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年假无聊，在书房里随便翻书。看到高华的《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其中提到《江渭清回忆录》，涉及到在1964年四清运动时，刘少奇与江渭清的一番对话，此后刘少奇致信江渭清，并以中央的名义印发全党，此信据说经过毛泽东审核，并有批语。但此后，毛泽东又当面对江渭清说，少奇同志那封信是错误的，你是对的。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出现反复，本属正常，但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才是议论的基础与前提，但有网友问：江渭清，何许人也？这倒有点令人困惑起来，不要说江渭清，即使当年中央一级的大员们，现在知道的人又有多少？更不要说大区、省一级的负责人了？但当年的柯庆施、宋任穷、李井泉、李雪峰、陶铸、王任重、刘澜涛、曾希圣、舒同、韦国清等人在全党乃至全国的知名度也都是很高的啊，当然还有河南的刘建勋、吴芝圃、潘复生等人，可是，历史无情，即使当年炙手可热掌握多少苍生命运的人物，也大都灰飞烟灭了。
说到河南的这些曾经显赫的人物，隐约知道“潘杨王”、“刘文纪”，许多人以为是一个人，所谓“潘阎王”，据说还被扎成草人，立于村头田间，接受批斗呢，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取其姓氏的简略称呼，就如同杨罗耿兵团、黄吴叶李邱、王关戚、彭罗陆杨、彭黄张周、王张江姚一样，这也许也算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小小的“特色”？看过朋友送的《刘建勋陈舜英画传》，感觉搜求资料之丰富，令人惊叹，尤其是有些当事人自述，弥足珍贵，挂一漏万，且说说建勋其人。
刘建勋，原名刘树功，是河北沧州人，14岁考入沧州直隶第二中学，此前读过私塾，未满18岁，被潘漠华发展入党，后被学校开除，逃避到北京，改名刘建勋，如此改名，也许是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也许是因为他哥哥叫刘树勋？抗战爆发前，刘建勋曾在京津，也曾在交河县徐官屯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6年；1937年11月，刘建勋担任榆社县委书记，时年24岁；1938年，刘建勋担任武乡中心县委书记，1947年，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委、江汉区党委书记兼江汉军区政委，1949年担任湖北省委第二副书记，1952年，担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后调任中南局任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1955年，刘建勋调中央工作。1957年，广西因发生“平乐事件”，刘建勋调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时年44岁，年富力强，成为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版图上的“封疆大吏”。1961年7月，刘建勋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调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1967年7月，刘建勋再回河南主政，此后刘建勋是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1978年，刘建勋调离河南，1983年4月在北京去世，享年70岁。从这份不无枯燥的简历大致算来，刘建勋一生主政河南时间最长，长达17年，期间还曾两次兼任武汉军区政委，在当年的省委书记当中也算是极为显赫的角色。屈指算来，刘建勋去世已经31年，去年是他的百年诞辰，也许许多人都已经淡忘了这个名字，但根据《刘建勋陈舜英画传》的文字看来，刘建勋的晚年心情并不舒畅，他最为念兹在兹的还是中央能够给他一个明确的文字结论，即使在弥留之际，他还一再申诉辩诬，说自己并不是“戴苏理赵文甫所说的那种人”，这样的公案，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又岂止刘建勋一人哉？
