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得书生早起读莲塘
——往事杂忆与《丹枫词稿》
方 锡 球
一.惹得书生早起读莲塘
1981年,我们来到安徽师范大学读书,由于当时教师的职业不看好,不少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这里。第一个给我们新生做报告的是祖保泉先生。报告类似于现在入学教育的范畴。但他却全部讲中文系的往事,这些往事都涉及读书治学的窍门——真是一场管用的报告。这场报告给同学们竖起了中文系的光辉形象,也就从那天开始,我们喜欢并热爱这个大家庭了,大家以能够在这样的地方读书而万分自豪,似乎这所学校到处都充满着魅力。当时,祖先生是系主任。
三年级时,祖先生给我们上课。那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比较“厉害”的前三届已经离校,我们算老生了,但对祖先生上课,每次依然怀着敬畏的心情走进教室。
先生给我们上《文心雕龙研究》。他是龙学专家,享誉海内外,凡是在书上看到的我们敬仰的学者大都认识他。第一次上课,就布置作业:背诵《文心雕龙》12篇,期末考试时默写其中10小段,占40分。上课时,他带了讲稿,但很少看,大多数时候是微闭着双眼,一边背着《文心雕龙》文本,一边解说着《文心雕龙》,讲着自己的见解,遇到有学术争论的地方,他就绘声绘色的介绍争鸣的缘由和自己的看法,不知不觉间我们就到了学术的前沿阵地。对这样难度很大的课,我们居然听得津津有味。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读本科时跟祖先生学习过的人,若和学术界的同行谈及《文心雕龙》,让人家感到我们对《文心》很在行。
我们大家都敬畏祖先生。因为他学问大,对我们要求严,再就是热爱学生和对教育事业忠诚。先生学问大,不仅从他治《文心》这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可以窥见,从平时的讲座和谈话中更是感到他学识渊博。有一次和我谈及,他和当时学术界另一位专家对《原道》的看法不同,然后旁征博引,连我这个尚未入门的学生都觉得,他不仅通俗的讲了深奥的《原道》,也让我感到这位专家理由不够,很有些牵强附会。我们虽然敬畏先生,但只要请教他学业问题,他就很热心,很高兴。他不仅和我们同学中的不少人课后谈文学理论,还经常谈《诗经》,谈《离骚》,谈魏晋六朝文学,谈唐诗宋词,甚至连元曲和小说也有自己的见解。先生教过写作,文字在他那一代学者中,也是尤其“干净”。所以我们安徽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还真是在国内有了名声,从《诗经》到元明清文学,都学得不错,文字也都还“干净”,特别以会背诵《文心雕龙》和唐诗宋词成为学术界佳话。所以大家在校时敬畏先生,毕业后都敬爱他。
由 于自己勤奋,对学生这方面的要求也很严。他的“严”是以“身教”为主,只有极少的情况下有严厉批评。我们同学都知道,他清晨即起,锻炼过后,临窗读书,数十年来不辍,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学生以先生为榜样,我们那一届极少有人睡懒觉,天麻麻亮就起来,在校园和荷塘周围读书,而晚上,都是早早就去教室或图书馆占好座位,吃过晚饭就去看书。“读书”成为八十年代安徽师大校园的唯一“关键词”。
大学三年级,受祖先生影响,我开始写写古典诗词。写过第一首,想让先生改改,硬着头皮送给他,恰好朱良志教授在客厅与先生讨论问题。先生中断谈话,急急看我写的东西,读出声音来,朱老师也伸头看看,笑笑,跟先生打完招呼,和我说,很不错的,就出门走了。那首词是第一首,写得差,祖先生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诗词写作的要求,最后还是鼓励多多,说系里写得好的还有浦经洲先生,孙文光老师的也属上乘,宛老和张老的就不用说了。我写的那第一首词可能已经丢失,兹凭记忆录如下:
《南歌子·赭麓清风拂》:赭麓清风拂,临秋待吉阳。近来荷叶散芬芳,惹得书生早起读莲塘。枕上流连月,花圃散步凉。灯光隐隐过山岗,邻寺钟声催我析文忙。
