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木子美害了我
――在张秋林社长身边工作的日子
安武林
2003年的秋天很美，预示着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虽然身处工厂，在大西北的大型企业里面，但我却沉浸在无边快乐之中。安静阅读，潜心写作。我的儿童文学的书评，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中华读书报》和《中国图书商报》频频发表我的书评作品。尤其是《中华读书报》的成长版，给我开了一个“经典重读”的专栏，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我记得，当时，我在《中华读书报》开专栏，梅子涵教授在《中国图书商报》开专栏。后来，在上海召开“花衣裳”作品研讨会的时候，我与梅子涵的弟子――他的研究生们――在一桌吃饭。他们问我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我在汽车制造厂工作，竟然无一人相信，而且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一天夜里，我接到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编辑、儿童文学作家彭学军的的电话。
彭学军说：“安武林，你给我们社长回个电话，他找你有事。”
我说：“哈，不就是写书评吗，你把书给我就行了。”
彭学军着急了：“你一定给我们社长回个电话，他找你还有别的事！”
张秋林社长找我有什么事呢？我心里猜不透。除了儿童文学作家圈内的朋友和出版社编辑以及少儿期刊编辑找我之外，社长这个级别的人找我联系的，张秋林还是第一个。我不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但彭学军――这个老朋友的面子――我一定要给的。况且，她很焦急，看来张秋林社长真的找我有事。
我拨通张秋林社长的电话。听到张秋林社长的声音，我吓了一跳，他中气很足，热情，老朋友一般。真诚，大气。
张秋林社长表达了几个意思，一个是表示感谢，我给二十一世纪所写的书评。第二个意思是很欣赏和喜欢我的书评。第三个意思是想邀请我去南昌走走，上庐山看看风景，那里很美。第四个意思，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指导工作。前面三个意思，我很高兴，第四个，我觉得张秋林社长很谦虚，很虔诚，真的希望我能认识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那时，我还不在出版界，对出版界不甚了解，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书，让我感到非常喜爱。我觉得这个出版社极其重视少儿文学出版，而且出版了不少优秀的图书。虽然没有见过张秋林社长，但我觉得这个人是个优秀出版人，很有锐气，能做大事。
印象深的图书有他们最初出版的那些绘本，以及德国版本的儿童文学图书，比如《毛毛》，《鬼磨坊》，日本幻想文学丛书。我给其中不少的书都写过书评。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恐怕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是第一家大规模做绘本的出版社了。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正大张旗鼓地推出“大幻想文学”。后来，中国少儿出版界对幻想文学的重视，我以为也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首功。张秋林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总是走在最前面，敏锐地捕捉前瞻性的出版亮点。可以说，他们是最有开拓精神与探索精神的。
我欣然应诺。
我拉了一个大箱子，大箱子里装满了打印的卡尔维诺的小说以及评论资料。火车很慢，我看完一页，就向窗外扔一页。那白色的打印纸，犹如蝴蝶一样，表达的都是我对卡尔维诺的敬意。从西安到南昌，陪伴我的是卡尔维诺的文字。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之一。非常有趣的是，这也是我和翻译家、西方儿童文学史研究专家韦苇先生和我结成忘年交的原因之一。那一年，在青岛，我们相遇，一谈起卡尔维诺两人都兴奋不已。韦苇说：“哎呀，我终于找到知己了，我和人家谈卡尔维诺，人家都不知道，没读过。”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到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好家伙，新盖的大楼让我惊叹不已。我心想：“张秋林真能干。能在这里工作生活，该多舒心呀！”
到了张秋林社长办公室，他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一般。我觉得很温暖，觉得张秋林这个人很有亲和力，很有感染力。
他的笑声那么坦荡，没有半点的虚伪做作。我甚至都怀疑，这是出版人吗？简直就是江湖大侠，性情文人。没有人不喜欢这样的人阿。我心里感叹。
他开始谈我，很多事情他都了如指掌。我惊诧，他怎么知道的？
他很得意地说：“看看这个！”
他拿了一沓打印的资料，呀，全是我写的书评以及其他资料。看来在我来之前，他是做足了功课。
我的书评，他是很了解的。而我的人，则是他在北京与那些大牌们吃饭的时候，听他们聊我，开始暗暗注意的。多年后，我到北京，依然受到北京儿文界老前辈们的关怀和提携。我很感动，也很感恩。一个人的成长，总是离不开许多人的相助的。假如没有北京那些老师们的美言，张秋林社长也不可能注意我，更不可能留下什么好印象。
张秋林社长知道我喜欢书，就拿出他们出版社精美的书目说：“武林，你喜欢的，圈出来，我给你打包寄回去。”
我拿着钢笔，眼花缭乱，知道的，喜欢的，圈住。不知道的，还要沉思一会儿。张秋林社长一直站在我旁边，认真地盯着我在圈什么书。也许，他看出我很犯难，犹豫，也许，他看到我把优秀的图书漏掉了，所以，他自己说：“武林，算了，我来帮你圈吧。”我心花怒放，很乐意啊，这些书他最清楚了。
