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0年6月12日，西安大雁塔南广场，中国专家赴美修复昭陵二骏归来新闻发布会在这里举行。一大早，各路媒体和许多西安市民便赶到这里。对于昭陵六骏，特别是上世纪初流失海外的二骏—飒露紫和拳毛騧(音guā)，西安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情。
这六匹唐太宗李世民的战马浮雕，千年来静静地矗立在昭陵，它们见证了一个国家的盛世巅峰；而当清末民初，末世来临时，它们又被人无情地拔起，其中二骏流落海外，离群索居。
修复、团圆、回归……二骏纠结着国人太多的情感与故事。此时，石马已不仅仅是一件文物，而寄托着重回盛世的期盼。
六骏功高画亦优
周五的中午，西安碑林博物馆中游客不多。坐在回廊树荫下的保安，不时被游人问道：“昭陵六骏在哪儿？”
一间灯光幽暗的展厅中，昭陵六骏一字排开：
飒露紫：毛色紫红，奔驰如风。李世民平定东都击败王世充时所乘。
拳毛騧：毛黄卷曲，嘴黑。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所乘。
白蹄乌：通体纯黑，四蹄雪白。李世民平定薛仁杲时所乘。
特勤骠：毛黄嘴白，突厥所赠。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所乘。
青骓：苍白杂色。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所乘。
什伐赤：来自波斯的枣红马。李世民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所乘。
“它们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最爱的六匹战马。唐太宗就是骑着这些马平定四海，建功立业的。来碑林的游客，好多是冲着六骏来的。它们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名誉品’。”看着镶在墙上的六骏，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马骥对记者说。
唐贞观十年(636年)，文德皇后病逝后，李世民在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嵕(音zōng)山上修建昭陵。建陵时，李世民下令：“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
于是，在昭陵北侧祭坛的北司马门内，树立起了六骏的石刻。据考证，六骏以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画作为蓝本雕刻完成，每件宽204厘米，高172厘米，厚40厘米，重达3.7吨。
说它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名誉品，一方面因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另一方面也因为它是唐代石刻中少有的现实题材作品。
上世纪初，鲁迅在西安讲学见到昭陵六骏时说：“汉人墓前石兽多半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其手法简直是前无古人。”
“秦始皇兵马俑里有那么多匹马，没有哪匹马像六骏一样，是有名字的。”马骥指着飒露紫说：“你看，雕刻中的人在为马拔箭，马忍着疼痛，身子微微后退，马头却依偎着人，非常细腻感人。石刻中的这个人和这匹马，都是有名有姓的。”
石刻中的人物名叫丘行恭，是李世民的大将。据《新唐书》记载，在唐军与王世充军决战时，李世民的坐骑飒露紫，前胸中箭。危急关头丘行恭赶到，他张弓四射，箭不虚发。敌人退却后，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并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骑，救了李世民一命。对于这匹马和这个人，李世民都有很深的感情。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碑林中展出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却是用石膏和水泥制成的复制品。这两骏的真品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在六骏上方的说明牌上写着：“飒露紫、拳毛騧两骏于1914年流失海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大博物馆。”语气中性，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不过，以前这段文字可不是这么写的。
