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俊武：文学与人生

1.引论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经常以象征和隐喻的方式，从宗教的角度探询人心深处的野蛮和黑暗。在以《蝇王》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戈尔丁“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戈尔丁，2006a：3)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丁具有强烈的关于人的生存的思想，而其思想的核心则是人的处境意识和生存意识，这两者正是宗教“末世论”的基点。在戈尔丁的眼中，人类的生存岌岌可危，面临着无处藏身的危机。对人类构成威胁的不是来自外部的任何力量，而是源自蛰伏于人的心灵深处的人性之“恶”。他认为“恶”乃人之本性，当人类背弃了上帝，违背了《圣经》的教义，“恶”就会蠢蠢欲动，甚至逞性妄为，挤压人的生存。而人之弃神的终极结局，就是堕落与死亡。

2.戈尔丁的人生与宗教末世论

戈尔丁的宗教末世论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1911年，戈尔丁出生于一个并无宗教氛围的家庭。他的父亲亚历克·戈尔丁是中学校长，深信自然科学、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可以促使人类进步。他的母亲米尔德里德是热衷于鼓吹妇女参政的民权主义者。大学毕业后，戈尔丁在伦敦索尔慈佰里的一所中学担任英语和哲学教师。虽然早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理性的人和宗教的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在他的思想中激化了”，但这一时期戈尔丁对世界的看法总体上还是乐观向上的。在其早期的一篇散文中，他曾描写一个年轻人如何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的生存。那时的戈尔丁深信，人类完全可以改造社会环境、消除社会丑恶，从而达到完善自我、改善生存境况的目的。他的这一理想与一些乌托邦空想家的思想一脉相承。

不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打破了戈尔丁平静的生活。1940年，戈尔丁参军入伍，并参加了诺曼底登陆和击沉德国俾士麦号巡洋舰的战役。在枪林弹雨和血肉横飞中，戈尔丁发现了“人与人之间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而这并非是新几内亚或者亚马逊地区原始部落猎取人头的问题。这些暴行是由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素养的人以冷酷的专业技能所为。这些人包括医生、律师以及那些以悠久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传统为后盾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同类施行暴行”（宋兆霖，1998a：169）。这些暴行使得“毁灭”犹如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于人类头顶之上。戈尔丁的思想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否定他父亲向他灌输的“可以信赖的科学人道主义”。他认为：“经历过那些（战争）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转引瞿世镜，1998a：191）戈尔丁觉得，宗教“原罪”思想似乎比科学理性原则更符合于客观现实。他说：“如果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见到我，你会发现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脑子里充满了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在欧洲的同龄人所共有的一种简单幼稚的信念：认为人类可以发展到完美无瑕的阶段。只要消除社会上的某些不平等因素，对社会问题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就可以在地球上创造一个人间天堂。但是，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一些启示。这场战争不同于欧洲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任何其他战争，它给予我们的启迪不是关于战争本身，或国家政治，或民族主义的弊端，而是有关人的本性。”

因此，揭示人类的本性就成了戈尔丁在自己文学创作中的使命：“在写作方面如果我还有什么雄心壮志的话，那就是创作一个故事，比我过去的作品更加深刻地揭示人类的本性。”（转引瞿世镜，1998b：193）戈尔丁经常以象征和隐喻的方式，从社会、宗教、心理等角度探询人心深处的野蛮和黑暗。不过，戈尔丁在小说中所表达的人性观，既来自基督教《圣经》的“原罪”说，又将之与基督教的末世论结合起来，探讨在世界的末日，人类的邪恶本性怎样导致人类终极的堕落与毁灭:“在戈尔丁的观念世界中，有一个巨大的宗教领域，虽然那很少是原来意义上的基督教。看来他相信一种‘堕落’说。也许有人会说他是以‘堕落’的神话在进行创作。”（宋兆霖，1998b，169）