张秋林社长圈得很快，他每圈一下，我就剧烈地心跳一下。因为，我感到已经很多很多书了，一个箱子估计都装不下了。后来，收到书之后，我才知道是足足两箱，基本上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所有优秀的童书都送给我了。
张秋林社长突然抛出一句话：“武林，你搞儿童文学创作，也搞评论，呆在工厂好像环境不好吧？”
他的一句话，戳到了我的致命处。似乎心中隐藏的秘密，一下子被他窥破了。
我无语，心中无限感慨，但不知从何谈起。大学毕业，我的理想工作是出版社，杂志社，报社，却不料被不可更改的指令计划分配进大型国有企业，而且是机械制造业，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一个隐痛。毕业前夕，我做了种种努力，都无法改变计划，含泪告别了大学校园。
进了工厂，做了秘书，但我发现我书生气很浓，根本不善于和人交往。所以，埋头读书，写作，把自己封闭起来。我成了家，有了孩子，更不敢轻举妄动。那些年，西安的很多期刊和报社想让我去工作，但考虑到自己实在不善于和人交往，前景暗淡，所以不愿意离开工厂。我喜欢稳定，不喜欢动荡和漂泊，缺乏闯劲。
我轻微地叹了口气，没想到被敏锐的张秋林社长观察到了。
他笑着说：“武林，你干脆加盟我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吧，这里有你的用武之地。”
我半信半疑地打量着他，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我试探性地说了一句：“我在西安，来南昌太遥远了啊。”
张秋林社长说：“不是来南昌，而是去北京。北京我们有个文化公司，叫东方幼狮文化公司，我们想邀请你去那里工作。”
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张秋林社长邀请我来出版社，邀请我去庐山看风景，真实的目的是想邀请我加盟他们出版社。但参观出版社，去观赏庐山的风景也是真的。他是个重守承诺的人，也是个爽快的人，干脆的人，做事情不喜欢拖泥带水。但我发现，他这个人集南北方人的优点为一身。北方人的豪迈，热情，南方人的精细，智慧，在他身上结合得很完美。这是个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唯美主义者，而且是个开拓者。
说实话，他这个人的品格，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这个品牌，有着深刻的、不能拒绝的诱惑力。我动心了，但是考虑到种种难处，又有些犹豫。因为我在陕西工作，不想辞掉，太太和孩子都在工厂里，所以我顾虑重重。
张秋林社长考虑的很周到，也很体贴。在管理上，也是人性化的管理。他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不用你天天去北京上班。你一月在北京呆半个月，在你的工厂里呆半个月。有网络的，有些工作你在家里都可以完成。”
难为他考虑得如此周到，这个时候我就无话可说了。说实话，一个管理者能有如此的胸襟，实在罕见。
张秋林社长给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是他的那张国字脸，很端正。虽然是中等个，但自信满满。他是那种喜欢冒险、喜欢迎接挑战的人。既有幻想的热情，又有实干的魄力。我最钦佩的，还是他的激情。他永远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激情是活力的证明，是透明和清澈的人格的证明。他有智慧，但不屑于耍小人的那种小聪明。
我在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北京东方幼狮文化公司的职务是副总编辑，总编辑和总经理、以及董事长都是张秋林担任。当时还有一个副经理周士达，他曾担任过《大灰狼》画报的主编，是做美术出身。其他的人员在我工作期间都有更换，名字记不得了。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之前，班马曾在这里作过，我等于是做班马那一块。我的任务是负责北京这个公司的审稿工作。
我接手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负责与一家公司合作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养生方面的，一本是娱乐方面的。我刚去，不适应，还不能进行角色转换。记得自己曾经大发了一通脾气，批评人家文化公司，说垃圾书全是你们这些人做的。人家心急火燎的等我审稿，着急出版，我却把人家骂了一通，也不着急。心想：这样的书，我就不喜欢，爱出不出。副经理周士达在旁边微笑，也不敢劝阻我，但他肯定会如实向张秋林社长汇报的。这本来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后来，张秋林社长到北京后，很显然知道了我在这里的表现。他哈哈大笑，但没有批评我。他只是笑咪咪地、委婉地说：“武林呀，你现在在出版社工作了，不能用作家和评论家的眼光看稿子。你要转换角色，以出版人的眼光看。”当时，我很不理解，我只知道我的态度过于粗暴，过于不礼貌。
我很喜欢加拿大作家科曼写的布鲁诺和布茨系列幽默小说，我以为这是世界幽默校园小说的经典之作。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很久以前出过，张秋林社长听说我很推崇这套书，就让我重新改造这套书。周士达副经理做美术编辑，我做责编。文字部分我负责，插图和设计由他负责。也许，每一本书都有每一本书的命运吧。好的东西不一定畅销，畅销的不一定是好东西。我不知道很多年以后这套书的销售业绩如何，但我所知它的确是一套很优秀的图书，而且是作家十多岁就写出来的，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畅销了很多国家。这套书，是我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经手精心编辑的。