“以前说明牌上写着：‘1914年飒露紫、拳毛騧两骏被美帝国主义分子毕士博盗去，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大博物馆。’”马骥回忆。
对于“美帝国主义盗取”的说法，美方始终耿耿于怀。1978年10月，国门刚刚打开，陕西省接待了一个美国汉代考察访问代表团，该团团长是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参观完碑林博物馆后，代表团中80多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老教授德克·卜德心情非常糟。
据当时负责接待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王翰章先生回忆，代表团中的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对他说，卜德教授一宿都没睡好，他对宾大参与盗取二骏的说法，非常不满。据他所知，宾大博物馆是从一名叫卢芹斋的中国古董商手中买到二骏的。美方没有参与盗取二骏。
考察行将结束，在送别晚宴上，卜德教授终于压抑不住，一股脑把心中的不满都倒了出来。王翰章记得，卜德情绪很激动，还郑重其事地交给在场的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张禹良一份宾大博物馆与卢芹斋交易发票的复印件。这是他临行前几天特地复印的，看来即便相隔几万里，中国人对美国人参与盗运二骏的指控，他们也早有耳闻。一场送别晚宴不欢而散，当时的尴尬场面可以想见。
后来，碑林也派专家到昭陵附近做过实地调查，但年代久远，二骏究竟是怎么被运到美国的，谁也说不清楚。
据马骥回忆，后来碑林的说明牌一直沿用“二骏被美帝国主义盗取”的说法。就是这个说明牌，后来还引出一段公案来，不过那是后话。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大使馆与陕西省对外办公室交涉，这才改成现在比较中性的说法。
“原来那个牌子换下来后，我还保存了几年。因为那上面的字是我们这儿一个书法家写的，新魏体，非常漂亮。后来搬了两次家，也找不到了。”马骥说。
牌子虽然改了，可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到底是谁把二骏从昭陵上搬下来，又千里迢迢运到美国的呢？
石马失群超海去
大书法家于佑任曾有诗句：“石马失群超海去”。二骏流失一直是国人心中的痛。可二骏究竟是怎么被运出国的？各种说法一直莫衷一是。直到2001年，发表在香港《东方》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太宗皇帝和他的六匹战马》的文章，引起了国内学人的注意。该文作者周秀琴女士供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由于工作的便利，她掌握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卢芹斋与时任宾大博物馆馆长高登的通信、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会议记录、卢芹斋的日记等。通过这些珍贵档案，周秀琴揭开了二骏被贩卖到美国的历史真相。
1916年2月，宾大博物馆高110米的圆形无柱穹顶展厅落成。独具慧眼的博物馆馆长高登决定举办一个中国艺术大展，作为展厅的揭幕展。为了筹备这个展览，高登向世界各大古董商发出了邀请函，希望他们携宝参展。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古董商卢芹斋也收到了高登的邀请。
卢芹斋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士绅家庭。但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乱，到了他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1900年，20岁的卢芹斋漂洋过海，远赴法国谋生。在同乡、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帮助下，他与人合开了一家名为通运的古玩公司。此后的50年，中国的瓷器、书画、青铜、石刻，源源不断地通过他流入欧美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手中。在西方人眼中，卢芹斋是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而在中国人眼中，他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文物贩子。