3.人类童年的弃神与堕落

童年是人一生中最纯洁的时期。在中国，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在西方，《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太福音，2000a：37）。耶稣告诫其门徒:“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2000b，34）。这就从宗教的方面把儿童的天真纯洁神圣化了。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就普遍认为儿童是纯真的，儿童的本性的健康决定着社会的未来。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儿童是成人之父”，代表着真、善、美。赫斯曼说：“如果我们能够回归到童年时期……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童年的那种自然状态，那么很多社会的以及个人的问题都不会出现。”（Heiserman，1990:35.）因此，关注儿童、关注人类童年时代对宗教的背弃以及由此导致的堕落，是戈尔丁小说中一个常见的主题。

在戈尔丁的主要小说中，有三部涉及到儿童的堕落，而这些儿童的堕落，无一例外都是从对上帝和宗教的背叛而开始的。他们背弃了上帝，他们也就失去了人性，因而也就失去了希望。《自由堕落》是戈尔丁根据法国荒诞派作家加缪的小说《堕落》为蓝本而创作的一部小说。加缪《堕落》的主人公是《圣经》人物施洗礼者约翰，他认为自己堕落的起因是看到了一个女子投河自尽而没有去救。他于是到处向人们坦白此事，劝说人们相信基督教的“原罪”教义。戈尔丁的《自由堕落》的主人公萨米•蒙乔伊是个私生子，和他的母亲在贫民窟生活。后来神父华滋•瓦特收养了他，并送他到学校读书。但是神父的仁慈并没有唤起他对宗教和上帝的信仰。他在教堂的圣坛上撒过一泡尿，亵渎了上帝。虽然我们可以将此归结为儿童的天真无知，但这毕竟是他背叛宗教的开始，也为他日后的继续做恶开了先例。在课堂上，当教师露温娜•普林格尔在给学生传播基督教思想时，他非常反感。他在这位女教师的课上画了一幅风景画，其中一部分是暗示人体的生殖器。他的弃神思想和淫秽的画使普林格尔女士大为伤心。然而，作为他人性堕落典型表现的是他对性欲的放纵。在中学刚毕业的时候，他有一次来到春光明媚的小河边，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性冲动，一边手淫，一边发誓要弄到美丽的姑娘比阿特里斯。他的确成功地诱奸了比阿特里斯，然后又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她，导致她精神分裂，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可以肯定地说，蒙乔伊的纵欲行为是因为他放弃了宗教，背弃了神灵，这正是他堕落的开始。长大以后，蒙乔伊被纳粹逮捕。正当他在监狱里对自己幼年的堕落行为感到悔恨和恐惧的时候，纳粹却释放了他。这是不是蒙乔伊因为忏悔而获得了拯救呢？戈尔丁给了我们一个反讽式的结尾。他不是被上帝或作为上帝化身的人间使者救赎的，而是被那些背弃了上帝、作恶多端的纳粹分子释放的。蒙乔伊会不会最终加入纳粹、导致其象纳粹分子那样最终的毁灭呢？这个结尾令人回味。