在北京，我常常喜欢和这边公司的人聊天，我最喜欢打听张秋林社长的一些往事。的确，我知道了不少事，知道他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有过不少传奇性的经历，但我最钦佩的还是他以德报怨的人格魅力。胸怀大，气量大，有容人之量。很多年过去了，但我从来都没有和他交流过这些事情。我听说他脾气很坏，有时候，但我从来没见过。尽管我做得有些事情他并不满意，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粗话。周士达副经理也感慨：“我们秋林社长对你真好，要是我们做了你这样的事，那还了得，他不臭骂我们一顿才怪。”
有一次，张秋林社长到北京来，刚下飞机，就直接奔公司来了。我看到他的包里面鼓鼓囊囊的、沉甸甸的，就好奇地问他：“张社长，你包里是什么东西呀，那么沉。不会是金砖吧？”他一听就乐了。他说：“武林，是稿子，我在看稿子，一部很不错的稿子。”说着，他从包里取出来那部稿子了，打印的。我现在还记得他审的那部稿子的名字《蔷薇之恋》。我很吃惊，当时以为出版社所有的社长都看稿子。现在我明白了，其实，真正看稿子的社长，在全国恐怕也没几个。张秋林社长真是个工作狂！
我到北京的公司以后，除了负责具体的审稿工作之外，张秋林社长把出版社负责宣传这一块的业务从发行那里并在了我的手上。他很器重我的书评。他有一次说：“武林呀，我对你的考核，只有一个，那就是每月给咱们出版社的好书写一篇书评。”在2003年，我就知道张秋林社长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非常重视产品的营销和宣传。我以为，出版社做书，和其他行业的买卖没什么区别。你不仅要会做，而且要会吆喝。这只是个通俗的比喻。
有一天，张秋林社长来到了公司，我正埋头工作，他拍了我一下肩膀，我才发现是他来了。他满面春风，兴冲冲地对我说：“武林，这一次咱们可逮住了一条大鱼！”我问：“啥大鱼啊？”他说：“咱们要做一本畅销书啦，木子美的！”我问道：“木子美是谁？”张秋林社长笑了：“呀，你连木子美都不知道啊，查查百度！”我一查，好家伙，网上关于木子美的信息和资料以及文章雪片一样。这是大名人呀。我赶紧看了看木子美的日记，一方面为她的大胆和开放钦佩，另一方面又为她笨拙的文字表达感到惋惜。心想：“还不如贾平凹的框框框呢。”人家贾平凹把那假的事情写得像真的一样，木子美却把真的写得像假的一样。一句话，文学水平和文学修养都不够高。不过，我感觉这个书一定会火。我为张秋林社长高兴，分享他的喜悦。不过，我还是有些不理解。我私下里对周士达副经理说：“咱们少儿社做这个，总有点不伦不类。”周士达副经理说：“秋林社长压力大呀，盖了楼，宿舍，贷了不少款。他想做畅销书，缓解一下经济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特别理解。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谁让他是社长呢？他身上的担子肯定很重。
2003年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刮的呼呼作响。我在北京公司楼前的护城河边走过，摇摇晃晃，感觉都要被风刮到河里去了。我都不敢靠着河边走。木子美的《遗情书》印刷出来了，还没有向新华书店铺货，网络上不利于这本书的各种言论风起云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式。我很不以为然，觉得木子美的书，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责编彭学军是儿童文学作家，她会允许特不干净的文字出现在书里吗？我当时愤愤不平，想写篇文章挺一下《遗情书》，被张秋林社长拦住了。他说：“武林，千万不可，人家说什么都可以，你什么都不要说。你是咱们出版社的人，你说了会授人以柄的。”其实，我连这本书还没看到呢。出版社把这一批书全部封住了，并未下发。
那些天，张秋林社长隔三岔五就往北京跑。据说，事态很严重。他很憔悴，眼睛都红了，眼角上经常有彻夜未眠的分泌物。就连笑，都是苦笑。看样子，此关难过。有一天，他红着眼睛找我，对我说：“武林，你有没有需要报销的东西，赶紧，我给你报一下。否则，换了社长，我就处理不了了。”我知道，这已经是曲尽人散的时刻了。我心里万念俱灰，太突然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我还正打算跟着他好好干一场呢，没想到，几个月，就要分手了。
在分别的那一刻，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他送我一本《遗情书》，以做纪念。
他特意给我带了一本，这已经是禁书了。
我们相对无言，感情复杂，无比沉重。
我告别了北京，告别了张秋林社长，告别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无限的惆怅。
事隔数年，我在北京碰见我一个同学。她问我：“你来北京，怎么又回去了？”我开玩笑说：“还不是木子美害的。间接受害者。”同学哈哈大笑说：“她现在是我的同事哎！”
我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工作尽管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但我觉得是幸福的，快乐的。而且，对我的人生和职业生涯，都是一段难忘的回忆。珍贵。
张秋林社长是把我带进出版圈里的人，这也算是知遇之恩。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给我一个平台，也历练了我。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一路风雨，能有今天这样的辉煌，我想我能知道其中的一些奥妙，而且我也是一个见证人。
感恩，祝福，关注，惊喜，再创辉煌，未来，这一切都是我献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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