刘建勋主政广西之时，省长是开国上将韦国清，两人合作相当融洽，而1957年的广西，地处边陲，紧邻越南，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加之当时的政治氛围，基本上做到了政通人和，没有太大的偏差，已属不易。韦国清后来仕途平顺，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还担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刘建勋从广西调任河南，有临危受命之意。在 刘建勋之前，主政河南的是吴芝圃，因为河南、平原两省在1952年合并，原平原省委书记潘复生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原河南省长吴芝圃继续担任所谓的“二把手”，在两人的工作合作中，因为认识、个性等复杂原因，两人之间产生矛盾，潘复生、杨珏、王庭栋被打成“反党集团”，吴芝圃跃升第一书记，最终中央将潘复生等调离至东北，所谓“潘杨王”由此而来。按照常理，往往第一书记更为强势，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省长搬倒省委书记，这在“文革”前的中国政坛，似乎也并不多见。吴芝圃主政下的河南，头脑发热，“极左”路线闻名全国，在1956年的“反右”中，河南正式被打成右派者达7.7万余人，并且还有大量所为“右倾”分子，在全国首屈一指，占全国55万人的近15%，而1959年至1960年，饿死百万人口的史称“信阳事件”，骇人听闻，震动全国，吴芝圃等人极力掩盖，文过饰非。1962年，王庭栋曾问吴芝圃，河南究竟死了多少人，吴芝圃似乎考虑了一下说，“现在都有个四五百万人了。”为防止信阳事件的影响扩散，据说，吴芝圃急调戴苏理兼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此间发生了唐河县委书记毕可赞先将妻子、儿女推到井里，随后投井自尽的惨案，信阳有一村子饿死党员20名，剩下3名没有饿死的党员写血书致信毛泽东，请求救助，被戴苏理截获，戴调动军队，集中看押信阳20万基层干部，防止走漏消息。此事绝非个案，几乎如此同时，安徽的杨效椿写信给罗瑞卿、安子文，向中央反映曾希圣的问题，派其外甥到南京寄信，结果被当场截获，押回合肥，杨效椿也因此吃尽苦头。信阳事件涉及多人，据说李先念给邓力群讲，他所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西路军那么惨，我没有流泪，但在光山，我流泪了。面对河南此种局面，中央先调文敏生到河南担任常务书记，效果不太明显，又调刘建勋十万火急，奔赴郑州。时任总书记邓小平对刘建勋说：“建勋啊，你命苦，57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刘建勋到了河南，果断采取措施，首先解决粮食困难、恢复农村经济、遏制饥荒死人。刘建勋到处“磕头”化缘，借地度荒。杜润生后来说，“河南在三年困难时期，在省委书记刘建勋主持下，实行过较大面积的‘借地度荒’”，借地给农民，在当时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但刘建勋有魄力，敢负责，他说：“我给大家讲清楚，借地是省委的决定，是中央同意了的，都应当执行，不只限于夏荒严重的地区和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今天晚上还要召开电话会议专门讲。如果将来划右倾机会主义，先划我。但是，你不执行不行。你不执行，我不给你粮食，饿死人你负责。因此，不但要借地，而且应当借春地、借好地，不然夏荒过不去。社员所借耕地，可以使用三到五年，以便鼓励社员深翻、施肥，恢复和培养地力。”“有的同志怀疑我们的方针正确不正确，什么是正确的方针，有饭吃就是正确的方针，没有饭吃就是最大的错误，万般皆下品，唯有吃饭高。”后来，有人回忆说，“困难时期，曾希圣在安徽搞了责任田，我在广东搞了联产责任制，河南搞了借地，结果都增了产，缓解了严重灾荒。”度过灾荒的河南，在刘建勋带领下，兴修水利，改天换地，他树立了杨贵的红旗渠、焦裕禄的兰考等典型，激励河南人艰苦奋斗。焦裕禄当时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的调度科长和车间主任，该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是纪登奎，调到兰考后的焦裕禄不负重望，种树治沙，成效显著，可惜在1964年就因肝癌去世，年仅42岁。
四清运动，来势猛烈，迅速遍及全国。刘建勋主政的河南也不能例外，河南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对基层干部采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此方针经毛泽东批转全国，而就在1963年5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还点名批评河南，“比如河南，上一次三级干部会议就说找不出什么阶级斗争，河南，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五个月没有搞，三级干部会也开了，开了几次了，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也搞了，但是没有抓住重点，方法不对。”但在第二天，也许是毛泽东看到了河南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又对河南大加表扬，向全国推广，据说河南的报告中有“让干部洗一次温水澡”、“打一次预防针”之语，今日读来，有似曾相识之感。