《可见的黑暗》的标题取自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撒旦率众天使反抗上帝，结果被上帝打入地狱。在地狱里，撒旦面临可以看得见的黑暗：“那里没有和平与希望，那里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紧紧跟着/永燃的硫磺不断地添注，不灭的/火焰，洪水般地向他滚滚而来。”（弥尔顿，1984：6）小说一开始就就给读者描写了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飞机对英国伦敦进行狂轰滥炸，在炸弹的轰鸣和熊熊烈火中，一个小男孩奇迹般地逃出了这死亡之海。他就是本书的第一主人公麦蒂•塞普替默思•温德罗夫。在英国绿野镇孤儿学校生活的日子，麦蒂一直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在孤儿院，麦蒂唯一的慰藉是阅读《圣经》。他接受了基督教，并成为类似《圣经》的先知圣•马太那样的人物。小说的第二部是表现黑暗与邪恶的故事，在这一部分，儿童“性本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恶”的化身是孪生姐妹索菲和托妮，索菲一头黑发，托妮一头白发，姊妹俩外形的区别犹如黑夜与白昼。姐姐索菲是个色情狂和虐待狂，每当她看到可爱的小男孩时，内心就产生一种黑暗的冲动。索菲的后脑勺上有一只隐形的、神秘的“眼睛”，看到的是“无限延伸的黑暗”，它对着谁，谁就会做噩梦。索菲与各种男人交媾，偷钱骗财，无恶不作。像姐姐索菲一样，妹妹托妮也是恶的化身。托妮加入恐怖主义组织，参与阿富汗、古巴的毒品走私和暴力犯罪。姊妹俩都用毒品、性交和暴力来支持她们空虚的生活。不同于《自由堕落》的是，这部小说虽然极力夸大了儿童的“恶”，但也表现了“善”与“恶”的冲突，这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代表“善”和“光明”的一方是先知麦蒂，代表“恶”与“黑暗”的一方是索菲和托妮姐妹俩。为了弄到金钱和满足自己变态的性交欲望，索菲命令团伙在绿野镇的一所小学投放炸弹，以便在混乱中绑架富家男孩。男孩子还没有劫到手，欲望难忍的索菲就在想象中开始了与男孩的变态交媾：男孩被绑来了，索菲脱掉他的裤子，用刀慢慢地割他的生殖器，听着男孩的惨叫声，索菲感到极大的快感和满足。正当索菲沉浸在想象中的虐童快感时，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正在绿野镇小学进行。先知麦蒂预感到邪恶正在侵袭学校，于是决定奋力拯救孩子们。浑身冒火的麦蒂救下了被索菲裹挟的男孩，成了一位真正的先知。索菲两姊妹的的阴谋不但失败，而且她们眼前陷入一片黑暗，横在她们面前的是死路一条，因为她们背弃了上帝。

戈尔丁将儿童弃神和堕落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小说是《蝇王》。《蝇王》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示了一场在核战争中惊心动魄的逃生场面:一架从英国本土起飞的飞机载着一群男孩飞往南海疏散，当飞到一座孤岛的上方时被炮火击中，机上儿童流落到一座无名的岛屿上，于是这座岛屿便成了他们新的生存空间。在远离成人的荒岛，这些小男孩开始尝试过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他们以海螺声为集合的信号，以眼镜取火生烟作为求救的手段，并选出了自己的头领拉尔夫。在这个荒岛上，拉尔夫是人类文明、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拉尔夫的助手是位绰号叫“猪崽”的男孩，他的特征是强调理性和逻辑思维，坚持认为必须保护好作为求救信号的篝火。他的眼睛就用来使阳光聚焦点火的工具，因此也成了理性和科学的象征。另一位助手西蒙则是一位先知式的人物。克鲁格认为,西蒙的原型来自耶稣的门徒西蒙·彼得（Kruger,,1999(3):167-169），这就很清楚地把这部小说与《圣经》联系在了一起。小说中的西蒙很有灵气，他的脸上总是闪着光泽，似乎象征着神像头上的光轮。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孩子们总是为想象中的“野兽”所困扰，在夜里发出梦魇的惊呼。西蒙告知孩子们,“野兽”这个使他们恐惧的东西,只是人的本性而已。但是西蒙的真理遭到孩子们的嘲笑,连他经常保护的代表智慧和知识的猪崽都骂他“放屁”。像耶稣把自己交付给必然的命运一样,西蒙毫无惧色地到山上探索“野兽”的真相，最终发现那只不过是个死去的跳伞员的尸体。他从山上下来之后，企图告诉孩子们事情的真相，解除他们的忧虑。在戈尔丁看来，如果人类在先知西蒙的指导下，依靠理性和科学，人类是能够在诺亚方舟或者伊甸园中永远生活下去的。

