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从广义上讲，语言本身既是一种文化样式，又是文化的载体。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被视为文化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对文化语言学学科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他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以语词的涵义为切入点，联系人类学与社会学，跨越语言学、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领域，丰富了语言研究的内容，开拓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较全面地阐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资料丰富，角度新颖，见解独特，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关键词：内容感想评价价值
罗常培（1899——1958），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北京市人，满族。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对汉语音的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越有成绩，被学术界誉为“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大师。与李方桂和赵元任两位先生一起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代语言学家，其治学的广度和深度在语言学领域有着开拓之功。《马氏文通》产生到上个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词汇人文性研究的成体系、独立的著作只有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一书。语言和文化这两种现象都是人类社会现象中至为复杂的现象，要谈论这两种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显得更为错综纷繁。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一书的宏观结构安排颇具匠心、合情合理，专门论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涉及传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知识，又有对少数民族和西方民族语言的研究。从语言学研究扩展到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可谓新颖独特。在当时偏重于形式描写的结构主义研究为风尚的时代显得卓然而立，别具特质。《语言与文化》的价值就在于能使读者有所思，有所得，有所用。它虽不完美，但对今后的研究确有启迪。
一、《语言与文化》全书内容介绍
《语言与文化》曾于195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又于1989年由语文出版社重印，并被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系列”选入第三辑于2004年出版，现又有了北京出版社的最新版。本文所使用的版本由200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全书八章，，另有袁行霈先生为“大家小书系列”写的一个总序，还包含吴玉章先生1950年在该书的序言部分写的题词，即“语文发展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加深我们的研究”，此外还包含王均先生写的序言。涉及语言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如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等等。《语言与文化》一书是罗常培先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研究成果。罗先生于1938年辗转抵达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后，便利用云南少数民族多的条件，开展民族语言调查。自己调查，组织学生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语言与文化》一书附录四《语言学在云南》所列41项成果中，有17项是罗先生自己调查的。
全书正文部分只有八章，但每个章节的内容却异常精彩。第一章为引言。引言很短，却揭示出全书的精华所在，即尝试用语词的涵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引言中，引用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并且说明想从语词的含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内容分六段：第一、从此与的语言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第二、从造词心里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第五、从形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重要问题，作者想做的就是尝试给语言学和其他学科搭起一座桥梁。
第二章为“从语词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罗常培以自己深厚的中国“小学”功底释例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语言学材料，比如英语的“pen”“window”，汉语中的“纸”“家”等词，从语源学的角度并结合文化背景对每个所引词探讨其本义，正如书中所说“从原来的本义转变成现在的意义，而把本义整个遗失，这期间一定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本章结尾还提出了“语言学和社会学可以交互启发”的观点。
第三章为“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本章列举了许多语言里的习用词或俚语来探讨该民族的造词心理和该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很多语言的习用语或俚语中，我们可以窥探出造词的心理过程和民族的文化程度。例如，云南昆明的倮倮叫妻子“穿针婆”，发怒叫“血滚”，伤心叫“心冷”，欺负叫“看傻”。在初民社会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因为超过他们所嫩解答的范围，也会发生一些神异的揣测，倮倮叫冰“锁霜条”，福贡的傈傈族叫虹“黄马吃水”。这些族语里不明方位，前者叫东方“日出地”，西方“日落地”，后者叫东“日出洞”，西“日落洞”，北“水头”，南“水尾”，在这些民族中保留了古代人民在不了解自然时的懵懂与敬畏。
第四章为“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本章结合中西方文化交通史的佐证来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本章列举了“狮子”“师比”“璧流离”“葡萄”“站”“八哥”“祖母绿”等借字，结合《史记》《汉书》等史料，并结合汉学家伯希和、沙畹等人的研究资料来论证此观点。在此基础上，还总结了近代汉语里的外国借字的四个类别，即“声音的替代、新谐声字、借译词、描写词”。此外，还列举了中国文化产品“丝、瓷器、茶”的传播。通过对语言借字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的接触和影响。这种语言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在1986年游汝杰和周振鹤两位先生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得到很好体现。
第五章为“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本章结合历史地理学和语言学，列举了英国西部有好些地名都含有克勒特语的成分，并通过中国的地理沿革来探讨古代民族交通和融合的踪迹。此外，作者通过侨置的州郡县名和历史志书等历史材料，从语言学的视角寻找问题的答案。
