”执法者”（因为我认为只有警察部门是唯一的合法执法者）之间的矛盾。现在的城市，早已不是10年前20年前的城市了，现在的城市里包括了除了农民以外的各种个样的阶层，每种人群都希望自己过的很好。这需要有与时俱进的法律来帮助他们在城市里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绝不是用成就的”城市管理条例“可以管理的。
小平同志很早就远见卓识的谈到“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所有这些矛盾，都必须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和法制来改善，不能靠简单的”国进民退“消灭那些有矛盾的阶级来解决，这会出现大问题的。
2. 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
如果国家只有公有制经济，或者是完全的私有制经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当初20年前国企亏损濒临倒闭的时候，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那时民企很少，而且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搞活僵化的经济。所以我们推行了20年的私有经济来繁荣整个国民经济。问题是，现在私有经济已经发展到将可以和国有经济抗衡的地位，那接下来怎么办？
有人说西方不也是把一些公共事业国有化吗？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这样看问题。
一样是国有化的部分经济，要看别人是怎样分配国有化经济产生的利益的，别人的老百姓是否民主的参与了国有化的决定，别人国家的法律是如何约束这部分的国有经济的。一个利益分配透明化，企业决策民主化，企业行为（特别是同质竞争）法制化的国有经济，和一个利益分配不透明，企业重大决策无人知道，企业行为几乎没有限制的国有 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私营经济稳定的重要补充，后者恰好是私有经济的克星。
而且别的国家，据我所知，是不存在同一行业既有国企又有私企的情况的。因为这明显是不公平竞争。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么继续私有化，要么返回国有化。我认为总体上应该继续鼓励私营经济，可以在某些行业保持国有，比如重要的资源和公共设施。但是，一定要以法律的方式保证公平竞争和保证利益分配透明，还国企一个正真的“全民所有“的性质。
3.民族矛盾，这本来不是主要矛盾。但是随着最近20年各民族和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这种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主要是西藏和新疆问题。
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但是原因仍然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很简单，如果西藏人在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能起到足够的作用的话，西藏会落后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问题，虽然我们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民族矛盾来短期的解决它。但是长期来说，必须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正真的实行人民民主的权力机构，才能解决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大多数社会问题。
如果中国在将来50年内会崛起成为正真的发达国家，文明社会，人民代表大会的改革，就一定会出现并且会成为今后50年里伟大中国的最重要的一次改革，这是我的预言：）
总结
一切社会矛盾的核心就是付出和利益是否平衡。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这可以简单的从贫富差聚来看出。
一切解决矛盾的终极手段就是冲突和斗争。但我们不希望通过冲突来解决。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整个世界主题。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和法制进程来解决。首先以客观真实的态度把矛盾分析清楚，然后以民主的方式征求意见，最后以法律的方式执行。这样才能达到正真的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