反映了当时我们安徽师大中文系学生的状态。其实,我们早起读莲塘,不是荷叶的芬芳惹起的,是老师们以自己的学识魅力、人格魅力和行为世范凝结而成的师魂引导的,加上那“莲塘”是安徽师大的“莲塘”,所以在毕业以后,我们每当重返母校,都要再回到“莲塘”边,感受师大的“灵魂”律动和其间蕴含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二.栽桃植李作园丁
祖先生非常爱护自己的学生。他做学问,是为了教学,让培养质量更高;他对学生严格,也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爱护。
我还记得考试默写《文心雕龙》10小段,本是背熟了12篇,考试中有一段忘了一句,作弊,问前面的同学,祖先生亲自监考啊!我以为我和先生很熟,他不会讲,结果严厉批评,然后告诉我《文心·情采》中的某一句话。他当场说,不记得一句不要紧,问同学是犯错误,问我我告诉你,不算作弊。这话很有深味,意义丰富,也是对所有学生的大爱。
先生其实还是热心肠。1985年毕业前夕,7月6日拿派遣证那天上午,我并未打算和先生辞行,不想在图书馆门口碰到他还书。他问我:“系里把你搞到哪儿去了?”我急忙毕恭毕敬地说,分配到安庆师院了。那时他已不当系主任,但还是说:“一小时后到我家去一趟,我写个条子你带着。”我按时登门,先生自己开门,接着用他自己常用的竖排信笺给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书记和主任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除问候外,大致是说,学生方锡球分配到你们那里工作,方常从我学诗问字,勤学精神可嘉,所以你们要继续严格要求。拿着先生的信,我就去安庆师范学院人事处报到,随后到中文系办公室,已经放暑假,由当时的系副主任送我去见吴质富书记、石云孙主任。他们很高兴,吴书记还热情地留饭,这来安庆的第一顿饭,是我拿着祖老的“条子”在吴书记家吃的。在以后20多年里,我与吴书记全家都保持很好的关系,吴书记也就一直不厌其烦的指导我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他们全家甚至一直关心我的生活。我在安庆能够比较好的成长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回想起来与祖老的“庇护”有关。
大约1987年春天,应吴质富、石云孙两位先生之邀,祖先生到安庆讲学。坐轮船,来安庆后,住了三天,吃得极其简单,每顿块把钱的两菜一汤,更没有去看风景。60多岁的他,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固执地坚持去做讲座,说,人家盛情,请你来干活,怎么能去游山玩水?只有一次,我诱惑他,说安庆是老省会,我陪您去老城区看看。到了四牌楼的倒爬狮子街,他一边欣赏古代建筑,一边要我争取这一生把副教授当上。那时教授极少,副教授也很少,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还没有教授,所以先生给我定了一个副教授的目标。祖老来安庆就上了这一次街,所以上街回来后,吴质富、石云孙先生直夸奖我“真牛”,把祖老弄去休息了一下。现在先生老矣!不知道能否再来安庆?若能够来,我当陪同先生好好看看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去一趟天柱山,哪怕在山下看看也好。
祖先生来安庆之前,系里评职称。石云孙、吴质富二位先生就让我送过十数位老师的科研成果去安徽师大鉴定,要评出四个等次。这十几位老师中,有几位是祖先生过去的学生,与他熟悉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祖先生实事求是,对过去的学生一点也不照顾。来安庆后,当着这几个老学生的面,直截了当提出要求。使这几位老师既感激,又重新鼓起了发展的勇气。结果这几人中就有人没评上职称,虽然那时评职称尚未正常化,但他们毫无怨言。每当别人问及职称事,他们很坦然:祖老师说我不行,还说什么呢!后面还得搞科研!今天回想起来,祖先生的这些做法,是关心学生,更是关心社会文化和学术文化的进步。