然而，在毫无外部约束力的环境里，人性中潜伏的“恶”就像渐渐从冬眠中苏醒的蛇一样，蠢蠢欲动，使得这个小岛上的儿童的生存环境逐渐失却了和谐。这种“恶”就是与人的理性相对的动物本能，是人类自身和内在的永恒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会损害人与自然的和谐，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侵蚀社会有机体，从而危及人的生存境况。这种“性本恶”，即使耶稣或他的化身西蒙也无法征服它，甚至会成为它的牺牲品。这种“性本恶”的外在表现就是“蝇王”。“蝇王”一词取自《马太福音》所记的“鬼王别西卜(Beelzebub)”。别西卜是地狱中的一个恶魔,相传为苍蝇之王,在耶稣传教时期成为“鬼王”的通称。戈尔丁借用这一语典作为小说题目是有其深刻含义的。戈尔丁用“蝇王”作为小说的题目，就是要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满脸血污、苍蝇集聚的蝇王,进而引向它所代表的深藏在人们心目中的邪恶。通过“蝇王”与西蒙的对话，戈尔丁进一步将邪恶指向人类自身：“别梦想野兽会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你心中有数,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戈尔丁，2006b:166）当作为先知的西蒙跑下山去告诉孩子们“野兽”的真相时，他却被因为内心恐惧而正在狂欢狩猎的孩子们错当成“野兽”活活打死。那么，作为人类“性本恶”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在戈尔丁看来，由人类内心的控制欲引发的暴力破坏欲是人性恶的典型表现。小说中邪恶的代表是杰克，他带领孩子们打猎，与其说是为了生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嗜血欲。人性中的嗜血欲是导致暴力的内部因素。他们所追求的“杀猪”过程，是本能嗜血欲望的发泄，这在他们打猎时所唱的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杀野猪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吱喳乱叫狂奔逃生的野猪、颈脖豁裂的猪头、淋漓的鲜血使他们欣喜若狂。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说:“一个人一旦见了血杀不再害怕,认为流点热气腾腾的鲜血是无所谓的事,那么这个人已在不知不觉中跨过了那条具有决定意义的不祥之线,不再是个人了,而成了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的原始野人。”（阿斯塔菲耶夫，1982:252）也正是在这种嗜血的追杀野猪的过程中，孩子们健全的心理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蜕化，人类内心潜藏的本恶被急剧释放出来。他们把拉尔夫忠实的支持者猪崽砸到四十英尺下的礁石上，接着又在岛上展开了对拉尔夫的追杀。为了将躲藏于乱丛中的拉尔夫逼出来，杰克竟至于纵火烧岛。于是，这承载着儿童¾¾人类希望方舟的小岛，变成了火海。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残酷的杀戮竟然首先起于教堂唱诗班的成员。这些来自唱诗班的孩子已经没有了对上帝和基督的起码的敬畏，丧失了原罪和罪责意识，而只有对原罪的认同才能使人具有摆脱罪的精神需求和赎罪的愿望，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说“只有在罪责意识中，才能找到进人基督教的人口处。”（克尔凯郭尔，1999a：150）但是当人类相互间的残杀从使用石头、木棒，到刀枪、大炮，再到《蝇王》中的核战争的时候，连像杰 克这样的一个儿童竟然都把个人的所谓荣誉感寄托在对持不同见解者赶尽杀绝的时候，当人们一次次追问“为什么如此仁慈的上帝竟然用其完美的理性创造出如此恶的世界、如此充满血泪的历史”（克尔凯郭尔，1999b：150）的时候，对上帝的敬畏和罪责感早已化解在淋漓的鲜血中，早已将耶稣为拯救人类而流的血淹没了。戈尔丁用血淋淋的现实演绎着存在主义的口号:上帝死了。

荒岛上熊熊燃烧的大火引起了一艘过往的英国军舰的注意。一个海军军官登上了小岛，暂时解救了险些被杰克烧死的拉尔夫。然而，海军军官不可能真正“解放”这群孩子，使他们摆脱末日的屠杀。那艘“漂亮的巡洋舰”只是在文明包裹之下的杀人机器。当军官得知有两名孩子被打死时，只是“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两条人命根本不能引起习惯于尸横遍野的军官的悸动。孩子们虽然暂时脱离了燃烧的荒岛，他们将在军舰上将目睹更大规模的杀戮。这个世界只有末日，没有光明。这正如戈尔丁所说的：“这个主题的意图是要追根溯源，从社会的缺陷追溯到人类本性的缺陷。整部作品是象征性的，除了最后那个拯救孩子的场面。在这个场面中，成年人的生活看上去道貌岸然、颇有作为的，然而在实际上，他们和荒岛上的孩子们的象征性生活一样，陷入了罪恶之中。那位海军军官，阻止了一场捕猎活人的野蛮行为。或许他要把孩子们带上巡洋舰驶离荒岛，但那艘战舰马上就会以同样毫不留情的方式去捕猎敌人。谁又能来拯救那位成人和他的巡洋舰呢？”（瞿世镜，1998c: 195）^【15】