第六章为“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本章结合姓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宗教学和语言学，列举了很多姓氏并进行论证分析，以探讨民族的融合和宗教信仰。此外，还举了父子连名制并认为它是藏缅族的一种文化特征。
第七章为“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本章立足于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罗维的《初民社会》，通过列举云南昆明近郊的彝族、云南贡山俅子和菲济人、维达人等民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该民族的婚姻制度，这是语言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有机结合。本章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极有见地的观点：“民族中的亲属称谓颇可作为研究初民社会里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佐证，不过，应用它的时候，得要仔细照顾到其他文化因素，以免限于武断、谬误的推论。”
第八章为总结。罗常培先生提出了自己在语言与文化研究中的四点归纳、三个建议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学的两点理由。在这一章里面,作者将前面七章中对具体的语言现象和相关的社会文化所作的分析作了理论上的升华,提出了“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是跟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演变的,所以应该看做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和“语言不是孤立的,是和多方面联系的”的重要观点,并且指出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参照作用。
除了上面的八章正文以外,《语言与文化》还包括(除了上面提到的吴玉章题词和一则吕叔湘的简短的<再版前言>之外)三篇序文和四项附录。三篇序文为邢公蜿写的再版序,陆志韦原来为该书第一版写的序,和作者的“自序”。
二、对《语言与文化》一书的感想及评价
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1979年的一次纪念罗常培先生的会上说过：“有人说罗先生是‘继往开来’，我认为‘继往’不难，难在‘开来’。他的成就是划时代的。用语言学理论指导语言研究以他为最早，当时这是新的道路。”（邢公畹，1989）罗常培先生以深厚的中国“小学”功底转到语言学理论研究，在方言学的基石上转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从语言学的研究转为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因此，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刮起的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热潮中，大多文化语言学学者把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一书称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时至今日，仍不乏研究《语言与文化》一书的论著和论文，譬如徐大明的《联系社会来研究语言——重读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胡明扬的《罗常培先生〈语言与文化〉读后》等。我想该书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作为中国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罗常培在书中展示的联系社会文化研究语言。全书展现了他联系社会来研究语言、以发展的眼光看语言、语言研究服务于社会、语言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结合的特点。而这些在当前的语言学研究中，最全面地体现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上面。这在当时的中国语言学界是开创性的做法。但是客观看来，在当时条件的局限下，《语言与文化》一书还是有其不可避免的不足。第一，它主要强调语言受到社会的影响，包括社会的变迁、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等对语言产生的作用。也即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还没有延伸到后来的文化语言学主--张的那种广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第二，本书研究的词汇主要的是非基本词汇，对它们的语言文化意义的研究也比较狭窄。而至于词汇的结构形式和词义的系统、词义成分的合成、词义义聚的各自发育程度，以及词形与词义的独特表现形式，都还没有注意到。第三，本书对语言文化意义研究还处于个别的、零星的状态。没有立足于词语构成来看文化因素。在对语言的考查中，语言文字的文化意义还只是作为一种参考的因素，没有成为语言学的专门研究对象。第四、罗在研究中也强调了加强语言与文化联系的必要性，并且做出了一些努力，但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提出来。至于到了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更倾向于把语言的文化意义作为一种为描写语言形式的补充，而不是把它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因而，也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体系。
三、《语言与文化》一书的方法和价值
《语言与文化》一书作为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在宋永培、游汝杰、周振鹤、邢福义等先生的论著中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外，罗常培先生和赵元任先生还被称作“社会语言学的开拓者”，因此，许多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学者认为《语言与文化》一书为“社会语言学的开山之作”。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语言与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语言是表达和反映思想的工具，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反映着文化。语言具有民族性，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罗常培先生以深厚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功底，积极吸收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姓氏学、宗教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对语言、文化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试图“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种新的思路。他及时地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开了在中国联系社会文化研究语言的先河。而我们要学习的正是他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所表现的出来的勇于接受新事物、开创新事物的精神。
参考文献：
【1】陈章太,1998,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载:刘坚(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3】徐大明.联系社会来研究语言——重读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J].当代语言学，1999，（3）.
【4】罗常培著，胡双宝注.语言与文化（注释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