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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 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车带还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