一个为筹备中国艺术大展，一个为开辟美国市场，高登与卢芹斋走到了一起。
周秀琴通过宾大博物馆档案考证，高登馆长第一次在纽约见到二骏是在1918年3月9日。13日他在给卢芹斋的信中写道：“上星期六，您的助手带我参观了大都会仓库并见到了两匹石骏。我十分高兴能见到这著名的雕刻，得知它们在美国已有一段时间。我会从博物馆角度提出一个最佳方案，与我的同仁商讨购买的可能性。”
此后的一个月，高登一方面着手把二骏借到博物馆展览，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游说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买下这两件艺术品。他在给董事长哈里森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浮雕自七世纪以来，一直出现于历史记载，证明中国人视其为艺术领域内的优秀作品。它们是非宗教、纯世俗艺术品，对我馆佛教雕刻收藏能起到完美的平衡作用。因为中国早期雕刻是宗教的天下，六骏因而成为稀世之宝。这些石刻实为独特的不朽之作。”
高登的确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他一眼便发现了二骏的非凡之处。而作为中国文物专家，卢芹斋更加明白它们的价值。一场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由此拉开序幕。
卢芹斋开价15万美元，在90多年前算是天价了。为了能凑足这15万美元，高登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而卢芹斋的目的只有一个，赶快拿到钱。在高登筹款的日子里，卢芹斋反复发来催款信，一会儿说陷入财务危机，一会儿说其他买家有意购买二骏。为了稳住卢芹斋，争取更多时间，高登竟说服董事会以2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卢的另两件青铜器。不过，协议中写明，当他们付清15万美元后，可以把青铜器退回去。
此后的两年多里，高登和哈里森四处化缘，可账本上数字的累计速度却像蜗牛爬一样慢，直到1920年底博物馆收到一位名叫艾尔德里奇·约翰逊的慈善家的慷慨捐助。最终，经过还价，宾大博物馆以12万5千美元的价格，买到了昭陵二骏。长达三年的购买二骏事宜，最终落下帷幕。为此，博物馆还专门在二骏陈列柜的下方挂上了“艾尔德里奇·约翰逊先生捐赠”的铜牌。
二骏入藏宾大博物馆的消息在西方古玩界不胫而走。不久，一个名叫保尔·马龙的法国商人给博物馆写了一封信。马龙在信中说，1912年在京法国商人格鲁尚，为了抢在德国人之前弄到石骏，派人潜入昭陵。1913年5月的一天，一干盗贼正偷偷地把砸下来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运下山时，被闻风赶来的当地村民拦住。情急之下，二骏被推下山崖，后来残碎的石骏被陕西政府没收。而写信人马龙为这次盗运活动付出的大笔投资也泡汤了。
马骥认为，马龙的说法可信度很高，“如果没有这回事，谁会往自己身上揽呢？毕竟，偷盗无论何时都是件可耻的事。”
二骏落到陕西督军陆建章手中。此时，刚刚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正在筹建自己的“袁家花园”。二公子袁克文给陆建章递话儿说：“老头子搞了一处园子，想找几块有意思的石头装点一下。”一听这话，陆建章立刻把二骏贴上封条，送到了北京。
可二骏并没有进入袁府，而是很快被转手卖给了卢芹斋。1927年，卢芹斋在致哈里森的信中写道：“1915年，前袁世凯大总统下令将它们正式移置北京。数月后，两骏通过他人售于我们。”卢强调说：“这桩买卖是绝对合法的，这些石骏是由中国最高领导出售给我们的。”
从时间上推断，二骏并没有进入袁府，抵京不久便被中间人卖到了卢芹斋的手里。
对于这个神秘的中间人，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而流传在北京琉璃厂的一个传说，却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
自小就在琉璃厂摸爬滚打的陈重远先生，曾听老辈儿人讲，原本开在琉璃厂路北的小古玩铺延古斋，突然搬进了路南的100间房子里，老板赵鹤舫似乎一夜间暴富。
当时北京古玩界流传着一个传说，赵鹤舫得了一件“俏货”。这件“俏货”指的就是昭陵二骏。
据说，1915年赵鹤舫结识了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这位袁二公子风流倜傥，大有孟尝遗风，什么“鸡鸣狗盗之徒”都结交。此时，袁世凯正在营建“袁家花园”，赵鹤舫便撺掇袁克文向陆建章要那两匹石骏，随后拿着袁府的封条，派人到陕西，运来了二骏。有人说，赵鹤舫送入袁家花园是二骏的赝品，真品被他转手卖给了卢芹斋。