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毛泽东南下巡视四清运动，对河南的稳妥做法表示肯定，刘建勋也说，“干部要洗温水澡，水太凉了不行，那样不严肃，就会马虎过关，但是水也不能太热，那样就会一烫一层皮。这个工作要细，要掌握原则。”但刘少奇在1964年7月24日于专列上与河南有关领导见面，严厉批评多数地方运动搞得不深不透，领导干部中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一怕发动群众，二怕下去蹲点，这不仅是领导方法问题，而是能不能领导革命的问题，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问题，是要不要领导革命的问题。”“工作队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几百人搞一个公社，什么叫蹲点？过去你们那个蹲点不叫蹲点，不够标准，不及格。刘少奇在小范围讲话时，批评刘建勋，认为刘与江渭清一样，在领导四清上也是不得力、不称职的。到了1965年初，陶铸还让人传达刘少奇对刘建勋”社教运动决心不大和作风不民主”的批评，刘建勋立即写出检讨信，并将自己的检讨信印发全省省委常委和各地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后来说，那一段时间，到中央开会，他都知趣地主动往后坐。
“文革”正式爆发的标志是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但导火索则是评《海瑞罢官》。文革之初，刘建勋就是被打倒的对象之一，所谓刘文纪，即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实际上，刘建勋在“文革”之初，已经调离河南，赴京履新，担任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因为河南局势复杂，晦暗难明，中央又调刘建勋在1967年返回河南。刘建勋回河南前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对河南问题有一批示：河南闹的很厉害，要他们双方（各方的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1967年4月23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周恩来，就河南问题再次指示：
“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马上落实，在4月26日通知河南二七公社、十大总部、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三派群众组织各派代表及省委领导干部数人赴京汇报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但此后，河南局势并没有平静，而是愈演愈烈，直至武斗升级，国棉六厂惨案，死伤多人。就在刘建勋要调回河南的消息传出后，1967年7月16日，郑州纺织机械厂惨案发生，此次武斗死24人，重伤百余人，被绑架200余人。
到河南再次主政的刘建勋，面临的局势极为复杂。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南巡途径河南，刘建勋、纪登奎汇报工作，谈及对武斗的担忧。刘建勋等与毛泽东有一番对话，中央办公厅有存档记录，部分对话如下：
毛：刘建勋，谁让你调到北京的呀？
刘：是中央命令调来的。
毛：我是事后才知道的。
刘：现在少数人打砸抢，叫战团。
毛：死多少人啊？
纪：郑州每天都抓人，打死人、打伤人。
刘：我们工作没做好，我们领导上有责任。
毛：你们河南多少人？
刘：五千万。
毛：那么多人，一天死一个，一年三百六十天，才死三百六十人，怕什么，没什么了不起。
刘：现在武斗动枪，原来民兵那一派有枪，不光是大刀、长矛。
毛：也不必怕，这边也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有两个可能，可能打，也可能不一定打。发了枪可能不打，武装起来，他就不敢动。
刘：都武装起来，会打起来的。
毛：一反对二不怕。听说你们河南形势很好么。按你们说的，不是问题很严重吗？
刘：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
这段对话，是1982年刘建勋致信中纪委和党中央的信中所披露，纪登奎在1983年的批注中说：刘建勋引证的毛主席的谈话记录是正确的，中办负责人王良恩同志要去一份，存中办。
在刘建勋印象中，似乎没有发枪。但纪登奎纠正说，发了，谁敢不执行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结果发枪以后，局势更加失控，刘建勋很快又下令收枪。此一段对话，值得玩味之处甚多。其一，毛泽东说，不知道刘建勋调离河南之事，是毛泽东真不知道？调离一个省委书记，让文敏生代理河南省委书记，这样的事情，毛泽东能不知道？是否有像毛泽东说他不认识黄永胜一样，只是一种烟幕弹？文敏生从中南局调到河南，据说有陶铸的背景，但有人说他“貌似忠厚实则奸诈”，最终还是垮台了。其二，毛泽东主张发枪，一生戎马的毛泽东难道没有刘建勋高明，不会料想不到发枪之后的后果？其三，毛泽东直言不怕死人，这样的言论，出自毛泽东之口，虽然令人震骇，但也是他的真实想法的流露吧？