2004年,安徽师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招收博士生,我报考了。还未考试,恕诚师告诉我,祖先生听说我来考,但凡和他见面,就一定褒扬我许多,老给余先生讲三个掌故,其中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杨明照先生和郭绍虞先生的,将余先生和我比作两位前辈,我听后顿时就懵了,面红耳赤。其实祖先生的目的是向余先生“说情”:觉得这么大年龄还要求读书,很难得,一定要收下我。2004年英语未过,他还不断念叨,认为余老师不录取我是可惜的,说当年某位著名前辈外语也不行,怎么就不拘一格录取了呢?其实,我哪能和那位著名前辈相比,二来,现在以制度去要求招生,不比先前。等到2005年秋天,当我重返母校读书,遇见祖先生,他一把抱住我,很高兴。我们就坐在图书馆门前的石凳上,有时也在田家炳楼周围转转,谈的全是学问、学业、学术界轶事,似乎校园外20余年来的变化喧闹全与他无关。
在我毕业以后的20多年里,先生总是关注我的进步。直到80高龄以后,偶然在杂志上看到我写的文章,还给他在安庆的老朋友写信或以带口信的方式予以赞赏和鼓励。我们安庆师范学院的老教师,尽管不一定看过我的文章,但由于祖先生让他们带信表扬我,于是也对我刮目相看起来。
祖先生对学生的教育多从大处着眼,从小事做起。我们二年级时,他为1978级同学毕业作词,后来发表在《安徽师大报》上,充满着对正在读书和已经毕业学生的期待。现在20多年过去了,祖老当年所希望出现的培养目标早已实现:
浪淘沙(二首)
壬戌夏,为中文系毕业生作。
一
常记赭山青,花树森森,几人吟诵坐花荫。还踏月光花外路,百步诗成。何必动离情,报国坚贞。栽桃植李作园丁。满苑青苗凭灌溉,花发枝荣。
二
握手送君行,还指园林:水杉标格独亭亭。时或斜风时或雾,总是青青。此日正芳春,意气纵横。好将彩笔赋深情。大业千秋先四化,珍重前程。
一
三.《丹枫词稿》:好将彩笔赋深情
祖先生不仅是著名学者,也是当代著名词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祖先生托人带给我他的《丹枫词稿》和几本今人诗词集。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词作全貌。依稀记得当年读书时,他示以程千帆先生赠给他的沈祖芬先生的油印词集,以此为例,告诉我写词的注意事项,特别谈到一点,就是进入其中而能够跳出来。现在先生自己也有了一本词集,我当时就反复学习揣摩了许久,感到无论从话语结构层面还是意蕴层面都值得学习,其中的审美取向和艺术价值尤为难得,是当今文学创作应该提倡的。《丹枫词稿说明》言:
我读大学时学会了填词。六十年来,偶有所作,存入纸袋,计之约百首,取名《丹枫词稿》,自娱而已。世事相牵,知我者索稿则应之,先后零星发表了若干首,散见于《中国当代诗词选》(江苏文艺出版社)、《当代中国诗词精选》(浙江古籍出版社)、《神剑冲天跃》(作家出版社)、《词学》(华东师大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华词苑大观》(甘肃人民出版社)、《当代词综》(海峡文艺出版社)等书刊。现在从百首中选四十首集中刊印出来,既可见我之习作概况,又可见我之生活历程。我一生与学校有缘,先是学生,后当教师。我的哀乐是随着时运交移而酿成的。我意识到我的哀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世变迁的一面侧影,因而愿把这些词公之于世。
祖先生的词作,把个人际遇与时代变迁结合,在美学上以崇高的价值取向超越以往旧词,呈现出新时代诗词创作的一种新路向。六十年代初,国际上有人断言我国无法铸火车轮,并以此“卡脖子”。当马钢完成这项任务时,他为之高兴!1965年,先生作《行香子参观马钢后,登太白楼,对太白卧像戏问之》,词曰:
浩渺江天,匝岸青山,数危楼几矗云间!烟囱簇起,冶火流丹。看轧钢时,钢花舞,毂轮圆。诗人太白,斜卧江边,对风光怎底无言?快抛空盏,速展银笺,请写山河,写人物,尽娇妍!