北京古玩商会会长赵佩斋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可慑于袁家的势力，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直到晚年，他向徒弟范岐周提起此事时，还愤愤不平。而陈重远先生正是从范岐周老人口中听到了这个传说。
对于这个传说，周秀琴却表示怀疑。她认为，一旦袁世凯知道赵鹤舫用个假货糊弄他，赵鹤舫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精明的赵鹤舫恐怕不会冒此大险。她觉得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二骏尚未送入袁家花园，袁世凯就做着他83天的皇帝梦一命呜呼了。于是，二骏通过赵鹤舫这个中间人，卖到了卢芹斋手中。
环顾各方说法，二骏从昭陵运到西安，从西安运到北京，又从北京远涉重洋并最终卖入宾大博物馆的流失之路，便一一对上榫头了。
四骏的传说
昭陵六骏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二骏被卖到美国后，余下的四骏，又成为各路文物盗贼抢夺的目标。
关于四骏的流失过程，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话说二骏入藏宾大博物馆后，文物贩子毕士博雄心勃勃，誓要搞到另外四骏，让昭陵六骏在宾大团聚。于是，毕士博来到陕西。当时的陕西督军已换成了陈树藩。为了方便盗运，毕士博勾结了陈树藩的父亲—丝绸商人陈配岳。在金钱的驱使下，陈配岳答应协助毕士博偷运四骏。
毕士博和陈配岳到了礼泉后，谎称政府指示要将四骏运往西安好好保存，把四骏装入了大木箱。当地一个爱国绅士不相信毕士博的鬼话，派人暗中偷偷跟踪。只见毕士博沿渭河走到西安城北的草滩时，将四骏打成数块，然后装箱准备由水路运走。
爱国绅士得到消息后，立即向省议会告发。此时，陈树藩的死对头，驻扎在渭河北岸的靖国军也知道了消息，他们向社会揭露，陈树藩纵容出卖国宝。面对舆论的谴责，陈树藩只好命人将四骏运到了陕西省图书馆保管。
传说中，无论是此前的二骏，还是后来的四骏，它们坎坷命运的背后都有一个幕后黑手—毕士博。毕士博是谁？他是否参与过盗卖昭陵六骏的活动呢？
据周秀琴博士考证，1914年至1918年毕士博被高登馆长聘为宾大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在此期间他曾两次赴华探险。
在华探险期间，毕士博经常会给高登馆长写信，报告行程。周秀琴在毕士博写于1917年10月18日的信中看到这样的记载：“10月15日，去参观省博物馆/图书馆，金先生电话通知该馆特别安排接待我们。见到了少量但精美的魏隋唐雕刻，还有一些不错的青铜器，同时也见到著名的唐太宗六骏中的四骏，都受损严重。”
由此可见，毕士博来到陕西时，四骏早已入藏陕西图书馆了，根本不存在他串通军阀盗运昭陵六骏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有关石骏流失的传说，都牵扯上他呢？
据周秀琴考证，1922年至1942年毕士博曾经在中国考察达9年之久。在此期间，必然有很多中国人知道他的名字。当人们知道石骏最终入藏宾大博物馆后，很容易把二骏被盗和他在中国的考古活动联系在一起。这样想来，偷盗六骏的骂名被冠于他头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1986，离回家最近的一次
今年6月，中国专家赴美修复昭陵二骏归来。二骏的回归，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有过一个机缘，差一点就把二骏接回家了，尽管参与者付出了极大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提起陈年往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无限感慨。“那已经是24年前的事儿了。24年，一个小孩都长成个大人了！”石先生一边喝着茶，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1986年5月，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的石兴邦，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到美国做学术交流。在美访问期间，石兴邦见到了哈佛大学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
石兴邦与张光直是老朋友。他们不但曾先后受业于同一恩师，而且改革开放后，张光直先生曾多次到陕西访问。