4.人类成年的弃神与死亡

戈尔丁在《蝇王》的结尾提出了谁来拯救成人的命题。这同样是一个悲剧性的命题，试想如果作为成人根基的儿童都因为对宗教的背叛而堕落了，那么成人能有什么希望么？他们的未来必然是走向死亡，因为根植于儿童时期的邪恶到了成年期已经恶性膨胀、无可救药了。戈尔丁的这一思想在他的反映成人生活中的小说中都有表现，虽然这些小说没有象他的“儿童小说”那样引起评论界广泛的关注。《平切尔•马丁》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马丁，其真名叫Christopher,Christopher在《圣经》中是“耶稣的信使”。但是这个所谓的“圣者”却背离了耶稣，处处干一些邪恶的勾当，所以获得了一个“平切尔”（Pincher）的绰号，意思是“盗窃者”。马丁是一个极度贪婪的人，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在一家剧团混饭吃。一次,在排演一部道德剧时,导演彼得为马丁挑选面具。挑来挑去，导演认为“贪婪”这个面积最适合马丁。在剧团内外，马丁不断地窃取别人的财务，甚至别人的女人。他把同事的未婚妻搞到手，还安排这位同事目睹他与自己的未婚妻做爱的场景，从给同事造成的痛苦中，马丁获得了一种享受和满足。为了在剧团捞到更好的角色，马丁甚至千方百计地与导演的老婆勾搭成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丁当了一艘驱逐舰上的军官。马丁所在的军舰被敌方潜艇击沉，于是他漂流到北大西洋一块孤独的岩石上。他在这块岩石上苦撑了6天，一方面是肉体挣扎于生存与死亡之间，另一方面是灵魂挣扎于救赎与坠入地狱之间。面临肉体的饥饿，他用想象中的美味来满足。即使在这种想象中，他的贪婪和邪恶也暴露无疑：“那么，就想想女人吧，或是想想吃。想想吃女人，吃男人，嚼碎艾尔弗雷德，再嚼碎一个女孩，再来一个男孩。”在行将饿死的时候，上帝化作一位老人来安慰他，只要他能对自己的邪恶忏悔，他就可能获得救赎。然而马丁对上帝怒吼：“我在你的天堂上拉屎！”于是上帝发出了雷鸣闪电，马丁被刮进海里淹死了。作为背弃上帝的“人性恶”的化身，马丁用他一生的罪恶为自己铺好了通向地狱的道路。在谈到《马丁•平切尔》的创作时，戈尔丁这样说：“他（马丁）是为了继续保持自己的身份而挣扎，当时他正面临着将要粉碎和扫除他这恶徒身份的力量¾¾黑色的闪电，上帝的怜悯。因为克里斯托弗，这位基督的信使已经变成了盗窃者马丁，他是渺小而贪婪的。仅仅作为盗窃者（平切尔）就意味着炼狱，作为永不悔改者就意味着万劫不复的地狱。”（瞿世镜，1998d: 199）