1965年的历史语境已不是诗情画意的世界,时代风标的转化,祖先生不可能毫无知觉,但他已然固守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忠诚,依旧在他的审美话语世界中延续火红年代的执着,从内心营造轰轰烈烈而又壮丽无比的词人天地,尽显英雄本色。一代知识分子似乎刚刚从文弱书生转化成建设者的自豪,还有一种前行的惯性,这一含蕴,成为本词话语间的亮点。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歌颂,在不经意间,转化成自己的内心感受,显示出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意识早已觉醒,其间当然也饱含对文化传统的执着坚守。若说这首词是在较为顺利的环境中写就,那么,进入文革,先生被下放劳动,过的是“苦日子”,这种崇高的取向是否改变了呢?1971年中秋来临,先生在在宣城孙家埠劳动,儿女星散,时刻念之,作《蝶恋花》:
谁解人间为父苦?一别儿曹,空把年光数!日日荒山抬大土,抬头又见征鸿过。我问儿曹捎信否?为我周知:我在孙家埠;唯望汝曹能自主,莫随浪荡终身误!
“词为心声”,但没有任何怨言,表现了对时代的深刻理解,也接受了那个年代赋于他们的一切。先生可能理性的思考过,这一切至少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但词中没有丝毫流露这方面的想法;只是作为常人,感到教育下一代的重要:“一别儿曹,空把年光数!”可能是信仰问题上的政治无意识,让先生体现着两重真诚。一是对“劳动者”的身份是无怨的;二是作为父亲的真诚,也就是“为父之苦”,“苦”在怕子女“浪荡终身误”,故而“唯望汝曹能自主”。话语中没有涕泪和酸辛,但有深情,是站在憧憬的视角上对时代文化和个人生活加以观照。20世纪60年代中期,祖先生“靠边站”,经历着人生的巨大磨难,让他深切体会到的,却不是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却是书被抄去,没有东西可读的“急人”。同样的感受也见于1967年8月2日所作《临江仙》,本词《小序》言及“与粹然、永修、荫昌诸友别廿年,为躲避武斗,偶聚于石头城”,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两日后归来作词,却把艰难的人生化解为相逢的欢乐和对友人前路的担心:
二十年间真一霎,分离恍若前天。偶然萍聚石城边。相逢一笑,犹拍故人肩。都道鬓边霜白了,身心一似当年。无端未老却身闲。明朝别去,前路可平安?
这首词固然也深刻映照出那个年代的深刻变化,但先生以艺术话语使之化解为老友相逢的平常细节和对生命不永的喟叹,话语中颇多蕴含,让人分明感到有味之不尽的、隐藏着的弦外之音。含蓄的话语,当中自可蕴藏时代刻在心理深层的丰富人生况味。给人的感觉是,牢骚是有的,但又将牢骚的语句放在生命追寻的大语境里,而面对生命追寻,牢骚也显得崇高起来。
作词若仅仅以崇高为取向,就会坠入枯燥的理性说教的窠臼。祖先生的词作,突出崇高取向的同时,往往表现出深情。一往情深和崇高的融合,加上他自己个性在话语中的表露,使他的词作格外感人至深,又颇具深味。1970年5月,独去峄山农场,与师母短暂别离,作《水调歌头·别内》:
我欲峄山去,灯下动离情。廿年时刻相守,明日却孤行。饮食当能自理,衣袜依时洗换,不用念无能!我岂练身力,图得耳边宁!别离后,传信息,惜惺惺。儿曹教育,端要详察细叮咛。我必离家一载,汝独操劳百事,冷暖自调停。汝却无多语,怎的泪零零!