此前，张光直曾不止一次向石兴邦提起二骏回归的问题，这次趁着石兴邦到美访问，他又提起此事。
张光直说，宾大博物馆的戴逊馆长跟他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经常提起昭陵六骏分离的事，感到很遗憾。虽然身为美国人，但戴逊愿意为六骏团聚做一些努力。张光直希望趁着石兴邦访问美国的契机，促成二骏回归。
石兴邦一听非常高兴：“我是陕西人，二骏又是从我们陕西运出去的。二骏回归的事，我当然责无旁贷。”
一见到张光直，石兴邦就拉着他到宾大博物馆去看石马。至今，老人仍记得见到二骏的那一刻，“第一次看到真品，非常亲切。”
随后，他与张光直一起拜访了戴逊馆长。戴逊非常坦率，一见面便声明：“二骏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宾大博物馆的财产。我们是通过商业手段购买的。”
石兴邦告诉记者，自从二骏入藏宾大博物馆后，指控他们盗取文物的声音便从未间断过，对此他们感到非常委屈。戴逊一上来的声明，也是要表明立场。
接着，戴逊说，他非常同情六骏分离的现状，他也希望二骏可以回到中国去。一种方法是，中方可以把它们借回去展览，展十年、二十年都可以；或者采取互赠的方式，美方把二骏交还中国，中方向美方赠送两件其他文物。
戴逊的话让石兴邦又惊又喜，离开祖国七十年的二骏回家，看来指日可待了。
与戴逊会面后，石兴邦立即向陕西省文物局报告了这个喜讯。得知这个消息，陕西省领导和文物部门非常高兴。于是，他们向国家文物局打了报告，很快得到了“同意”的批复。满怀欣喜的石兴邦，一方面致函张光直，请他联系戴逊，一方面请碑林博物馆选两件唐代石像，用于与宾大博物馆交换。
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美国三十多个州的州长来华访问，到西安后，他们参观了碑林博物馆。当他们参观到昭陵六骏时，讲解员按照说明牌上的说法向他们介绍，昭陵二骏被美帝国主义分子盗取，现存于宾大博物馆。
可巧访问团里有一位是戴逊馆长的挚友，他听了解说很不高兴，立即给戴逊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
“作为一个宾州人和宾大的校友，我想让你相信，我和代表团大多数成员，一想到一所令人尊敬的高等学府，尤其是美国这些意欲为其他国家作道德典范的高等学府，展出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展品，就异常难堪，感到很丢人！假如宾大若真用不正当手段获得这两匹唐马，假如我看到的解说词属实的话，那就应该立即归还它的尊贵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假如中方的解说词不符合史实的话，也希望能阻止这样的谴责。”
这封信很快就通过张光直转到了石兴邦手中，戴逊当时的不快，可想而知。本来一帆风顺的交换事宜，此时却显得有点儿不合时宜。张光直在写给石兴邦的信中也表示“气氛困难”。
二骏回归在即，不能让一块小小的说明牌挡了路。那段时间，石兴邦马不停蹄地从中斡旋，企图用自己的诚意挽回不利的局面。虽然美方已心存芥蒂，但交换的事总算没有因此而告吹。
此时，碑林博物馆已经挑选出两尊唐代石造像，打算与宾大博物馆交换。那时已在碑林工作的马骥还记得，一尊是一米多高的佛像，另一尊是两米多高的菩萨像。
石兴邦把两尊石像的照片和资料用航空信寄给宾大。没想到，信还没出国门就被海关扣下了。“海关说，这是文物不能寄。”任石兴邦怎么解释，可规定是硬邦邦的。两尊佛像的资料送不到戴逊手中，下一步的工作根本无法进行，石兴邦急得团团转。
此时，宾大博物馆要举办一个陕西文物展，石兴邦得知后，忙不迭地托赴美参展团的人把两尊佛像的资料交给戴逊馆长。
“说起来，这个马也是多灾多难。这老兄到了美国后根本就没把照片带给戴逊，原封不动又给我带回来了！”他把照片还给石兴邦时说：“人家不同意，算了吧！”“你根本就没给人家，怎么知道人家不同意呢？”说到此处，已87岁高龄的老先生一脸无奈。
石老现在想来，大概是受托者在美期间听到了一些对华不太友好的声音，索性就没去宾大。此后不久，戴逊生病动手术离开了馆长的位置。几年后，张光直教授也罹患美尼尔氏综合征。二骏回归的事情便这样搁置下来。
石兴邦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光直又扶病来过北京一次。坐在轮椅上的老先生抓着石兴邦的手说：“现在宾大博物馆的馆长跟我也是好朋友，咱们努努力，没准还能把二骏弄回来。”
看着颤抖的张教授，石兴邦心里不是滋味。此后不久，张光直先生便病逝了。直到现在，石兴邦还留着当年与张光直的通信。离二骏回家最近的一次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了。
民间推手
在王友群迷上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