《塔尖》是戈尔丁根据民间传说而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同样表现了人性邪恶、背弃上帝和死亡的主题。这部小说对成人的弃神与死亡的主题揭示得更加深刻，因为戈尔丁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教会。小说的主人公乔西林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教士，他的姨妈曾经与老国王私通，结果国王慷慨地任命乔西林为“圣玛丽”天主教教堂的堂长。将神圣的教长作为通奸的馈赠，这无疑是对上帝的极大的亵渎。虽身居教会高职，乔西林却连主祷文也念不好，而且也无心献身于宗教事业。乔西林在梦幻中看到圣殿上升起一个塔尖，以为这是神的指示，于是就下令集资造塔。这个造塔工程一开始就受到了教会内外人士的反对，安塞尔姆神父甚至一张诉状将乔西林告到教皇那里。乔西林为什么要顶着这么多的压力坚持造塔尖呢？从名义上讲，造塔是对上帝的崇敬；实际上，他是想借机大肆敛财，并为自己树碑立传。乔西林执意造塔，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心理。乔西林久已垂涎自己的女教民古迪的美貌，为了长期占有她，他把古迪嫁给了阳痿不举的教堂执事潘格尔。看着古迪爱上了建筑师罗杰，他不由得妒火中烧。他强迫自己投入紧张的造塔工程，也是借此压抑自己对古迪的性欲冲动。一个教堂的堂长，居然对自己的教民和部下的老婆心怀下流欲念，这是乔西林人性邪恶和背弃上帝的又一表现。

自然，乔西林的造塔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他最亲密的朋友安塞尔姆神父离弃了他，他垂涎的古迪被那些异教徒建筑工人给轮奸了，替他跑腿的教堂执事潘格尔也被谋杀了。塔尖虽然建成了，但却把教堂的柱子压弯了。乔西林终于意识到他的情敌建筑师罗杰是正确的，于是强撑着病体去求得后者的原谅，却被后者推倒在楼下而瘫痪。在临死前，乔西林意识到塔尖不是对上帝的赞颂，而是他灵活丑恶的见证。在《塔尖》中，天使和撒旦的形象反复出现，更深化了人性邪恶与宗教弃神的主题。天使的出现，使乔西林感受到上帝对他的关怀，忘记他与安塞尔姆神父的争执，忘记看到古迪与建筑师罗杰在一顶帐篷中做爱时他内心的嫉妒。而在撒旦出现的时候，乔西林就噩梦不断，头痛心烦。其实，天使也好，撒旦也好，他们都是乔西林的幻觉，都代表乔西林灵魂中的恶。在小说的结尾，当病中的乔西林被黑天使一掌击昏时，读者们可以确定，不管是白天使还是黑天使，它们都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是魔鬼驱使他一步步地背弃上帝，从而走向死亡。

5.结语

若从出身来看，戈尔丁的确是一个他自认为的“不够格的教徒”。但纵观戈尔丁的小说作品，我们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作家对宗教尤其是对他那个时代人们的宗教观的关注。戈尔丁对待宗教，就如同对待哲学那样。他虽然没有在作品中赞美上帝，但他却在始终表现人类背弃上帝后的结局。在戈尔丁看来，人性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背离了上帝，背离了先知。这种弃神的必然结局就是堕落和死亡。戈尔丁的宗教末世论思想，以及他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争霸、核战争威胁等国际局势对作家世界观影响的结果。美苏争霸，是因为彼此双方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弃了上帝和耶稣，而核战争是导致美苏乃至整个世界灭亡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威廉·戈尔丁.蝇王.[M]龚志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3】宋兆霖.诺贝尔文学奖文库（8）[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4】Kruger,A.. Golding’s Lord of theFlies[J]Explicator,1999 (3)

【5】阿斯塔菲耶夫.鱼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6】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M]，鲁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7】Golding，William, Pincher Martin[M], London, Boston, Faber& Faber, 1984.

【8】弥尔顿.失乐园[M]，朱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本文原载《烟台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威廉·戈尔丁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小爱好文学。戈尔丁28岁的时候，结识了一个叫做多拉的13岁女孩。当时两人同在威尔特郡马尔伯勒上音乐课。两年后，戈尔丁考入牛津大学。某日在家中，多拉来访，两人到郊外散步。散步途中，戈尔丁看着已经15岁的少女多拉美丽丰满，顿时起了强奸她的念头。他天真地“确信她也有云雨之意，这明显地写在她那俏皮、成熟而渴求的双唇之上”。于是戈尔丁“笨拙”地下手去脱多拉的裤子，还叫喊着：“我不会伤害你的”。结果两人“像敌人一样扭打起来”，多拉反抗成功，最终跑掉了。