感情是生活化的,也是审美化的。读这样的词作,真实的生活气息和诗意的浪漫温馨扑面而来。这首词显然存在三个层面。一是在话语层面,既有对比、对仗的工整,珠玉落盘的音响色泽,亦有造境的高超技巧,且两者能够自然的一致起来。二是话语之中,蕴藏着历史内容。大学有农场,大学教师去农场,和家人一别数月,离情牵动起来的是诸多叮咛,这是在那样的年代所特有的,折射出文学话语的鲜明意识形态性质。三是情感层面。由于话语涉及家事、工作和历史内容,所以整首词就不单是和家人离别那么简单,情感几乎关涉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和宇宙,情感的丰富,来自感受的复杂。所以虽然是“别内”,却联结着个体、时代和复杂的人生。
祖先生的词作往往在深情的底色上,能够融入自己的哲思,这一做法使词的审美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新境界。早在1949年5月,当他得到中原新华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作《鹧鸪天》:
晓谕文章忌脱空,雕龙翻自成雕虫!多情莫道真难写,刻意求工偏不工。明事理,画形容,诗情画意并葱茏。而今着力缘何处?端在人间实践中。
《讲话》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文艺理论著作,就中有多少见解打动了先生的心弦,我不能妄加推测,但激发先生诗情的,是这部著作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则是毫无疑义的。词中的议论和说理,不仅是对社会问题的取向使然,沉潜在话语深处的还有对底层群体的情感和立场,个中的仁人之心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悠然可见。面对一部著作如此,旅游途中的自然风物或人文景观也同样能够入思。1980年代初,先生游东坡赤壁,小憩于矶头石床,仰望大江,作《水调歌头》:
昔有嵋山客,到此便留连。登临把酒常醉,竟日石床眠。见说人生如梦,梦有悲欢离合,行止哪由天!吐述真豪放,块垒化云烟!纵扁舟,随孤鹤,作游仙。管它得失荣辱,忧乐只随缘。且唱大江东去,遥想风流人物,都在浪涛间。坡老文章在,不废水潺湲。
东坡赤壁是自然与人文结合的景观,作为学者和文化人,自然会激起遐思和感慨。词中写的是东坡的远趣,流露的是先生的高情。祖先生是较真的,执着的,也是看得开的学者。李泽厚曾以苏轼作为宋型文化的代表,先生生在当代,许是将传统的高情远趣转化成了当代的人生智慧?以这样的智慧面对生活艰辛和生命坎坷,自然会以苦作乐。词作话语的说理和议论,也就从审美层面进入到哲理层面,达到艺术和哲思的融合。余师恕诚先生曾将中唐白居易作为进士阶层中豁达型知识分子的典型,当他面对江州黄芦苦竹绕宅生,面对无比荒凉的生活世界的时候,只是感到没有音乐是令人郁闷的,所以当听到琵琶女也许是拙劣的演奏,亦欣喜万分,觉得此曲只应天上有了。祖先生面对千年赤壁,“竟日石床眠”,连音乐也不曾想。他是孤独的,但他是丰富的,自信的,也是和整个世界融洽的。故而他的词作劈开了一重新天地。
填词议论,宋代即有,以讽谏或壮烈风格居多。祖先生能够在日常的交往中,把抒写对友人的真情和国家民族的兴盛结合,其中杂以议论,颇有高屋建瓴之势。这就使他的词作通过议论和抒情,生成了另一种阔大雄深。霍松林先生八十岁生日,曾寄祖先生《八十述怀十二首》,他读后觉得“感人至深”,为了给霍先生祝八秩华诞,特作《水调歌头》:
天水龙山下,才士入长安。登坛讲论文艺,学子尽开颜。讲义纷传文苑,宏论播扬海宇,风度正翩翩。骤遇红羊劫①,耕作在田园。否交泰,民欢悦,庆回天。英才练达,犹自鲸游学海间。荏苒眉开八秩,国运方逢盛景,椽笔著新篇。公是兴邦者,诗著寸心丹。
为霍先生贺寿,事件的性质决定话语需要议论,但将议论、营造情境氛围与时代语境三者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又把个人际遇与国家盛衰相联系,而能在格调上挥洒自如,调纯气畅,颇有珠玉落盘之响,就真是生花妙笔,堪称阔大雄深了。
祖先生诗歌的这种审美特征,既来自个人的精神气质,也与时代文化语境息息相关。祖先生生长在新文化播扬的时代,但传统文化依然决定着那个时候人们的精神定势,接受教育时期,又遇到20世纪最具灾难性的年月:“遥想玄元帝世,真个世无争?环顾人间世,何处没枪声?”。在这样的多元文化哺育下,先生既对传统文化十分痴迷,又接受了新文化的营养。前者使得他与同时代的学者具有执着于理想的求索气质,同时又天生的具备超越现实的心胸,关注社会现实,关心人生变化并适应这种变化是这种精神的外在表现。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交融而形成的文化语境,又使这一代学人具有较真而又开放的心理特征,为人本分而思想解放是其外在表现。加上家国之忧和民族灾难,使祖先生的词作,在话语的传统固有范式之内,显得特别厚重和富有个性色彩。
祖先生也有优柔的缠绵之作,这似乎与传统词的关系更密切些。但由于所写对象不是过去的,加之多元文化精神造就的刚健气质,也就使得这类词作与传统的词相比,别是一种词境。1948年8月,先生自幼托身异姓为童养媳的二妹锦云,未笄而亡,先生作《小重山》词以悼之:
每见归家形似囚,入门低两眼,有深忧。唤哥哥去远方游,吞声问:何日得回头?自小性绸缪,幼年离父母,便孤愁。一般温饱也难求,黄泉下,怎得闭双眸!
