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汪130万伪满部队驻在东北,与日军一起维护“满洲国”的秩序。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伪满若干高级将领,登时慌了手脚,都急切地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于是,向以伪军“老大”自居的伪满军政部大臣邢士廉,便向那些伪满将领拍着胸脯保证,说他有办法,叫大家不用担心。于是,邢士廉拍电报给重庆当局,称:他掌握130万的伪满军队,愿意效命国家,听命于中央,希望中央赶快派人到东北来主持一切。他的任务,是暂时维持军队的纪律和地方上的治安,直到政府派人接收为止。邢士廉在电报中,还向重庆政府建议:假如当前的形势不许可的话,他可以把队伍潜伏在山林里面,以等待时机。而此时的重庆,却对是否借这满洲伪军占有东北存在分歧。
当时,蒋介石就如何对待沦陷区大量存在的伪军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等人开会讨论。在会上何、白主张收编,陈诚坚决反对。何、白认为:“我们既要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又要解散他们,这怎么行得通,势必激成变乱。”陈诚则认为:“如果把伪军编成正式部队,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由于蒋介石支持何、白的意见,陈诚不便反对,收编伪军就成了定案。可由于陈诚主持军政部,在执行中就有了问题。陈诚下令军政部不给收编伪军军师番号,军给纵队名义,师给总队名义,而且在纵队、总队之前要加上“暂编”二字。同时陈诚又命把收编的纵队、总队军官人事档案与国民党军军官人事档案分放。经陈诚手直接收编的伪军几乎没有,即使是抗战时各地的非共产党游击队,陈诚也主张解散。由于军政部长陈诚不许收编地方团队和伪军,一些伪军大头目都走戴笠路线,如吴化文、郝鹏举、张銮基、任援道都是通过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收编的,军政部只好照办。陈诚并不是不知道他拒绝收编伪军和地方团队会把这些人逼着去投共产党。李宗仁曾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陈诚答道:“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李又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空军无力量。”陈诚不肯收编地方团队和伪军,处理的办法是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的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
于是重庆当局未接受邢士廉的意见,而且回电拒绝。这时的邢士廉,和那一批伪满的将领,还在期待着重庆方面肯定的答复。而且在邢士廉的心目中,这项有益于国家、有利于地方的伪满军集体投诚之事,政府方面一定不会予以拒绝的。及至重庆电报到来,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不啻冷水浇头,使他们失望到了极点。邢士廉当时急得直跺脚,只好对那些伪满的将领们说:“你们愿意把部队带到山里去也好,不然,就等着叫大鼻子(指俄国人)缴械好了!”结果,1945年11月,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的接收工作人员到达东北的长春。他们收编了7万伪满军队,共编成3个军,12个保安师,53个保安团,不及伪满军队原有人数的十分之一。
而所剩十分之九,则全为林彪所“借”:当时林彪入关只带了10万人马,其中许多是地方干部,正式的部队,少之又少。被重庆拒绝借用的满洲伪军就象多年满洲八旗一样,如数为林彪所用:他们全部投靠中共,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这些伪满军队,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年龄大都在18岁到25岁之间,他们不愿意在家种地,当然是要千方百计地找一个“用武之地”。据《陈诚传》介绍:日军投降后,苏军将关东军六十万人的装备交给了林彪,除此之外,林彪又收编了四十万伪军及保安团队,组成四十个师。而杜聿明当时只有五个军十五个师,军事力量十分悬殊。为此,杜聿明对顾祝同发牢骚:“辞公(陈诚)下令解散关东伪军是一大失误。日寇发展关东伪军四十多万,一律日式装备,由日本人训练。可谓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们被解散后走投无路,都投了共产党,共产党就地增兵几十万!我们却是经过万水千山,从遥远的云南将部队调来。杯水车薪,哪里能起作用?现在我们的处境十分被动,部队驻防定了还好,只要一移动,共军就追着打。所以,我要求至少增兵五十万,否则东北只有拱手让人。”
当时东北的经济能力超过全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得到苏联支持以后,经济上也远远的比国民党强大,胜利从来都是经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