戈尔丁的这桩强奸少女未遂事件记录在他的私密传记《说男道女》（Men，Women &Now）之中，他在日记中斥责自己如何禽兽，内心“极为丑恶”（mon-strous），并终生自责。虽然这本私密日记到戈尔丁去世也从未付梓，但牛津大学退修英国文学教授约翰·凯里（JohnCarey）却获准阅读并引用了戈尔丁这个绝妙日记。他将有关文字收入他即将出版的传记《威廉·戈尔丁：写出〈蝇王〉的人》（WilliamGolding：TheManWhoWrote“LordoftheFlies”），才使读者对戈尔丁的这则逸闻趣事得以了解，并进而探讨为什么戈尔丁总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人性恶。

又过了两年，戈尔丁与多拉重逢且重归于好，这次多拉同意与戈尔丁做爱。然而，在他们两个在草地上做爱的时候，戈尔丁却发现多拉竟然早已通知他老爸、在学校做教员的老戈尔丁，让这位受人尊重的老教师手持双筒望远镜，从远处监控两人的户外寻欢。而此时，戈尔丁的大哥约瑟夫，也正在不远处与女友行同样事，且都在他们老爸望远镜的监控之下。“此乃多拉的复仇。”凯里教授分析道，“她想告诉他，他两个儿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凯里教授确信，戈尔丁为与多拉的关系一定感到羞耻，尽管他说她“天性堕落”，小小年纪，已“像猿一样”不知检点。

戈尔丁还以同样的方法企图玩弄女友莫莉。在发现莫莉性冷感之后，戈尔丁解除了与她的婚约，导致这个女孩伤心欲绝。这些性的丑恶使戈尔丁日后了解并且厌恶自己生性残忍，自认“如果生在希特勒的德国，他怕是早成纳粹。多拉令他得以自我认知”。

戈尔丁自牛津大学毕业后，任小学老师。他每日眼见班上男生欺凌弱小的时候，不是以教师的职责去加以制止，而是从中挑拨离间，看这些少年对抗，甚至借带学生前往索尔兹伯里短游之机，将他们分成两组，演练彼此攻打，借此观察少年的品行习性，为创作积累素材。执教鞭到中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戈尔丁便应征入伍。他服役于皇家海军，曾参与诺曼底登陆战，以及追杀并击沉德国巨舰俾斯麦号一役。在枪林弹雨和血肉横飞中，戈尔丁发现了“人与人之间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而这并非是新几内亚或者亚马逊地区原始部落猎取人头的问题。这些暴行是由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素养的人以冷酷的专业技能所为。这些人包括医生、律师以及那些以悠久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传统为后盾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同类施行暴行。”

从战场归来，戈尔丁更陷入了对人性恶的反思和自责之中。“他当真认定自己是恶魔。或许因为……因为莫莉，他抛弃她，也毁了她一生，或许因为他战时杀掉的那些人。”凯里说，“他在自己的心底看见所有恶的种子，并且发现了极其丑恶、抑或在想像中推定为极其丑恶的东西。”于是，他开始将“人性恶”作用自己小说永远的主题来进行表达。

戈尔丁的小说《自由堕落》的情节很大一部分取材于他年轻时期强奸少女多拉和莫莉的经历。主人公萨米•蒙乔伊是个私生子，后来神父华滋•瓦特收养了他，并送他到学校读书。但是神父的仁慈并没有唤起他对宗教和上帝的信仰，他在教堂的圣坛上撒过一泡尿，亵渎了上帝。在课堂上，当教师露温娜•普林格尔在给学生传播基督教思想时，他非常反感。他在这位女教师的课上画了一幅女性生殖器的图画。他的淫秽的图画使普林格尔女士大为伤心。在中学刚毕业的时候，他有一次来到春光明媚的小河边，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性冲动，一边手淫，一边发誓要弄到美丽的姑娘比阿特里斯。他的确成功地诱奸了比阿特里斯，然后又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她，导致她精神分裂，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可以肯定地说，蒙乔伊的纵欲行为是因为他内心的人性恶，这正是他堕落的开始。