在刘建勋这一份写给中央的信中，他还专门提到了“叶县事件”，茫茫中原，多达108个县区，而当时人口也就50万左右的叶县却能被提及，叶县当年的所谓“四二四”事件波及之众、之广、之深，时至今日，还是让不少人心有余悸。此段文字不长，但对于我这个叶县人来说，却有着五味杂陈的况味难言。
刘建勋如是说：
所谓叶县事件，是叶县县委第一书记纪忠良同志和该县中学校长段发展的矛盾引起来的。段发展是地委常委段永健的外甥（他姓舅舅家的姓），“文化革命”初期，段发展带领一部分学生起来“造反”，发了一个告全县父老书，开始是造县委的反，这时他和纪忠良是对立的。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一致起来，都支持了二七公社，当时正是中央七二五表态以后，纪忠良同志被任命为县革筹负责人，成立县革委时，当了革委会主任。此时段发展成立了一个二七指挥部，自己当了头头。后来，他们俩又分裂了，段发展带了部分人占领了中学，和县革委对抗起来。
经过地革委多次调解无效，我们就想派部分部队去支左，一方面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叫部队去可能会解决的好些。我们根本没有给他们什么攻打据点的任务。这支部队最后确定由驻平顶山的炮二师担任，因为炮兵每个连的人数很少，所以就从中抽出相当于一个步兵连的人数去担任这项任务。因为军队调动要报大军区批准。此项任务是经过武汉军区批准实施的。部队一到叶县，段发展就跑了，树倒猢狲散，据点也就不存在了，根本没有发生武斗，几天以后，段发展在某县被群众抓住送到省里，在省里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去。以后叶县的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针对刘建勋的这段文字，纪登奎的批注是：关于河南揭发烟厂武斗、叶县武斗、开封武斗三个事件，我向中央写了说明。提请中央核查。我认为刘建勋说的对，这是河南纪委筹备组某些同志捏造的污蔑不实之词。胡（耀邦）总书记对我的说明说：中央不相信这些事。这不只是对刘、纪的，而且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时至今日，能拿出一件军队搞武斗的证明吗？
叶县事件，是一桩历史公案。刘建勋、纪登奎这样的文字追述，极为珍贵，也是一家之言，囿于各种局限，无法看到戴苏理、赵文甫等人的有关陈述，不知道在他们的有关文字中，对叶县事件又是一番怎样的陈述？
而刘少奇的骨灰保存一事，根据当事人回忆，刘少奇囚拘开封，完全是中央专案组通过驻在河南的一军，王新参与了其事，刘建勋并不完全知情。但1969年，刘少奇去世，其骨灰处理时，毕竟富有政治经验的刘建勋看得长远，他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并且特意关照，控制范围，派专人和有关方面接洽，严格保密，妥为保存在省委档案处。
刘建勋在1983年去世，纪登奎在1988年去世。他们在河南的是与非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接近客观吧？刘建勋在病榻之上，于1983年年初曾致信李先念，渴望一见，并再次表示“我回忆往事，相信自己决非戴苏理、赵文甫所说的那样，我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了的共产党员！”此前的1982年年底，刘建勋留下遗嘱，再次提及自己的评价问题：“我死之后，请雪峰、润生、杨珏、鲁笳、友九、惠如、登奎、辛初、子厚、陈兰等几位老朋友替我向组织上讲一声，向熟人、朋友们讲一声。如果有机会，请一定替我说句话，我决不是戴苏理、赵文甫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
刘建勋病重期间，习仲勋曾三次前往探视。刘建勋弥留之际，习仲勋与王鹤寿分别代表中央与中纪委前往看望并再次重申中央的明确结论。刘建勋的遗体告别仪式，秦基伟等一大批战友故旧前往送别。刘建勋的夫人陈舜英，也是一位老革命，出身福州世家，林家群星灿烂，显赫一时。陈舜英的妹妹陈舜玉、陈舜瑶，当年时称陈家三姐妹，闻名党内。陈舜瑶的丈夫是宋平。
刘建勋是党内有一定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主政河南十七年，是中央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河南大面积饿死人之时，临危受命，前往救灾，功德无量；文革十年，其地位虽不如纪登奎、苏振华、韦国清等人显赫，但在“文革”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大体上能够稳定局势，苦撑残局，1975年8月，领导抗洪救灾，更是身处一线，殚精竭虑；他主政期间河南所树立的红旗渠、焦裕禄、郑永和等典型，至今仍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