言行细节、节奏音声都是传统的,故细腻,故所发之感情令人嘘唏;但精神却是发越的,“吞声”,“怎得”两个语词,表露了这种情感与精神取向。本词无论是音调还是由情感结构的话语,设身处地凸出的那份孤独、孤怀和辛酸,婉约绵长犹如南归之雁声,生成了苦难审美的词境。
在优柔之作中,除苦难审美外,先生也创造优美。不过这种优美与崇高的事物相结合,在壮美和秀美之间保持张力。1979年春季的四月天,先生游皖西,在佛子岭水库,作《鹧鸪天》二首:
泛 舟
大别山深万壑幽,双峰对出小红楼。横牵两岭拦洪坝,纵引千溪汇碧流。风细细,水悠悠,轻摇小橹浪纹柔。撩人夹岸山花笑,笑我歌吟摆白头。
登 山
谁染前峰翠色浓,崖边竞放映山红。千阶石级通云岭,万壑松涛唱谷风。前两少,后三翁,解襟争上最高峰。春晴远望天涯路,几塔青烟袅碧空。
大别山、峰岭幽壑、巨大的拦洪坝、悬崖,这些对象一般认为是崇高的,而小红楼、千溪汇碧流、风细细、浪纹柔、青烟袅碧空等则又是优美的,但这两阙词中,常常在一句之内,两种美学风格融合,让人不感到突兀牵强,仿佛看到生命主体的自豪和惬意。将崇高和优美结合,不仅需要登高望远的胸襟,更要有热爱生活的意趣。若说先生在苦难和艰辛中看得开,那么这类词表现的就是在顺境中不仅看得远,而且看得透了。1981年6月先生的《木兰花令》就表现了这种高怀:
木兰花令
六十初度,舟中作。
江边照眼榴花发,回首空烟波上抹。风头哪怕顶三篙,浪底犹能存一叶。平生不学撑船诀,爱读诗骚师马列。前波后浪雪连山,且弄船头分浪楫。
滚滚东流、“前波后浪雪连山”的长江与岸边“照眼榴花”,属于两种审美对象,两者放在一起,除感受到先生的那种“高怀”外,也分明见出他的个性的丰富和顽强。他一生都未能改变硬邦邦的性格,但一生热爱人生,热爱美好的事物,这恐怕就是这一类词作的审美底蕴。与钟子皋教授游松花湖,同样表现了先生的这一美好情感:
浪淘沙
与钟子皋兄同游松花湖(小丰满水库),留影湖心岛,词以记之。
微雨做成烟,湖翠山鲜。悠悠艇子拽波澜。贪得船头风细细,相伴凭栏。小岛峙湖间,缓步山巅,白云深处共听泉。还伫曲桥留小影,堪记清欢。
我上大学时,听过钟先生的讲座;去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资料室一边看他留下的藏书,一边听过北师大老一代学者对他的介绍,对钟先生有了一些了解,但现在再读祖先生与他同游松花湖所作,感到钟先生也是热爱人生的,这种爱的智慧,祖先生用非常妥帖的审美话语表达出来了。“微雨成烟”,按理是看不到“湖翠山鲜”的,这份憧憬和亮堂的心地,若不加细味绝难体察;而“缓步山巅,白云深处共听泉”的情谊,“相伴凭栏”的知心,“还伫曲桥留小影,堪记清欢”的眷念,表现了老一代学者热爱生活的深刻及其所蕴含的典雅人生旨趣——他们的生活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审美的;他们对生命是执着的,同时也是生意盎然的。
愿这种生机永存,愿祖先生健康长寿!
①霍注:红羊浩劫,古人经过考证,断定丙午、丁未是国家多灾多难的年份。丙午为火,未属羊,故称“红羊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