《平切尔•马丁》中的主人公马丁是一个极度贪婪的人。他在剧团工作期间，曾不断地窃取别人的财务，甚至别人的女人。他把同事的未婚妻搞到手，还安排这位同事目睹他与自己的未婚妻做爱的场景，从给同事造成的痛苦中，马丁获得了一种享受和满足。为了在剧团捞到更好的角色，马丁甚至千方百计地与导演的老婆勾搭成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丁当了一艘驱逐舰上的军官。马丁所在的军舰被敌方潜艇击沉，于是他漂流到北大西洋一块孤独的岩石上。面临肉体的饥饿，他用想象中的美味来满足。即使在这种想象中，他的贪婪和邪恶也暴露无疑：“那么，就想想女人吧，或是想想吃。想想吃女人，吃男人，嚼碎艾尔弗雷德，再嚼碎一个女孩，再来一个男孩。”在行将饿死的时候，上帝化作一位老人来安慰他，只要他能对自己的邪恶忏悔，他就可能获得救赎。然而马丁对上帝怒吼：“我在你的天堂上拉屎！”于是上帝发出了雷鸣闪电，马丁这位恶贯满盈的家伙被刮进海里淹死了。

《塔尖》的主人公乔西林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教士，他的姨妈曾经与老国王私通，结果国王慷慨地任命乔西林为“圣玛丽”天主教教堂的堂长。将神圣的教长作为通奸的馈赠，这无疑是对上帝的极大的亵渎。虽身居教会高职，乔西林却连主祷文也念不好。乔西林在梦幻中看到圣殿上升起一个塔尖，以为这是神的指示，于是就下令集资造塔。实际上，他是想借造塔大肆敛财。乔西林执意造塔，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心理。乔西林久已垂涎自己的女教民古迪的美貌，为了长期占有她，他把古迪嫁给了阳痿不举的教堂执事潘格尔。看着古迪爱上了建筑师罗杰，他不由得妒火中烧。他强迫自己投入紧张的造塔工程，也是借此压抑自己对古迪的性欲冲动。一个教堂的堂长，居然对自己的教民和部下的老婆心怀下流欲念，这是乔西林人性邪恶的典型表现。自然，乔西林的造塔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他垂涎的古迪被那些异教徒建筑工人给轮奸了，替他跑腿的教堂执事潘格尔也被谋杀了。塔尖虽然建成了，但却把教堂的柱子压弯了。乔西林终于意识到他的情敌建筑师罗杰是正确的，于是强撑着病体去求得后者的原谅，却被后者推倒在楼下而瘫痪。在临死前，乔西林意识到塔尖不是对上帝的赞颂，而是他灵活丑恶的见证。在《塔尖》中，天使和撒旦的形象反复出现，更深化了人性邪恶的主题。天使的出现，使乔西林忘记看到古迪与建筑师罗杰在一顶帐篷中做爱时他内心的嫉妒。而在撒旦出现的时候，乔西林就噩梦不断，头痛心烦。其实，天使也好，撒旦也好，他们都是乔西林的幻觉，都代表乔西林灵魂中的恶。在小说的结尾，当病中的乔西林被黑天使一掌击昏时，读者们可以确定，不管是白天使还是黑天使，它们都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是魔鬼驱使他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然而使得戈尔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还是他1954年发表的小说《蝇王》。书名“蝇王”出自希伯来语“别西卜”似是而非的意译，乃撒旦之别号，既代表人性之恶。《蝇王》一书写的是一群小孩子们的故事。这群小孩子由于飞机坠毁而被遗弃在一座孤岛上，他们中小的不过四、五岁，大的不过十一、二岁。他们中没有大人，起先还能自己管理自己。但时间一长，象征着理性的拉尔夫和比奇没能敌得过象征着野蛮的杰克。在杰克的带领下，孩子们竟沦落为野人，以猎猪为乐，以至后来残杀了自己的同伴西蒙和比奇。整部书中蕴含着对人性的讽刺。

　　戈尔丁在西方被称为“寓言编撰家”，由于他的小说“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198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谁能知道，戈尔丁关于人性恶的思想竟是源于他的强奸少女未遂！

2010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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