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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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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记事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跃进’，留在记忆里的就是大食堂、大炼钢铁，家里边所有能够炼钢的东西都拿走了，包括铜的洗脸盆。锅也拿走了，没法做饭，都到生产队吃大食堂。再以后没有粮食吃了，树叶子也被吃光了，只有地瓜和野草野菜。吃灰灰菜人会浮肿，脱水就会死掉。村里边每天都死人，大部分都是浮肿死的。天天四处流浪要饭，外地逃难的也过来了，每天络绎不绝。”张召忠回忆说。
他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年幼时每天早起到七八里外的小学去早读，路上可以看见好多“鬼火”飘忽在坟地里。他说：“我小的时候馋肉吃，馋到这样的地步：比方说死了一个牲畜，人家就把它吃掉，骨头扔了，我拿斧子把骨头砸碎，吃骨头的碎末，就觉得很好了。”
在闭塞的农村里，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几本书在孩子们中间传看。看完了，再从头看。“那时候清朝留下来的老先生非常多，有专门给别人写对联的老秀才，还有一些老先生喜欢‘问对’，他说出上一句诗，你要能接下一句诗。”颇爱读书的张召忠在“问对”中经常能接出下句，这些让老先生们觉得奇怪，就喜欢跟他聊。慢慢地，张召忠养成了写文章、写诗歌的爱好。后来，他给《中国少年报》写过稿子，四年级的时候还写了一本十来万字的小说，当然现在已经不知去处了。
全校组织活动的时候，老师就让张召忠当司仪。张召忠说，那时自己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但是当司仪锻炼了他，“对以后的演讲能力和写作能力都是锻炼”。
二
中学时代同样贫苦。张召忠回忆说：“礼拜天的下午到学校去，带够吃六天的，背着一袋子干粮，都是地瓜面做的窝头，黑黑的。一袋子干粮都算好了，一天最多两个小窝头。”夏天里，吃到第三四天的时候，窝头就发霉长毛了。孩子们一手拿窝头一手拉毛，比赛谁拉得长。
每次放学回家，张召忠都到地里干活。他说：“我特别喜欢种地。这时稍微懂点事了，不喜欢搞文学了，感觉那些东西为家里带来不了什么，还是要搞农业科技。所以自己订了一个《农业科技报》，钻研拖拉机、电路，想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贡献一点力量。”
1968年，十六岁的张召忠有过一次“壮举”——徒步走向北京，最后走不动了，一辆顺风车把他带进了首都。他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站在金水桥上的张召忠远远地看见了毛主席，心情激动地狂呼“万岁”。然后，他从北京到天津，从天津到南京，再到上海，最后又回到了家乡。“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外面待了一个多月，出来的时候带了三十多块钱，回去口袋里还是三十多块钱，”张召忠说，“那时候人特别好，到哪儿都管吃管住，不需要自己出钱。”
初中毕业后，张召忠在盐山县油棉加工厂当了一年工人。在工厂期间，他是学雷锋积极分子。“我经常是找活干，偷偷做好人好事。工厂里的猪圈脏了，我就悄悄把猪圈里的粪挖出来，第二天人们看到猪圈打扫干净了，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自己心里感觉很好。凡事不让领导知道，不计名不计利，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都是那样，它对锤炼人的意志真是有好处。”他说。
后来，张召忠被推荐进入“河北盐山工农兵大学”，读的是电子专业。这位国防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至今仍然感念那所为农村培养实用人才的学校，而且认为那个时候的教育制度非常好，培养人才方向很对：“那时一个县里也没有一个两个大学生，我们就办那种‘工农大学’，农业现代化需要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从数理化一直到实用技术，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一边学习一边到工厂实习。不包分配，还是回到村里去。学医的就到农村当医生，为农村服务，这多好！那个时候看病自筹资金搞合作医疗，自己培养自己的医生，没有大病谁去医院？所以说那个时候虽然苦，但是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
在张召忠看来，那时候的教育方针非常正确，“毛主席真是厉害，确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服务的方向很明确，就是回农村，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大城市去。现在全是理论的东西，博士硕士这么多，找不到工作，建设农村现代化也不让回农村，农村跑到城市来打工，还造成失业，非常麻烦。”
怀着“为村里边干点事”的想法，张召忠愉快地回到了农村。他帮助村子架设高压线，家家户户通上了电。
张召忠对乡村生活有着深深的怀念：“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农村时代没有任何邪恶的、虚假的、骗人的、浮夸的东西，这对我一生都有非常宝贵的影响。包括我现在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不管在什么政治条件下，不会见风使舵。”
三
张召忠十八岁离开了盐山县，入伍参军。
四年的军营生活中，他自觉进行“思想改造”，当炊事员，喂猪，种菜，“剃光头，弄得身上脏兮兮，感觉非常好”；在炊事班，他曾经种出了一个大南瓜，要四个人抬；晚上熄灯后，则趴在被窝里看书，学习数理化知识。
“我没有太大的理想，也一直很充实。”张召忠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军官，更没有想过当将军。”
如果按部就班，张召忠应该在1974年复员返乡。就在这一年，他的人生之路发生了转折。当时部队正在蓬莱进行导弹发射试验，有一天，一辆摩托车把他接了回去，在连指导员办公室，连长周边坐着几个穿便服的人。张召忠汇报完工作就回去休息了。几天后，一纸通知书让他去北京大学读书。后来他才知道，那几个陌生人是北京大学的招生老师。本来团里有一个名额，要推荐他去哈尔滨船舶工业大学学核潜艇专业。有优先招生权的北大招生老师认为，张召忠口齿清楚，一表人才，就把他招进了北京大学。
一支烟也没送，一杯酒也没敬，张召忠就被推荐上了大学。难怪他回想起来，几次发自内心地称赞“那个年代真好”。作为一个“没有其他想法”的人，他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转折：“我每一步的成功，我每一步的转折，完全是党和组织的培养。我自己从来没有设计过我自己，也没有找过人，也没有送过礼。”
1974年的秋天，张召忠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开始学习阿拉伯语。都是外国专家教课，没有翻译，听懂多少算多少。已经二十二岁的张召忠倍感学习语言的艰难。不过作为班长和党支部书记，他必须严格要求自己。阿拉伯语里的一个颤音他无论如何也发不出来，为此他干脆到学校医院做了舌部手术，他的所有业余时间也都用来学习。成绩终于上来了。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1976年毛泽东去世，有人要给江青写信，代表北大师生向江青效忠。有关方面找了三个人布置任务，其中就有张召忠。“我说我不会写这些东西，就退出来了。打倒‘四人帮’以后，又说我是什么反‘四人帮’英雄，要树典型。我说当时没有看出‘四人帮’不地道来，只是溜须拍马的事我不爱干。”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